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献知识〕

一、校勘的必要性

　　我国许多古书流传年代久远，屡经传写、刊刻，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如篇简错乱，语句脱落，文字讹夺，衍文增句等等，这样就会改变古籍字句文义的本来面貌，导致古籍严重失真。如汉代淮南王刘安撰写的《淮南子》，经清代著名训诂学家王念孙校勘，校订出文字上的错误（包括衍、脱、倒、讹、失韵等）共64类900余条。难怪王氏慨叹道：“嗟乎！学者读古人书，而不能正其传写之无，又取不误之文而妄改之，岂非古书之大不幸乎？”（《读书杂志·淮南内篇第二十二》）又如清代胡克家翻刻元刊本《资治通鉴》，有人把它和宋本对照校订，发现其中正文脱、衍、讹、倒的总共在万字以上，仅脱字一项就有5200余字（章鈺《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另一方面，统治者出于政治的需要，往往在编刻古书时也肆意篡改原文。鲁迅曾指出：“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且介亭文集·病后杂谈之余》）因此，注译古文一定要选择比较好的本子做底本，认真校勘，否则就难免出现读不懂或不能正确理解其内容的情况，如果发表出去，还会以讹传讹，贻误后学。

　　校勘，又称“校雠”。校是校对，勘是订正错误。所谓校勘，是指用某一部书的不同版本或用与该书有关的资料互相比较核对，考订文字异同，审定其是非，力求准确地恢复古籍原文的本来面目。我国古书校勘工作起源很早，到了汉代已经成了一种专门的工作，西汉末年的刘向就曾校阅群书，撰成我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别录》。历来治学严谨的学者都非常重视古书的校勘，清代的乾、嘉之际尤为盛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在这方面成就最大，考校最精，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一书集中反映了他们的成就。在王念孙以后，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和《诸子平议》、孙诒让的《札迻》，在这方面都续有发明。现代许多著名的学者也都非常重视古书的校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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