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实──驳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的回忆》第一部·第一章〔文/林克〕　-- 繁星读书网


	历史的真实

──驳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的回忆》

文/林克徐涛吴旭君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12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辑 2016年05月26日

◎ 第一部　李志绥其人

作者：林克
　

　　一九九四年，美国的蓝登书屋（Random House）和台湾地区的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先后出版了英文版和中文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英文书名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出版者对这部书做了许多宣传，甚至用夸张的语调进行吹嘘，说它“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手珍贵史料”；“本书问世后，不只毛泽东个人传记，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相关写作，都将受到重大影响”；“本书以全球第一手资料，披露毛的政治与权谋、性与死亡”。

　　我一见到这部厚达六百多页的“回忆录”时，就大吃一惊。我和李志绥共事近十年，可以说相当熟悉。说实在的，他同毛泽东接触的机会非常有限，单独交谈的机会更是少得可怜，他只是一个医生，怎么能写出这样一部涉及党内高层领导政治情况的“巨著”呢？怎么能提供得出“全球第一手资料”呢？

　　常常有人问我：李志绥在毛泽东身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在“回忆录”中说的那些事究竟可靠不可靠？你对这本书有什么感想？我想，这些也许是大多数读过这本“回忆录”的读者的共同疑问。

　　其实，李志绥“回忆录”涉及的人和事，离现在并不太久。同李志绥共过事并了解他底细的人并不少，有关的文献档案也都保存着，许多当事人还健在。李志绥在“回忆录”的不少地方提到我。作为一个重要的当事人，我深感有责任说出事实的真相，就一些重大的史实问题与李志绥对质。我翻阅了自己当时的日记，查阅了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有关档案，并就有关问题找当时与我一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同志进行了核实。因我年届七旬，身体又不好，这项工作断断续续，迁延日久。

　　当我正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李志绥死了。一九九五年五月，美国施拉姆教授来华进行学术访问，我们会面时，我向他谈了我对李志绥“回忆录”的看法，并告诉他：我正在写一篇反驳的文章，遗憾的是李志绥死了，看不到我的文章了。

　　的确，我真为失去了对质的对象而遗憾。但是，为了给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记录，我还是决定把这篇文章发表出来。

第一章　李志绥其人

　　李志绥心里很明白：如果他不竭力抬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不把自己说成是和毛泽东有着特殊亲密关系的人，他的话就没有多少人会相信，他的“回忆录”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所以，他在这方面下了不少的力气。归结起来，大概有三点：

　　第一，他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无论在北京或去外地，都跟随在他身边，为时二十二年”。

　　第二，他教毛泽东读英文，见面和闲谈的机会很多。毛睡不着觉时就找他谈话，他因此成了“毛的清客”。

　　第三，他深得毛的信任，毛要他读《参考资料》，做政治研究，给毛写报告，毛甚至要他当自己的秘书。

　　这就是李志绥用夸张和虚构来欺骗读者的三块招牌。这三块招牌归结起来，就是他在“序幕”中带有总结性的那段话：“二十二年来我每天都随侍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个会议，出巡任何地方。在那些年里我不只是毛的医生，我还是他闲聊的对手，我几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细枝末节。除了汪东兴之外，我可能是随侍在他身边最久的人。”

　　李志绥讲这些话的时候，难道他不心虚吗？但他一定要装出理直气壮似地这样讲，才能使一些无法了解真实情况的读者以为这部“回忆录”里所讲的事情都是真的。

　　事实上，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没有一个人能处于这种地位。即使是最受信任的秘书和警卫，都不可能在一年之内“每天都随侍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个会议，出巡任何地方”。

　　我同李志绥相处近十年，他的底细我是比较了解的。我将根据自己亲眼目睹和亲耳所闻的种种事实，对李志绥的真实情况和他同毛泽东的实际关系，作出负责任的说明。

　　（一）李志绥何时开始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

　　他在毛的身边工作到底是多少年？

　　1、事情开始就是骗局

　　李志绥在“自序”中说，他是一九五四年被任命为毛的保健医生的。在“回忆录”的另一处，则又自称做“毛的专任保健医生”，是一九五五年四月下旬以后的事。

　　事情一开始就是编造的。

　　李志绥历次亲笔填写的《干部履历表》和《党员登记表》现在都完整地保存着。

　　关于他担任毛的保健医生的时间，在他本人填写的《党员登记表》和干部任免报告表中，有的写为“一九五七年七月”，有的写为“一九五七年六月”，我们就按六月计算。这个时间，同我和当时在毛身边工作的徐涛（他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五月担任毛的保健医生，也可以说是李志绥的前任）等人的记忆，是相吻合的。我还问了汪东兴，他记忆的时间跟我们也是一致的。

　　这就证明，李志绥作为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正式担任保健医生的开始时间，是一九五七年六月，而不是他在“回忆录”中说的一九五五年四月，更不是他在“自序”中说的一九五四年，时间相差两年多或三年多。一九五六年他曾被临时找去为毛泽东看过病，但不是毛的专职保健医生。这些都有完整地保存着的毛泽东病历档案可以说明。

　　李志绥把他担任毛泽东保健医生的时间从一九五七年提前到一九五四年：这不是记忆的误差，也不是任期时间的些许夸张，而是有很重要的目的。

　　因为“回忆录”中许多重要情节和毛对李的大量“个别谈话”，正是写在这段时间里：先是李同毛一谈即合，成了“往后多次与毛彻夜长谈的开端”，从而做了“毛的清客”；随后，又随毛登天安门城楼，去北戴河海滨，到外地出巡；在取得毛的信任之后，毛还要李当他的秘书，“除了读读《参考资料》外，还要做政治研究，写报告给他”。

　　说起来真可笑：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五月这三年多时间里，李志绥根本还没有做毛的保健医生，还没有到毛的身边，“回忆录”里居然编造出那么多根本不存在的事，而且描写得那样绘声绘色。这些，都是“回忆录”作者们（李志绥这本“回忆录”是由多人参与写作的，这个问题我将在后面专门说到）精心埋下的重要伏笔。这样，他们就可以任意编造一些毛只对李一人“彻夜长谈”的“内心的话”。

　　2、虚张声势之笔

　　李志绥把他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时间从一九五七年提前到一九五四年，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那就是便于对在一九五六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做文章。

　　坦率地说，读这本“回忆录”，我处处感觉到一种浓烈的政治意图，是借“回忆录”的形式来发表政论。在全书中，一个核心论点是把中共“八大”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是毛泽东同刘少奇、邓小平矛盾的起点。李志绥说，他跟随毛泽东到了“八大”开会的地方，听了刘少奇、邓小平的报告，并且就此做了一大篇文章。

　　关于“八大”本身的问题我放在下面再谈，这里先说一点，就是一九五六年九月“八大”开会时，李志绥还不是毛的保健医生，谈不上跟随毛去参加那次会议。当时，我是毛的秘书，毛要我去听大会的报告和发言，我自始至终就没有看见过李志绥。

　　我也向当时还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的徐涛和毛的护士长吴旭君核实过，他们也都说，李志绥根本没有、也不可能陪同毛出席会议并在后台旁听。

　　我还问过毛的机要秘书高智，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我：“我一次也没有见过李志绥跟毛出席过任何一次中央会议。他没有资格参加，根本不可能。”

　　“回忆录”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毛泽东一九五六年游三江（珠江、湘江、长江）的情况，写得活灵活现，让读者真以为他是紧随毛身边的经历者。其实，他除了随心所欲地编造以外，还有些是抄自别人回忆的东西，甚至连别人搞错了的东西也照抄过来。

　　所谓负责勘察水情的警卫中队队长韩庆余因阻止毛泽东游长江被撤职，就是一个例子。那是抄自李银桥回忆错了的地方。

　　当年毛的副卫士长、现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和当时的警卫中队队长韩庆余是一直陪同毛游三江的两位主要警卫人员。最近孙勇向我详细他讲了当时的情景。

　　他说：“当时我没有看到李志绥。说韩庆余被撤职，不是事实。老韩不但没有被撤职，而且后来多次和我一起勘察水情，保护毛主席游泳。老韩不久还提升为大队长，后来又提升为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副师级）。毛主席发火归发火，但心里明白大家是对他的安全负责，都是一片好心，根本谈不上撤谁的职。”

　　我想，举这些事实已经够了。这本被称为“回忆录”的书，从李志绥什么时候做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开始，就是编造的。

　　我再说一遍：李志绥开始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是一九五七年而不是一九五四年。而一九五七年以后，李志绥还有几次下放。到医院工作等，离开毛的身边。所谓“跟随在毛的身边为时二十二年”，无非是他用来抬高自己身价的虚张声势之笔。

　　（二）李志绥是否负责教毛泽东学英文？他有机会经常同毛“彻夜长谈”吗？

　　1、谁教毛泽东学英文

　　凡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很少生病，他也不愿意让医生看病，这在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徐涛和护士长吴旭君公开发表的回忆文章里都有记载。毛有什么必要常把李志绥叫到他那里去呢？但这样一来，李志绥这本书就没法写下去了，更说不上达到出版者所要求的提供“全球第一手资料”了。于是，他就挖空心思地给自己加了一个教毛泽东英文的头衔。

　　他在“回忆录”里着意地向读者提示道：“我作为医生，是所谓‘身边工作人员’，可以随时见到他。特别在他让我教他英文以后，见面与闲谈的机会更多了。”

　　帮助毛泽东读英文的到底是谁？是我，而不是他。这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的。

　　我是一九五四年秋来到毛泽东身边，担任他的秘书的。

　　我作为秘书第一次和毛面谈，是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在广州越秀山游泳池畔。他对我说：你当前的工作就是研究国际形势和重要动向，筛选文件，随时向我汇报。

　　毛交给我另一项工作就是教他学英文。他还对我说：“你教我学英语好吗？过去，我做过教书先生，现在要做学生喽！”说罢就放声大笑起来。

　　毛第一次见我就要读英文，问我是否带着英文读物。我因为事先有准备，便拿出一本英文版的《人民中国》，选了一篇时事短评，读了起来。

　　从这一天开始，我就帮他学英文。一九五七年起毛又要我研究国内问题和理论问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六年我离开中南海。

　　我从李志绥的“回忆录”里看到，一九五五年夏李志绥就教起了毛泽东学英文。我真想不到这位在书中还自称是我的“朋友”的人，竟会干起了冒名顶替的把戏。

　　他那时是中南海门诊部的医生，毛泽东还不认识他，怎会让他教英文呢？

　　因为是撤谎，一说到具体情况，自然就漏洞百出。

　　李志绥说，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左右，他在北戴河教毛读英文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他还说：一九五六年七、八月间在北戴河，“我们每天晚上都读英文。毛晚上睡不着，便找我去闲谈”。

　　不论是他说到的一九五五年还是一九五六年，一直是我在教毛读英文，这是毛身边全体工作人员都可以证明的；李志绥这时绝对没有教过毛读英文，这也是毛身边全体工作人员可以证明的。这么多人都在，他居然能编出这样荒唐的谎话来，实在叫人吃惊。

　　再翻翻我的日记：一九五五年，毛是在八月七日才动身去北戴河的，李志绥怎么可能在六月中旬左右就在北戴河教起毛泽东学英文呢？

　　毛每年去北戴河的时间一般是在八月，这是海水温度最适合游泳的时候，个别年份也有七月去的，但六月份去北戴河是从来没有过的。自称为“二十二年来每天都随侍在毛的左右”的李志绥，连毛的这个最基本的生活习惯都不清楚！

　　说教毛学英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更无其事。毛那时只是读些英文新闻稿、时事评论和政论文章，连英文版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都还没有读。

　　因为当时毛的英文程度读这些书还有困难，怎么会一下子就能读起英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来了？这本书的文字要比《矛盾论》艰深许多。

　　根据我的日记记载，一九五六年五月十日，毛才开始读《矛盾论》的英文版。

　　在毛读过的英文版《矛盾论》目录的背页上，毛亲笔写了三行字：“一九五六、五、十初读”；“一九五九、十、三十一重读”；“一九六一、十、九”。在最后一页他又写了一行字：“Ended at June 18，1956”。

　　在《共产党宣言》的扉页上，毛亲笔写了：“Begin at June 18，1956”。在最后一页亲笔写了“Ended at 1956.11.19”。

　　这就是说，毛读《矛盾论》英文版，第一遍是从一九五六年五月十日开始，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八日结束。六月十八日当天紧接着读起《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十一月十九日结束。

　　凡是毛读过的英文版书籍，如《矛盾论》、《共产党宣言》等，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他都用蝇头行草密密麻麻地作过注解。这些书都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但在中央档案馆恰恰没有李所说毛读过的英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书。

　　李志绥说，一九五六年七、八月间在北戴河，“我们每天晚上都读英文”。但他始终说不出在读什么，因为他实在不知道毛当时正在读什么书。说他每天晚上都陪毛读英文，这本来就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我倒可以把实际情况说清楚：从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八日，毛在北京就开始同我读《共产党宣言》，先读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一书中的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边读边议论。序言中谈到：“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本身所说，是随时随地依现存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毛说：“可惜教条主义者就不懂得这个道理。……”毛的议论很多，过去我已经写过文章介绍，这里就不重复了。毛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从北京到北戴河后，继续同我读这本书。李志绥对这些当然都一无所知。

　　2、“彻夜长谈”的真相

　　毛读英文的时间，绝大部分是在白天，在晚上学习只是极个别的情况。根据我十多年的经验都是如此。在北戴河，有很多时候，是毛游泳前后在海滨浴场的休息室里读的。

　　李志绥为什么连毛读英文的时间都要胡编？这不难明白，因为如果不把他所说的帮助毛读英文的时间放在晚上，他的所谓“彻夜长谈”不就没有着落了吗？所谓毛对他个人所说的许多政治议论，不也就一概没有着落了吗？

　　根据我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体验，毛对身边工作人员是非常照顾和体贴的。

　　毛极少在夜间找我，即使夜里有事要找我，要是过了十点多钟，他总是要卫士先看一下我的房间的灯熄了没有（我同毛的住所是前后院，相隔很近），如果我己睡下，就不要叫我，除非有急事。

　　在毛写给我的信中，有好几封谈到读英文的事。这几封毛的亲笔信的手稿，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现将其中几封摘要如下。

　　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毛泽东给我的信中说：

　　林克：

　　请找列宁《做什么？》、《四月提纲》（一九一七年）两文给我一阅。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给我的信中写道：

　　林克：

　　……请你找 December 8，1959，Vo1.2，No。49《北京周报》看一下，看 Battling with Nature 这一篇文章，将一切我不认识的字查明注出。我准备学习一下。

　　一九六○年九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毛泽东在同年十月五日给我写了一封短信，要读这一卷的英译本：

　　林克同志：

　　选集第四卷英译本，请即询问是否已经译好？如已译好，请即索取两本，一本给你，另一本交我，为盼！

　　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声明》发表后，毛泽东在同年十二月十七日又给我写了一封信：

　　林克：

　　莫斯科声明英文译本出版了没有？请你找两本来，我准备和你对读一遍。

　　李志绥大吹大擂，说是他教毛泽东学英文，可是他讲不出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当然更拿不出任何一件像这样确凿的证明来。

　　据护士长吴旭君说，在一九六一年上半年我去农村调查期间，李志绥曾偶尔陪毛读过几次英文，但同毛读英文的主要是吴旭君。

　　事实上，李志绥根本没有担任过教毛泽东学英文的任务。至于他借此编出的所谓毛常常同他“彻夜长谈”，我可以断言，这从来就没有过。

　　（三）李志绥是否深得毛的信任，毛甚至提出要他当自己的秘书？

　　1、“全能”的角色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在毛泽东身边的“全能”的角色。

　　用这种办法，使一些人真以为他的那本书有着很大的“权威性”：

　　他时而是一个医术高明、观察精细的保健医生，时而又是精通外文的毛的英文教员；时而是一个预知一切、洞悉一切（特别是关于国内重大政治问题）的近观者，时而又是涉世不深、头脑简单可以作为闲聊对象的“清客”。

　　他深得毛的信任，而又心怀贰志，颇有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样子。毛对他不但可以谈党内重大的人事安排，谈自己对党内高层领导人的看法，让他出席许多重要会议，而且派他去见外国贵宾。

　　在毛病逝之前，他又成了一位“全能”的“医疗组长”，指挥全国第一流的各科医疗专家进行抢救，而又能穿梭斡旋于各种复杂的政治关系之间，处变不惊，游刃有余。甚至连逮捕江青这样的大事，汪东兴都要求教于他。

　　这一切，都使人感到太离奇了。

　　就我所知，在毛身边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位身兼数项要职、“每天都随侍在毛的左右”的工作人员。至于李志绥，他当时不仅很少有机会见到毛，而且还害怕见到毛。用毛的护士长吴旭君的话说，“他躲还躲不及，他接近不了主席”。

　　他每次都是先到卫士那里了解毛这一段时期的身体情况，如果没有异常情况，总是转身就走，从不主动到毛的住处去。即使毛生了病，他也总是叫护士长吴旭君陪着他去。关于这一点，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包括我、高智、吴旭君、孙勇、封耀松等等在内，都可以作证。

　　高智还告诉我：“我们很少见到李志绥，他很少到“一组”（由毛身边工作人员组成）来，隔几天才来一次。就是来了，也从不主动到主席那里去。我每天好几次给主席送文件，从来没有见到他同主席坐下来谈过话。我们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到门诊部去看病，有时他来，向他要些药吃。李志绥这个人和我们都不一样，从来不随便说话。外出赶上陪主席散步，他也是离得远远的。”

　　卫士封耀松说：“李志绥见到毛主席就紧张。”

　　就是这样一个李志绥，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把自己卖个好价钱，却能厚着脸皮造出这样的谎言：毛曾经考虑要他当秘书，汪东兴也劝他答应下来，但他没有同意。“毛要我除了读读《参考资料》外，还要做政治研究，写报告给他”。

　　为了这些事，我去问了汪东兴。汪说：“根本没有这些事，更谈不上劝他接受了。毛主席从没有要他教英文、当秘书，他也从没有向我谈过。如果毛主席对他有这些要求的话，他必须向我报告，我一定会知道。”汪东兴还说：“我看了李志绥的那本书，里头充满了假话。”

　　至于《参考资料》，在“一组”，当时能够订阅的人，只有汪东兴、叶子龙和我。

　　毛从来没有交给李志绥一个读《参考资料》的任务。他连一份《参考资料》都没有，怎么个读法？如果说李志绥偶尔也能看到《参考资料》的话，那是他到我那里走动时，顺手翻看一下而已。

　　从书里的叙述中也无意中透露出，李志绥连《参考资料》是什么性质的资料都不清楚。他在“回忆录”里说：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参考资料》上满是声讨、批判右派的报道和评论，毛读了很多”。很多人都知道，《参考资料》刊登的都是外国通讯社，主要是西方通讯社播发的各种电讯稿，以及国外政界要人的讲演、时评、政论文章等等，从不刊登国内报刊的消息，更不要说是什么“批判右派的报道和评论”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一直是这样。

　　2、弄巧成拙

　　李志绥还根据早已公开的秘密，故弄玄虚，给人造成他曾经与闻中共高层人事变动和重大决策的假象，结果往往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他对中共中央和毛本人政治生活的无知。

　　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毛从来不跟他们议论其他中央领导人，从来不谈中央的人事安排和人事变动。这是一条原则。对此，毛是非常严格格守的。

　　我同毛泽东的接触比李志绥要多得多，保守地说，也有几十倍，况且我还是他的秘书，但毛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谈过这一类的事。

　　李志绥说，一九六六年四五月间，毛事先给他看了“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名单”。这完全不符合毛泽东处理这类问题的严格规矩。李志绥和参加写这本“回忆录”的那些人由于是抄袭和编造的，而又不了解真实情况，弄出了许多错误。随便举几个例子来说：

　　第一，搞错了机构的名称，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说成“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第二，搞错了机构的组成情况。李志绥说，毛给他看的名单上，“顾问陶铸和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王任重、张春桥”。而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最初名单上，顾问只有康生一人；没有设第一副组长；副组长（连同江青）不是三个人，而是四个人，就是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这个名单时，始终是如此。陶铸兼任顾问，江青得到“第一副组长”的头衔，都是这年八月间才有的事。

　　第三，搞错了名单的酝酿过程。李志绥说，“毛告诉我，这个名单是林彪提出来的，原来没有陶铸和王任重，是毛加上去的”。名单里最初根本没有陶铸，何来毛告诉李志绥说是他加上的这一番话？而且，这个名单也不是林彪提出的。

　　李志绥还说，他看过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写给江青的那封信，“在将信还给办公厅前就抄了一份下来，保存至今日”，并称江青“将信在少数核心领导人中印发流传”。李志绥这又是想显示他与闻机密的身份和他公布这封信的神秘色彩，结果却再一次露出了编造的破绽。

　　其实，这封信里面有批评林彪的内容，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在党内任何一个范围内“印发流传”。毛泽东写成此信后，只给那时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李志绥说“先交给周恩来及康生”，他又编错了，实际上康生当时没有看过）。后经毛同意将原信销毁，销毁前江青留下了一份抄件。

　　至于中央决定将这封信印发向全党传达，那是一九七一年林彪叛逃以后的事，自然李志绥也会听到或看到的。

　　原信销毁时留下的那份抄件，毛泽东曾经作过校阅，并且作了一些修改。如果李志绥果真在当时早就将原信“抄了一份下来，保存至今日”，倒是一件重要的文献稿本了。但只要核对一下，就会发现：他在“回忆录”中全文发表的这封信，同林彪倒台后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按照毛泽东修改过的抄件向全党传达的那封信，一字不差，完全一样。

　　这个文件，国内很多很多人都看到过，如今更广泛地见诸国内多种公开出版物，没有什么稀奇。李志绥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连这样的事情上都要故弄玄虚，干出骗人的勾当，这也可以看出这本书的可信度究竟有多少了。

　　3、两个李志缓

　　因为李志绥这本“回忆录”伪造自己的经历，抬高自己的身价，在造假中又经常露出马脚，这就在书中出现了两个李志绥。一个是无时不在、无所不知的“李志绥”，“每天都随侍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个会议，出巡任何地方”，似乎什么事情也逃不出他的眼睛。

　　另一个则是保健医生李志绥，对政治上的事情了解不多，自称“在糊糊涂涂之中渡过”，“完全与世隔绝”，“每次毛有‘客人’，我也避得远远的”，甚至有一段时间“很少见到毛”。

　　这是李志绥“回忆录”里无论如何也消弭不了的一个极大的矛盾。尽管“回忆录”经过许多“高手”的指点，又有经验丰富的石文安（Anne·F·Thurston）女士的“监督”（supervision），做了大量的手脚和掩盖，但总没有处理干净，后一个李志绥还是若隐若现地出没于书中。

　　李志绥就是一名医生，他在一组的职务就是为毛泽东做保健工作。我作为毛的秘书，在十多年中，看过的机密电报、文件、内部资料，不下十几万件，李志绥根本看不到这些材料。我参加的中央各种会议总有二三十次，而李志绥连参加一次这种会议的资格都没有。李与毛接触的机会和时间很少，他能了解什么机密？他能听到多少毛泽东的谈话？

　　李志绥吹嘘自己“二十二年来我每天都随侍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个会议，出巡任何地方。在那些年里我不只是毛的医生，我还是他闲聊的对手，我几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细枝末节。除了汪东兴之外，我可能是随侍在他身边最久的人”。这些又以何为证呢？李志绥所能提供的东西少得可怜，很引起一些人兴趣的就是几张他与毛的合影照片（其中也有一些是作伪的），其他什么也拿不出来。

　　据我所知，凡是毛的身边工作人员，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汪东兴、叶子龙不说了，就说高智、徐业夫、罗光禄和我个人，都有毛泽东写给我们的亲笔信或便条，我就有几十件。唯独李志绥这位据说是最受毛信任的、经常与毛“彻夜长谈”的、同毛相处时间要数天下第二的人，却连一件毛写给他的信或便条都拿不出来。这难道不奇怪吗？

　　李志绥本人和“回忆录”的参与者们，出于他们的政治需要，硬把李志绥往政治上扯，通过李的口说了许多同他的身份、地位、工作、能力十分不相称的他自己懂也不懂的事情，还对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作了种种分析、概括和判断，不但十分荒唐，而且搞得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显得十分可笑。

　　下面，我们再看看，“回忆录”究竟在重大历史事实上编造了一些什么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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