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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七
汉文帝用宋昌为卫将军，位亚三司。章帝命车骑将军马防，班同三司。延平中，拜邓骘为仪同三司，本此。后世遂又有开府仪同三司之名。三司者，三公也。唐高宗武后之时，屡兴大狱，多以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杂案，谓之三司。其后有大狱，或直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充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员外郎、御史、大理寺官为之，以决疑狱。时因有大三司使、小三司使之别，皆事毕罢。盐铁、度支，唐中世已置使，亦有判户部者矣，然未总命一使，亦未谓之三司也。后唐同光中，敕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钱物，并委租庸使管辖，踵梁之旧制。长兴元年，罢租庸使额，分盐铁、度支、户部为三司。其年始以前许州节度使张延朗行兵部尚书，充三司使，三司使自此始。国朝因之，元丰官制行，始罢。三司之名三，置使者二，而各不同，读史未熟者多疑误，故别之。
北齐源师摄祠部，属孟夏，以龙见请雩。时高阿那肱为录尚书事，谓为真龙出见，大惊喜，问龙所在云：“作何颜色？”师曰：“此是龙星初见，礼当雩祭，非谓真龙。”肱，武人，不知书，何足责。唐杜牧，一代文士，其赋《阿房》，意远而辞丽，吴武陵至以王佐誉之，后世称诵不绝。然有云：“长桥卧波，未雩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既以桥比龙，则是以龙见为真龙矣。牧之赋与秦事抵牾者极多，如阿房广袤仅百里，牧谓“覆压三百余里”。始皇立十七年始灭韩，至二十六年尽并六国，则是十六年之前，未能致侯国子女也。牧乃谓“王子皇孙，辇来于秦，为秦宫人，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阿房终始皇之世，未尝讫役，工徒之多，至数万人。二世取之，以供骊山。周章军至戏，又取以充战士。歌台舞榭，元未落成，宫人未尝得居。《秦本纪》所谓“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者，谓渭北宫宇，非阿房也。牧顾有“妆镜”、“晓鬟”、“脂水”之句。凡此，程泰之尚书①大昌《雍录》皆尝辨之，故不详及。独“未雩何龙”之语，不免与高阿那肱为类，尤可怪也。洪驹父《诗话》载鲍钦止之说，谓古本作“未云何龙”，然未知何所据。
知钦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隶海南，天下传以为异，谓载籍以来未之见。余记《卢氏杂说》：唐张茂昭为节镇，频吃人肉，及除统军到京，班中有人问曰：“闻尚书在镇，好人肉，虚实？”笑曰：“人肉腥而且，争堪吃！”《五代史》：苌从简家世屠羊，从简仕至左金吾卫上将军，尝历河阳、忠武、武宁诸镇，好食人肉，所至多潜捕民间小儿以食。《九国志》：吴将高沣好使酒，嗜杀人而饮其血，日暮必于宅前后掠行人而食之。又本朝王继勋，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时屡以罪贬，后以右监门卫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残暴愈甚，强市民家子女以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而食之，以槥椟贮其骨，弃之野外，女侩②及鬻棺者，出入其门不绝。太宗即位，会有诉者，斩于洛阳市。则知近世亦有之。若盗跖及唐之朱粲，则在所不足论也。
吴傅朋③出己意作“游丝书”，世谓前代无有。然《唐书·文艺传》：吕向能一笔环写百字，若萦发然，世号“连绵书”。疑即此体也。
世人疟疾将作，谓可避之他所，闾巷不经之说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辅国授谪制，时力士方逃疟功臣阁下。杜子美诗：“三年犹疟疾，一鬼不销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潜隙地，有靦屡鲜妆。”则不特避之，而复涂抹其面矣。
享有体荐，宴有折俎。体荐，谓半解其体而荐之，设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饮，肴干而不食，所以训共俭，亦谓之房烝，即《聘义》所谓“酒清，人渴而不敢饮；肉干，人饥而不敢食”者也。折俎，谓体解节折，升之于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亦谓之肴烝。若禘祭宗庙，郊祭天地，全其牲体而升于俎，则谓之全烝。今人会客，于肴核之外，或别具盛馔，或馈以生饩，或代以缗钱，皆不食之物，近于古之体荐者，而举世呼为折俎，正与《左传》、《国语》本文背驰。然今人误用古语者极多，不独此也。
沈约《宋书·礼志》云：“汉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祗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此则碑禁尚严也。此后复弛替。”非也。余按《集古》、《金石》、《隶释》、《隶续》诸书，益州太守高颐碑，立于建安十四年；绥民校尉熊君碑，立于建安二十一年；横海将军吕君碑，立于魏文帝黄初二年；庐江太守范式碑，立于明帝青龙三年。皆在魏武下令之后，甘露之前。惟巴郡太守樊敏碑，立于建安十年三月，是月或未下令。约又谓：“晋武帝咸宁四年诏：‘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皆当毁坏。’至元帝大兴元年，听立顾荣碑，禁遂渐弛。义熙中，裴松之复议禁断。”亦不然。太康四年郑烈碑，距咸宁之诏方五载，此后云南太守碑、彭祈碑、陈先生碑、裴权碑、向凯碑、成公重墓刻之类，续续不绝。岂虽有此禁，而皆不能尽绝欤？欧阳公父子、赵德夫、洪文惠诸公议论不到此，何邪？《天下碑录》又有数碑，洪文惠谓《碑录》不可尽信，故不著。
《宋书·后妃传》：文帝袁后母王夫人，当孝武时追赠豫章郡新淦县平乐乡君，今新淦无此乡名，漫书之，或可为他日修方志者之一助。
“不耐烦”，《宋书》庾登之弟《仲文传》有此语。
谢景仁居宇净丽，每唾必唾左右人衣。殷冲则不然，小史非净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均之好洁，相反如此。
汉建安二十四年，吴将吕蒙病，孙权命道士于星辰下为请命，醮之法，当本于此。顾况诗：“飞符超羽翼，焚火醮星辰。”姚鹄诗：“萝磴静攀云共过，雪坛当醮月孤明。”李商隐诗：“通灵夜醮达清晨，承露盘晞甲帐春。”赵嘏诗：“春生药圃芝犹短，夜醮斋坛鹤未回。”醮之礼，至唐盛矣。隋炀帝诗：“迥步回三洞，清心礼七真。”马戴诗：“三更礼星斗，寸匕服丹霜。”薛能诗：“符咒风雷恶，朝修月露清。”此言朝修之法也。然陈羽《步虚词》云：“汉武清斋读鼎书，内官扶上画云车。坛上月明宫殿闭，仰看星斗礼空虚。”汉武帝时已如此。此高氏《纬略》所纪。余按周公《金縢》，子路请祷，自古有之，后世之醮，盖其遗意，特古无道士耳。《黄帝内传》虽有“道士行礼”之文，但谓有道之士，非今之道士也。《太霄经》云：“周穆王因尹轨真人制楼观，遂召幽逸之人，置为道士。平王东迁洛邑，置道士七人。汉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一人。魏武帝为九州置坛，度三十五人。魏文帝幸雍，谒陈炽法师，置道士五十人。晋惠帝度四十九人。”故用道士请命，孙权之前无所见。高所书诸诗，亦有非为道士设者。
神仙修炼之术，非亲涉其门庭者，不能了解。近见息庵王思诚序陈泥丸《翠虚篇》，略云：“采时唤为药，炼时唤为火，结时谓之丹，养时谓之胎，其实一也。所产之处曰川、源、山、海，所藏之器曰坛、炉、鼎、灶，所禀之性有铅、汞、水、火之名，所成之象有丹砂、玄珠之号，惟一物也。古人剖析真元，分别气类，所以有采取、交会、煅炼、沐浴之说。以抽添运用之细微，遂有斤两之论。”辨析名义，比他书粗为明白，漫书之牍。
妇人统兵，世但称唐平阳公主。余又记晋王恭讨王国宝时，王廞聚众应之，以其女为贞烈将军，且尽以女人为官属，顾琛母孔氏为司马，其一也。
胡幼度④帅广，传其《答州县官启》二首，其一云：“蒙恩分阃，入境问民，皆言法令顿宽，遂致传闻不雅。欲销此谤，岂属他人。官廉则蚌蛤自回，虎在则藜藿不采。”其一云：“兹分帅阃，特辱长笺。固知能作于文章，然亦须闲于法令。人言度岭，多酌贪泉。久知此谤之未除，愿与诸君而一洗。”
绍兴间，禁中呼秦太师为“太平翁翁”，见陆放翁诗注。
《四朝国史·王安石传》，史臣曰：“呜呼！安石托经术立政事，以毒天下。非神宗之明圣，时有以烛其奸，则社稷之祸，不在后日矣。今尚忍言之。‘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者，虽少正卯言伪而辨，王莽诵六艺以文奸言，盖不至是也。所立几何？贻害无极。悲夫！”王偁《东都事略》则曰：“安石之遇神宗，千载一时也，而不能引君当道，乃以富国强兵为事。摈老成，任新进，黜忠厚，崇浮薄，恶鲠正，乐谀佞，是以廉耻汨丧，风俗败坏。孟子所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岂不然哉？呜呼！安石之学既行，则奸宄得志。假绍述之说，以胁持上下；立朋党之论，以禁锢忠良。卒之民愁盗起，兵连祸结，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悲夫！”与时旧见象山陆先生所作《荆公祠堂记》，议论尤精确。先生尝与胡季随⑤书云：“《王文公祠记》，乃是断百余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谓圣人复起，不易吾言。”诚非虚语。记曰：“唐虞三代之盛，道行乎天下。夏商叔叶，去治未远，公卿之间，犹有典型。伊尹适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历之季，迹熄泽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学，横议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长，雄于百家。窃其遗意者，犹皆逞于天下。至汉而其术益行，子房之师，实维黄石；曹参避堂，以舍盖公；高、惠收其成绩，波及文、景者，二公之余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舆之徒，固已窃议其后。孟子言必称尧舜，听者为之藐然。不绝如线，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数千百载，而卓然复见斯义，顾不伟哉！裕陵之得公，问：‘唐太宗何如主？’公对曰：‘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太宗所知不远，所为未尽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谓责难于君，然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自是君臣议论，未尝不以尧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则曰：‘有以助朕，勿惜尽言。’又曰：‘须督责朕，使大有为。’又曰：‘天生畯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义当与之戮力。若虚捐岁月，是自弃也。’秦汉而下，南面之君，亦尝有知斯义者乎？后之好议论者之闻斯言也，亦尝隐之于心，以揆斯志乎？曾鲁公曰：‘圣知如此，安石杀身以报，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与，各欲致其义耳。为君则自欲尽君道，为臣则自欲尽臣道，非相为赐也。’秦汉而下，当涂之士，亦尝有知斯义者乎？后之好议论者之闻斯言也，亦尝隐之于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学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负斯志；不足以究斯义，而卒以蔽斯义也。昭陵之日，使还献书，指陈时事，剖析弊端，枝叶扶疏，往往切当。然核其纲领，则曰：‘当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义，而卒以自蔽者，固见于此矣。其告裕陵，盖无异旨。勉其君以法尧舜，是也；而谓每事当以为法，此岂足以法尧舜者乎？谓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谓其所为未尽合法度，此岂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公畴昔之学问，熙宁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气之相迕而不相悦，则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张公安道、吕公献可、苏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悦于公，盖生于其气之所迕。公之所蔽，则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蕲人之知，而声光赫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用逢其时，君不世出，学焉而后臣之，无愧成汤、高宗。君或致疑，谢病求去；君为责躬，始复视事。公之得君，可谓专矣。新法之议，举朝欢哗；行之未几，天下恟恟。公方秉执《周礼》，精白言之，自信所学，确乎不疑。君子力争，继之以去；小人投机，密赞其决。忠朴屏伏，憸狡得志，曾不为悟，公之蔽也。典礼爵刑，莫非天理。《洪范》、《九畴》，帝实锡之。古所谓宪章法度典则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谓法度者，岂其然乎？献纳未几，裕陵出谏院疏，与公评之。至简易之说，曰：‘今未可为简易。修立法度，乃所以为简易也。’熙宁之政，粹于是矣。释此弗论，尚何以费辞于其建置之末哉？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学不传，古道榛塞，其来已久。随世而就功名者，渊源又类出于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师尊载籍以辅其质者，行于天下，随其分量，有所补益。然而不究其义，不能大有所为。其于当世之弊，有不能正，则依违其间，稍加润饰，以幸无祸。公方耻斯世不为唐、虞，其肯安于是乎？蔽于其末，而不究其义，世之君子，未始不与公同，而犯害则异者：彼依违其间，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宁排公者，大抵极诋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张，岂所谓无偏无党者哉？所贵乎玉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书其事，是非善恶，靡不毕见，劝惩鉴戒，后世所赖。抑扬损益，以附己好恶，用失情实，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岂所望于君子哉？绍圣之变，宁得而独委罪于公乎？熙宁之初，公固逆知己说之行，人所不乐，既指为‘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诸贤排公已甚之辞，亦复称是。两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诸公，可易辙矣，又益甚之。六艺之正，可文奸言；小人附托，何所不至。绍圣用事之人，如彼其桀，新法不作，岂将遂无所窜其巧，以逞其志乎？反覆其手，以导崇宁之奸者，实元祐三馆之储。元丰之末，附丽匪人，自谓定策，至造诈以诬首相，则畴昔从容问学，慷慨陈义，而诸君子之所深与者也。格君之学，克知灼见之道，不知自勉，而戛戛于事为之末，以分异人为快，使小人得问，顺投逆逞，其致一也。近世学者，雷同一律，发言盈庭，岂善学前辈者哉？公世居临川，罢政徙于金陵。宣和间，故庐丘墟，乡贵人属县立祠其上，绍兴初尝加葺焉。逮今余四十年，隳圯已甚，过者咨叹。今怪力之祠，绵绵不绝，而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殆不世有，而庙貌弗严，邦人无所致敬，无乃议论之不公，人心之疑畏，使至是耶？郡侯钱公，期月政成，人用辑和，缮学之既，慨然撤而新之，视旧加壮。为之管钥，掌于学官，以时祠焉。余初闻之，窃所敬叹。既又属记于余，余固悼此学之不讲，士心不明，是非无所折衷。公为使时，舍人曾公复书切磋，有曰：‘足下于今最能取于人以为善，而比闻有相晓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夺足下之见也。’窃不自揆，得从郡侯，敬以所闻，荐于祠下，必公之所乐闻也。”
陆放翁《感事》诗云：“陋巷何须叹一瓢，朱门能守亦寥寥。衲衣先世曾调鼎，野褐家声本珥貂。若悟死生均露电，未应富贵胜渔樵。千年回首俱陈迹，不向杯中何处消。”自注云：“沈义伦丞相裔孙为僧，刘仁赡侍中裔孙为道人，皆孤身死绍兴中，二公之后遂绝。”殊不知沈公之后有一派，靖康末自京师流落新淦者，居于村疃，耕人之田矣，又不止于为僧也。然其先世告身及相君神道碑摹本故在。周文忠序《槐庭济美总集》有云：“粤自周衰，贤者之类弃，功臣之世绝。故孟子告齐宣王以‘故国非乔木，王无亲臣矣’，盖讽其上也。虽然，有位于朝，不守其业，而忘其所，甚至公侯之家，降在皂隶，则荜门圭窦，得以陵之。此岂独上之人之罪也哉？”最为确论。
古人之坐者，两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于其上，正如今之朝跪者；其为肃拜，则又拱两手而下之至地也；其为顿首，则又以头顿于手上也；其为稽首，则又却其手而以头著地，亦如今之礼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仪礼》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礼记》曰“坐而迁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轩左”，《老子》曰“坐进此道”之类，凡言坐者，皆谓跪也。若汉文帝与贾生语，不觉膝之前于席；管宁坐不箕股，榻当膝处皆穿，皆其明验②。然《记》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庄子》又云：“跪坐而进之。”则跪与坐又似有小异处。疑跪有危义，故两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势危者为跪。两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为坐也。又《诗》云“不遑启居”，而《传》以启为跪。《尔雅》以妥为安，而《疏》以为安定之坐。夫以启对居，而训启为跪，则居之为坐可见。以妥为安定之坐，则跪之为危坐亦可知。盖两事相似，但一危一安，为小不同耳。至于拜之为礼，亦无所考。但杜子春说太祝九拜处解“奇拜”云：“拜时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为雅拜，则他拜皆当齐屈两膝，如今之礼拜明矣。凡此三事，书传皆无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时而变，而今人有不察也。顷年属钱子言作白鹿礼殿，欲据《开元礼》，不为塑像，而临祭设位。子言不以为然，而必以塑像为问。予既略为考礼如前之云。又记少时闻之先人云：“尝至郑州，谒列子祠，见其塑像席地而坐。”则亦并以告之，以为必不得已而为塑像，则当放此，以免于苏子俯伏匍匐之讥。子言又不谓然。会予亦辞浙东之节，遂不能强，然至今以为恨也③。其后乃闻成都府学有汉时礼殿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犹是当时琢石所为，尤足据信。不知苏公蜀人，何以不见而云尔也。及杨方子直入蜀帅幕府，因使访焉，则果如所闻者。且为写放文翁石像为土偶以来，而塑手不精，或者犹意其或为加趺也。去年又属蜀漕杨王休子美。今乃并得先圣先师三像，木刻精巧，视其坐后，两蹠隐然见于帷裳之下。然后审其所以坐者，果为跪而无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时，不得此证以晓子言，使东南学者，未得复见古人之像，以革千载之谬，为之喟然太息。姑记本末，写寄同学诸生，使书而揭之庙门之左，以俟来者考焉。此朱文公《白鹿礼殿塑像说》。后其季子⑧守南康，因更新礼殿，闻之于朝，迄成先志。然远方学者，未尽见此说，故识之。
《史记·黄帝纪》：“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既云“诸侯相侵伐，而神农氏弗能征”矣，又云“炎帝欲侵陵诸侯”，何邪？尚当访精于史学者而问之。
今道家设醮，率用米糈。世传始于张陵，而实不然。陵使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非以祠神也。按《山海经》载诸山之神，各举其形状及祠之之物，有糈者居多。如鹊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糈用稌米。自拒山至于漆吴之山，凡十七山，糈用稌。自天虞之山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糈用稌。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糈用稷米。阴山以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糈以稻米。自太行之山以至于无逄之山，凡四十六山，皆用稌糈米祠之。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糈用稌。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糈用稌。自女几山至于贾超之山，凡十六山，糈用稌。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糈用五种之精米。自翼望之山至于几山，凡四十八山，糈用五种之精禾。自篇遇之山至于荣余之山，凡十五山，糈用稌。郭注云：“糈，祀神之米名，先吕反。今江东音所。”惟自尸胡之山至于无睾之山，凡十九山，米用黍。自苟林之山至于阳虚之山，凡十六山，其祠用稌。二者无糈字，或传写脱误。单狐之山至于堤山，凡二十五山，甘枣之山至于鼓镫之山，凡十五山，皆曰瘗而不糈。管涔之山至于敦题之山，凡十七山，辉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凡九山，皆曰投而不糈。自钤山至于莱山，凡十七山，则曰钤而不糈。自鹿蹄之山至于玄扈之山，凡九山，则曰祈而不糈。郭注直云：“祭不用米也。”著明如此。《山海经》虽不敢信为禹、益所著，然屈原《离骚》、《吕氏春秋》皆摘取其事，而汉人引用者尤多，其书决不出于张陵之后，则糈之用也尚矣。《离骚》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王逸注云：“糈，精米，所以享神也。”《淮南子》云：“病者寝席，医之用针、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钧也。”许叔重注云：“糈米，所以享神。”见于载籍者不一，第不若《山海经》之著明耳。
〔标注〕
①大昌。
②编注：女侩，买卖妇女的女性居间人。
③说。
④纮。
⑤大时。
⑥《老子》曰：“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盖坐即跪也，进犹献也，言以重宝厚礼与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说者乃以为坐禅之意，误也。
⑦《东坡文集·私试策问》云：“古者坐于席，故笾豆之长短，簠簋之高下，适与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于上，而列器皿于地。使鬼神不享则不可知，若其享之，则是俯伏匍匐而就也。”
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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