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戚本禹 2015年08月01日　来源：红色参考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辑

　　1950年5月，组织上分配我到中南海的政治秘书室工作，那年我十九岁。

　　政治秘书室的全称叫：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党的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后来的中央常委会）政治秘书室，主任是师哲，副主任是江青、田家英和彭达彰。秘书室主要是为毛主席服务的，毛主席常把它称为是“我的秘书室”。

　　师哲当时又是主席的俄文翻译。建国初，主席要看大量的来自苏联的文件，所以师哲的工作非常繁忙。很少管秘书室的事，也不常来。江青倒是来，也管事。像反映类和控告类的信件她都看，有时还来参加秘书室的室务会议。凡是她到会的时候，田家英总是请她先讲话。田家英跟我们说，江青是我们秘书室的首长。刚开始时，我在会上发言，看到有那么多大人物在场，难免有些紧张。江青轻声地对我说：小同志，别着急，慢慢讲。我对江青的初始印象挺好。

　　那时，我工作证上的职务栏里，写的职务是见习秘书。领导上给我的任务：一个是阅读北京和华北、东北地区的报纸、刊物，把里面重要的内容做成摘要，呈送给毛主席看。再一个是阅读处理各地群众还有民主人士写给毛主席的信件。我负责处理“控告类”的信件，就是控告各级干部的，那时这类信件并不多，一个月也就一、两件。但比较重要“反映类”的信件是李公绰管的，这类信件比较多，是反映群众对一些政策的意见的。有时他看不过来，我也帮着看一部分。数量最多的，是“求决类”信件，即要求解决各种个人问题的，如工作、学习、治病，等等。

　　秘书室呈送给主席的信件和文件一般都是先给江青，由江青决定怎么处理。江青是在菊香书屋前面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办公的。当时，秘书室送、收文件，主要是王象乾负责的，有时我也去送过。后来江青去苏联治病疗养，呈给主席的信件和文件就由田家英来负责处理了。

　　江青和毛主席的英雄情结

　　田家英看我喜欢学习、看书，加上我做的报刊摘要和呈送的信件常受到主席的批阅，就叫我协助他一起做毛泽东选集的校对工作。

　　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参与其中。而具体的工作则是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在负责。先由人民出版社根据毛主席和中央相关领导审定的编目，印出入选文章的清样，我们把清样分送给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审阅修改。然后，田家英和我就要对经过修改后的清样作反复校对。田家英跟我说，清样虽然印出来了，但有些文章并不是根据原件印的。所以，要我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那时还没有中央档案馆）那里，找原件作校对。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保留下来的主席手稿很少了。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都是发表在1920年代的《向导》等杂志上的，手稿早已佚失；那些原版的杂志，就是最原始的文件了。而像《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原件就是在当时用手刻、油印出来的本子，那很可能还是当时的中央苏区或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刻印的。

　　然而，毛主席在1938年写的《论持久战》，却保存有原始的清样稿。清样稿上除了有毛主席用毛笔改的字迹，还有许多地方是用钢笔书写的。在钢笔书写的字迹上，主席又用毛笔再作了些修改。我回来问田家英：主席不是很少用钢笔写字的么？田家英告诉我：那钢笔字是江青同志写的。多年后，我把这事当面向江青提起过。江青跟我说：那篇文章，可是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对抗日战争战略、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认真研究的心血结晶啊。主席在那篇文章里所预见的事情，后来都被历史证实了。这篇文章，对整个的抗日战争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就是在国民党那里，产生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全神贯注，竭尽了全力的。那时主席很容易发脾气，你不能对他有任何干扰，稍微影响了他的思路，他就会骂你，而平时主席是从来不骂人的。为了集中力量写东西，他连吃饭都是食不知味的，有时刚吃了一口，想起什么来，就马上放下，又去写了。所以，饭菜常常是冷了又热，热了又冷。你送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后来江青就想了个办法，把小米粥熬得很薄，把菜切得很碎放在粥里，让他把饭菜放在嘴边就能喝下去。江青说：有时主席还叫她在办公室门口守着，不让人进来。一些高级干部来了都不见，人家还以为主席是生病了。江青在那里挡着，说主席在写东西，不让任何人打扰，有事找谁找谁去。有时，可能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碰到了困难，主席就显得很烦躁，甚至会全身发热、冒汗，她就赶紧拿着毛巾给他擦拭。有时写着写着，手上也发热了，她就设法找来些恒温的凉石头，让他放在手上握着，用来降温。江青说，那时她守在主席边上根本都不敢说话。看到主席写好一段，就赶紧过去帮他抄写整理好；有的地方，要按他的指点抄写清楚。她听说，主席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是贺子珍照顾他的。

　　一个山东的小女子，在我们国家和民族处在最危急的关头，来到了人民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去照顾他，不但照顾的那么好，还帮助他整理文稿。我作为她的乡人，感到非常光荣。

在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江青和女儿李讷

　　江青还跟我说：“人家老说是主席先喜欢上我的，其实是我自己先主动去找主席的。我早先就听说，主席的夫人对主席不好，后来又离他而去，主席一个人生活没人照顾。我就想要去照顾他。”她说，她多次听过主席做的演讲，看过主席的很多文章，觉得主席才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是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大英雄。她那时有着强烈的英雄情结。她说，她记得很清楚，1938年的春节，是阳历1月31日。那天，主席来看她和阿甲主演的《打渔杀家》。阿甲很会演戏，他在舞台上尽量把自己的身体压得很低，来衬托她。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到后台来看他们，并和他们交谈。这是她第一次和毛主席直接交谈。她说，你不知道主席在和你说笑的时候，那种魅力是她从来都没遇到过的。她当时就觉得，自己可以为他去献出一切。甚至为他的一个微笑、一个鼓励，去生去死，去完成自己革命的天职。她当时就觉得，她就是属于主席的，而且主席也一定会是属于她的。我问她，你怎么就那么自信呢。她说，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个想法，但冥冥中似乎被一种巨力所吸，把她吸引到主席这边来了。她当时就想，自己这一辈子，就是主席的人了。加上那时主席又已经与贺子珍离了婚，她说：这是老天赐给我的机会。这以后，她就自己找到主席那里去。一开始，哨兵拦住不让她进去，她就在门口一直等。哨兵没有办法，只好进去报告主席，主席马上就叫她进去了。江青说，她帮助主席把《论持久战》整理出来以后，就被委任为中央军委秘书。她说这是她在中央机关的第一个职务，也是她一生中最感到光荣的一个职务。江青说，她第一次和主席同居是在1938年7月，她记得那天正是党的生日。那时，党内有许多人反对他们的婚姻，特别是张闻天、项英两个反对得最厉害，说主席怎么和一个戏子结婚。主席很生气，就对他们说：我是学孙中山。到了8月的时候，贺龙从前线回来，嚷着要主席请客喝酒。这样，大家才都知道了这件事。

　　后来，毛主席转战陕北时，整个九支队（党中央机关的代号）就是她一个女同志。她跟我说，她青年时代崇拜法兰西的女英雄贞德，她要以她为榜样，跟着主席转战陕北。她说：“我就是死，也要和主席死在一起。”江青说，那时候主席在生活上，大多是她来照顾的，主席一边要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一边还要牵着胡宗南三十万大军到处转，以给中原战场减轻压力。整天都是行军、转移。跑到一个地方，只能到老乡家去吃顿饭。每到一个地方，江青都要自己亲自去为主席安排吃的。当时陕北粮食很少，只有黑豆，吃下去不消化，江青就用手把黑豆一点一点地揉碎，然后煮成粥给主席吃。那时江青的身体也不好，人很瘦，她自己都觉得很困难了，但仍然全力照顾主席。她说：我牺牲了，那只是一个小数，而主席则关系到全国大局。她要想尽一切办法来保证主席的营养和健康，同时她还要协助主席的工作。像《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重要的文章，就是由主席口述，江青记录整理，然后主席在江青记录的稿子上再作修改的。后来到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主席写的一些电文也是由主席口述，江青作记录的。

　　从我后来和主席的接触中，我觉得，江青所以能受到主席的青睐，主要是在中华民族存亡系于一线的危难时刻，她能千里迢迢从大城市上海跑到山沟沟延安来参加抗日。不仅江青，还包括和江青一起来延安的电影明星陈波儿，还有作家丁玲等。主席认为，她们都是民族的女英雄。毛主席特别喜欢历史上的秋瑾、李清照、花木兰这些人，特别是秋瑾，主席对她的评价很高，他专门跟我们说过。他很喜欢看秋瑾在日本拍的那张拿着刀剑的照片，说这张照片透出了鉴湖女侠威风凛凛的气概。她的死难，对满清皇朝的垮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像赵一曼等烈士，在主席眼中更是伟大的女英雄。在中国几千年抗击外来入侵的历史上，好些男人都是一塌糊涂的，还不如女人。李清照写的抗金诗篇：“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主席亲自抄过好几遍。还有个写韩世宗的夫人梁红玉“击鼓抗金”的戏，主席也经常看。可以说，毛主席也是有着英雄情结的。

　　江青从1938年和主席结婚，一直到1976年主席去世，三十八年间，我觉得她是对得起主席的，她没有给主席丢脸。尽管现在加在江青身上的谣言、诽谤、丑化、诬陷，都已经是无以复加了，但从江青在法庭上、在监狱里，直到她最后的表现来看，她确实是一位女英雄，毛主席没有看错人。

　　江青在文革前和我的几次交往

　　虽然平时在中南海我常能遇见她，但并没有和她多说话。因为她是主席夫人，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听说她在苏联养病期间，斯大林曾送给她一块绿色的布料，她用它做了件裙子穿在身上。周围的苏联女士看了都纷纷地效仿，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江青绿”，在莫斯科风靡一时。我总觉得，像我这样小小的见习秘书是不应该去打搅她的。可没想到，在批阅我送审的信件和文件时，江青已经知道我了。在中南海“八司马”事件中，我们受到中央办公厅领导错误打击的时候，我听主席身边的人告诉我：江青跟主席说，戚本禹、王象乾，十七、八岁就来到主席身边了，他们怎么会反党！在我处在困难的时候，她给了我支持，这在我当时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江青第一次正式找我谈话，是在1964年的春天。1963年，杨尚昆、田家英他们把我从政治秘书室调去中南海的后楼研究室当研究员。那里的工作不像在秘书室那样紧张，我便利用业余的时间写了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于我对当时正在热烈进行着的史学讨论的一点个人兴趣，没有任何人的授意。文章写好后，我先给田家英看。他看了，说可以送给“历史研究”杂志去发表。文章送去以后，我在那年的六月上旬，就随中央办公厅农村调查工作组，到冀东做农村调查去了。我去的地方是一个偏僻的乡村，那里没有邮局，也看不到报纸。一次我到唐山地委开会，看到了《人民日报》，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经在当年八月出版的《历史研究》第四期上发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周扬在中宣部组织了几次有史学界很多权威参加的会议，批判我的文章。9月底，我随调查组一起回到北京，才知道这事。我就写信给《历史研究》杂志的编辑，想了解他们究竟如何批判我的观点的，以便参加讨论，但却得不到明确的答复。又听说，原来已经准备好的批判我文章的会议也不开了。知道内情的人告诉我，毛主席在关注这场讨论，但具体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1963年入冬以后，江青三次派人找我。前两次因我去了外地，不在北京，而没有找到我。第三次，江青的秘书沈同打电话找到了我。他让我在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然后他就带我去了丰泽园见江青。江青告诉我，她从《历史研究》上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她说：“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去找资料给他看，他还看了很多关于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拿出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给我，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最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张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找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还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江青接着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了态。”她把主席的十六字批示，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讲给我听。还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啊，是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争斗呀！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江青告诉我，主席的批示是写在报道学术动态的一份资料上的。主席把它批给了中央有关领导传阅，并在批示后面写着“退江青”的字样。她说，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江青最后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

　　可是，可能因为忙，她后来并没有把主席的批示给我看。我原还以为主席批示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在后来的文章里有“忠王不忠”这句话。还是邓力群告诉我，他从康生那里看到的原件，主席的批示是“忠王不终”，乃晚节不保的意思。一字之差，不仅更为准确，而且意味深长。

　　我写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这下可出了名了。胡乔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写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对我说：你不用找他们。她让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乔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这两个人不可靠。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江青是对的。

　　1964年夏天，我写了第二篇批判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初稿写好后，我就去找康生，请当时由他领导的在钓鱼台的反修写作班子帮助修改。在钓鱼台，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体成员的热烈欢迎。经过他们的修改，文章的气势果然不一样了。江青得意地对我说：我让你去找康老，没错吧！姜还是老的辣嘛。

　　康生想让我留在钓鱼台，参加他们的反修班子。没想到陈伯达抢先了一步，他在征得主席的同意后把我调去了《红旗》杂志社。我去《红旗》上班后，陈伯达让我单独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室里办公，又让我当历史组组长（正局级），可他并没有给我什么具体的任务。我猜想，他调我去的主要目的，恐怕只是为了做个姿态给毛主席看的。可我是个闲不住的人，不久我就主动要求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到北京郊区的通县搞“四清”运动。

　　1965年春，通县“四清”结束，我回家后得了场病，口吐鲜血，家里马上把我送进医院。江青和康生闻讯，都很关心我。我对康老、江青表示感谢。江青说：不要谢我，不是我关心你。下面的话她就不说了。我知道，是主席在关心我。康生还下了指示，要卫生部保证我的健康。卫生部副部长都亲自来了。其实我也没什么大病，开始以为是结核病，后来一查不是，是因为过度劳累，支气管破裂。出院后，我就回到《红旗》杂志，一边休息，一边看报、读书。见到历史学界一些人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我就写了一篇“为革命研究历史”的文章，与他们辩论。

　　江青和革命样板戏

　　1964年夏天，江青几次叫我去看样板戏的观摩演出。说这也是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你也得关心。还要我写评论，可这方面我不是很懂。所以，没能完成她的任务。后来，1966年初我去上海时，她又两次让我和她一起去看样板戏的排练。以后，又叫张春桥陪我去看样板戏。

　　江青说，她在北京抓样板戏时，曾跟彭真、邓拓他们打过招呼的。但彭真他们只是表面应付她，实际上并不欢迎，也没有真正布置落实。所以北京剧团的领导并不积极配合，因为市里和文化部都没有给他们这个任务。

革命现代样板戏《红灯记》中的李铁梅 （刘常瑜·饰）

　　原来的《红灯记》是杜近芳演铁梅，她的唱腔是绝对好的，别人都达不到她的水平。连梅兰芳都佩服她，认为她唱得比他好。浩亮跟我讲，那些老京戏迷都只听你的唱，不管你的长相怎么样的，也不管你的动作好不好，主要就是唱。杜近芳和江青关系也挺好的，但江青从剧情要求出发，认为铁梅应由擅长表演小旦的演员来担任，杜近芳是演正旦青衣的。江青跟杜近芳说：我将来一定弄一个适合你的剧本出来，让你好好地表演，你演正派青衣是最好的，但是李铁梅是个小姑娘，不适合你。杜近芳说：我演过杜丽娘，那也是很年轻的。江青说：你脸盘比较大，打扮出来不像小姑娘。所以江青选了半天，最后选了刘长瑜。刘长瑜的唱腔清脆，江青说：我就要这个，她适合演铁梅。剧团的领导说：让刘长喻演李铁梅，观众恐怕不习惯。江青说：“观众的习惯也是可以改变的。你叫她唱两三场之后，这个就定型了；你再叫别人来唱，人家还不愿去看呢！观众的习惯也是要培养的。”后来的事情证明了江青的观点很对。有个省委书记来看《红灯记》，不是刘长瑜演的，他就不满意，一定要看刘长瑜演的。说，什么时候她演，他还要来看。刘长瑜后来被称为“新梅派”，她的唱腔带着点娃娃腔。演李奶奶的老旦，江青选了高玉倩。直到现在，这三个人的组合还被业界认为是绝配。浩亮跟我说，江青很懂戏，你唱的时候拖个半拍音，她马上就听出来，说这不对，你拖了。所以演员都服，她确实是个内行。浩亮和我，在秦城的时候是难友。

　　《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的亮相，是江青设计的。江青说：这英雄出场是定型，是一出戏成败的关键，就像是一篇好文章的开篇之笔。童祥苓试了很多次连他自己都不满意，最后江青亲自跑到台上去教他怎么摆动作，手和腿该怎么放。经过江青指导后的杨子荣，再出场的亮相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时就获得了全场的鼓掌喝彩。

　　江青有时看排演的时候，会把身体从侧面低下去看，她说这是观众看戏的角度，你戏演得好不好，一定要从观众的视角来看才知道。

　　有些唱词，江青其实是跟主席商量来改的，主席还亲自改了几个地方。主席改得真好，演员一唱就觉得不但上口，意境也大不一样。可大家不知道，还以为是江青改的。说江青的水平比编导都高。江青说：我当时也不能告诉人家，那是主席改的。

　　看《白毛女》时，我提了个意见，说《白毛女》里喜儿出逃，好像是有点个人奋斗。她一个人怎么能生存呢，比鲁滨逊漂流记还难啊！哪怕有两个人一起逃出去也好一点。剧团有的人觉得我讲的对，还真去改了，设计了一个丫头同她一起出逃。江青知道了，就批评我说：你别去瞎提意见了！白毛女一个人逃出去，这是群众已经熟知了的，你弄两个人跑出去，还叫不叫《白毛女》啊？你有什么意见要先跟我商量。你下面去一讲，人家不改也不好。不过，她认为我的意见还是有合理性的一面，后来就在剧中增加了一些群众场面。

江青和《白毛女》剧组同志们在一起

　　样板戏确实倾注着江青的心血，连程砚秋老先生都说江青真懂京戏。程砚秋和江青的关系很好，还有谭元寿、马长礼这些人，他们始终都不否定江青。江青指导过的演员，绝大多数都不否定江青，而且也不跟着别人后面骂她。

　　赵燕侠原来就是彭真他们喜欢的演员，她唱得确实好。我看到江青对她也很好，但是她好像是受到什么人鼓动，就是不大听江青的话。文革开始后，底下的群众斗她，说她是彭真黑线的人，要她交待和彭真他们的关系。江青说：不要斗了！还是要让她来演阿庆嫂。可是她不肯按江青的意见改戏，甚至出工不出力，所以江青只能叫洪雪飞来代替她。江青跟我说：洪雪飞比起赵燕侠来，那不是差一点，而是差一个档次。但赵燕侠争取不了，也没办法。

　　对芭蕾舞，江青并不很懂，但她努力去学。英国芭蕾舞《红菱艳》那部电影她都看了十几遍，还要叫我陪她一起看。开始我还觉得蛮好看，看了几遍我就觉得烦了。但她还是专心致志地在看，她要从中找到芭蕾舞的特点，它的艺术形式，它的表达方式。她说：芭蕾舞的艺术语言很大一部分就在它的脚尖，它是用脚尖来说话的。她说：肢体语言，就是舞蹈艺术的灵魂。她说：看电影要看眼神，它用眼神来说话的。她还教我：“看人也是要看他的眼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毛主席老引《红楼梦》里的那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你只知道看书、写文章，再下去就成书呆子了。”她那时把我看得像她弟弟一样，她对我说：我没有弟弟，我就把你当弟弟看。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

　　就是那次我在上海的时候，中央通知我参加“五。一六通知”的文件起草小组。这期间，中央常委会又开会决定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它直接隶属于中央常委领导，实际上是取代了原来的中央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由康生、陈伯达、江青三人提名的，然后到主席那里去商量。主席提出，不仅是那些笔杆子要参加中央文革，各大区都要有人参加。于是后来又增加了东北郑季翘，西南刘文珍，西北杨植霖，华北郭影秋。华东张春桥，中南的王任重，本来就已经在名单里面了。军队是刘志坚和谢镗忠。吴冷西因为主席说他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没进中央文革。姚文元进中央文革，是我最先向江青提出的。我说：文化大革命从评《海瑞罢官》开始，姚文元不进中央文革怎么行。其实我心里是想，在中央文革小组里就我一个年轻人，姚文元和我年纪差不多，能一起来就好了。江青表示同意。但是陈伯达反对，他说：他的父亲姚蓬子，历史上是个变节分子。后来说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老子反动，儿子一样可以革命的。陈独秀背叛了革命，但他的两个儿子不都是革命烈士吗？”毛主席一锤定音，姚文元进了中央文革。陈亚丁跟着江青搞样板戏和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搞得不错，但刘志坚他们都排斥他，不让他进中央文革。陈亚丁就去找江青，江青说：不是我们不让你进，我们都赞成你进的，是你们军队里不同意。陈亚丁知道是刘志坚在搞他，恨死了刘志坚。刘志坚后来被打倒，很多材料是陈亚丁提供的，他和造反派一起整刘志坚的材料。但王任重跟刘志坚是好朋友，坚决保他，抗战时他们是一起打游击的。反扫荡的时候，刘志坚被日本鬼子抓了，王任重带着队伍硬是把他从日本鬼子手里救了回来，生死之交啊！王任重在和我们讲起这件事的时候，是眉飞色舞，绘声绘色的。

　　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李达，说李达是武汉的吴晗。李达给主席写信求救，主席明确地说：李达可以批评斗争，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是要保护的。可李达后来还是被王任重斗死了。李达死后，主席在一次会上说：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宣传部长，他解说实践论、矛盾论是解说得最好。在资反路线期间，王任重把斗争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和教师、学生，要在他们中间抓漏网右派，而且抓人抓得厉害。后来这些受打击的人就起来造反，形成了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可王任重是搞过群众运动的，他对组织发动群众是很有一套的，他把党员、干部、积极分子都组织起来，成立了“百万雄师”。据说，“百万雄师”的名字都是王任重取的。所以，武汉的“造反派”始终是少数。王任重还在背地里积极地支持“联动”。不过，贪腐的事情，他倒没有。王任重的后面，是陶铸在支持他。

　　在陶铸的眼里，江青是比他小一辈的。说实话，陶铸对共产主义是有兴趣、有研究的，这个人是有理想的，而且他是有理论的。什么事情他都能讲出个道道来的，就是错的东西，他也能讲出一个道理来粉饰。陈伯达、江青拿他没办法。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拥护的，但到具体的，他都反对。谈到哪个干部贪污腐败了，陶铸就马上给人家辩护，就要保。其实他也不真知道下面干部的情况，好多人都是两面派，他那些贪污腐败的不好的一面怎么能让你知道啊？更不用说，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护的。陶铸死保王任重，尤其是两广，两湖的干部他都保。所以，他的态度和中央文革的都不一样。如果都按陶铸那样做，那你文革也不要搞了。按中央文革的想法，干部有问题，应该到群众里面去接受群众对你的批判，也就是所谓“烧一烧”。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你是为人民的，你怎么害怕群众呢？毛主席也说：“烧一烧”可以，但不能“烧焦”了。底下的群众，造反派看到你干部有问题，当然是很愤怒的，其中也确实是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倾向。那陶铸也说要“怀疑一切”，但这只是表面的，他实质上的意思是不能怀疑、不能打倒。谁都不能怀疑，那你还能搞文革吗？陶铸其实是打着“怀疑一切”的旗号来反对“怀疑一切”，他是保一切的。合作化的时候，陶铸很积极，可到刮“包产到户”风的时候，他有点跟刘少奇了。张平化就批评他，张平化是从主席那里得到了真经的。说你不能搞“包产到户”，你一搞“包产到户”，那顺坡下驴，社会主义就会垮掉，再要上就很难了。所以陶铸就变过来，反对搞“包产到户”了。毛主席看他反对“包产到户”，就认可他了。我觉得，毛主席那时看干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他对维护公有制和集体制，包括对“包产到户”的态度的。陶铸的生活其实也是很讲究的，很会享受的，他家里用的东西，那都是高级的，那些东西都不是用钱买来的，用钱也买不来。江青到他广州的家去过，说那是跟帝王家里一样的。我看到过他家中摆设的照片，那些东西都是不得了的。陶铸到中南海，左挑右挑，就挑了以前杨尚昆住的“万字廊”。在这点上，他们两个倒是同气相求的。陶铸是党中央的常务书记，又是中央文革的顾问，所以在他眼里是没什么江青的。而且这些人都是很讲究辈分的，在他的眼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是一辈的，陶铸把总理看成大哥，很谦虚的。而他们这些人包括林彪、陈云、邓小平是一辈，下面的红军是一辈，抗战的又是一辈，完了就是解放战争的一辈。你要让解放战争的去领导抗战的，是很难的。那江青比陶铸小一辈都不止了，所以他常和江青发生矛盾。江青和总理有时也有矛盾，但他们两人的矛盾好解决，江青和陶铸的矛盾就不好解决了。说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他确实是到处保的，陶铸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是很坚决的。陶铸到了中央后，就跟刘邓跟得很紧，他说：邓小平是他的老师，他就是要拜邓小平为师。这个，林彪很忌讳。我听江青对叶群说：陶铸原来是林彪四野的政治部主任，是林彪的干将，怎么去拜邓小平为师！？再说邓小平的文化比陶铸低呀，他拜他什么师！？

　　江青和陈伯达提出打倒陶铸，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说：你们这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陈伯达受不了，闹着要自杀。江青说他没出息，说：主席只相信有材料的东西。你把材料整理出来送给主席看呀！后来一查，陶铸在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给中南局批了四、五个文件，叫底下坚决贯彻刘邓批发的“北大九号简报”，要在学生和群众中“打右派”、“抓游鱼”。并肯定了王任重在武汉搞的──在工人和学生中层层排队，在工人、学生中抓人的所谓经验。按照他的指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统统积极执行了刘邓的资反路线。当时，只有中南局发了那么多的文件，其次是西北局的刘澜涛和西南局的李井泉。

　　尹达原来是历史研究所所长，穆欣是《光明日报》的，他们两个都因为压制本单位的群众造反，群众对他们的意见很大。虽然我们都做了工作，但是群众还是不肯原谅他们。所以他们也慢慢地就淡出了中央文革。

　　几个大区参加中央文革的，开始列席了几次会议，后来就都不参加了。因为，他们大多是与走资派在一起的。

　　到后来，中央文革主要就是八个人了，我们内部称作：三老、三中、两青。

　　三老是康陈江。江青对康生很尊重，有时称他康老。主席一般叫他康生，但有时也开玩笑叫康生“康老”，我们也叫“康老”。江青对陈伯达不大看得上眼，所以三老的排位应是康陈江，尽管陈伯达在中常委的排位在康生前面。

　　三中是张关王。关锋资格比王力老，张春桥是副组长。

　　两个愣头青：戚、姚。主席说我们是南姚北戚。

　　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原来是叫曹轶欧当的，康老说她当主任不合适，所以就叫王力当主任，她当副主任。我也是副主任，穆欣也做过几个月的副主任。办公室的事，主要是江青领导的。江青有什么事一般是先找我的，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江青那里去一次，王力、关锋有时也同去。王力很计较这件事，有时叫了关锋，没有叫他，他会有意见。他对保持与江青的联系很主动、很积极，漏了他都不行。因为我还兼着主席的秘书，王关戚三个人中只有我可以经常与主席见面，我可以最早听到主席的指示。所以关锋说：什么王关戚，倒过来是戚关王，我和王力都是听戚本禹的。

　　为了及时掌握各地的运动的动态，我提议成立了中央文革快报组，记者人手不够，又从部队里抽调了四十几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参加到了快报组，派到各地去。快报组由王力当组长，但实际的工作，关锋和我都参与。快报组的大事，也是江青决定的。我还办了“文革简报”和“要事汇报”等刊物，分别发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有些是只送给主席的。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江青和文革中的群众运动

　　1966年6月2日，毛主席指示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高潮。刘少奇开始对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并不怎么反对，他认为那是针对彭真和北京旧市委的，他和彭真也有矛盾。可后来一看，广大学生和群众轰然起来大造各级党委和领导人的反，有些事甚至牵涉到他们自己，就觉得不行了。当时由他和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就决定要向各学校派工作组。还以中央的名义批转了北京大学《文革简报》（第九号），其主要内容就是要在学生和教师中开展一次抓“右派”运动。一时间，很多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学生和群众被打成了“右派”、“反动学生”，有些甚至被逮捕和隔离审查。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资反路线”的。

　　《人民日报》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陈伯达主持写的，那时他刚受中央的命令去接管《人民日报》。当时江青不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讨论过这个社论，所以这个社论并不反映中央文革的态度。在中央“五·一六”通知里面已经明确地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头是对着走资派的，而不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的。但是刘邓却要把运动引向斗争学生和教师，以及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这实际上就是在转移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而且刘邓搞资反路线，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枪打出头鸟，对那些敢于领头站出来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不管他出身怎么好，平时表现怎么好，一概予以打击，以此来震慑住其他人。再一条，就是故意找一些名人出来斗，也不知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那些名人，可能在历史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群众并不清楚的，全部是各级党委或工作组把材料抛给群众的。有些还是在党委或工作组的直接领导或授意下，组织人来斗的。在文革中迫害人厉害的，恰恰就是刘邓的资反路线。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上所讲的情形，一点都没有夸大其词。

　　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破四旧”进而乱抄家的事情，中央文革也不好怎么反对，因为这是群众运动，群众要“破四旧”，当然要表示支持。但是中央文革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反对走资派，开始是反“彭陆罗杨”，批“三家村”，后来就是反对刘邓的资反路线。当时社会上的乱抄家是怎么弄起来的呢？老实说，我到现在都不是很清楚，但肯定不是中央文革搞起来的。我记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上，总理批发了一个文件，名称叫“红卫兵破四旧的战斗成果”，把当时抄家抄出来的东西，其中很多金银财宝，拍成照片印了出来。我当时看了还问总理说：这些东西如果流落到社会上去，被那些抄家的人私分了怎么办？总理说：你放心，有人管的。后来知道，这些抄家抄出来的东西，都是上缴到“首都工作组”的。首都工作组是个很神秘的机构，是由叶剑英负责的，它只向总理汇报工作，而无需向任何部门（包括中央文革）通报情况的，所以我们中央文革连陈伯达和江青都没有人知道它的事。

　　刘少奇搞五十多天资反路线的时候，毛主席叫江青跟我们说：叫中央文革的同志都到各个大学去看大字报。要我负责每天把大家去看了之后的情况集中起来，在电话里向江青汇报。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有时一天要通好几次，向她报告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然后由她报告给毛主席。另一方面，陶铸也要把中央开会讨论的情况向主席作出书面报告；那时中央办公厅也归他领导，他总叫我起草报告，因为我是担任会议记录的，又是主席秘书室的主任。所以说，主席对两边的情况都是了如指掌的。

　　那时，我每天都去工厂、学校看大字报。去的时候是悄悄地去的，看了也不表态，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我去轻工学院看大字报的时候，被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认出来了，她就叫了：戚本禹来了！学生们都上来围着我，要我对大字报表态；这个时候，我如果不表态，那我就不叫中央文革了。我看到到处都是围剿造反学生的大字报，我就说：这个大方向不对！大方向是斗走资派，学生不是走资派。他们说：是坏人。我说，哪有那么多坏人啊！那些受压的学生听了，就一下子都喊起来了，说：“毛主席派人来了，说我们不是坏人！”我就说：不能说是毛主席派我来的，但我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我说的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因为自己有“八司马”的经历，所以我知道，一给领导提意见，他们就把人家说成是坏人。这是不对的，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的。我说：你们学生没有罪，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给领导提意见，这是完全对的！即使有些错误，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可以作检讨，但不是坏人。“抓游鱼”那是把学生当作右派抓了，是错误的。学生马上把我说的话用大字报到处去贴，说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支持我们。这样一来，我就和薄一波发生冲突了。因为轻工学院的运动是薄一波直接领导的，在我去之前，他刚去看过大字报，他一头扎进资反路线那边，是坚决支持轻工学院领导大抓“游鱼”的。我去否定了他，他就在会上不点名的批评我，说有的人在学生面前随便表态，和中央精神不一致。那时主席还没有指示，就叫我们去看大字报，了解运动情况，所以我这样说是冒了一定的风险的。可我的讲话马上就在各个大学里面都传开了。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又都分头去学校支持学生。王力、关锋去清华接见蒯大富，我去地质学院支持朱成昭，我还叫林杰去支持师大谭厚兰。北大是曹轶欧去的，我也经常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曹轶欧就和学生讲了，今天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来看了大字报，戚本禹怎么怎么说的。所以，后来造反的学生有什么事就都来找我，知道有这么个渠道支持他们。陈伯达知道了，就跟我说，你少说话。可我跟江青一汇报，江青说我说得还不够，她坚决支持学生和工人起来造反。我就跟她说陈伯达让我少说话，江青说：你别理他。江青明确叫我去支持学生。其实，陈伯达也是反对整学生的，但他不愿意中央文革和中央领导发生矛盾和冲突。陈伯达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可他在刘邓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却老是用哀求的口气发言，说：你们听听我这个小小老百姓的发言啦，不能这样对待学生，他们还是孩子么。可邓小平根本就理都不理他，看也不看他一眼。刘少奇嫌他啰嗦，做了个往下按的手势，陈伯达就不响了。我们在背后讥笑他，这是跪着造反。江青回到北京后，批评了陈伯达，说：你这个组长就像是辛亥革命时候的黎元洪，是革命战士把你从床底下拉出来革命的。陈伯达朝我看看，怀疑是我在江青那里说了他什么。因为他并没有正面问我，我也不好说什么。其实那时我还是很尊重陈伯达的，后来事情就多了，和陈伯达分歧也多了，那我也公开说他了。

　　毛主席7月18日回到北京，一下车就接见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后来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刘少奇他们，说现在是中央文革威信高，群众有事都愿意找他们了。你们说话都没用了，人家都不喜欢你们，喜欢中央文革。这就是中央文革支持学生的结果。那时，我们中央文革说话已经可以影响到整个的运动了，当然这也就必然引起更多的人对我们的不满。

　　随后，毛主席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撤销了刘邓以中央名义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紧接着又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通过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还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又登上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这样，文化大革命才真正进入高潮。

　　那时我们工作，一方面派出大量的记者到各地去了解掌握运动的动态，报告给主席和中央，一方面通过接见、开会和讲话去支持造反的红卫兵。那时中央文革小组几乎每天都要开会，总理一般都来参加。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支持谁，不支持谁，都是由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他们决定的，我们按照他们做的决定去进行工作。向哪些地方派出“快报组”记者，接见哪些群众组织的代表，这些由王关戚来决定的。

　　红卫兵运动起来了。可那时候，那些受资反路线迫害的红卫兵还都忙于自己学校的运动，批斗走资派，批判工作组。倒是一些高干子弟，他们的消息灵通，手眼通天，一搞就是跨地区、跨单位的组织，什么“西城区纠察队（西纠）”，“东城区纠察队（东纠）”，还有“海淀区纠察队（海纠）”，他们要来“纠察”红卫兵。到后来，又搞出个什么“全国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这些“联动”的头头，都是高干子弟出身；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他们都是各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头，是跟着工作组的。现在形势变了，刘邓靠边了，有些人的父母也受到了群众的冲击，甚至被打倒了。他们是作为中央文革的对立面出现的保守组织，而在它的背后都是有“重要人物”在支持着的。江青说他们是打着红卫兵旗号的保皇派。

　　就是这些打着老红卫兵旗号的人，他们一式黄军装，配有新自行车甚至军用吉普，煞是威风。他们为了树立自己组织的威信，打击造他们父母反的造反派，就到处抓人、打人、非法拘禁、私设公堂，甚至打人致死，还公然提出了“红色恐怖万岁”这样的反动口号。一些学校老师、校长，都被他们打死了，而且他们还专对着一些知名人士下手。像老舍的死，在当时就震动很大。毛主席很喜欢老舍，主席去看《龙须沟》的时候，我也在场；演出刚结束，主席就站了起来，远远地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经常和老舍谈话，老舍有学问，《二十四史》他都非常熟悉。主席看到老舍，总是很高兴；我看他对老舍的喜欢，都超过对郭沫若的。主席跟老舍说：康熙是对中华民族有功的，我们现在的国家版图还是康熙定的。老舍听了非常高兴，说：这下好了！原先总觉得，满族人杀了那么多的汉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可以抬起头了，主席说康熙对中华民族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欢老舍的戏。大家都挺喜欢的老舍，怎么竟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我好几次：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怀疑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我们都不相信，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她让我去查。我总怀疑是叶向真搞的，但谢富治他们也查不出证据来。查了半天，人家推到他老婆胡洁青的身上，说他老婆要和他划清界线；老舍外面挨斗，回家挨骂，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文革后审问我的时候，来的人根本就不向我提这件事，他们只提斗争王光美、刘少奇，根本不问老舍的冤案。我反过来质问他们：老舍是谁弄死的？他们却不给回答。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李达之死，上官云珠之死，马思聪、傅聪等人的死。江青专门问过我，上官云珠怎么死的？为什么要那样斗她？江青认识她的丈夫姚克，说他是个老实人。姚克是影片《清宫秘史》的编剧。江青说：关于《清宫秘史》的争论，主要是针对它的评论来的，这跟姚克有什么关系啊。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把盖叫天斗死啊，江华是怎么搞的？我说：这恐怕连江华也管不了的。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干的，但在文革后，他们却把这些事情统统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头上。他们拿不出一件像样的证据出来，便放任一些无良作家去编造情节，散布谎言，以欺骗中国人民。

　　群众很快就把“联动”的胡作非为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有的来信还是用鲜血写的。总理、江青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就命令我去调查、处理。我带着解放军战士，到他们活动猖獗的地方，像王府井东安市场（那时改名叫“东风市场”），当时被称为“十里刑场”，北京第六中学。去了之后就责令他们把被关押的人都放了，并且收缴了他们使用的凶器。我把收缴的凶器装了几箩筐，直接带到了中央文革的会议室给大家看。江青看到这些血淋淋的凶器，头一个反应就说，他们这是想给我们中央文革身上抹黑、栽赃。可陈伯达却在一旁说什么，高尔基、鲁迅都说过，革命总是要伴随着血腥味的。说我有点小资产阶级的味道。为了他这句话，以后我凡是去处理“联动”的窝点，就都带上他一起去。他看了，也觉得看不下去了，后来他反“联动”比我还积极。北京大兴县发生惨案，开始是我和王力去处理的。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打人、杀人的人听到风声都跑了，找不到人了。还好，康生有个孙女，叫张力，在那里当团委书记。张力以前来过钓鱼台，认识王力和我。张力知道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详细地说了乱杀人的过程，那手段是非常残忍的！把被他们指为“地富反坏”的大人、小孩，推到坑里就给活埋了。她说，这都是“联动”的人过来布置的。还说，有些来的人，看上去年纪已经不小了，根本就不像是学生，而且还有警察带他们来的。我马上就给北京市委的马力打电话，要他赶紧出面制止。马力第二天就带人下去，并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发出通告，任何人都不准杀人，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联动”的暴行，造成了极其严重和恶劣的影响。在一次控诉“联动”暴行的群众大会上，江青点了周荣鑫、雍文涛、王任重、许明这几个人的名，并当场叫周荣鑫、雍文涛两人在会场上站起来，要他们交代是怎么支持“联动”的。

　　许明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兼信访办主任，是孔原的夫人，她的儿子孔丹是“联动”的一个领头人。许明是个能力很强的女同志。因为当时党中央的信访工作是我管的，而国务院的信访工作是许明在管，所以我和许明的工作接触很多，也很谈得来，相互之间都是很信任的。会后，许明非常紧张，她打了个电话给我，说孔丹搞的事，具体情况总理都不知道，孔原也不知道的。因为毛主席支持红卫兵，所以周荣鑫和她就给予了支持，主要是为他们弄了些办公的房子、车子和一些经费。对他们那些无法无天的事她并不清楚，也绝没有在背后指使。她还跟我说，总理批评她了，而且批评得很厉害，叫她停职反省。她觉得压力很大，要我救救她，要我去跟江青说说。她在电话里都哭了。我心里是很同情她的，答应她说一定找个机会跟江青说。当天晚上我见到江青时，我向江青汇报了许明的来电，并说许明是总理身边不可缺少的人，她跟我说她也不知道孔丹做的事，我看就让她检讨一下算了。江青也同意，还说见了总理，再跟总理讲讲。可是，就在与我通了电话的第二天，许明自杀了。

　　我们中央文革开会分析认为，“联动”的所作所为绝不简单。关锋把“联动”总结为是资反路线在新形势下的继续，是资反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王力对“联动”也很愤怒，他拍着桌子骂它是“挂羊头卖狗肉”（意思是挂着毛主席的羊头卖的是刘、邓的狗肉）。我当时说，它绝不是一股革命的力量，而是一股“异己”的力量。

　　实际上，“联动”的主要目的，是要掌握领导文革运动的权力。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就是这个意思。工作组的时候，他们是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组也支持他们。工作组走了，那他们就要由他们出来掌权了。谭力夫讲话的核心，就是要掌握领导运动的权力。这些话，他们的老子不敢出来讲，就由谭力夫这些人出来讲了。这和文革的宗旨就完全背道而驰了，文革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反对正在形成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特权，你现在倒反而要得到更大的特权。如果由他们来领导文革的话，那就是把文革弄成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了。这点，毛主席是看得很清楚的。谭力夫的讲话当时被有些省市当作“中央文件”一样迅速地印发下去，甚至都印发到了公社的生产队一级。不知情的还以为谭力夫是中央文革的成员，至少是中央委员了。这说明，当时他这些观点，是受到相当一批干部的支持的。江青提出的“老子革命儿接班”，指的是思想接班，其实也只是个模糊命题，可是连这个他们都不接受。一定的意义上讲，当时对抗中央文革的主力，就是这批自称老红卫兵的小群体。他们老子不能出来，就叫儿子出来，制造恐怖，扰乱人心。

　　后来，我们中央文革就直接支持各学校造反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并在中学也成立了“红卫兵代表大会”（中学红代会）。他们都是听我们中央文革的，我和他们联系的最多，所以被他们叫做“戚大帅”。他们一起来，“联动”就吃不开了。“三司”和“中学红代会”，对付“联动”很有办法。他们人多，“联动”在哪里闹事，他们就上去把他们一围，“联动”说也说不过他们，打也打不过他们，碰到他们就只有赶紧跑。

　　“联动”冲砸公安部六、七次之多，一些人被抓了起来，更多的则都是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门的。后来，陈士榘把他参加“联动”的儿子捆着送去公安部。董老也为他儿子参加“联动”的事，主动给毛主席写了检查。毛主席下令，叫江青去把他们全都放了。但主席说了，弄得不好，这些高干子弟将来会给革命造成一场灾难。主席跟江青说了“触詟说赵太后”的典故。随后，江青根据主席的指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著名的《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向老干部讲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希望他们劝说自己的子弟继续革命，别做坏事。主席对历史典故的运用，简直是炉火纯青，而且富有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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