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实──驳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的回忆》第二部·第一章〔文/徐涛吴旭君〕　-- 繁星读书网


	历史的真实

──驳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的回忆》

文/林克徐涛吴旭君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12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辑 2016年05月26日

◎ 第二部　还毛泽东真貌

作者：徐涛　吴旭君
　

　　听说台湾出版了一部李志绥的“回忆录”，我们借来细细地看了。

　　我们两人都是毛泽东身边的医务人员。徐涛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吴旭君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四年担任毛泽东的护士长。我们同李志绥共事的时间相当长，对他很了解。看了《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以后，觉得书中假的东西太多，这本书也不是他一个人能写出来的。

　　我们十分清楚，李志绥当年做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的时候，能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实在不多。他甚至不敢主动地去见毛，毛也很少找他，至于交谈就更少了。书中涉及的大小事情，绝大部分我们都经历过，书中提到的众多人物我们也都熟悉。坦率他说，在许多方面，我们远比李志绥了解得更直接、更清楚。所以，对书里所写的那些东西，特别是关于李志绥本人的情况，关于毛泽东的生活方面和健康方面的情况，究竟是不是真实，我们是很容易作出判断的。

　　因为我们是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医务工作者，在这篇文章里准备着重从医疗保健方面来谈，顺带也讲到我们亲身经历的其他一些事情，用事实说话，让读者看一看李志绥和他的合作者是怎样编造谎言的。

第一章　李志绥有什么特殊身份？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说：“一九五四年……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并兼任毛的医疗组组长。从此，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为止，我作为毛的专职健康保护人和监护人，无论在北京或去外地，都跟随在他身边，为时二十二年。”

　　这是李志绥表明自己身份的最重要的一段话。许多读者大概也是因为他有着这样一种“特殊身份”，才相信了他在书中说的那些事。我们就先从这一点说起，看看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1、李接任保健医生的档案资料

　　李志绥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的？

　　徐涛可以十分肯定他说，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六月以前，从来没有向李志绥移交过毛的保健工作。最可靠的证据是毛泽东的病历档案。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的病历上有如下记载：“今日由黄树则局长（按：黄当时任卫生部保健局局长）交待，今后主席保健工作由我负责。卞志强大夫已将工作及病历交待。”这个病历是李志绥亲笔写的，并有他的签名。卞志强任毛的保健医生时间很短。

　　李志绥亲笔填写的个人履历表是又一个可靠的证明。他在履历表上是这样写的：“一九五○年十月至一九五六年：警卫局中南海门诊部医生。”“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中南海警卫局，专职大夫。”请注意，他自己写得很明白，是在一九五七年六月才担任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的，而不是他在那本书里所说的一九五四年。那份履历表是他在国内时填写的。周围熟悉情况的人都在，他不敢随便乱写，不可能像他到了海外以后可以任意乱说。

　　还有一个旁证：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说，他在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曾经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七年五月到北京医院神经科进修班脱产学习过。

　　熟悉这方面情况的人都清楚，只要担任了毛的保健医生，从来没有在任职期间离开岗位脱产学习的，王鹤滨和徐涛等都是如此。李志绥这次进修，不是在做了毛的保健医生以后，而是在这以前由中南海门诊部派去的，这时他还在门诊部工作，同毛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保存着一九五七年四月毛在杭州和所有随同的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张合影照片，里面就没有李志绥。

　　在我们的记忆中，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这两年内，在“一组”（这是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行政组织的代称）里没有见到过李志绥。一九五六年徐涛因毛交给的任务而临时外出，周泽昭（当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并负责毛泽东的保健工作）在“一组”主持专家会诊时，根据毛泽东病历的记载，毛的健康情况是由毛的卫士长李银桥和护士长吴旭君介绍的。李志绥临时被找来帮助作过记录，那时他和毛偶尔有过接触。其他有关情况，无论是毛的，还是“一组”的，他都不知道。

　　一九五七年六月，李志绥担任毛的保健医生以后的几个月内，毛泽东的日常医疗保健护理，包括观察、作息、饮食营养管理和药品器材管理等，基本上还是由吴旭君负责，李志绥几乎不怎么来“一组”。直到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去莫斯科时，吴旭君才第一次和李志绥进行保健医疗护理上的合作。

　　李志绥说，他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二十二年。除去他前面虚报的三年，还有他一九六五年下乡搞四清，一九六七年下工厂“支左”，一九七○年下基层参加医疗队，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较长一段时间内因为毛泽东不满意他，而不要他在“一组”工作，扣除这些以后，李志绥实际上做毛的保健医生的时间，就没有他自我吹嘘的那样长了，要打一个大的折扣。

　　李志绥居然还说：“除了汪东兴之外，我可能是随侍在他身边最久的人。”这更是笑话了！在毛身边工作比他时间长久的人有的是，例如叶子龙、孙勇、罗光禄（机要秘书）、韩阿富（炊事员，在毛身边工作二十余年）等等。他这些自我吹嘘，无非是要在不了解实际情况的读者面前抬高自己的身价，让读者相信他所编造的那些话罢了。

　　2、无中生有之谈

　　我们先来谈谈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五月这段时间。那时李志绥还没有到毛身边工作，更不是毛的保健医生，可是“回忆录”居然编造出大量关于李志绥为毛泽东做保健工作的情节以及他同毛“交谈”的详细描述。这些统统都是无中生有的，实在令人吃惊。下面举一些例子来说说。

　　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一九五四年十月二日汪东兴同他谈话以后，“汪将毛以前的一些病历记载拿给我，要我了解毛的病史”。

　　这件事我们问了汪东兴，汪斩钉截铁他说：“毛主席的病历，我自己从来就没有看过，更没有拿过，不可能由我拿给李志绥看。”

　　毛泽东的病历，徐涛经手过。一九五三年徐涛从前任保健医生王鹤滨手中接收过来以后，一直锁在自己专用的保险柜内，只由他一个人管理和使用，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向卞志强交班以前从未给任何人看过或者借出过，包括当时的三位保健处处长、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等在内。那时李志绥不是保健医生，根本不可能看到这些病历。

　　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毛终于召见我了。”“李（银桥）将我引进室内游泳池，毛泽东正躺在游泳池南端的一个木床上看书。”

　　一个游泳池，一个木床，一个躺在床上看书，毛泽东的这些生活特点都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李志绥自以为这样说总是万无一失吧！但由于他是编造的，就难免破绽百出。

　　在我们的记忆中，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南海室内游泳池尚未建好。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问了专门负责修建中南海游泳池等建筑的工程师王爱深。他告诉我们：

　　“中南海室内游泳池是一九五四年开始修建，一九五五年秋天大约九月或十月完工的。游泳池南端的太阳光室是一九五九年扩建，一九六○年春天才完工。”

　　李志绥却说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毛第一次找他谈话是在“室内游泳池”。

　　因为这是在讲毛第一次找他谈话的情景，当然不可能是什么记忆“失误”，只能是把后来他所知道的某些境况搬到前头来说，使故事细节编得活灵活现，好让读者信他那一套。没料到这样恰恰露出了马脚。

　　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他讲过以上的高论（按：指书中说的一九五五年四月三十日毛同李的“谈话”。）之后，又说：‘明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你同我一起到天安门上面去看看，这也是一次很好的受教育的机会。’”毛还对李说：“你把孩子也带上去，让他看看。”

　　这件事又是凭空编造出来的。我们去问过汪东兴。他肯定地说：“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李志绥不会上天安门。”是啊，李志绥一九五五年既没有同毛泽东见过面，更没有谈过话，说毛让他带孩子上天安门，不但那时，就是后来，在这种场合连中央领导人也没有带孩子上天安门的。李志绥编造的这些，谁会信呢？

　　我们还问了当年中南海保健处的保健医生王敏清，每年大的节庆日如“五一”、“十一”，他都上天安门值班做医疗服务。他告诉我们说：“一九五五年五一节，没见过李志绥在天安门上。”

　　3、所谓“北戴河事件”

　　李志绥的“回忆录”中又说：“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汪东兴突然要我火速赶往北戴河。”“北戴河事件（按：指书中所说的罗瑞卿、汪东兴阻挠毛泽东游泳而受到毛的批评一事。）也是我生活的转折点。夏季将尽，周（泽昭）医生被悄悄撤了职。……我成了毛的专任保健医生。”

　　李志绥这些话，句句是假的。

　　先请读者听听汪东兴是怎么说的。汪说：“一九五五年六月，我没找过李志绥火速去北戴河。周泽昭没有被撤过职，他是中南海保健处副处长。如果那一年李志绥去过北戴河，那就可能是由中南海门诊部派去为出差工作人员作医疗服务的。李志绥那个时候不负责毛主席的医疗，我又不管门诊部的事，我怎么会叫他去？”

　　汪东兴的判断是对的，郑学文（当时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也可以证明。她告诉我们：“我是一九五○年四月调到香山门诊部的，半年后从香山搬进中南海，成立中南海门诊部，仍做主任。一九五七年我回保健局以前，一直和李志绥在一起工作。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中南海门诊部那时派人去过北戴河，李志绥是随门诊部去北戴河的，给一般工作人员看病。”

　　李志绥说毛泽东六月份在北戴河，这又编造错了。那些年的每一个夏季，徐涛都和毛泽东一起去北戴河，从来没有在六月份去过。六月份北京并不太热，而北戴河的气温和海水温度都还比较低，不适宜下海游泳。到七八月份，北京天气炎热了，北戴河的气温比较凉爽而海水又比较温暖，适宜于游泳和休息，所以毛泽东总是到七月或八月才去北戴河。

　　请看徐涛等人当年记载的跟随毛去北戴河的时间表：

　　一九五四年（首次去北戴河）：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二十日
　　一九五五年：第一次八月七日至九月五日，第二次九月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五日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二十日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至八月二十八日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至九月三日

　　由上表可见，这五年中，毛离京去北戴河的时间，只有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六年是在七月，其余都在八月，从来没有在六月就去的。

　　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戴河游泳，有一件令人难忘的事。

　　九月二日，毛泽东游向远海，遇见一只小船，他同船上老渔民闲谈，老渔民没有认出这位穿着游泳裤、浑身水淋淋的人是毛泽东，怕耽误生产而不愿意多谈。毛泽东说把船上的螃蟹全部买下来，老渔民高兴了，谈得很畅快。讲了渔民合作社内不团结的情况，讲了家里的生活情况，连他老伴的一些事也津津有味他讲起来。毛泽东了解到渔民合作社的许多情况，一个普通渔民的家庭生活和经济情况，心里特别高兴。

　　回到第五浴场，毛请全体工作人员吃螃蟹，吃完后他又提出和全体同志合影。

　　现存的这张合影照片中，李敏、李油、毛远新、汪东兴、孙勇、沈同、林克、周泽昭、徐涛都在，偏偏没有自称这时在毛身边工作的李志绥，因为他还只是门诊部的大夫，没有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吴旭君当时正怀孕临产，所以没有去北戴河，留在中南海值班。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还说：“自毛从北戴河回中南海开始，我每天都去见他。此后，我也随同他出巡北京或外地。”

　　按照他的时间表，这段话所说的一些事应该在一九五五年九月以后。我们不知道那时他每天到底怎么去见毛？他在书上也讲到毛的住地警卫很严，当时他还不是“一组”的工作人员，连毛的住地周围地区的通行证都没有，怎么能进入毛的院中？又怎能进入毛的屋子里？他自己的履历表上明明写着，从一九五○年十月至一九五六年任警卫局中南海门诊部医生。他不负责毛泽东的医疗保健工作，有什么理由“每天都去见他”？而且还要“随同他出巡北京或外地”呢？

　　4、贪天之功

　　李志绥的编造并没有就此结束。为了显示他医术不凡，初来乍到就取得了毛的信任，他在“回忆录”里编了这样一段情节：

　　一九五五年“夏季将尽，……我成了毛的专任保健医生”。“我不断翻阅毛的病历时发现，近两年毛每次检查血液中的白血球，总数都高，其中的中性白血球计数也高。……这表明在毛的体内某处，有慢性炎症存在，但是没有检查，我确定不下来。”

　　随后，李志绥设法“说服”了毛，他同意检查身体，并做了一次“全面检查”。

　　检查内容包括鼻腔、上颌窦及额窦、口腔，还有前列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

　　他向毛说明“牙齿是主要问题”，并请牙科医生为毛拔了牙。“过了两天，我又给毛取了耳垂血检查，白血球总数和中性白血球计数都恢复到正常。我将检查结果告诉他时，他高兴地说：‘你解开了存在几年的一个谜。你胜利了，英美派万岁。’”

　　且不说李志绥在一九五五年根本不是毛的保健医生，没有资格为毛做“全面检查”，仅就他在“回忆录”里所说的细节来看，也都十分荒唐。

　　李志绥借毛的口说：“你解开了存在几年的一个谜。”事实上，毛本人早就知道问题出在牙齿上。早在徐涛之前担任毛的保健医生的王鹤滨，就发现了毛的白血球偏高的问题，并在病历上做了记录。一九五三年徐涛接任后，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断定是由牙病引起的。徐把结果向毛报告，要毛做一下检查，但毛工作紧张，一直抽不出时间。

　　为了动员毛及早检查治疗，徐涛早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向主管中央保健工作的傅连障、黄树则等多次口头及书面报告过。卫生部副部长傅连障也于一九五三年十月向中央写了报告。可见，这个“谜”早就解开了，但不是李志绥解开的。

　　李志绥对于为毛泽东拔牙作了十分细致的描绘。对于这种描绘，除了毛身边的医护人员等当事人以外，谁能怀疑呢？谁会怀疑呢？但我们一读到这个地方，就感到不对头，书中写的同我们记得的事实完全不一样。

　　为了证实我们的记忆，我们又查阅了当时毛泽东的病历记录，结果与我们的记忆是相符合的。

　　一、李志绥编错了拔牙的时间。病历记载，毛泽东第一次拔牙是在一九五六年四月，这以前没有拔过牙。李志绥在时间上含糊其词，但从上下文推断，他所说的那次拔牙是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国庆节以后。

　　二、李志绥编错了拔的是哪一颗牙。李说拔的是“左边上面第四个牙齿”，病历上记的是“右上方第五个牙”。

　　三、李志绥编错了拔牙的地点。李说是在北京，实际上是在杭州，由张光炎医生（北大医院口腔科主任）拔的。

　　李志绥把这些基本事实都说错了，同样不是因为记忆“失误”，而是因为他在一九五五年还不是毛的保健医生，根本没有参与这件事。这三点，特别是二、三两点，对保健医生说来是不会记错的。

　　他编那些拔牙经过的细节，是为了引出毛泽东对他说什么“英美派万岁”。凭我们对毛泽东的多年了解，这样的话绝不会出自毛的口。毛对医学界中分什么“英美派”、“德日派”、“苏联派”，向来不赞成。毛对徐涛多次表示过这样的观点。

　　为毛泽东解决失眠的难题，又是李志绥为吹嘘自己医术“高明”、“深得毛的信任”而编造的。他在“回忆录”中说：“对我来说，最头痛的难题是毛长年的失眠症。”他建议毛在晚饭前服用速可眠钠（sodiumseconal），晚饭后再服用安米妥钠（sodium amytal）。“事实上用这个方法以后，确实使入睡好些了，睡的时间长些了。”他把毛改服速可眠钠说成是他首次建议的。

　　其实，早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起，徐涛已经给毛泽东服用速可眠钠（sodiumseconal）。当时用的是白色粉末状药，装在红色胶囊里，大的为○点一克，小的○点○五克。（以上都有病历记录）毛对这种药的作用和效果既很熟悉，又很满意。

　　在李志绥到任以前，毛泽东一直服用速可眠钠（sodium seconal）和安米妥钠（sodium amytal）。李志绥接任后，不过继续照过去的办法给毛服用这两种药罢了，哪来什么由于他的“建议”才开始这样做，李志绥之所以抓安眠药问题大做文章，是因为睡眠问题几乎是毛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5、江青没有保健医生

　　顺带澄清一件事，就是李志绥对徐涛做保健医生的一些说法。

　　“回忆录”中说：“一九五三年由中央卫生部与中央警卫局共同派了一位徐涛大夫，做她（按：指江青）的专职医生。徐涛原本是毛的保健医生，但毛的身体好，平常没有什么医务上的事要办，因此毛将徐派给了一天到晚生病的江青。”在书未的“人物简介”中又说：徐涛“一九五三至五四年间任毛泽东私人医生，后任江青私人医生”。

　　实际上，江青没有资格设专职保健医生。有专职保健医生的，只有中央的五位书记，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徐涛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五月，一直担任毛的保健医生。一九五七年五月离开后，还多次回“一组”做保健医生工作。徐涛从来不是江青的保健医生。

　　至于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同时也兼管为江青治病，这是毛本人交给的一项工作。毛曾经向身边工作人员交代过：“江青身体不好，有病，在生活上你们也照顾她一下，她生病也要给她看一看。这样，你们也帮了我的忙。”

　　为江青看病的人，并不等于就是江青的保健医生，这是在毛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的。李志绥接任毛的保健医生以后，不是也经常为江青看病吗？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就说得很清楚：一九五七年前后，“江青提出要我兼管她的工作。我说：‘你同主席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兼管你的工作，你们不在一起时，我很难兼管。’江说：‘好在我也没有多少事，我和主席不在一起时，必要的时候，可以让护士给你打电话，安排我的治疗用药。’我只好答应下来。”

　　“一九六○年十二月中旬，江青打电话给毛，说身体不好，要我去广州给她看病。江青在广州过冬，抱怨频频。她说她有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她的护士、随从、卫士都不肯尽心照顾她。她要我去给她看病。”

　　照李志绥自己说的这些，他不就成了江青的保健医生了吗？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把我们称作是他的“朋友”，但对我们的工作和职务却这样信口胡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使读者相信，只有他才和毛最贴近，最受信任。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随意编造所谓毛同他“彻夜长谈”的故事，随意编造毛的生活中的所谓“隐私”。

　　6、李何曾跟随毛在长江游泳？

　　李志绥的“回忆录”用了很大的篇幅讲一九五六年他同毛一起游长江的事。这又是令人奇怪的。

　　那次游长江，徐涛是随同的，没有见到有李志绥。我们还访问了许多当事人，都异口同声他说：那次没有见到有李志绥。

　　汪东兴说：“一九五六年毛主席游长江时，没有李志绥，他游泳游得不行。我记得那次是徐涛和周泽昭给主席做保健。李志绥的书里说，我要他向毛主席打招呼。根本没有这回事！”

　　我们向陈长江（做过毛泽东的警卫兼游泳队员，一九五六年曾和毛一起游长江）问到一九五六年毛游长江时，有没有李志绥。他说：“没有。后来主席游泳时，李志绥一般不下水。”

　　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在广州向毛汇报长江里能不能游泳的时候，是“我们一起去见毛”的。既然说“我们”，自然是包括他李志绥了。

　　我们访问了当时同孙勇一起向毛汇报的韩庆余（当时是警卫一中队队长）。他说：“孙勇同志汇报后，主席还是决定游长江，主席叫我和孙勇先去武汉做准备。我们汇报时，没有李志绥，没有看到他。他后来做了保健医生以后，主席游泳时，他一般都不下水。”

　　我们又问了孙勇（当时是警卫科长，毛的副卫士长）。他说：“一九五六年主席游长江时，李志绥不在，我记得徐涛和周泽昭院长在。那时李志绥还没接班呢。在广州，主席向我了解长江能不能游泳时，当时屋子里没有李志绥。这件事他可能是以后听别人说的。主席找我谈完话，我就离开广州先去武昌找王任重，为游长江做准备。我专门试水试了三天，正试水时，你们和主席就由长沙来武昌了。主席在长江一共游了三次，徐涛和周泽昭都在小木船上。那时有三级风，长江水温是二十一度到二十二度。从武昌一直游到汉口中间未停的，只有毛主席、我、韩庆余三个人。那次李志绥根本不在。”

　　当时，徐涛和周泽昭作为保健医生，对毛泽东游长江，从一开始就不同意，但是毛下了决心的事，谁也改变不了。游长江前，徐涛和周泽昭做了充分准备，包括药品、器材、急救措施等。尽管这样，徐涛还是一夜没有睡好觉。游泳前，毛要徐涛同他一起下水，徐说：“我得管这些药箱和救护工作，我还是要预防为主。”因此，徐涛和周泽昭带着药箱乘小木船一直跟随着毛。游完后，毛对徐涛说：“你没游，你不后悔吗？这可是中国的长江啊！”

　　那一回徐涛清楚地记得，在四天之内毛三次横渡长江，第一次由武昌游到汉口，第二次、第三次都是由汉阳游到武昌，徐涛和毛身边其他人员始终没有看见有李志绥。

　　如果李志绥那时真的当了毛的保健医生，又真的跟随着毛，那末，毛要横渡这水深浪大、江流湍急的天堑，在这重要的时刻，徐涛和周泽昭在研究保健和万一救护的方案时，为何不见李志绥的踪影呢？“回忆录”中对救护方案一事只字未提，又是什么原因呢？这并不是他的疏忽，而是他根本不在场，无从知道救护工作的准备情况。

　　毛的保健医生在同一时期内一般只有一名，最多两名（一个是一线值班、直接负责保健医疗的医生，另一个是上级指导、不直接参加值班的医生），从来没有第三位医生。这时毛的保健医生是徐涛和周泽昭，何来一个李志绥呢？

　　当年毛泽东游长江，从中央到湖北省的各级负责人员，都很紧张，十分谨慎，生怕发生意外事故。徐涛和周泽昭更是重任在身，不能下水同游，只能乘坐一条小木船，紧随在毛的身边，随时准备救护。李志绥如果作为一个在场的保健医生，怎么能对毛的安全就那么漫不经心，那么“无限轻松”地去游泳呢？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描写，因为它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

　　李志绥的游泳技术甚差，这一点李本人也承认。一个游泳技术很差的人，却能在水流急速、波涛汹涌的长江中，游起来“感到无限轻松”，又有谁能相信呢？

　　7、造假的照片

　　李志绥为了证明他在一九五六年跟随毛游了长江，特地在“回忆录”里印了一张游泳的照片，并且写明：“一九五六年夏，李医生在武汉附近的长江游水。（毛泽东游在前头，不在照片内）”

　　但是，这张照片并没有给李志绥们以帮助，恰恰相反，给他们帮了倒忙。因为这是一张假冒的照片。

　　同毛泽东一起游泳的人都知道，毛游长江或其他的大江，都是在江心深水处，从机动轮船上下水，同游的保护者，也要在同一处下水，相距不能太远。因为江水湍急，人一下水，就冲出十几米，如果互相之间距离远了，就会被冲散。但从李在那张照片中的姿势、神态和他周围的环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绝不是在长江中游泳的照片。在他身旁没有江水的浪花，李不会踩水，他的身体却站得那么直，他的神态却表现得那么轻松。可以断定，这张照片只能是在浅水无浪的地方拍的。

　　何况，一九五六年时随行的摄影记者只一两个人，主要是紧跟在毛泽东身边摄影，根本不可能分出一个人来，远离毛而专门去给李志绥拍照。

　　李志绥及其同伙造假的手法，也实在太低劣了。他们以为只要在照片说明中加上几个字“（毛泽东游在前头，不在照片内）”，就可以以假充真。这不是在愚弄读者吗？“回忆录”的顾问黎安友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他（按：指李志绥）的身影牢牢嵌在无法修改的纪录影片和照片中，而某些可靠来源也确定他的身份。”

　　可是，这“无法修改的照片”（加上说明词中的要害之笔）的确“确定”了一个东西，但所确定的不是“他的身份”，而是李志绥之流的造假。

　　对一九五六年广州之行，李志绥说了那么一大篇，看来不少是听别人讲的或者从别人的回忆文章中抄过来的。除此之外，全都说得不对。他同毛的“对话”更是百分之百的凭空编造。

　　说起在照片上造假，还不只是游泳照片这一张。例如，中文版的第一张照片就是作伪的。

　　该照片的说明是：“李志绥医生一九五四年夏摄于中南海毛泽东的内住地外。此照片由汪东兴所摄。”（着重点均为引者加的）实际上，在中南海生活过的人一看就知道，这张照片摄于中南海南船坞对面的“流水音”（这里有瀑瀑流水，因而名“流水音”），背景正是当时李志绥在那里工作的中南海门诊部的围墙，进入那个小门，向右拐就是李志绥当时与人共用的诊室。

　　南船坞（即南楼，李志绥住在这里）同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相距很远。当时，这里属于“乙区”，毛的住地属于“甲区”，持“乙区”证件的人不能进入“甲区”。

　　我们问过汪东兴，他说这张照片不是他拍摄的。

　　李志绥们搞这种偷梁换柱的把戏，无非是为了配合正文，以“证实”李志绥的假履历，把他担任毛泽东保健医生的时间从一九五七年六月提前到一九五四年。

　　又如，中文版的第三张照片也是作伪的。

　　照片的说明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毛泽东当时前往克宫，是要向赫鲁晓夫、米高扬、布尔加宁辞行。右起：李医生、毛与卫士长李银桥。”

　　当时，毛一直就住在克里姆林宫的一座楼上，无须“前往克宫”。这张照片，其实是毛泽东在楼梯转弯处，向已经走到楼下的吴旭君和中方波兰文翻译高佩玉笑面相送，根本不是什么向赫鲁晓夫等人辞行。如果真的是去向赫鲁晓夫等人辞行，那末，毛怎么会居高临下地从楼上望着离去的赫鲁晓夫等呢？在毛身边站立的理应是翻译或者中方官员，总不会是保健医生和卫士长。

　　我们现在还保存着另一张当时的照片，与李志绥书上的那张照片差不多是同时摄下的。照片里是毛泽东与吴旭君、高佩玉并排走在楼上的走廊里，后面跟着李志绥。当时毛正送吴、高下楼。吴、高下楼后，毛在楼上向她们送别。──这就是李志绥书上的那张作伪的照片的真相。

　　又如，中文版的倒数第二张照片。说明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遗体工作组，前排右坐者为李医生，李身后为黄树则。”（着重点是引者加的）这个说明又是为了抬高李的身价而做了手脚。

　　黄树则明明坐在前排，而且就在李志绥的上手，照片说明却把他说成在“李身后”。黄树则是毛泽东遗体保护组主要领导成员。李志绥不敢冒充这一职务，而又要把自己摆在黄之上，于是就搞这种小动作，真是无聊透顶！

　　此外，第八张照片的文字说明是：“一九六一年夏，在庐山新建的招待所。毛泽东当时于此地会见他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这个说明，同正文一样，把时间、地点都编错了，证明李志绥对毛贺相会一无所知。

　　连几张照片都要作假，可以看出李志绥等人已经不择手段到何等地步，什么骗人的勾当都能做出来。

　　我们计算了一下，在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讲述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五月李志绥还没有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三年中间的事情，约有一百八十多页，占了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为什么李志绥和他的同伙要在这方面花那么大的力气，煞费苦心地去编那么多他根本不在场的事情呢？我们看至少有这么几个目的：

　　第一，想“证明”李志绥做毛泽东的保健医生长达二十二年，这是一个可以吓唬人的身份。

　　第二，使人感到他从一开始就得到毛的“信任”，他能随意和毛“长谈”，他甚至一下于就能改变毛一向不愿看病、不愿体检、不愿吃药的老习惯。

　　第三，更重要的是，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五月期间，有几件重要的事，如中共“八大”的召开，毛首次在北戴河游泳，首次在长江游泳等。如果李志绥不把自己扮成“亲身参与”者，“回忆录”的其他参与者们怎么能借用李的“身份”，对这个时期内的许多重要的政治性的事情进行捏造和歪曲呢？但这样做，也未免太卑劣了！
　

（共10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上一页下一页

关闭窗口

打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