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知识〕

第二节 《方言》类著作

　　《方言》，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方言著作。这部书的全称是《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輶轩”指周、秦时帝王使臣乘坐的一种轻便车，“輶轩使者”指的是周、秦时代派往各地采集诗歌、民谣、异语、方言的使者。“绝代语”指历代传承下来的语词，即当时的通用语词。“别国方言”指一些在先秦时是诸侯国地区的方言。可见，这部书的内容是收集解释当时的方言词。郭璞说它是“考九服之逸言，标六代之绝语”（《方言序》）。由于书名太长，后来简称之《方言》。

　　《方言》的作者是扬雄。但因《汉书·扬雄传》中没有提到《方言》一书，《汉书·艺文志》也未著录，因此南宋洪迈就怀疑是“好事者所伪造”（见《容斋随笔》）。清代学者戴震曾予以批驳，所以后人都承认《方言》为扬雄所作。扬雄（前58—18）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这部书是他在收集了周代记录的方言资料和实际调查了当时方言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他调查的对象主要是从各郡国到京城的孝廉和全国各地轮流派到京城的守卫士兵。他调查时，用“三寸弱翰、油素四尺”把瞭解到的方言记录下来，回去以后再作整理，前后共用了二十七年的时间。

　　《方言》原为十五卷，九千字，今本只有十三卷，共669条，11900多字，其中有一部分是汉、魏学者所增补。第十二、十三两卷只有细目，没有方言。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没有写完的书。全书的编排体例摹倣《尔雅》，虽然没有像《尔雅》那样明确地标明义类，但基本上是按内容分类编排的。各卷的区分没有严格的标准，大致看来，卷一卷二卷三释语词，卷四释衣服，卷五释器皿、家具、农具等，卷六卷七又释语词，卷八释动物，卷九释车船兵器等，卷十释语词，卷十一释昆虫。这十一卷的释词方法基本一致，一般是先列举一些不同方言中的同义词，然后用一个通行地区广泛的词来加以解释，以下大都还要说明某词属于某地方言。如《卷一》：

　　（1）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
　　（2）㥄、怃、矜、悼、怜，哀也。齐、鲁之间曰矜；陈、楚之间曰悼；赵、魏、燕、代之间曰㥄；自楚之北郊曰怃；秦、晋之间或曰矜，或曰悼。

　　有时先提出一个通名，然后说明在不同方言中的不同名称。如《卷八》：

　　（3）猪，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豭；关东西或谓之彘，或谓之豕；南楚谓之豨。其子或谓之豚，或谓之豯，吴、扬之间谓之猪子。其槛及蓐曰橧。

　　在解释词义之后还要说明某些词属于某地方言，这是《方言》释义的特点，也是区别于《尔雅》的地方。

　　《方言》一书所记载的方言区域很广阔，北起燕、赵（今辽宁、河北一带），南至沅、湘、九嶷（今湖南一带），西起秦、陇、凉州（今陕西、甘肃一带），东至东齐、海岱（今山东、河北一带）。另外还涉及了朝鲜北部的一些方言。书中所指称的方言区域有以下几种情况：

　　1.大方言区 以关（函谷关）、山（崤山或华山）、江（长江）、河（黄河）为界线。如“自关而东”“自山而西”“自江而北”“自河而北”等。
　　2.次方言区以古国为界线，如秦、晋、韩、赵、魏、燕、齐、鲁、宋、陈、楚、吴、越等；或以州郡为界线，如青、幽、徐、雍、凉、梁、益、荆、扬、蜀等。
　　3.小方言区 以古地县为标志，如周南、召南、洛、郢、宛、钜野、曲阜、湘潭等；或以山河为标志，如岱、嵩、九嶷、淮、泗、湘、沅等。

　　由于书中所记载的词汇包括了古今方言和不同区域的通语，因此说解时都有专称，大致可以分为五种：

　　1.通语、凡语、通名、四方之通语：指不受地域限制的汉代通行的共同语。
　　2.某地某地之间通名、某地某地之间通语：指通行地域较广的方言。
　　3.某地语、某地某地之间语：指通行地域较窄的方言。
　　4.古今语、古雅之别语：指残留在当时方言中的古代方言词。
　　5.转语、语之转：指因时地变迁或其他原因，声音变转而产生的意义相通的语词。

　　《方言》是我国第一部记载全国性实际方言情况的方言词典，从这部书中基本上能看出秦、汉时代方言区域的概貌。书中收集并保存了相当丰富的汉代口语词汇，为我们瞭解汉代通用语词汇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我们研究古今语音语义的变化规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扬雄把活的语言作为对象来调查研究，为我国方言的研究创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方言》在词的分类上缺乏严格的界限，编排体例不够科学，难于检索，这是它的缺点。

　　《方言》最早的注本是晋代郭璞的《方言注》。郭璞的《方言注》和他的《尔雅注》一样，能贯通古今，常常用晋代方言和汉代方言相比较，用晋代复音词解释汉代的单音词，而且还兼注字音，并能联系语音说明通转关系。他的注解可以作为研究两汉、魏、晋之间汉语词汇变化的参考资料。后代学者们对郭璞的《方言注》评价很高。近人王国维说：“读子云书可知汉时方言，读景纯注并可知晋时方言。张伯松谓《方言》为‘县之日月不刊之书’，景纯之注亦略近之矣。”（《观堂集林·书郭注方言后》）

　　清代研究《方言》的有很多家，其中成就较高的是戴震和钱绎。戴震的《方言疏证》对《方言》一书作了细致的文字校正，并逐条作了疏证，是研究《方言》的重要参考书。王念孙曾作《方言疏证补》，补充戴书之不足，但只有一卷20条。钱绎的《方言笺疏》广征博引，材料比较丰富，而且能从声音上去解释词义，成就较高。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周祖谟校、吴晓铃编的《方言校笺及通检》，以南宋李文授本为底本，考证清人戴震、钱绎、王念孙、刘台拱、卢文弨各本，并旁证其他著作三十余种写成校笺；有笔划通检和俄、法、英文拼音检字，并附有方言地名简图。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本子。

　　清代还有一些续补《方言》的著作。杭世骏的《续方言》二卷，从宋代以前的经史传注及《说文》《释名》等十多种古籍中摘录方言词语五百多条，以补《方言》所未备。依《尔雅》体例编次，但不明标其目。所引材料一般注明出处，有的还加反切注音或校勘说明。这些方言词语，对考释古词古义有参证价值，只是所收条目有与《方言》重复的。其后又有程际盛的《续方言补》、徐乃昌的《续方言又补》、程先甲的《广续方言》等。这些书名为续补方言，实际上只是古代方言资料的汇编，和扬雄调查记录来的活的方言无法相比。

　　除续补《方言》的著作外，清人还编撰了一些研究某一地区方言的著作。胡文英的《吴下方言考》就是记录考证吴方言词汇的著作，它搜集了常州、无锡、苏州一带的方言词语99条，以四声为序，按平水韵分十二卷编次。每一条先用本字标目，注明出处，然后加以考释，并举例说明在口语中的用法，间或用其他方言词语和吴语参校证明，对于生僻字则加注吴方言的同音字，也偶用反切。这部书在通释古今语词上有一定贡献，是一部有价值的方言词典，是研究吴方言发展变化的宝贵资料，但其中也有望文生义、穿凿附会之处。这类著作还有毛奇龄的《越语肯綮录》、范寅的《越谚》、李实的《蜀语》、张慎仪的《蜀方言》等。

　　清人还编撰了一些考证常言俗语的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翟灏的《通俗编》、钱大昕的《恒言录》和章炳麟的《新方言》。《通俗编》，三十八卷，分天文、地理、时序、伦常、仕进、政治、文学、武功、仪节、祝诵、品目、行事、交际、境遇、性情、身体、言笑、称谓、神鬼、释道、艺术、妇女、货财、居处、服饰、器用、饮食、兽畜、禽鱼、草木、俳优、数目、语辞、状貌、声音、杂字、故事、识余等三十八类，收词五千余条。每条列举出处，引书证释，说明其源流变迁，对研究汉语词汇、故事出典及民间风俗等极为有用。缺点是分类繁杂，出处不详，引文失当。梁同书又作《直语补证》以补翟氏之缺漏。《恒言录》六卷，分吉语、人身、交际、毁誉、常语、单字、迭字、亲属称谓、仕宦、选举、法禁、货财、俗仪、居处器用、饮食衣饰、文翰、方术、成语、俗谚有出等十九类，收词八百余条。每条注明出处，一一考证其源流，列证不繁，条理清楚，为汉语词汇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阮常生和张鉴为之作注，又丰富了原作的内容。后来陈鳣作《恒言广证》，对《恒言录》和阮、张两家注作了补充。《新方言》搜集方言俗语八百余条，分释词、释言、释亲属、释形体、释宫、释器、释天、释地、释植物、释动物十类，每类一卷，第十一卷为音表，卷末附有《岭外三州语》一篇，考释惠州、嘉应州、潮州客家话中一部分词语的来源。前十卷基本倣傚《尔雅》体例编排，根据声音通转规律，以古语证今语，以今语通古语，对汉语语源研究有一定价值。由于作者的观点所限，书中亦有主观臆断，不合实际的地方。同类著作还有钱大昭的《迩言》、平步青的《释谚》、胡式鈺的《语宝》、郑志鸿的《常语寻源》（1959年商务印书馆将这四部书和近代罗振玉的《俗说》汇印成册，通称《迩言五种》）、郝懿行的《证俗文》等。

　　此外，李调元的《方言藻》专门辑释诗词中的方言俗语，共108条，对研究唐、宋词语有参考价值。

　　以上诸书虽著重于探讨常言俗语的语源，但实际上都没有突破《尔雅》类训诂书的模式，收词范围仍局限于古籍，没有注意采集和研究口头语言，对所收词语也只是排比罗列，释义简单，辨析不足。这是它们的共同缺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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