历史的真实──驳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的回忆》第二部·第六章〔文/徐涛吴旭君〕　-- 繁星读书网


	历史的真实

──驳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的回忆》

文/林克徐涛吴旭君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12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辑 2016年05月26日

第六章　我们眼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李志绥的“回忆录”写了不少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之间的事。这当中，除了从这些年来别人发表的回忆录中抄了一些之外，他造了许多谣，既诽谤毛泽东，又刻意攻击中共其他领导人。我们只举一个例子。

　　1、毛周之间

　　李志绥在“回忆录”里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因人数有二百五十多万，已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周恩来提出，让红卫兵分别排在天安门前东西横贯北京的长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环路上。毛则乘敞篷吉普车巡行检阅。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着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丝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

　　吴旭君对这件事十分清楚，她当时就在现场。李志绥所说的“接见红卫兵”、“北京市大地图”、“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周“跪在地图前”等等，全都与事实不符。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文革”期间，有一次周恩来和汪东兴把一个重要的建筑工程图拿给毛泽东看，并不是检阅红卫兵的路线图，地点是在中南海室内游泳池，不是在大会堂一一八厅。因为那张图太大，大约有两米多长，一米多宽，桌子上放不下，就打开摊在地毯上。屋子里光线不够亮，毛泽东、周恩来、汪东兴三个人都蹲在地图边上看。吴旭君把大厅的电灯都打开了，但光线不集中，还是看不清楚。她立即跑去值班室拿来一个手电筒和一个放大镜。吴旭君站在毛泽东的身后，打开手电为他们照亮。谁也没有跪着看。“回忆录”中说：“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着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这全是按照毛泽东嗜好吸烟这一生活习惯编织出来的，但是他们编错了。

　　毛泽东边看边听，一只手拿着放大镜在地图上移动着看，因为太胖，蹲着看很吃力，就用另一只手撑在地图上。当时屋内加上吴旭君一共只有四个人，李志绥不在场。李说的那些话是对周恩来的侮辱，对毛泽东的中伤。

　　我们问了当事人之一的汪东兴。他说：“当时给毛主席看的是一个工程图，不是路线图。由于那张图很大，桌子上摆不开，只好铺开在地毯上。起初毛主席和周总理并排坐在沙发上，随后都蹲在地图边上看，总理边指着地图边介绍，主席边听边看地图，有时看不清还用放大镜来看。我当时在场，我们都蹲在地上看，没有人跪着。李志绥的目的是为了诋毁中国领导人，侮辱周总理。”

　　对毛周之间的关系，我们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所看到、所听到、所亲身经历的，与李志绥说的完全不同。周恩来尊重和爱护毛泽东，毛泽东也尊重和爱护周恩来。

　　周恩来对毛泽东很关心，他常到中南海游泳池来开会，每次看见吴旭君几乎都要问：“主席身体好吗？睡觉怎么样，吃饭好吗？”等等。就是在“文革”时期，周恩来日夜连续工作，身体十分劳累时，仍然非常关心毛泽东的健康。一九七一年毛泽东病重，那一年第一次成立的医疗组，就是在周恩来的关心下组织的。他亲自到医疗组的住地，了解毛泽东的健康情况。

　　一九七二年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以后，原来的重病经过治疗已大有好转。周恩来到游泳池和毛泽东谈过话以后，看见吴旭君，对她说：“吴旭君同志，毛主席这次重病治好了。你非常辛苦，为党做了不少工作，现在我代表中央向你表示感谢。来！我们合个影留作纪念。”他就在游泳池的值班室单独和吴旭君照了相，也和其他人照了一张集体相。

　　毛泽东经常接见外宾，为了避免过多过强的灯光、闪光灯等对毛泽东眼睛的刺激与损害，周恩来找了新华社等有关部门研究并改进了灯光与照明，既不影响摄影时光线的亮度，又避免对毛泽东眼睛的强烈刺激。他为毛泽东考虑安排得这样细致周到，我们工作人员都很受感动。

　　毛泽东对周恩来一向很尊重。周恩来要来谈话，毛泽东总是立刻同意。即使他正在卧床办公或读书（这是毛的习惯），他也要从卧室里出来，到大厅内见面和交谈。毛泽东有事要找周恩来，叫吴旭君去打电话，每次都要嘱咐她一句：“先问问总理是不是睡觉了，如果睡了，不要叫醒他，等他醒了再说。”而周恩来有事打电话到毛泽东处时，每次总要先问：“吴旭君同志，主席今天睡了几个小时？”然后说：“请你报告主席，有这么一件事……”

　　关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王海容有这样一段回忆：“周总理和尼克松去上海进行会谈，签订《上海公报》，我也随同到了上海。尼克松离开上海以后，我接到护士长吴旭君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她说：‘你们什么时候回北京？主席让我告诉你，要组织五千人的队伍，在北京机场欢迎周总理的归来。，这一次毛主席安排了五千人欢迎的盛大场面，说明毛主席对周总理在中美会谈、执行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所取得的满意成果，极为重视。”

　　根据我们对毛泽东长期的接触，感到他总是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尊重别人的人格。他历来反对人有高低贵贱之分。这是毛的思想性格中的一个突出而鲜明的特征。

　　而在李志绥和“回忆录”的其他几位参与者的笔下，毛泽东被歪曲成了什么样子？周恩来被歪曲成了什么样子？毛周关系被歪曲成了什么样子？

　　毛泽东从来不在背后议论其他中央领导人，从来不向身边工作人员谈论中央的人际关系、中央领导人之间的不同意见等。他绝不可能跟李志绥谈这类内容的活，凡是身边工作人员都了解这一点。

　　2、撤消保健局与刘患病无关

　　李志绥同“回忆录”的其他作者们，利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挖空心思地编造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造了许多谣，诬陷毛泽东。我们想从保健工作这个方面谈一些重要情况。

　　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在一九六四年的春夏之交的时候，保健局给刘少奇检查身体，发现有肺结核病。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让我先向毛透露一下刘少奇的病情，看看毛有什么意见，再写正式病情报告。毛并没有表现吃惊，说话时，他的眼光露出怀疑和一丝幸灾乐祸的神色。毛说：‘有病嘛，就休息，由医生治疗就完了，何必大惊小怪。这事不干你的事，你用不着搅进去，由他们去搞。’但刘的病反而促使毛迅速采取攻势。……毛做了一系列与高级领导的保健工作相关的批示，命中央卫生部撤销保健局，高级干部不准有专任医生，取消保健工作。”

　　还说：“毛一得知刘少奇患了肺结核后，便立即撤销保健工作，我奉命不得参与，也始终不清楚刘后来的治疗情形。但我知道毛真正目标其实是刘少奇。”这统统是李志绥等人捏造的。

　　撤销保健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同刘少奇患肺结核病有什么关系？让我们听听几位重要当事人的说法吧。

　　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说：“刘少奇原来就患有肺结核病，后来好了。一九六三年四五月间，他出访印尼、缅甸、束埔寨、越南四国，因过于劳累，肺结核病复发。七八月间去北戴河休养了一段时间，到一九六四年就好了。”

　　刘振德还顺带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有一次毛主席游泳，见到王光美同志，问她：‘少奇同志的肩周炎好了没有？’王光美说：‘还没有好。’主席说：‘开完会休息休息吧。’庐山会议后，少奇同志就去海南岛疗养，病情大为好转。”

　　顾英奇（曾任卫生部副部长）说：“卫生部撤销了保健局，但设立了直属医疗处，成立了北京医院第二保健办公室，又称中南海保健组，这个改变并没有影响对任何一位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李志绥书上说其他领导同志的保健医生都撤销了，只有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未撤，这根本不是事实。其实中央主要负责人的保健医生都有，只不过改换为北京医院第二保健办公室。”

　　我们认为，毛泽东提出取消保健局，主要是着眼于医疗工作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在他看来，这是涉及中国医疗工作的一个根本方针问题。

　　吴旭君记得，有一次毛泽东问她：“我的医疗关系归哪里管呢？”

　　吴说：“你的公费医疗关系归北京医院。”

　　毛又说：“听说李敏、李钠有病也去北京医院看？这就不对啦，北京医院是为我们这种‘老爷，看病的，我的孩子们有病也去北京医院看，这不是搞特殊吗？连她们吃饭，我都让她们到东八所你们那个大食堂去。我看这个问题得解决！”

　　我们的理解，毛泽东那时是强调不要搞特殊化。他有几次不高兴地提到过应把北京医院改名为“老爷医院”。还说过“保健工作不要学苏联那一套”，“北京医院应该向群众开放”。

　　汪东兴说：“毛主席对医疗卫生工作曾发表过多次谈话，他的精神是对医疗卫生工作不断改进，使它面向大众，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绝不是针对哪个人的。李志绥的这些话是造谣。毛主席对人从来不是那样。对有病的同志无论是中央领导，还是身边工作人员，总是关心和同情的。”

　　事情已经很明白了。撤销保健局同刘少奇的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一个是在一九六四年，一个是在一九六三年，而且一九六四年刘少奇的病已经好了。李志绥生拉硬扯地把它们搅在一起。有了知情人的证言，用不着多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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