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知识〕

第三节 《说文解字》类专著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音读的字典。它既是一部文字学著作，也是一部重要的训诂著作。王念孙说“《说文》之为书，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诂者也。”（《说文解字注·序》）

　　《说文》作者许慎（约58—147）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家和文字训诂学家。他受业于东汉经学大师贾逵，年轻的时侯就通晓经传，当时人称他为“五经无双许叔重”。许慎为了说明字体结构和文字本义，以发扬“五经之道”，根据先秦经传和秦、汉字书，并广泛采纳当时著名学者贾逵、刘歆、郑众、杜林、卫宏、班固等人的见解，在总结汉代训诂成就的基础之上写成了这部书。《说文》是两汉文字训诂学之集大成者，是中国语言学史和训诂学史上的一部不朽巨著。

　　《说文·后叙》写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大约这时书已写成。过了二十一年，到安帝建光元年（121年），许慎病居在家，才让他的儿子许冲把书献给朝廷。

　　《说文》全书十五卷，前十四卷是文字的解说，最后一卷是叙目。收字9353个，另有重文（包括古文、籀文、俗体、或体、奇字等）1163个，解说文字133441字。所收字按照文字形体结构分成540部，每部用一个共同的字作为部首来统率。540部首的排列次序是“始一终亥”（根据汉代阴阳五行家所谓万物生于“一”，毕于“亥”的说法），其中又依照“据形系联”的原则把形体相近的排列在一起。每部中的字主要根据意义排列，即“以类相从”：义类相近的排在一起；专有名词在前，普通名词在后；褒义的在前，贬义的在后。每个字的字头一般以篆文为主，如有跟篆文不同的形体（即“重文”），则列于篆文的说解之下。

　　《说文》释字的体例是“先义后形”，即先解释字义，后分析字形，有的还要说明读若某。分析字形时，凡象形字用“象形”或“象某某之形”来说明，指事字用“指事”或“象某某之形”来说明，会意字用“从某从某”或“从某某”来说明，形声字用“从某，某声”来说明，会意兼形声字用“从某从某，某亦声”来说明。解释字义和分析字形这两部分是密切相关，互相贯通的，二者相互为用。字形分析是字义解释的根据，字义解释是字形结构的反映。根据字形结构解释字义，这是许慎说解文字的原则，也是全书的基本体例。因此，从训诂方法来说，《说文》基本上采用的是形训的方法。

　　《说文》是研究上古汉语词汇和词义的重要资料，也是阅读和整理先秦、两汉古籍的必备工具书。《说文》完整而系统地保存了小篆和部分古文、籀文形体，也是辨识甲骨金文绝不可少的桥梁。《说文》所创立的按部首编排的体例，对后代字典的编纂影响很大。

　　这部书的缺点是对某些字的字形有误解，或者拘泥于字形解释字义，不免牵强附会。

　　《说文》成书不久就受到注家们的重视。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说文》的解说来解释词义，如郑玄注《周官》《仪礼》就多有征引。从魏、晋到隋、唐一直有人传习《说文》。南唐徐鉉、徐锴兄弟对《说文》都有研究。徐鉉曾校定《说文》，除纠正原本的脱误之外，又有所增改，将原书十五卷各分上下，成三十卷；又根据唐代孙愐的《唐韵》在每个字下增加了反切注音，并作了简单的注解。另外，又将经籍中常见而许书未收的402字补在各卷之后，并加以解说，称为“新附字”。这就是后世广为流传的“大徐本”。徐锴著有《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是《说文》最早的注本，世称“小徐本”。他参考了一百多种古籍，一方面疏证许说，另一方面又进一步从声音上讲解字义，有很多创见。

　　清代研究《说文》的人很多，仅近人丁福保编辑的《说文解字诂林》就著录了清人研究《说文》的著作203家。其中最著名的是段玉裁、桂馥、王筠和朱骏声，被称为“《说文》四大家”。在“四大家”中成就最高的是段玉裁。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茂堂，江苏金坛人。他是清代著名文字音韵训诂学家和经学家，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受业于戴震，既精通经学，又长于音韵、文字、训诂、校勘之学，一生写了很多著作，其中《说文解字注》（以下简称《段注》）最为著名。段玉裁用其所长来注解《说文》，历时三十余年，克成《说文解字注》，在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语义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被当时学术界公认为解释《说文》的权威性著作，成为他在经学和小学两方面成就的集中体现。

　　从训诂学的角度来看，《段注》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阐发《说文》的体例。《说文》没有凡例，但在编排、释字等方面实际上蕴含著一套体例，历来很少有人注意。段玉裁在给《说文》作注时，特别注意体例的阐发，或注于一部之末，或注于一字一句之下。如：

　　（1）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见一部部末）

　　这是说明部首及每部中字的排列原则的。

　　（2）《说文》言“一曰”者有二例：一是兼采别说，一是同物二名。（见艸部“藋”字下）

　　这是说明释义时用“一曰”的原则。

　　（3）许引《左氏》则言“春秋传曰”，引《公羊》则言“春秋公羊传曰”，以别于《左氏》。（见邑部“酄”字下）

　　这是说明引书的规定。像这类说明在《段注》中有五六十处之多，读者可以藉此深入理解《说文》。

　　第二，揭示形、音、义的关系。《说文》中保留了很多的古字、古音、古义，段玉裁认为文字的形、音、义是互相关联的，要研究《说文》，必须三者互求，而三者之中声音是关键。因此《段注》能“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揭示了字的音与形义之间的密切联系。如：

　　（4）《衣部》：“襛，衣厚貌。”《段注》：“凡农声之字皆训厚。醲，酒厚也。浓，露多也。”
　　（5）《句部》：“句，曲也。”《段注》“凡曲折之物侈为倨，敛为句。

　　《考工记》多言倨句。《乐记》言倨中矩，句中钩。《淮南子》说兽言句牙倨牙。凡地名有句字者皆谓山川纡曲。如句容、句章、句余、高句骊皆是也。凡章句之句亦取稽留可钩乙之意。古音总如钩。后人句曲音钩，章句音屦；又改句曲字为勾。此浅俗分别，不可与道古也。”

　　第三，说明词义的引申、假借和变迁。《说文》只讲本义，而《段注》能在此基础之上，用《说文》和群书互证，又就古音以说明文字的孳乳通假和词义的相近相通，深入细致地分析说明了词的各种引申义和假借义，以及词义的发展变化。

　　第四，注意辨析同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段注》对《说文》中许多同义词作了非常细致精辟的辨析。或指出被释词与说解词之间的细微差别，或辨析说解词相同的被释词，或比较近义词的通与别。如：

　　（6）《见部》：“视，瞻也。”《段注》：“目部曰：‘瞻，临视也。’视不必皆临，则瞻与视小别也。”
　　（7）《玉部》：“理，治玉也。”“雕，治玉也。”“琢，治玉也。”《段注》：“按，琢、雕字谓镌鏨之事，理字谓分析之事。”
　　（8）《疒部》：“疾，病也。”《段注》：“析言之则病为疾加，浑言之则疾亦病也。”

　　总之，《段注》的成就很大，对训诂学的理论和方法都有新的发展。《段注》的缺点是校订许书过于自信，不免流于武断，说解字义时因袭许慎的错误，甚至牵强附会，强为曲解。

　　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凡五十卷，历时四十余年写成，其目的在于征引群书来印证《说文》的训释，搜集的材料很丰富，对训诂研究作用很大；另外它还解说许书原文，并订正二徐本讹误，为研究《说文》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王筠的《说文句读》凡三十卷，采集段、桂二家注解，删繁举要，疏解许说，力求简约，以便初学。《说文释例》二十卷，则是在《段注》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说文》的体例，使之更系统化。

　　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是一部博大精深的训诂著作。它改变了《说文》按字形分部的编排体例，按照古韵分为十八部，凡十八卷。每个韵部中又以字的声符为纲，把相同声符的字排列在一起。全书共得1137个声符，朱氏称为声母。这种编排有助于我们认识词的音义关系和词与词的族属关系，便于读者“因声求义”。每字之下包括“说文”“通训”“定声”三部分内容，所以命名为《说文通训定声》。“说文”部分以许书本训为基础加以说明，并列举例证，有时还兼及“别义”（别一个本义，相当于《说文》中的“一曰”）一项；“通训”部分主要是把词在古书中通用的意义分为“转注”（即引申）、“假借”两项，有时还兼及“声训”；“定声”部分是以上古韵文的用韵来证明古音，分“古韵”（同韵部相押的例子）和“转音”（邻韵部通押的例子）两项。当然，不一定每个字下诸项俱全。在三部分中，以“通训”为重点。除《说文》所收字外，另有增补，共收字17240个。这部书最大的特点是对词义进行了综合研究，特别是对词的假借义阐述全面详密，是研究语义学、训诂学、音韵学的重要参考书，也是阅读古书、查考假借字的重要工具书。不过，朱骏声认为凡假借都是本有其字的观点有片面性。此外，他对《说文》的修订也有不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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