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克 原载：《湖南党史月刊》一九九五年第一、二期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辑 2015年08月01日

　　【引言】每临难以把握的局势，每临令人震惊的险恶境地，与毛泽东生在同一个时代的人，都会深刻感受到毛泽东想人所未敢想，言人所未敢言，行人所未敢行的过人胆识，并为之震撼。我们这些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对于他善于在国内外风云变幻中，敏锐地洞察形势，透过复杂的现象，抓住本质，以及他善于从历史的现状和发展中透视未来，把握事物发展方向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更是深受教益。


　　一、毛译东需要一个国际问题秘书

　　新中国建国初期，国内兵燹之后百业待兴，世界政治格局重新组合，国际形势风云诡橘。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主席，同老一代革命家一起，肩负着重建国家和处理纷繁复杂的国内外事务的艰巨使命。为了更好地把握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以便巩固新生政权和振兴经济，毛泽东提出，他需要一个懂得国际问题和懂英语的秘书。

　　中共中央组织部从新华通讯社物色人选。一九五四年秋，我当时工作的新华通讯社领导找我谈话，告诉我领导上决定推荐我去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征询我本人的意见。我毫无思想准备，一方面认为这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感到很兴奋，但更多的是担心自己是否能胜任。我向领导表示了这种心情，领导同志勉励我说，相信你能努力做好这个工作。于是我便同意了。

　　同年十月的一天，一辆小卧车接我从中南海西门经过怀仁堂，沿着中南海边的马路向南驶去，经过勤政殿和对面的流台，车子在丰泽园大门西边的静谷停了下来。

　　静谷的门呈八角形，四边门框用汉白玉砌成，横额镌着“静谷”二字，两边还镌刻着一副对联：“胜赏寄云岩，万象总输奇秀；清阴留竹柏，四时不改宠葱”。静谷有两重院落，房屋已经破败。前院，有高耸的苍松翠柏，还有些假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就住在这个院子的三间西屋里。后院也是一个四合院，三间北房是主席办公厅主任张经武及其秘书的办公室，但他们不常来。安排我住的是三间西房，两明一暗，房中的家具只有一张办公桌、两把木椅、一个文件柜。小房间只有一张木床。南房，也是前院的北房，是毛泽东临时的藏书室。我住的院子有道走廊通往毛泽东的住处“菊香书屋”。走出静谷，东侧就是丰泽园的大门，园内的屋脊尽入眼帘。一九五七年后，为了工作的方便，我搬进“菊香书屋”的东院，这里距毛泽东的寝室只有二十多米。院里栽种了几棵雪松和其他花木，毛泽东工作之余，常常在这里散步。

　　在面见毛泽东之前，毛的秘书田家英找我谈心。他说：“你要有思想准备，要有坐冷板凳的准备，刻苦钻研，充实多方面的知识，否则也可能在三、五年内帮不上主席的忙。”

　　田家英谈了自己多年的工作体会，这使我感到毛泽东对秘书的工作要求很高，对自己能否胜任不免有点疑虑。但我一贯的信念是，组织交给我的工作就要竭尽全力做好。于是，我做好准备，抓紧阅读与研究有关国际形势的文件资料。我和田家英、逄先知多年朝夕相处，以后成了知心的朋友。

　　作为秘书第一次与毛泽东面谈，是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在广州越秀山游泳池畔。当时我们从北京到广州没有几天。池水清清，树影婆娑，刚刚在碧波中尽情舒展了健壮身躯的毛泽东，此时兴致极佳，谈笑风生。他问我有多大年纪，什么地方人，我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我简要谈到，我的原籍是江苏常州，幼年生活在保定，“七·七事变”后举家迁到北平。我是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一九四六年在大学参加了地下党，参加并组织了学校的历次学生运动。离开学校后，我被调到华北局城市工作部从事社会调查工作。解放后，被调到新华通讯社工作直至到主席身边，时年二十九岁。

　　二十年代初，毛泽东曾到过保定，并沿着城墙走了一圈。此时我提到保定，引发了他的谈兴。他说：“保定很有名呀，是兵家必争之地。你晓得那里有个‘莲花池’吗？那是北洋军阀头子曹银的私人花园。”

　　触及历史， 毛泽东谈锋更健：

　　“曹锟用五千银元一张选票，收买了五百多名‘猪仔议员’，很下本钱哪。他是个很有名的贿选总统哩！”曹锟贿选期间，毛泽东正置身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曾于报刊发表文章，抨击污秽的军阀政治。往事如烟，毛泽东信手拈出一段与话题相关的历史。

　　说到此，毛泽东淡淡一笑。后来相处日久，我发现，毛泽东每每谈及古来的帝王将相、近代的军阀政客，间或淡淡一笑，而从这一笑中，却能体会出──“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情怀，以及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那样一种超越于他们之上的雄伟气魄。

　　毛泽东略为沉吟后，对我说：“当前你的工作就是研究国际形势的发展和重要动向，随时向我汇报。”一番寒暄，一段生动风趣的旧闻，使我消除了拘谨，回复了平静自然。

　　从一九五七年起，毛泽东又要我研究国内问题和理论问题，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我离开毛泽东办公室。

　　二、年逾花甲学英语

　　就在这次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话锋一转，眉字间透着诚恳地对我说：“你做我的老师，教我英语，好吗？”接着又说：“过去，我做过教书先生，现在要做学生喽。”言罢，无忌地大笑起来。

　　教毛泽东学英语，这是毛交给我的一项新工作。我从别人那儿得知，毛在延安时就自学过英语，但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学习从哪儿入手，我心中无底。于是我建议说：“您看，是不是从学习一些短的政论文章开始？”毛欣然同意。我随即拿出一本事先准备好的英文版《人民中国》。当时，毛已年逾花甲。从那天起，我既是毛泽东的秘书，又兼他的“英语先生”。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兴致很高，无论在哪里我总是要在公文包里带着他学习的英语材料。他善于挤时间学习，经常在刚刚起床后，饭前、饭后，游泳、登山、散步之后休息时，在开会或会见内外宾客之后或长时间紧张工作之后学英语。在外地巡视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飞机上，他随时挤时间学英语。除了重要会议或生病，未曾中断过。比如，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毛泽东先后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在成千或数千人干部大会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双百方针的演讲，工作十分紧张，但沿途他学习英语的兴趣依然不减。从徐州飞往南京，从南京飞往上海，航程只有一小时。他除了给我书写了有关当地的古诗词外，其余时间，都用来学英语。学习中，也常常纵论时事，谈古论今，探讨学术。

　　同年十一月，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庆典和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签署了“共同宣言”。当时，不少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对苏联党的“老子党”作风很有意见。为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团结，毛泽东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交谈，向他们做工作。整个过程非常紧张繁忙。可毛泽东学习英语却未曾中辍，往往在天色未明时，邀我到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寝室去帮他学英语。

　　那时，毛泽东已年逾花甲，但他毅力非凡。他对我说：“决心学习，至死方休。”

　　一九五九年一月，自谓学习英语“到处碰石头，很麻烦”，他要给自己定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学习，能够看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英文文章。我考虑到他要务缠身，日理万机，为了节省他的时间，对他未学过的单词，往往事先代他查好字典，并注明轻重音等。可他往往还是要亲自翻翻字典，看看音标和注解。

　　毛泽东湖南乡音浓重。在湖南的方言中“N”“L”不分，因而他在读英语时，常常出现把“night”（夜晚）念成“light”（光、亮）一类误读。每当此时，他就像个谦恭的学生，听我讲解发音要领，随着我的领读，反复练习。他不像有些人学外语，念错几次，便羞得张不开口。他始终是爽爽朗朗地大声念，坦坦然然地大声改。

　　毛泽东学英语的方法也与众不同，他不是从初级课本到中级课本这样读，而是根据自己的特点，从读新闻、时评、政论入手，逐步学习理论文章和经典著作，如《矛盾论》、《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英文本。不仅如此，有些经典著作反复阅读，《矛盾论》英文本学过三遍，《共产党宣言》英文本也读过不止一遍。《矛盾论》、《共产党宣言》英文本，他在每页的空白处都用蝇头行草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注解。每读一遍便又注解一遍。

　　经过勤奋的努力，到晚年他借助字典可以比较顺畅地阅读政论文章和理论书籍，但对文字比较艰深的古典著作读起来还有困难。至于英语会话，因为年事已高，乡音难改，他只能说几句简单的应酬话，用英语对话还不行。作为一个高龄的领导人，能做到这一点已很不容易了。

　　三、广收博览

　　离开学习英语，“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就完全倒了过儿。对秘书，毛泽东只明确任务，从来不画任何框框，不作任何硬性规定，更无须事事请示，而是放手让我工作。因此我工作起来较大胆，心情舒畅。

　　初到毛泽东身边，我的任务主要是阅读大量的文件、电报、报刊、资料等，研究国际形势和动向；帮他筛选文件、电报、资料；有时口头，有时写成书面材料，综合汇报。我每天给毛泽东选送文件、汇报情况外，还经常和他一起学英语，因此，接触多，交谈也多，谈话的话题也非常广泛。他总喜欢提出问题同我交谈，经常提出世界和平和战争的前景，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世界的主要矛盾，中间地带，地区形势，各国政治、经济形势及对外政策等问题，边谈边议。有些问题我一时很难答复。譬如，他提出：你看当前和平的可能性大，还是战争的可能性大？和平力量大，还是战争力量大？到底是社会主义国家怕帝国主义国家多些，还是帝国主义国家怕社会主义国家多些？他总是根据客观形势作出具体分析。在交谈中，他总是鼓励我大胆地谈自己的见解。我逐渐意识到他不满足于我向他反映的情况，而且要求我从理论上作出分析，从战略上进行思考。

　　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毛泽东给我写了一封信：

　　林克：

　　请找列宁《做什么》、《四月提纲》（一九一七年）两文给我一阅。
　　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甘蔗，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

　　《做什么》一文，今译《怎么办？》，是列宁一九〇七年撰写的一篇著名文章。

　　文中论述了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特别强调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受先进理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四月提纲》是列宁一九一七年提出的号召苏维埃夺取政权的纲领。

　　毛泽东的信，对我既有鼓励，又有鞭策，循循善诱，期望甚殷，对我触动很深。

　　同年十月二日，毛泽东又给我写了一信：

　　林克：

　　多日不见，有些寂漠吧？
　　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年纪大起来了，是下苦功学习的时候了，但以不损害健康为原则。请你找一部《六朝文絮》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给我为盼！

　　一九五七年以前我主要分管国际问题。此后，毛泽东又要我研究国内问题和理论问题，这是有深远的考虑的。当时，全国开始转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面临的是如何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问题，所以需要学习，特别是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鉴于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国内大规模建设的需要，他要求我广收博览，开阔视野，并且“偏重一点理论”上的研究，只有如此才能符合新时期的需要，符合毛泽东工作的需要，做到“于你我都有益”。正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要我广泛阅读报刊的理论文章，并选择有新意、有创见的文章送给他。他也经常推荐这方面的文章让我阅读。正是由于毛泽东的指点，我的政策水平和理论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四、读无字之书

　　毛泽东不仅重视书本知识，而且更加重视实际知识；不仅重视理论，而且更为重视实际，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所以，他不仅提倡读有字之书，而且更提倡读无字之书。所谓读无字之书，就是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除了亲自视察或调查外，他还经常让身边工作人员到城乡的厂矿、街道、农村、学校，深入社会，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时间有长有短。

　　五十年代中期，一个严冬季节，田家英受毛泽东的委托，到老解放区进行社会调查，了解老区人民生产、生活的情况。我随田家英一同前往。当时我还没有农村社会调查的经验，而田家英从一九四八年起就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政治上成熟，有丰富的调查经验。我是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参加的。我们这次访问了原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以及平山、建屏等地。这次调查，我们除了向县委说明来意，并听取县委一般情况介绍外，没有任何迎送招待，没有要任何人员陪同。只因为路远，县委给我们派了一名司机开一辆小吉普车。我们全部时间都是吃住在农民家中，直接同农民和基层干部谈家常，了解情况。有时是一两人，有时是三、五人，有时开小会座谈。那时正值滴水成冰、寒风刺骨的季节，群众生活仍很艰苦。夜晚，我们睡冷炕，穿着棉衣，盖着棉被，还觉着四处透风，手脚冰凉，冻得难以入睡。有时遇到飞雪天气，早晚道路结冰，中午道路泥泞，崎岖不平，吉普车非常颠簸。由于路滑，车子行在路上常常横了过来。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所以，并不觉得苦。

　　就这样，我们一户又一户，一村又一村，有时乘车，有时步行，历时二十多天，完成了这次调查。路上，田家英曾对我说，这一带老解放区生产发展比较慢，原因在于当地党员干部比较老化，摆老资格，不能吸收新鲜事物，思想保守，缺乏闯劲。

　　像这样的地区如果不发展新党员，要比较快地改变落后面貌，是困难的。回到中南海以后，他向毛泽东汇报了此次调查的情况。毛泽东对他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和他的意见颇为重视和赞赏。一九六四年三月，毛泽东在邯郸同河北、山西省地委部分负责同志谈话时，仍然谈到这次调查的情况和发现的问题。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社会调查，是一九六一年毛泽东让我们到河南参加整社。

　　一九六〇年，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全国城乡严重缺粮，很多地方发生了浮肿病，有些省份出现了非正常死亡。毛泽东心情沉重，忧心如焚。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主席生日这一天，他请我、高智、叶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封耀松和汪东兴七个人同他一起吃饭。

　　饭菜非常简单，自然不吃肉。吃饭时，毛泽东神情严肃。

　　他语重心长他说：“现在全国人民遇到了灾难，人民生活很困难，我很不放心。除了汪东兴同志外，你们六人都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真实情况。农村人民的生产、生活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群众有什么意见，都如实地反映上来，不要隐瞒。”谈话时，毛泽东还讲了战国时代苏秦和张仪的故事，用以说明，人不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不能成大事的。

　　临行前，毛泽东跟我谈了一次话。他指示我们要过好三关：一要过好生活关，同劳动人民实行“三同”，不搞特殊化；二要过好政策关，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要过好群众关，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反映真实情况。他要求我们下去的同志组成临时党支部，要我担任支部书记。考虑到下去的干部中有长征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同志，为了便于做思想工作，我提出是否请一位老同志担任支部书记。他感到我可能有顾虑，便说道：你是否怕承担责任呢？我表示：既然主席委托，我是会负起责任的。他说，我看你行，就这样定了。后来下去的人增加到十三人，我建议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罗道让担任支部书记，我担任支部副书记，毛泽东表示同意。行前，他同我们下去的全体同志合影留念。

　　一九六一年元月十六日，我们自北京出发，参加由河南省、地、县三级干部组成的工作队。由于原定去的信阳专区的整社工作已到收尾阶段，所以，我们改去许昌专区鄢陵县马栏公社参加整风整社，贯彻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罗道让和我参加了工作队领导小组。

　　整个工作队有一百二十人左右，进村后同农民同吃（公共食堂）、同住、同劳动。工作队员还要逐户访问农民群众，了解生活、生产、干部作风等问题。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也就是毛泽东讲的生活关。不到一个月，全部工作队员都得了浮肿病。我们每人粮食定量是二十七斤，实际上连一半也吃不上。这一半还是瓜菜代，每天喝稀汤。所谓粮食，最好的只是红薯做的淀粉，根本见不到玉米，更不要说大米、面粉了。我胸口以下全部浮肿，其他同志也好不了多少。但我们十三位同志，绝大多数经受了这场考验。

　　在调查中，农民对公共食堂意见很大。因为它是违背群众自愿的原则，一夜之间由干部强制成立起来的。由于干部多吃多占，食堂工作人员多吃多占，浪费和管理不善，农民吃不饱饭。当时，公共食堂被视为共产主义因素，但我们工作队领导小组经过研究，从实际出发，主张停办，并给省委写了停办公共食堂的请示报告，得到了省委批准。后来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推广了我们停办公共食堂的做法。大约在春节前，我们停办了公共食堂，群众非常欢迎这个措施。春节前后，家家户户都在修整我们入村时看到的破败坍塌的院墙。群众生活初步安定下来。接着工作队领导小组根据领导小组组长冯明高（当时为河南省农林厅厅长）的建议，发动群众家家在宅基地种三棵树（一棵核桃树、一棵柿子树、一棵枣树），以备灾荒之年。同时发动全公社农民广泛植树。此外，工作队还分给社员宅基地、自留地，提倡发展家庭副业。十几年后，我从《人民日报》看到一则报道，说鄢陵县是全国平原植树模范县。从照片上看到，原来树木被伐光的村庄，又都郁郁葱葱，心中不由得一阵激动。

　　到农村以前，无论在北京学习的文件和省委介绍的情况，都强调敌情严重。据说河南全省约有三分之一的社队为三类，三类社队绝大部分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领导权，因此，首要任务是要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夺回领导权。但我们在群众中做调查时发现，主要问题是政策上的失误，“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特殊化风）严重，在体制上社队规模过大。就是说，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根据毛泽东指示的精神，从实际出发，调整了社队规模，认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分配上实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政策；对刮共产风剥夺农民的问题，分步骤实行了彻底退赔；实行了粮食“三定”，纠正了高指标、高征购。

　　在干部问题上，群众意见最大的是瞎指挥、强迫命令和特殊化。我们制止了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现象，转变了干部作风，并进行了思想、组织和制度建设。在生产上，建立了生产秩序，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当年夏季就获得了好收成。这一次，我们基本上按照毛泽东的三点指示精神，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完成了整风整社的任务。

　　五、不要搞特殊化

　　毛泽东历来提倡勤俭节约，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也如此要求自己的子女、亲戚。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李敏、李钠正在学校读书。她们都在学生食堂用餐。毛泽东要她们乘公共汽车回家，不准用小车接送。我常见她们穿着褪色的蓝卡其布制服，背着绿色帆布书包回家。有时卫士长瞒着毛泽东派汽车去学校接李钠，毛泽东知道了，便批评卫士长：“为什么三令五申，还要搞特殊化！”

　　对身边工作人员，毛泽东也是经常教诲我们要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要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出现。这方面的事例人们知之较多，我有两件切身之事，感触很深。一九六四年冬，我到河北新城县参加农村四清工作。毛泽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化个假名；二是不要当官；三是深入群众，了解真实情况。这三点体现了以普通劳动者出现的精神。我照他的要求做了，交了许多农民朋友，了解了不少真实情况。

　　毛泽东不但注意反对特殊化，而且更为注意反腐蚀的教育。一九六二年春，毛泽东找汪东兴谈过一次话，谈话内容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他说，他发觉身边有“老鼠”，提出开展整风，整顿思想作风，清除“老鼠”。汪东兴召开了毛泽东办公室党支部扩大会议，向全体工作人员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时开始整风。在整风中，绝大多数人都严格要求自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不足之处和缺点，思想认识都有明显提高。整风中也揭发出个别人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并且有贪污和渎职行为。有人在随毛泽东去外地视察工作时，曾向一些地方无偿索取物品，这一次也对他进行了批评和帮助。

　　毛泽东一贯反对特殊化，更不能容忍和姑息贪污、渎职行为。当他知道群众揭露的事实后，虽然这个人在他身边工作多年，仍果断决定将这个人调离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毛泽东还从稿费中拿出近万元派人到各地一一退赔并道歉，以挽回造成的不良影响。这件事使在他身边工作的所有人都深受教益。

　　六、“不因人热”

　　由于我最初的工作重点是国际问题，常向毛泽东汇报国际动向，并做一些分析探讨，因而对毛泽东在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敏锐的洞察力，深遂的战略目光，超乎寻常的魄力，有一些特殊的感受。

　　许多人谈及的事情，我就不说了。一九五八年，法国政坛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戴高乐被推为这个欧洲大陆国家的总统。在此之前，他始终充当法国海外殖民政策辩护人的角色，还强调过君主制的作用，也是冷战的积极推动者，给人印象颇为深刻。

　　一时间，国际舆论哗然，普遍认为这个欧洲大国的政局变化，将导致整个欧洲向右转。我们国内的一些国际问题专家也持类似的看法。一家有影响力的国际问题刊物甚至断言，戴高乐的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但毛泽东却未受这人言弥蜚的左右，他力排众议，独特地认为：戴高乐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很强，始终强调国家的尊严和独立，不依傍他人；主张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反对大国的霸权，颇具独立见解。

　　他的当政，对欧洲摆脱美国的控制，推动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改变世界政治格局，将会产生极大影响。后来历史的发展，果然证实了毛泽东的卓越预见。

　　每临难以把握的局势，每临令人震惊的险恶境地，与毛泽东生在同一个时代的人，都会深刻感受到毛泽东想人所未敢想，言人所未敢言，行人所未敢行的过人胆识，并为之震撼。我们这些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对于他善于在国内外风云变幻中，敏锐地洞察形势，透过复杂的现象，抓住本质，以及他善于从历史的现状和发展中透视未来，把握事物发展方向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更是深受教益。

　　一九五九年六月三日早晨，毛泽东刚刚起床，就跟我讲起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梁鸿是东汉人，少孤家贫，经常独坐，不与人同食。别人先做饭，做毕招呼他说：

　　灶和锅还是热的，快煮饭吧！可他却不用别人的热锅，熄灭灶火，自己重新燃薪做饭。毛泽东说：过去我跟孩子们谈过这个故事，但他们年幼，没有印象。我领会他是借这个故事，鼓励自己的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有志气，不仰仗他人，不人云亦云；要有独立性格，自立自强，靠自己艰苦创业。

　　毛泽东曾多次赞赏历史上有政治远见、不迷信权威、富于改革精神、有创见有作为的年轻人。他谈到战国时的甘罗十二岁时就当了宰相，政治上很有主见、有作为。他多次赞赏西汉的贾谊，说他向文帝提出的《治安策》是西汉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风气，值得一看。他说贾谊是“英俊天才”，对贾谊三十三岁时因梁王坠马而过于自责，以致抑郁而死，深感惋惜。为此，毛泽东大约于六十年代初还吟诵《贾谊》诗一首：“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他还谈到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共产党宣言》时，也不过三十岁，等等。

　　七、与慧能相通

　　毛泽东十分欣赏不迷信权威、有挑战精神、有独立创见的人。他很欣赏六代禅宗慧能（亦称惠能）的《六祖坛经》一书，经常带在身边。他几次向我谈及慧能，要我了解他的身世作为，读点他的学说。我对佛学的有限知识，可以说得益于毛泽东的教益。

　　毛泽东最先谈到慧能的身世：他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公元六三八年），三岁丧父，家境贫寒，稍长即以卖柴养母。他皈依佛门后，一直是舂米的下等僧。后来，禅宗五世祖弘忍寻觅新传人，要众僧做法偈，以观各人修行。其上座弟子神秀做法偈一首，深得众僧推崇，但弘忍并不满意。慧能反神秀意做一法偈，却得到弘忍的赏识。毛泽东流畅地背诵了这两首法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神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慧能〕”后一首为慧能所作，与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万法皆空的宗旨最契合，胜神秀一筹，于是弘忍将法衣传给慧能，为禅宗六世。

　　后来毛泽东又和我谈到慧能的学说，及其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说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喝佛骂祖”。他否定传统偶像和陈规，勇于创新，并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在这一点上，与毛泽东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思想、行为，似不无相通之处。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和我一起读英文本《共产党宣言》，其中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中有如下一段：“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他指着这段说：“可惜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

　　毛泽东反对将马列主义理论视为不能再发展的顶峰，几次讲道：“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很喜欢读列宁的书，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发展了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首先在一国取得成功的论断。而他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却持不同的看法。一九五八年夏，毛泽东说：“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新写。我们解决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先搞农业，同时搞重工业。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先搞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先搞绿叶，后搞红花。看来有些问题要重新解释，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有新的补充和发展。”

　　敢于向权威挑战，不让僵死的教条捆住自己的手脚，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在自己的实践中，创立适应本国国情的新鲜理论，正是毛泽东成为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拥戴的领袖所必不可缺的伟人性格和独特魅力。

　　八、坚持真理不怕鬼

　　一九五七年整风前后，毛泽东曾多次和我谈到一些科学家的故事，说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坚持科学真理，甚至不惜为此而献身。他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创立了科学的“日心说”，否定了在西方统治了长达一千多年的“地心说”，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神权统治。意大利的哲学家布鲁诺、物理学家伽利略，也都因为坚持真理而遭到罗马教廷惩罚。一九五九年十月，毛泽东对我说：“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最初都是孤立的，但是，他们不怕孤立。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最后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他还对我说过：“遇到尖锐的问题时，要坚持原则，旗帜鲜明，不能怕丢失选票。而有人保持两边都不得罪的态度，结果，反而要失去选票，失去人民的信任。”

　　毛泽东还同我讲了许多不怕鬼的故事。有两个故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一个是“狂生夜坐”，一个是“席方平”。它们都出自《聊斋志异》。

　　约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初，毛泽东有一天对我说：“世界上有许多鬼，也有许多人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我说，我不相信鬼神，所以不怕鬼。他说：“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毛泽东边说边生动地比画说，《聊斋》上有一个故事，一个狂生夜坐，有个鬼披头散发，面黑似漆，很难看，瞪着眼睛，吓唬狂生，舌头伸得这么长。狂生怎么办呢？他笑着研墨，把墨涂在脸上，涂得像鬼一样黑，也伸出舌头，目光如炬，和鬼互相瞪着眼睛。这样对视着，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那个鬼见吓不倒狂生，就跑掉了。（这个故事出自《聊斋志异》中的“青凤”，狂生名叫耿去病。毛泽东说时绘声绘色，略带夸张。）他讲完故事后说道：“作者蒲松龄是在告诉我们，不要怕鬼，越怕越不能活，鬼就要出来把你吃掉。狂生不怕鬼，就把鬼征服了。”

　　《席方平》的故事，更激动人心，更加感人，发人深省。毛泽东问我是否看过这个故事，我说，我看过《聊斋志异》，但不记得这个故事。他比较详细他讲了这个故事。

　　毛泽东讲这些不怕鬼的故事，实际上是在喻人，他是针对当时的国内外情况而发的。在国内，当时正在进行整风运动，党的各级领导大多数都能认真地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改善领导作风，改进工作。但也有少数基层单位负责领导工作的党员，压制党内同志，进行打击报复，采取违法手段，罗织罪名，把他们打成反党分子或右派分子、反党集团或右派集团。毛泽东察觉了这种情况。所以，他讲了许多不怕鬼的故事，特别是“席方平”的故事。他说，老实人，虽然历经磨难，但只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问题终会弄清，冤案终能昭雪。他还讲，共产党人要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要有“六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劳改、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班房和杀头。只要准备了这几条，就什么都不怕了。

　　以后，毛泽东提出要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何其芳承担了这个任务。他在同年夏天基本编成，毛泽东还要他写篇序文。一九六一年初，毛泽东请何其芳到他的卧室谈序文的修改。毛泽东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毛泽东所说的“现在的形势”是指一九五九年春季帝国主义国家、各国反动派和某个超级大国联合的反华浪潮。

　　毛泽东还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

　　九、“二王八司马”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还不只一次地同我谈过“二王八司马”的故事。他谈到中唐时期，唐王朝由盛而衰，朝中宦官擅权，四方藩镇割据，土地兼并加剧，苛捐杂税很重，社会生产凋敝，民不聊生，中央集权受到极大削弱。社会危机四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趋激化。

　　在公元八〇五年，唐德宗李适去世，太子李诵（唐顺宗）即位，重用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伾，吏部郎中韦执谊和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刘禹锡、柳宗元等。他们一度执政，韦执谊被任命为宰相。他们反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例如，惩处贪官污吏，免除苛捐杂税，废止掠夺、扰民的宫市，谋划剥夺宦官的兵权，削弱藩镇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史称“永贞革新”。但是，由于朝中宦官、藩镇等守旧势力合谋发动政变，迫使久病的顺宗把皇位让给太子李纯（唐宪宗），王叔文等革新派仅仅执政五个月便夭折了。

　　王叔文、王伾被杀，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韩晔为骁州司马，当时称为八司马。王安石《临川集》中的《读柳宗元传》说：“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才也。”

　　毛泽东对“二王八司马”的“永贞革新”颇为称道。他不仅推崇柳宗元、刘禹锡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而且对他们的许多诗文也很欣赏。

　　十、数典品词，谈笑自若

　　想像力和超凡的气魄，对于开创和领导崭新事业的政治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气质。而如若这位政治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睿智过人的话，那么他即便是在领导一场亘古未有、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运动，他所展示给人们的风采，也绝不会是凝重和疲惫，而是运筹自如的潇洒。每当我从记忆的长河中，摘取几段与毛泽东相处的往事，便会感到他所特有的那种潇洒。

　　我至今还保存着一些毛泽东手迹。这其中，他即兴赋诗填词，在默诵古人诗词时信手写下的手迹，占了相当的部分。有些古诗词，就是在我们闲谈中，他信手写在我正在阅读的书页或报刊边角空白处的。这些文字并未经过他深思熟虑，而是忽有所感，随意挥洒而就的。

　　一九五七年春季，毛泽东四天之间到了天津、济南、徐州、南京、上海。除了徐州外，毛泽东每到一地，都在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匆忙而紧张。但到达“其山嵯峨，其士颖多”的古城徐州，毛泽东突然问及徐州辖区内的刘邦故乡沛县，并提议去那里看看。

　　三月十九日上午，我们从徐州登机赴南京，可古城风物人情，似乎仍在毛泽东的意念中盘桓。他问我有没有读过萨都剌的“徐州怀古”，我说没读过。他随即在我正看的一本书的扉页和正文边角上写下这首词。

　　“古徐州形胜，销磨尽、几英雄。想铁甲重瞳，乌骓汗血，玉帐连空。楚歌八千子弟（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空有黄河如带，乱山回合云龙，汉家陵阙起秋风，禾黍满关中。更戏马台荒，画眉人远，燕子楼空。人生百年寄耳，应（且）开怀一饮尽千盅。回首荒城斜日，倚栏目送飞鸿。”

　　毛泽东告诉我，萨都剌是蒙古人，出生在现在的山西雁门一带。他的词写得不错，有英雄豪迈、博大苍凉之气。这首词牌叫“木兰花慢”，原题是“彭城怀古”。彭城就是古徐州，就是那个传说活到八百岁的彭祖的家乡。

　　接着毛泽东便向我解说起词文。“重瞳”指的是西楚霸王项羽，司马迁《史记》中提及项羽其貌不凡，铁马重瞳。他的坐骑叫“乌骓”。起初兵多势大，可惜有勇无谋，不讲政策，丧失人心。最后，兵败垓下，自刎乌江。

　　此时毛泽东思如泉涌，又在我的书上写道：“项羽重瞳，犹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他放下笔说：“湘东一目，指的是梁武帝年间的湘东王萧绎，幼年时瞎了一只眼。他后来好学成才，平定侯景，即位江陵。”

　　随后，毛泽东话锋一转，讲起词的下半阕。“戏马台”原是项羽阅兵的地方，刘裕北伐时也曾在此大会将校宾客，横槊赋诗，气势如澜。“画眉人”用的是西汉张敞的故事。此人直言敢谏。“燕子楼”为唐朝驻徐州节度使张焙所建。张焙袭父职驻节徐州，结识彭城名姬关盼盼，收娶为妾。她歌舞双绝，尤工诗文，张死后归葬洛阳，盼盼恋张旧情，独守空楼十余年。小楼多燕子，故名燕子楼。诗人白居易过徐州，因此故事写了一首七绝：“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

　　讲解完毕，毛泽东对我说：“萨都剌写了这些有关徐州的典故，吊古伤今，感慨人生，大有‘英雄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乱山川’的情调。初一略看，好似低沉颓唐，实际上他的感情很激烈深沉。”

　　三月二十日的下午，我随毛泽东由南京飞往上海。途经镇江上空时，毛泽东触景生情，随手写下宋人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写完后，毛泽东又讲了很多。开始还是围绕词的内容，说辛词里“不尽长江滚滚流”，是借引杜甫诗的句子。“生子当如孙仲谋”，是借引曹操的话。毛泽东讲到《三国演义》中曹操煮酒论英雄一节。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接着，毛泽东的话就从文学作品中跳出，指出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迟，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

　　毛泽东给我写诗讲词的那段日子，正是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波及中国，中央又决定开展整风的多事之秋。几日之间，毛泽东往返于华东数城，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公务繁忙。

　　然而就是在这种令人不安的氛围下，毛泽东却骛精八极，跨越时空，数典品词，谈笑自若，由景而发，从浩如烟海的史籍典故词章中，信手抽出精彩片段，即兴发挥。他一再借鉴历史，强调：不讲政策，丧失人心，必然失败。而只有会用人，能团结人，才可成就一番事业，无不与时局和应对时局的策略相关。也就是在那吟词谈典的历史时刻，毛泽东形成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是基本的、长期的方针等观点。扣住时代脉搏，驾驭政治风云，却不误赏景、论词、温史，并从中获取借鉴，得到启迪，更激起超越的情怀。人间潇洒，其谁能比毛泽东？

　　十一、“心事浩茫连广宇”

　　许多人都向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即在毛泽东身边约十二年，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就兴趣而言，毛泽东最喜欢的是什么？

　　我觉得毛泽东给我的印象不是零星的、某一层面的，而是一个恢弘的世界，一个疏密纷繁的精神体系。他的小我深深地熔铸进了民族的大我之中，成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意志、情感、文化的象征。他给我的印象，很难用几句话说清。

　　毛泽东兴趣太广泛了，很难说对某一方面情有独钟。最近，我重新翻阅了大量的日记、笔记，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思考，感到毛泽东终其一生最喜欢的、兴趣最大的，还是读书。

　　毛泽东有一个藏书颇丰的书房。当人们走进毛泽东故居，无不对他工作台上、茶几上和床上的书籍，留下极强烈的印象。毛泽东一生求索，从无止境；而领导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完成史无前例的革新，要求他心连广宇，骛精八极。

　　他要借鉴古往今来的一切历史经验，他要集世间一切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

　　我手头留存的毛泽东写给我的几十封信件，大多与找书、查书、读书有关。毛泽东出行在外，总要带上许多书。有时带的书不够，或突然急需某些书，就会立即通知田家英或逄先知到他书房寻找，迅速给他送去。或者由我在当地购买，或者由当地的图书馆借来，待他看完后归还。在北京、上海、杭州、成都、庐山等地的图书馆，他都借过书。

　　人们感到毛泽东意溢于海，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这正是他熟读马列经典，及文、史、哲、经的结果。但如果认为毛泽东主席读书的范围仅限于此，那就错了，他似乎对世间万物都充满兴趣。他读赫肯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摩尔根的《基因论》，威廉斯的《土壤学──农作学及土壤学原理》等等。这些对人文学者都过于艰涩难懂的书，毛泽东读来却甘之如饴，而且能把书本上的知识融在记忆中。

　　一次，毛泽东问我：“你知道人体内有多少重要化学元素吗？”由于毛泽东的一再鼓励，敢于对国际国内时局无忌直陈见解的我，却被这个与我本人密切相关的生理问题，弄得一时木讷。此时毛泽东掰着指头，把十几种主要元素一一数出，言毕竟流露出孩提般的得意笑容。

　　对这类书，毛泽东不光是泛泛博览，有时还反复咀嚼琢磨。因此他能提出颇为独到的见解，使你不能不钦佩他对世间事物的超人悟性。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钱三强应邀在会上讲述核物理学的研究发展概况。当他讲到核原理时，毛泽东插话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是这样。”“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钱三强一时语塞，因其时尚无人提出此问题。他思考着回答道：“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毛泽东却从容他说：“从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室里还没有做出来，将来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论题的正确者，正是毛泽东。

　　毛泽东阅览自然科学的经典，也关注最新的科技动态、最新的技术成果。一九六三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发了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其观点恰与毛泽东一九五五年的预言吻合。毛泽东十分赞赏，立即让我请《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主编于光远、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到他的卧室座谈。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谈了他对自然辩证法的见解。他说：宇宙是无限的，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都是无限的。从宏观来说是无限的，从微观来说，它也是无限的。原子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

　　于光远问毛泽东：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看作是认识的工具？毛泽东回答：有道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镢头是人手的延长，望远镜是人眼的延长。周培源问：哲学书上通常是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而在人类社会中，认识的主体往往是集体。这个问题，究竟怎样看才好？毛泽东说：阶级就是一个认识主体，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这就说明了整个阶级是个认识的主体。

　　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此一领域到彼一领域，毛泽东自由跨越，相互印证，以丰富自己的理论，以资鉴伟大的事业，并感染着与他接触的每一个人。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毛主席有感而发，对我讲了一段关于“细菌”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对我说：“你看细菌是多么小啊，但它就是有那么一种从容不迫、坚决进攻、毫不在乎的精神。在任何庞然大物面前，它都无所畏惧。不管是厚厚的陶瓷，坚硬的钢铁，还是在沸水里，在零下几十度的低温下，它都不死，能够生存。我们是人，是万物之灵，难道还不如这小小的生物吗？”

　　毛泽东的胸襟，有如无比广阔的宇宙。

　　〔一九九四年完稿，发表于《湖南党史月刊》一九九五年第一、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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