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文革与江青·之三〔文/戚本禹〕　-- 繁星读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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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回忆文革与江青·之三

文/戚本禹 2015年08月01日　来源：红色参考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辑
　

　　江青和军队的文化大革命

　　我在八届十一中会议上作过个发言，说如果弄得不好，我们的文革也会出现像法国大革命最后的“热月政变”一样的结果。我的发言登载在了会议的简报上，我自己以为自己讲得挺好。江青却对我说，你得意什么？把主席批评你的话告诉你，你都会哭。我问，主席怎么说。她说：主席说，军队的事情你不要乱说话，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们不懂军队的事。主席还说，你看人家春桥，就从来不乱说话。我听了就说：我懂了，你告诉主席，说我懂了。其实，张春桥私下里和我交流过，他也有着同样的担忧的。从那以后，关于军队的事，我不敢多说话了。但是有关军队文革的事，我还是要给主席报告的，主席也都看的。

　　刘志坚不大听林彪的，叶群不愿意刘志坚当全军文革的组长。江青开始对刘志坚还好，因为一起搞过《座谈纪要》。后来有人揭发说：刘志坚在背后怎么怎么骂江青。江青就说这个人是两面派，就叫我去批判他。

　　肖华的事情很复杂，斗争肖华的事，刘志坚有责任。主席、林彪都说要保肖华。江青跟我说过，她批肖华是上了叶群的当。群众批肖华，让肖华在地上爬。主席知道很生气，说：你有错误，承认、改正就行了么，怎么能在地上爬呢，打死也不能爬！你以后还怎么指挥军队啊。为此主席明确指示：不准再让任何将军在地上爬，谁这样做就是武斗。总政的造反派为此事受到严肃的批评。

　　部队造反派冲击军委、总参机构，先是谢镗忠去讲话。谢镗忠人很老实，但不起什么作用，人家都不听他的。江青叫张春桥和我去听取意见，并劝他们不可以冲击军委、总参。这才平息下来。

　　刘志坚被打倒后，毛主席点名让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可以说，在军队高层中，徐向前对文革的态度最好。徐向前说：现在最危险的就是中央里面出赫鲁晓夫，中央里面如果有人搞资本主义复辟，那全党就危险了。他坚决拥护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而且他说：这次文革要重视年轻人，不能光依靠老年人，因为老年人里面有些人关系错综复杂，包袱太重，所以要依靠青年，依靠群众。他公开表态支持年轻人的文章，说年轻人有革命朝气。还说，我读了年轻人的文章，受到启发，现在是小将教育老将了。他的这些讲话和表态，都能从当时中央文革的简报上查到的。

　　徐向前、李富春在“二月逆流”中的态度，和陈毅、谭震林、叶剑英是有很大区别的。

　　叶剑英原来参加中央文革的碰头会的，“二月逆流”以后，总理就不叫他参加了。

　　这时，主席指名叫粟裕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非常赞成粟裕参加中央文革会议。但后来，总理让粟裕去管国防工业。

　　原来碰头会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开的，“二月逆流”以后，就改在钓鱼台开会了。

　　贵州省军区司令李再含支持造反派的事，青海省军区司令赵永夫开枪镇压造反派的事，都是我从我们派下去的“快报组”那里得到情报，最早向主席报告的。主席看了之后，要我再进一步去了解核实情况，然后批发下去的。所以，在军队里有些人是把我和王力、关锋看作是对他们威胁很大的人，差不多是当时矛盾的焦点。

　　军队上层的一些人搞特权、搞腐败，那要比地方上更厉害。这些情况，都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这些情况，往往是由他们的对立面反映上来的，几乎每一级军队领导都有对立面，包括一些老帅。而军队和地方那又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司令员、政委多是地方大员的好朋友，他们能支持你造反派？所以说，是叫军队要支持左派，结果差不多多数军队支持的都是保守派。

　　武汉发生“7·20事件”的当晚，跟着王力他们一起去武汉的北航的一个女红卫兵，乘乱从押解她们的汽车上跳下来逃出来，给中央文革打来了电话。秘书赶紧叫我起来，我到楼下一看，陈伯达、关锋已经在一楼的值班室了。他们好像正在拟写一个电文，准备宣布武汉叛逆。我就赶紧跑去找江青。她的秘书说，她吃了安眠药刚睡。我说：不行，事情紧急。你就说是我找她。我就在门口等着。江青起来一听，马上和我一起往值班室去，后来总理也来了。江青听了办公室简单汇报，当机立断说：走，到林总那里去！他这个人能处大事，果断。林彪果然是有决断力。他一边让人查，离东湖宾馆最近的是哪些部队，最快到达要多少时间，一边接通了主席那里的电话。林彪说，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主席好像不同意，说他在那里很安全。林彪马上说：不行，这是中央的决定，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那主席也只好服从了。然后决定，让总理和邱会作马上飞武汉，保证主席安全离开武汉。接着，林彪又在那里调兵遣将。等我们从大会堂出来，就看到北京的红卫兵已经在大街上刷上了“砸烂陈再道的狗头”的大幅标语了，他们有他们的消息来源。江青在回去的车上对我们说：我让你们找林总的，对吧。

　　林彪对“7·20事件”表现得是很积极的，我从来没有看到林彪对一件事情有那么积极的。一般中央开会讨论什么事情，林彪都不来的。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单独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表态。本来在天安门举行的声讨大会林彪不来，但后来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总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他还是来参加为好，他来表个态。我说那当然好喽。主席知道林彪要出席大会，就说，汪东兴、杨成武都要上天安门。当时汪东兴给我打电话，说他也要上天安门。我说，你别开玩笑，你人都不在北京，怎么上天安门？他说，不是我要上，是主席让我上的，而且杨成武也要上。不是人要上天安门，而是名字要上天安门。我知道这是主席对大会表示支持，因为汪东兴、杨成武当时都是跟在主席身边的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天安门领导名单里，就表明了毛主席对这件事情的支持。

　　那天，林彪在天安门上跟我们讲，那个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是最拥护张国焘的，是张国焘的得力部队。叶群就提出了要斗徐向前，会后就有人去抄了徐向前的家。抄徐帅的家是叶群下的命令，后来却把这件事推到我的头上。看得出，林彪是在因势利导，把矛头转向非四野的那些人，而对四野的人他都保护起来。可后来，毛主席仍然指名要徐向前出席当年的“八·一招待会”。

　　江青和林彪曾在文革中大吵过一架，好像是为了一个总后的干部，其实也不是江青要反这个人。林彪有个特点，你反军队中非四野的，比如徐向前、贺龙的人，他都很积极，但你如果反到他的部下，他能跟你撕破脸皮，翻。我看他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确实很厉害。肖华也是林彪的人，井冈山二十八团的。主席是保肖华的。后来叶群作了很多工作，江青和林彪又和好了。

　　那时，叶群和江青的关系看上去是很好的。她们在一起讲话，就像闺密一样的。江青一说就是你们那位，我们那位；叶群只说，我们那位，不说你们那位。提到主席，仍恭敬地说“主席”。他们一起说话也从来不回避我的。叶群经常跟我说，林彪很欣赏你的才华，叫我有空去他家玩。后来她又几次叫我到毛家湾去，我因为忙于日常事务，没能去，她不是很高兴。

　　江青和中南海的工作人员

　　1965年，杨尚昆被调离中央办公厅以后，由谁来接任中办主任的职位？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由田家英接任。总理不同意由田家英接任，他倾向由龚子荣来担任。龚子荣原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是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也做过地下工作。但是他原来在北方局工作过，和刘少奇、彭真的关系很密切。江青跟我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是她投了汪东兴一票。江青说，主席身边有些人，像叶子龙，并不把她当回事的。但汪东兴对江青却始终是毕恭毕敬、惟命是从的。但是毛主席对汪东兴有看法。江青说，主席跟她说，汪这个人表面上唯唯诺诺，其实很有城府，不是那么表里一致。但江青觉得，汪是个直爽的人，是能够掌握得住的人。而且他和其他人也不是走得那么近的，和田家英不一样。后来毛主席才决定由汪东兴来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所以，江青说她的一票是关键的一票。当然，后来江青也正是为了这个关键的一票，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

　　1966年，我去中南海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时，汪东兴对我说：办公厅现在就咱们俩了，我很忙，我只要管警卫局就可以了。秘书局，机要局，都归你管。我说：老汪，我在文革办公室那一块就分摊了你很多事情了。我还要忙着写文章，我连秘书室都管不过来。我跟他说：我这个人有个弱点，就是好写文章。我最盼望的事情，是我写的文章能让主席看了满意。办公厅那么多事务，我实在没能力管，还是你来管。因为我的态度很诚恳，他也就接受了，没跟我再捉迷藏。

　　汪东兴这个人背着主席时，对人、对事很霸道，底下得罪了很多人，所以反对他的人很多，而且领头的都是局一级的领导干部，像田畴等人。后来田畴是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的局长，我出狱后，他跟我提起汪东兴来，就一句话：那是条连主人都咬的狗。我听了说：那是条装成狗的狼。

　　1967年7月，主席离开北京去武汉前，找我们去人民大会堂的118号开会，林彪、总理都参加了。大家都反对主席在这种时候去武汉，但主席执意要去。主席就叫杨成武跟着他去，汪东兴急着说他也要跟主席去。江青也说汪东兴一起去好。主席问，那你这里的事情怎么办啊？汪东兴说，他自己可以安排。但主席不同意他自己安排，就提出让我代理主任。会后，江青让我好好把办公厅的事情都摸清楚。我说：那汪东兴不是要怀疑我想夺他的权了。她说：你那么多顾虑干嘛。

　　傅崇碧几次向总理和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当政委。说他现在保卫党中央的压力很大，他那里好多事情不好办，因为我在红卫兵中影响大，他建议我去做他的政委。江青说，他现在忙得一点空都没有，我还想调他去当八三四一的政委呢。从这些情况看，江青对汪东兴还是有警惕的，但主席去世后，她怎么就那么糊涂呢！

　　可能是江青长期经历的那种环境造成了她不轻易相信人的习惯，而且她也不轻易地说人好话，即使是她认为是好的人。她对人的要求很高，而且把人性看得是比较坏的，容易怀疑人，对人的看法好走极端。有个派去照顾她的服务员，头天她还说她怎么好，第二天就说这个人坏，知道她怕风，却故意把窗开着，让她吹风。要这个人走，送她劳改去。其实，那时说的“劳改”，并不是去劳改农场的那种，而是下放去工厂劳动。这事是我处理的，我知道江青对这个服务员因误会而生怀疑，不能送人家去劳改，所以就把她换到一个不让江青看到的岗位去了。可这个服务员，为了这事就非常恨我。后来她的领导跟她说，人家戚本禹是保护你才调你走的，你还瞎说人家。后来我出狱后，这服务员还写信给我，表示道歉，说她当时因为我把她从江青那里调走的，所以恨我。江青的护士长许春华也经常挨江青的批评，但她在江青遭迫害时，却能公正地说：江青虽然爱怀疑人，主观片面，喜欢指责人，但她是忠于革命，忠于主席的，对工作是勤勤恳恳的，也不讲享受的。她仍认为：江青是一位好首长，好同志。

　　我在中南海后楼研究室时，工业组有个同志，叫靳耀南，跟我挺好。他原来是在山东德州开辟地区的一个老干部、地委书记，又能打游击，又能搞工业。我去中央文革后就请他来做我的秘书，这人很有经验，给我帮了很多忙。红卫兵运动刚开始时，有些情况很乱，有些所谓老红卫兵，就是后来“联动”那些人乱打人、乱抄家。我去跟他商量，他就提醒我，你要去公开表态，说中央是有政策的，不能打人，不能乱抄家。不然，以后这些事都会赖到你们中央文革的头上的。因为当时都说红卫兵是我指挥的。我说：中央文革可从来没有叫谁去打人的，这些人怎么乱搞呢。他跟我说：这些打人的，他们后面一定是有背景的。所以，我当时就明确地表了态：不准打人，不准乱抄家。后来我们把乱打人、乱抄家的情况报告给主席，主席就提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还有，当时有些地方借“破四旧”烧书，他马上跟我说，历次运动，毛主席党中央都从来没有说过要烧书的，怎么可以烧书呢？我就马上去讲话，制止烧书。可有一次江青来我这里看见了他，就找我过去，说那人不是后楼的么，有些人是刘少奇的人，你怎么把他弄在身边？他年纪都比你大，是你领导他，还是他在领导你？我没有办法，只能把他调走。我出狱后碰到靳耀南，他对我说：“你是个好人，我过去怎么看你，现在还怎么看你。我知道是江青要我走的，但这不能怪她。办公厅到处都是杨尚昆的人，她当然对我有戒心的。”

　　现在有些人拼命说自己当初怎么受到江青的迫害，其实除了阎长贵，有些人的所谓迫害，多有夸大其词。有的是为了表白自己，有的是迎合党内资产阶级。在那时，有几个人是不愿意在江青那里工作的？就说吴法宪，有人说他是草包司令，才不是呢，他聪明；江青到哪里去，都愿意让他陪着。至于说有些人后来遭到关押审查，其实那些具体的事情都是汪东兴处理的。宣布我受审查后，汪东兴马上就叫人把我双手铐上，而且铐了一个多月，吃饭睡觉也都铐着。他的理由是，怕我像田家英那样自杀。但我心里明白，这是汪东兴在暗地里使坏，江青才不会管这种事了。

　　江青和王力、关锋

　　关锋在我们中间的作用很重要。他是出思想的，他能从理论上、从路线上来看出问题。

　　主席“7·20事件”后的意思，在他亲自拟定的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名单时已经很明显了。他叫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等老帅都要出席，就是在“7·20事件”以后要稳定军队。主席在“7·20”以后，在我们写的报告上，在陈再道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同志”两个字，总理马上把它印发下去。原来陈再道是被关押的，现在一下子待遇马上就变了。但是我们当时对主席的意思没有好好的领会。关锋写的“八·一社论”说，下一步斗争的大方向就是对准军队的走资派，要向军队的主要敌人开火。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是严重干扰主席的战略部署的。当时《红旗》杂志社论和文章对全国运动有很大的作用，是指导运动方向的。不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批准，怎么可以擅自提斗争的大方向和主要敌人呢？而当时群众也是这么理解的。有些地方都动起来了，要搞第二次大串联、第三次大乱了。如果真这么搞，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士兵都是拿着枪的，你发动他们起来造反，那不等于是武装起义了。如果再出几个“7·20事件”，那整个局面就乱了。

　　中央文革开会调查这事。关锋说，不管他犯了多大的错误，但是他的文章是经过陈伯达批准的，而且陈伯达在上面还加了一些字。陈伯达不承认，说他不知道。总理就当场叫人去调文件来，可文件被陈伯达拿回去了。总理又叫陈伯达的秘书去陈伯达那里找文件，结果文件找来了。上面清清楚楚是陈伯达写的“照发”。陈伯达没办法，就说当时自己吃了安眠药了，糊里糊涂的，忘了。当时我们大家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我们也明白，这事在当时是不能让陈伯达来承担责任的。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把他拿下来，这个震动就大了。所以，总理就在会上总结了，说，看起来这个文章是经过陈伯达同意的，但陈伯达说他当时是吃了安眠药了，头脑不清楚。那关锋当时也没有把文章给其他中央领导去审查，所以还是要由关锋负责。

　　拿今天的话来说，王力在外交部动了总理的奶酪。当时我也去外交部跟造反派讲过话，但我是严格按照主席说的话去说的。主席没有说的，我不能乱说的。主席说，对陈毅斗斗也可以么，打倒也没什么了不起么，打倒了也可以再保么。而王力从武汉回来后，被当作英雄来看了，他自己也觉得不得了了，一点也不知道他在武汉的时候其实是闯了祸的。主席已经对他很不满意了，只是为了维护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威信才把他当作英雄来欢迎的。他听到外交部有人对我的讲话不满意，就自己把他们找来和他们谈话，那就是所谓王八七讲话，他讲的就出格了。总理把它告到了主席那里，说王力说的，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但王力自己后来坚决否认他说过这话的。姚登山听了王力的讲话回去传达，主席让人调来了王力讲话的纪录，有这话。也可能是红卫兵在传的时候加上去的。主席就很不高兴了，说：外交部的权是中央的，怎么可以随便夺权呢。

　　杨成武从主席那里带着主席的指示来，先去跟总理、江青汇报，然后就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说，主席向他问起过我，他在主席面前还给我说了好话呢。可后来，他却说什么──主席先说把王关戚一起抓起来，后来又叫他回去，说戚本禹先不抓，看看能不能争取过来。老实说，如果主席真的讲过这话，那当时杨成武是绝对不敢到我办公室来的。杨成武到我办公室来的时候，我的秘书当时都有记录的。我从秦城出狱后，还写过封信给杨成武，说：你当初是怎么和我说的，怎么后来又在外面乱说。他也不给我回信。

　　江青那时还跟我开玩笑说，你躲过了一劫了。

　　其实，主席当时对王力、关锋也没说要抓起来，只是说，停止工作，要他们作检查。江青让康生对他们的历史进行审查。后来开了个会，总理宣布了主席的指示，让王力、关锋在会上作了检查。然后江青叫我去安排地方，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怕警卫有误会，我还特意问了总理，他们什么待遇。总理说：还是首长待遇。我就按总理的指示，在钓鱼台的2号楼找了两个空的房间，让他们住在里面。他们也向我表示，一定好好学习主席的指示，检查自己的错误，态度很好。我回去就向总理、江青作了汇报。总理听完了汇报，还交代我说，要我每天去看看他们的情况，要经常用电话向他报告情况。然后他就走了。这时，江青突然嚎啕大哭，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江青这么哭。当时春桥、姚文元都在场，姚文元也掉了眼泪。

　　出狱后，我和关锋讲了这事。关锋说，他相信江青的哭是真的，因为大家毕竟在一起战斗过的，是有感情的。所以关锋从来都不反江青，但是关锋的学生阎长贵却把江青骂得一塌糊涂。还有个叫杨银禄的，我在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了，还是个小战士；那时他见了江青，那个样子，简直就可以说是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是恭敬得不得了的。

　　江青和我

　　把王、关隔离后，我实际上也已经无所作为了，我想少找一些麻烦，弄得别人反感，所以有些会议我都不去参加。可是张春桥对我说：“你错了，越是这种时候你越是要出来亮相。这样，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才不好落井下石。”第一次开打倒王、关的会议我没去参加。马上外面就贴出标语：打倒王、关、戚。所以第二次会议我去参加了，外面的标语就没有“戚”了。一直到打倒我前的最后一次中央文革会议，我都去参加了。

　　毛主席是1967年国庆前回到北京的。当时中央文革会议上分工：由张春桥写林彪的国庆讲话，姚文元写国庆社论，我整理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我因为参加过编“毛选”，对主席的讲话风格都很熟了，所以我把各地整理的和报上登载的主席讲话拿来汇总。

　　主席讲话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提出要“大联合”。方针改变了，像上海那样的以一派压倒另一派的夺权模式不行了；武汉模式更不行，那是军队出来支持一派，打另一派。主席在视察以后，提出了他的模式，就是“大联合”，各派都要参加掌权。主席提出的这个模式，实际上是个战略大转变。我在整理的时候就强调了这一点，突出了这一点。因为我了解主席的思想，主席下那么大决心打倒王力、关锋，就是要实现这个思想。主席对我的整理的东西很满意，在我送上去的稿子上划了道道，圈了圈。基本没作什么改动，就拿去发表了。

　　张春桥起草的林彪国庆讲话中，本来引述的毛主席的话是“批修斗私”。我看了，觉得改为“斗私批修”比较好。因为我想革命总是先内而外，从逻辑上讲，你要先把自己的私去掉了，才好去批修。他们看了都觉得有道理。主席看了也说好，所以就改成了“要斗私批修”。

　　我给主席写了个检讨，我说，虽然王力的讲话、关锋的文章我都没有参与，但是我在思想上实际是跟他们一致的；对主席的指示没有很好地去领会，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因此我也是犯有错误的。不久主席就作了批示。主席的批示就写在我给主席的检讨上，由徐业夫直接交给我的。主席在批示上写：

　　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我拿到主席批示，就给总理、江青他们汇报了，当场还一起讨论了如何落实主席的批示。他们要我去把主席批示向王力、关锋作个传达。我就问总理：是我一个人去告诉他们，还是谁跟我一起去？总理说：让春桥跟你一起去吧。我就和春桥一起向他们作了传达，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因为主席称我们是同志，那就像是得到了解放令似的。“7·20”以后，主席在批的文件里称陈再道是同志，那陈再道的待遇马上就不一样了，房间和警卫马上都换了，没有原来软禁的样子了。主席给我的信，按例都是要印成文件发下去的，可总理也没让印发。而且我看出，总理对这事并不起劲。

　　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后，我就听到有人说，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陈毅说，不拿掉戚本禹，党心不稳，军心不稳，民心不稳。可见我们在中央文革的工作得罪的人太多了。

　　不知是事有凑巧，还是偶然中有必然。偏偏在这个时候，连续发生了几次所谓整江青“黑材料”的事件。

　　其实，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江青就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跟我们谈了她的历史。她是在中央文革的会议室（钓鱼台十六号楼）讲的，文革小组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在。我们都坐在江青的对面，穆欣坐在江青的后面，他当场作了记录。谈了有三、四个小时。

　　江青说：你们老听了那么多关于我的事情，你们也不清楚，你们又不好来问我。那我就把我的历史全都跟你们讲了吧，请你们审查。

　　她说：唐纳这个人其实还不错，是个进步人士。但他的缺点是太小器，很软弱，胆又小，不像个革命者。那时，他在演艺界的影响是很大的。她指着我和姚文元说：就跟你们现在一样。他要说哪个哪个戏好，那个戏就叫座；他说那个戏不好，大家就都说那个戏不好。他要捧哪个演员，那个演员就马上走红。所以追求他的人非常多。可唐纳就是拼着命地追求她，而且在恋爱的时候对她真的很好，百依百顺的。但是她说：唐纳比起俞启威来，那简直是差得太多了。当时我们就很坦率地问：那你为什么不嫁给俞启威呢？她说：是俞启威的家里反对。他那个家族是非常严格的，娶的都是大户人家，你一个戏子根本就进不了门。她说：俞启威那个时候也软弱。不过那时他才是二十多岁的学生，也根本没法和他的家族抗衡的，不能娶她。所以，她只能考虑嫁给唐纳。可是，结婚后就不一样了，限制她这个，限制她那个的，不让她和别的人交往，把她看作是自己的附属品了。这个她就受不了了。江青那时受娜拉这部戏的影响很大。她在台上演过娜拉，她的性格也就是娜拉性格。不过她说：唐纳这个人还是很单纯的，不复杂。尽管追他的人很多，但他并不乱搞的。但对待家庭，他还完全是封建社会的那一套，所以就提出和他离婚了。这件事，当时就闹得沸沸扬扬了。和唐纳离婚，对她的打击很大。她说那时她觉得前途茫茫，组织关系接不上，也不可能再去找俞启威了。她说她总忘不了蔡楚生，在那种时候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和帮助，而且他的帮助完全是无私的。还有崔巍，他是她在青岛的同学，也对她帮助很大，像哥哥一样的保护着她。那时有好多人就想趁虚而入，来占她便宜。江青说：我一眼就看出他们是动机不良的，所以想方设法地拒绝他们。可这些人达不到目的，就到处去散布流言蜚语，造她的谣。这些人当时就被叫做文痞，就是文化界的流氓。她说：她最难忘的，还是和俞启威的初恋。俞启威是她的导师，是她人生的引路人。但是自她到了延安，见了毛主席之后，她就认定，这辈子就跟定这个人了。

　　我当时确实是有为江青写一个传记的想法的。我觉得她的经历完全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女性的典范的，哪里会想去整什么“黑材料”。

　　事情的起因是，当时有人提出要开放图书馆，文艺组打了个报告给我。我说：文化革命是搞文化的，连图书馆都不开放，不成了笑话了吗。所以我就批了这个报告。但规定：凡是内部材料，必须凭革委会的介绍信才能查阅。北京图书馆开放后，有人在里面去找旧报纸，看到了有关于江青的内容。反映到我这里来了，我就叫文艺组的人去把这些东西收了，封存起来。图书馆里有个从空军政治部转业的，把这事报告给吴法宪，吴法宪就报告给了叶群。在一次会议结束时，其他人都走了，叶群叫我留下来，当着我的面把这件事跟江青报告了。总理也在。我说：有这事，是我叫文艺组的人去收起来封存的，以免扩散。江青很不高兴地说：有什么好扩散的，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扩散的？事后，张春桥跟我说，你现在应该把事情推给下面，说是文艺组干的，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说：不行，是我同意让文艺组去封材料的。张春桥说：你先要保护好你自己，这样你将来还有机会给他们说话。你不这么说，那就玉石俱焚，你和他们都要受到审查。你自己都保不住，那将来还有谁出来给他们说话呢？这些都是肺腑之言，一般人是不肯说的。可我这个人就是缺心眼，我想这事明明是我同意的，现在我推给了他们，那他们受到的处分就会更重。所以我还是坚持承认，这事他们向我报告过，是经过我同意的。后来我也这么跟总理说的。总理觉得我说的是比较合理的，就说：那我来写个报告，把这批材料烧了，并且通知北京图书馆注销登记号。总理亲自签了字，这批材料就由谢富治的公安部负责拿去烧了。

　　无独有偶，稍后一点时间，上海市革委会派专人把一些在上海找到的关于江青的旧报纸送到北京来交给我，让我来处理，因为我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代理主任。可他们一面又去和江青说了，说他们把他们查到的一批诬蔑她的材料交到戚本禹那里了。这个他们却没跟我讲。我打开材料一看，也就是当时国民党报纸造的一些谣言和一些攻击的话，说什么一丈青（指江青）嫁给了宋江（指毛泽东），成了压寨夫人。我当时觉得很难办。交给主席吧，你怎么能拿那么点小事去干扰他；交给总理，那可能错误更大了。可我想也不能交给江青，因为，这不符合组织的原则。其实我当时确实是有点教条。上海为什么不把材料直接送给江青，因为它也讲组织原则，所以要交给我，可它一面又去和江青说了这事，也不告诉我。江青等了几天，看我没跟她说这事，就自己找到我办公室来，问我是怎么回事。这次，江青可能是真的怀疑我是不是为了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在悄悄地收集她的材料，将来可以卖身投靠别人。后来张春桥私底下跟我说：我们已经是都绑在一起了的，你不把这些材料交给江青，那是不对的。后来这件事情还是总理来处理的。我把过程跟总理一讲，他一听就懂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也让谢富治他们拿去烧了。

　　真是事不过三啊！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又是关锋的秘书，后来江青要找个秘书，我就把阎长贵推荐给她。他不知错了什么劲，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一个叫江倩的写的信给了江青。江倩（中国人念字念一半，好多人也把它念作青）是旧社会的一个电影演员，参加过军统；文革时挨群众批斗，她就写信给江青，要江青救她。阎长贵拿了信，我估计他也没怎么好好看，就写了个条，说现在有人冒称江青，还说是曾经参加过军统。说这是敌人的造谣，应该让公安部来处理。然后就把信和条子送给了江青。江青拿了信，就怒气冲冲地跑到我办公室里，把信和阎长贵写的条子往我桌上一摔，问我到底想搞什么名堂？你前面弄我的黑材料，现在你又和阎长贵合在一起来陷害我。我拿了信一看，因为我经常处理群众来信，所以很快就了解到信里的内容。我说：人家根本没说江青参加过军统，是说自己（江倩）历史上参加过军统，她是要江青看在名字相近，而且又都在旧社会当过演员的份上救她一命。而且我说：“江青”这个名字，是你去延安时才取的。你在当演员时还没有“江青”这个名字。怎么会说是江青参加过军统呢？可那时江青已经听不进去了，因为她对阎长贵写的那个条子已经是先入为主了，认为我们是故意用找人写信的方法来陷害她。这件事，连总理也帮不上忙了。直到我从秦城出来，碰到阎长贵的时候，他还弄不清楚，说那人是诬蔑江青参加过军统的。我说：你胡说八道，人家明明是说自己参加过军统，哪里说过江青参加过军统了？你把那么重要的两件事情搞混在一起来，你坐牢是活该，可害得我也坐了那么多年的牢。

　　这事发生以后，就规定我不能离开钓鱼台的办公室。这期间，江青还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好像叫“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写的，说一个有野心的青年因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结果被杀死了。看完了电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抓阎长贵之前，江青也请他看了场电影，叫《一仆二主》。怀疑他一边做她的秘书，一边还受命于他人，她认为他是我安插在她身边的人。过了几天，恐怕是在等主席批准，就宣布我“请假检讨”。汪东兴就把我铐在钓鱼台的一个房间里。那年春节过后，王关戚一起都被送进了秦城监狱。

　　与我被捕的同时，文革的“快报组”被解散，文革办公室和中南海秘书室的许多人也都被隔离审查。汪东兴把他们都说成是田家英的余党。

　　在我被抓后的那段时间，连张春桥、姚文元思想上都是有顾虑的，因为好多事情我们都是联着一起做的。所以他们都一直不说话，籍以自保。主席也长期不讲话。

　　《红旗》杂志从1968年第一期，还是我拉着姚文元一起签字后给陈伯达，陈伯达送主席批了出版的（我和姚文元都是《红旗》的副总编），这以后《红旗》就停刊了好几期。直到毛主席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他们才找到了宣传的纲要。

　　我在江青身边工作，江青是很以为自豪的，因为我能写点东西，还能办事。可以说，我和江青在工作上没有任何的过节。那江青这时候为什么那么恨我呢？我想，也许是因为她认为她对我那么好，可我还要“背叛”她的缘故。当时也确实是常有这种情况的，田家英自杀后，揭发他最多的人，就是他的秘书逄先知。如果按照逄先知所揭发的，那田家英早该枪毙好几次了。陶铸被打倒，揭发他最多的也是他的秘书张××。但是，我想她在那个“法庭”上的时候，她应该明白，我并没有背叛她，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出庭去作证。那个法庭也曾经要我出庭作证的，我跟他们说：行！我可以出庭，但我什么都讲。他们问：那你都要讲什么呢？我说：一切我都如实的来讲，但我不能保证会按照你们的要求去讲的。你们如果同意，我就出庭。这些人想想也就算了，没有让我出庭。结果他们全部的旁证材料就引了我一句话，我说“斗争彭德怀是我积极主张的，在讨论的时候，总理、江青也力主此议。”只是在他们宣读的时候去掉了“总理”，变成是“江青力主此议”了。而且我后来被判了十八年，王关戚只有我被判刑。王力是背叛了，关锋在监狱里疯了，免予起诉。只有我坐了十八年的牢，一天都没有少。

　　我被关进秦城后不久，傅崇碧和杨成武来提审我，问我鲁迅手稿的事，从傅崇碧的眼神里我看得出，他是同情我的。不像杨成武，才隔几天，就摆出一付审问者的样子了，典型的风派人物。我说：文化部向我反映，文化部两派群众都要抢文化部档案室，当时鲁迅手稿、茅盾手稿还有很多作家的手稿都在文化部档案室。我把这个情况在中央文革的《文革要闻》上登了出来，陈伯达、江青，还有康生都在上面作了批示，一定要保护好鲁迅手稿，并要我去处理的。我就去文化部讲了话，说鲁迅手稿是重要档案，谁也不准抢。并当场让解放军战士连柜子带手稿一起搬去钓鱼台，贴上封条保存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管保密室的姓卜，你们去找他好了。傅崇碧临走还说：谢谢你。

　　江青说我盗窃鲁迅手稿，我估计一个是她自己忘了，再一个就是逮捕我的理由并不充分，所以还需要另外再找些理由。但没想到，这件事却成了“杨傅余事件”的导火线。其实，王关戚一抓，大家就觉得现在风向变了，中央文革不行了，军队成了老大了。军队不但不能反对，而且要取代中央文革来领导一切了。这时军队的一些人开始膨胀了，杨成武就说了很多话，说他早就看出王关戚不好。一下子又从中央文革的拥护派，变成了反对派了。其实，杨成武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在军队里也有着强大的反对派的，在北京军区、总参谋部都有，因为这个人好张扬。他斗了罗瑞卿，自己却又走了罗瑞卿的老路。后来江青在钓鱼台向傅崇碧发难，这恐怕也是偶然中带有必然的事吧。

　　打倒杨余傅（按：杨成武、傅崇碧、余力金），军队倏然无声。

　　然后派工宣队进清华、北大，把造反派也压下去，这样大局就稳定下来了。

　　毛主席高深莫测啊，领导那么大的局面，不这样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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