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文革与江青·之二〔文/戚本禹〕　-- 繁星读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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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回忆文革与江青·之二

文/戚本禹 2015年08月01日　来源：红色参考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辑
　

　　江青和党内一些人的恩怨斗争

　　1966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江青跟我说，她和罗瑞卿讲：“评《海瑞罢官》”①发表后，受到了彭真的压制，北京的报纸都不登。主席很生气。罗瑞卿当即表示，他让《解放军报》马上转载。果然，罗瑞卿很快就让《解放军报》在头版转载了这篇文章，而且还加了态度鲜明的编者按，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解放军报》这一发，就造成了彭真他们的全面被动。当时江青很高兴，张春桥他们也很高兴。江青跟我说，我还以为罗瑞卿是支持我们的，哪知道他们是一伙的。这说明，江青一开始并不知道罗瑞卿有问题，也不知道毛主席有搞掉罗瑞卿的想法。如果是毛主席要搞罗瑞卿，那一定会先和江青打招呼的。搞罗瑞卿，是林彪提出的，但林彪的策略是自己退在后面，否则就好像是他在和贺龙争军权了。我问江青，为什么要搞罗瑞卿，江青说，是叶群告的状，而且她是直接到主席那里去告的状，都不给我们说。

　　江青对彭真的意见倒是很大，因为他先是阻挠江青搞样板戏，后来又抵制“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其实在我的印象中，彭真和刘少奇的矛盾也挺大的。刘少奇对主席不尊重，彭真就批评他，而且批评得很厉害。1964年“四清”的时候，我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写了批评刘仁的一个报道，陈伯达一定要我和关锋去向彭真作检讨。彭真对我们非常客气，还请我们到他家里吃了顿饭，事后我们写了封信表示感谢。信里说了他平易近人，我们在他家里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的话。彭真被打倒后，江青看到了这封信，就说我，你什么时候跟彭真是一家人啦。我向他说了经过，说是陈伯达要我们去的，关锋也作了证明。江青就说陈伯达，你这个老夫子，你自己叫人家去检讨，你现在又来说人家。等到我被抓了之后，这件事又被拿出来说了，说我是彭真安插在中央文革的钉子。

　　陆定一事情的起因是严慰冰写叶群的匿名信。

　　杨尚昆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是他通过机要室的康一民（原来是总理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调离后，由他负责机要室的工作）来搞的。后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江青跟我们说：他们把窃听器都安装到了主席的卧室里来了，连卫生间的肥皂盒里面都按上了窃听器。后来，公安部派来了专家，把窃听器拆出来以后，主席让把这些东西连同杨尚昆、康一民他们这些人的检讨都封在保密口袋里交给江青保存，他不叫中央办公厅保存。可能是怕将来会有人销毁证据，再进行翻案。江青还当场叫汪东兴去她的办公室，把窃听器拿来给我们看。那窃听器是钮扣状的，是从美国进口的，连谢富治都不知道这东西，那是中央调查部从海外买的。当时中央调查部是杨尚昆负责的，杨尚昆、康一民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和之前杨尚昆、叶子龙搞录音的事根本是两码事，现在有人是故意把这两件事混起来。康一民后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撤职的处分，对杨尚昆的处分被拖了好长时间，直到主席发问，杨尚昆怎么还在中南海，才把他调去广东去当书记处书记。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北京之前，江青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说主席让我亲自去看一看，他在中南海住的地方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我跟谢富治说了江青的指示，谢富治说：好，我陪你一起去看。我就坐车从中南海的西门出去到公安部接谢富治，然后和他的车一起从南门进了中南海；因为从公安部过来，走南门方便。我们一起去了丰泽园，谢富治跟我说：都仔细检查过了，而且都是用仪器检查的，保证没有问题。我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问题的啊，不然咱俩都要坐牢的。检查之后，我就给江青汇报了。可是主席回来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就住在钓鱼台。后来在颐年堂开过几次会，开完会，主席就住到游泳池去了。游泳池是主席一个人住的地方。1966年国庆时，主席又到颐年堂去开过一次会，但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游泳池去了。自从出了“窃听器事件”以后，主席对丰泽园就有了一种反感。

复出后的杨尚昆

　　我问过江青，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刘少奇有不满意的。江青跟我说，那个早了，在中央撤离延安的时候，成立了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后来到了西柏坡，中央又合在一起了。江青因为跟着毛主席转战陕北，吃了很多的苦，身体很差，所以建国初中央就安排她去苏联疗养治病。江青还没去之前，她发现主席经常不高兴。主席在被胡宗南大军追赶的时候都没有不高兴，情绪一直都很好，怎么现在会不高兴呢？她就想了很多办法想让主席高兴。主席喜欢京戏，以往只要她一唱京戏，主席就会高兴，可是她唱了京戏，主席还是高兴不起来。她给主席放主席最喜欢的马连良和梅兰芳的唱片，主席也没有兴致。江青说，当时我每天都在研究主席不高兴的原因，后来才发现原来主席是对刘少奇不高兴，可主席一直没跟她讲。一次江青问了主席，主席才跟她说：我从陕北来到河北，看见刘少奇代理中央期间，有些事情简直是胡作非为！搞土改，不经中央同意，不经我的同意，就乱发指令。什么“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推行一些过左的政策，搞得农村很不安宁。连康生都听他的，也在搞过左。所以，前方在打胜仗，后方却乱起来了。主席路过山西，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这种过左的倾向。主席说：他们发什么文件也不经过我，甚至提省一级的干部都不经过我批准，把在中央工作委员会时的工作习惯一直带到了北京。江青当时还跟我说，后来关于这件事中央还发了文件的。我当时因为工作忙，也没去查证。后来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看到了华国锋他们出的毛选五卷，收录了一篇毛主席批评刘少奇、杨尚昆擅发中央文件的文章。当时我参加编五卷的时候，倒没有编入这篇文章。在讨论我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时，江青说：高岗再不好，但他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他和刘少奇是有分歧的，刘少奇是主张富农可以入党，可以雇工的。在这件事情上主席是支持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在办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上，刘少奇是反对的，所以毛主席亲自主编了“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就是批评刘少奇的，主席说的“小脚女人”看似说邓子恢，其实就是在批评刘少奇。

　　刘少奇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是胡乔木向主席报告的。我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发表以后，刘少奇否认他说过这个话。胡乔木就又向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证明刘少奇确实是说过这话的，可以当红色买办的话，刘少奇也否认。谭震林出来揭发的，他说，我当时就是听到刘少奇这么说的，这还是“二月逆流”以后，谭受到批判以后说的。主席说：你们老批判人家，现在出来讲话的还是谭震林，谭震林可以参加中央文革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是用很大的字写出来的，主席让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刘少奇也没话说了。谭震林还是刘少奇在新四军时的副政委。（但是谭震林在文革后出版的传记把责任都推给了毛主席，说毛主席骄傲了）

　　但是，刘少奇的案子，主席就一直没有同意立案；因为没有材料，主席一直没有同意立案。当时只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讨论，还要总理、康生、江青的批准才能立案的，陈伯达都没权批准立案的，有的还要经过主席的批准。当时只立了王光美的案，开始刘少奇的案子是作为王光美案子的附案来审查的。后来大量的材料被揭发了出来，报给主席，看到他真有问题，主席这才批准成立了刘少奇的专案组。

　　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是江青向我布置的。江青找我去，说：外面运动热火朝天，中南海里怎么冷冷清清的。我就去发动了群众在中南海里写批判刘邓的大字报。后来首都群众自发地在中南海西门外建立了批判、揪斗刘邓反动路线的联络站。中央文革决定，在中南海内外统一组织一次批判刘邓的大会，然后叫群众撤离中南海西门。王良恩写了个报告，总理、陈伯达和江青都签了字；陈伯达还加了句话，连同陶铸还有他们的家属也要一起批斗。王良恩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是从部队调过来的，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后来他在林彪事件后自杀，我总怀疑是有人做了手脚的，因为真正投靠林彪的并不是王良恩。中南海的群众那时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反对汪东兴的，另一派拥护汪东兴。但两派在批刘邓的问题上，都一致同意，一点分歧也没有。因为前面有了张霖之的教训，所以我事先都安排好几个身强力壮的卫士在刘少奇他们的周围，防止有过激的行为发生。我自己则守在电话机旁边，王良恩每十五分钟要给我一个电话，报告情况。可以说，中南海的批斗会是文革中最文明的批斗会了。

　　批邓批陶

　　在中南海贴朱德、康克清的大字报，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康克清和江青的矛盾由来已久，江青和主席刚结婚的时候，康克清就带头骂，说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贺子珍拆散了。说要孤立江青，批判江青。党内那些老大姐都同情贺子珍。贺子珍这个人，人缘好，再加上她们都是一起浴血奋战打出来的。叶子龙跟我说，当时在老大姐里很少有人同情江青。贺子珍是永新一枝花，是个美人，大家都认为她和主席挺般配的。其实，谁又真正知道他们两夫妻真正的关系呢？贺子珍脾气很野，叶子龙告诉我，她和主席吵架，拿着板凳就往主席身上砸，如果不是警卫员拦住，那还得了。其实，江青并没有抢贺子珍的婚姻，她和主席结婚的时候，贺子珍和主席已经离婚，而且主席是再三挽留，贺子珍仍坚持要离。可这些老大姐们不这么看，她们认为，贺子珍要和主席离婚，那都是说说而已的，不能当真的。在中央领导的夫人中，只有陶铸的夫人曾志，和江青的关系很好，曾志是杨开慧的好朋友。还有就是邓颖超，她也常来看江青的，可能这是总理的意思，她自己心里怎么样就不清楚了。

　　我奉命叫人在中南海里给朱德和康克清贴了大字报，而且在中南海里围着他们，问他们有没有去看大字报，指责康克清在延安反江青。这件事，我今天想来都是很后悔的。后来我知道，主席对贴朱德、康克清大字报这件事是很反感的。但主席可能心里也清楚，那是江青的主意，他知道她和康克清的矛盾大。所以，这件事主席一次也没有批评过我。

　　其实最早在党内批斗朱德的，倒是刘邓他们。在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因为毛主席在通知里提出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像许世友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主席说的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一般地说说的，并没有所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问，说主席都说了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而且主席说，中央出了事情，你们要造反，像蔡锷一样。他们就又去问刘少奇，刘少奇就说：主席说的是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反对毛主席。这样，就在那个会上，刘少奇他们组织了批斗朱德。朱德说：我那时（指的是在井冈山的时候）是有“野心”的，可只是在心里想想的，并没有说出来。现在都这么大年纪了，哪还有什么野心？那次会议斗朱德，是真斗，斗得很厉害。我听曹全夫（朱德的军事秘书，他是主席娘家文家的后代，跟主席是亲戚，跟主席很好的）跟我说，说康克清在发牢骚，说斗朱德比斗彭德怀都厉害。曹全夫可能也向主席反映了。主席就说了：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这才停止批判朱德。本来人民大学准备开大会斗争朱德，因为人民大学的校长孙泱原来是朱德的秘书，总理让我去取消。总理跟我说：朱德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样做不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了吗。我马上就去照办了。

　　文革初，上海有人打着红卫兵的旗号，把宋庆龄父母的墓碑砸了。宋庆龄以为是江青叫人去干的，就骂江青下流。江青听说后，气得不得了。这事当时闹得挺大。一次在主席那儿开会时，宋庆龄问：哪个是戚本禹啊？我站起来说：我是。她说：噢，是你啊！我说：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请你批评。她也没说什么，就说：你坐下吧。我心里知道，她可能是听到传言，说是江青让我去砸她父母的墓碑的。其实她这是冤枉我，我在背后还保护她呢。解放上海时，我们地下党就奉命组织人民保安队去保护她。江青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对我说，你叫红卫兵去”烧一烧”她（按：指批一下宋庆龄）。当时总理也在场，可总理当时一句话也没说。但回过头，总理马上叫傅崇碧派部队把宋庆龄的住宅保护起来。可他们等了两三天，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总理在开会时碰到我，就叫我到边上的小房间里去。问我：那事你布置了谁去啊，怎么布置的？我说：这事我哪能布置啊，江青那也是在气头上说的，事后她也没再和我说起。总理听了说：哎哟，你可真是个好同志啊！（因为主席在一个中央文件的批示上说我是好同志）。总理命令上海马上把墓碑修好，把修复后的照片拿来给宋庆龄看。宋庆龄看到她父母的墓碑立的比以前的都好，也知道自己是错怪了江青，就向江青道了歉。主席也知道这事，就对江青说，你应该大度点，主动去看看她。那年的国庆节，我看到江青和宋庆龄在天安门上谈笑风生的，又和好如初了。

毛泽东与彭德怀

　　从四川揪彭德怀回京，是我组织人做的。那时彭德怀在四川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就恨死了彭德怀，所以他把彭德怀在四川的一举一动都报告上来。我收到他的一个报告，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说彭德怀现在很活跃，他到处在跟人讲他冤枉。他还说：“你们现在才反对刘少奇，我早就反他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反对的就是刘少奇。”我把这件事在文革小组的会上讲了。江青说，我们在这里拼命战斗，他倒反而是个没事的人了。总理也很积极地主张要把他弄回北京。但怎么弄回来呢？派部队的人去，那得请示主席和林彪的同意。我就提出以红卫兵群众组织的名义，去勒令他回北京。大家都说好。所以，我就找了北航的几个红卫兵去。但实际上总理又叫上部队的人跟着一起走的。总理说：彭德怀归成都军区保卫的，你光是红卫兵去，它能把人交给你？到了北京后，也应交北京卫戍区管。稍微有点党内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那时如果没有总理的同意，谁能办成这些事啊。不过，倒也是有一个例外的。

　　有一次，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来找我。那是个开大会的场合，很多人，我边上的座位都坐满了，她就蹲在我的前面来跟我讲话。她说要向我汇报，他们把杨尚昆的老婆李伯钊（当时是艺术学院的院长）弄出来斗了，还把她的家给抄了，把她的西装什么的拿出来烧了。她们还想斗争彭陆罗杨，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就跟她说，这可不是小事情，你得请示总理。她说，总理那么忙，我哪里找得到他呀。我说：那你向你爸爸他们请示了没有？他们都是老革命了，你要多和他们商量，不能自己乱搞啊。她说，她都问过她爸爸的。没过几天，他们把彭真等人从他们住的地方抢走了。后来知道他们是翻墙进去的，可彭真家里的墙有三人多高，没有经过特种训练的人是根本爬不进去。总理知道后，马上来问我：你知道是谁把彭真他们抢走的？我就把上次与叶向真对话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了。但说，究竟是不是叶向真她们抢的，我不知道。听我这么一说，总理也不多问了，他知道是谁干的了。总理找来叶向真，和她谈判。总理说：我可以把杨尚昆交给你们一起斗，杨尚昆你们找不到的。（杨尚昆因为知道很多重要机密，所以绝不能给人随便斗的，那时总理把他看押在山西）但其他人你们都要还给我，等开会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后来他们开了个十几万人的大会，斗争彭陆罗杨。江青跟我们说：我们中央文革的人一个也不要去参加（指批斗彭陆罗杨的大会），这都是他们那些人弄的事情。江青叫叶群也别去。可后来叶群还是去看了，她说她是化了妆，戴着口罩混在群众中去看的，她主要是想看看陆定一、罗瑞卿挨斗的场面的。

陶铸

　　事实上，江青在文革中保过很多人。“中联部”斗王稼祥，江青就跟我说，叫他们别斗了。王稼祥在历史上对主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

　　江青和李富春的关系特别好。她去延安后，她的组织关系就是李富春给查清楚后恢复的。李富春那时是组织部长，又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延安有些人散布江青的流言蜚语，李富春马上找那些人来，训斥了一顿：“不许瞎说！再小广播，自由主义，要处分。没有的事，别造谣；再造谣，要负党纪责任”（李富春的原话）。李富春代表中央组织部这么一讲，下面就不敢乱说了。所以江青跟李富春挺好的。文革时，谁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马上叫我去，说：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时国家计委和学部有人贴李富春的大字报，我就去说了。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许反。我这人有时也挺横的。

　　“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被打倒了，但主席说，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算讲了句人话。

　　江青还让我去保王震，事后王震还亲笔给我写来一封很长的信，表示感谢。

王稼祥

　　她还帮很多老干部说过话，像谢觉哉、江华（江华曾给主席做过秘书）。她给叶子龙都说过话，说他虽然表现不好，但他给主席做过很多事的，在转战陕北时一直跟着主席的。江青是个爱才的人，而且是有眼光的，她保了很多有才能的人。

　　白淑湘的父亲是解放后被镇压的。江青要保她，我就听江青在会上讲了好几次。那时金敬迈是文革小组的文艺组组长（那就是相当于文化部长），那时金敬迈威信很高，样板戏剧团都归他管。江青说，我让你们把白淑湘争取过来，你们怎么老不把她争取过来？金敬迈、刘庆棠他们赶紧去做工作。后来让她出演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的Ｂ角，这在当时的样板戏剧团里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后来据说，江青被抓后，白淑湘还出来控诉说江青迫害她，那是瞎说。要么她是受人威逼，要么就是昧着良心的。当时像她那样的情况，没有江青保她，谁敢把她留在样板剧团当Ｂ角啊。

　　有一次我向她反映，广东斗红线女斗得很厉害。给她剃阴阳头，让她去养鸡。江青说，她就是想叫红线女把样板戏移植到粤剧里去。她让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吴法宪说，江青要让红线女移植样板戏。吴法宪马上去跟黄永胜说了，把红线女保护了起来。

　　江青还保了李劫夫。东北一开始就把他定为是黑线人物，学生要斗他。江青跟我说，把他弄到北京来，让他住北京饭店，国家出钱。我马上写了报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都在上面签了字。北京饭店是总理的地盘，一般的人根本进不去。李劫夫后来给我写来了很多信，表示感谢。

庄则栋

　　体委的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徐寅生，江青都让我去保他们的。她说：他们是为国争光的，斗人家干什么。说他们跟刘少奇路线，他们都是小孩，有什么路线？说他们跟贺龙的，江青说，他们跟贺龙有什么关系，他们又不打仗。听说江青让我去保他们，总理高兴了，他就叫荣高棠来找我。荣高棠是我团校的老领导，他就到钓鱼台来找我，见了面都很高兴。

　　其实，要说跟江青在历史上有过怨恨的，也就是周扬这些人。周扬的弟弟，田汉的弟弟，那时看她长得漂亮，都想对她非礼，她都严词拒绝，坚决反抗。他们没能得逞。而周扬，田汉竟听他们弟弟的话，不让她接组织关系。但在文革时，江青并没有让我去整周扬和田汉的弟弟。那时我可以说是江青最亲近的人了，她如果要整什么人的话，一定会先跟我说的。

　　后来审判她的法庭说她让叶群叫人去迫害郑君里和一个姓秦的保姆，目的是企图掩盖她当叛徒的历史，这完全是栽赃陷害。那时她连组织关系都没接上，叫她叛变什么？老实说，江青真要想抓什么人，不就近叫张春桥、姚文元去，要叫叶群派人去？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可怀疑。

周扬

　　江青倒是几次跟我讲起那姓秦的保姆的事情。说她当年在上海时候，有一段时间她非常困难，有时甚至没东西吃，常饿肚子，多亏一位姓秦的保姆对她好。那保姆白天是在一个有钱人家干活，晚上常常带点饭菜回来给她吃，而且还很照顾她的面子，说是让她尝尝她做的饭菜味道怎么样。江青非常感激她。解放后，还请她来北京在一个幼儿园工作，可这保姆说在北京住得不习惯，还是要回上海去。江青要我有机会去上海时，找找她去，看她生活的怎么样，能不能照顾她些什么。可后来不知谁把这个保姆关起来了，我估计是叶群那些人干的事，她可能是为了讨好江青而办了错事，但这事江青根本就不知道。后来审判江青，邓小平那些人叫那个保姆出席“法庭”，控诉江青。江青听了一愣，诚恳地对保姆说，她不知道这事。我相信江青说的是真话。

　　事实上，江青在党内并没什么仇人。她1933年入党，不久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之后直到1937年才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到1938年就嫁给了主席。你说她在党内能有什么仇人，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嫉恨她呢？江青跟我说，有些人如项英他们，其实是对主席不满，他们不敢对主席怎么样，所以就都冲着她来了。

　　江青和周总理

　　江青是不会反对周总理的，他们两个是有友谊的。那时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他们两人在大问题上的意见基本都是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文革时有临时工、外包工造反，他们的生活待遇很低，处境很困难，而且确实有不公平的地方。江青看了材料，难过得哭了。就跟总理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呀，为什么不能公平对待他们？总理说：国家财政有困难，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江青听了也没有办法。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像是兄妹一样，江青是经常给总理撒娇，常要总理帮她解决些生活上的小事，总理也很愿意给她出些主意。绝不是像有些人讲的，什么总理经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那样的，那都是胡说八道。

　　一天，周荣鑫的女儿来找中央文革，说她爸爸说的，有件事只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说，别的人一个也不能说。我去请示江青，江青就叫我去听听，我说我一个人去不好，总要有个人一起去才好。江青说，那叫关锋和你一起去吧。周荣鑫女儿把她们红卫兵查到的一张旧报纸拿出给我们看，上面登载了“伍豪的启事”（按：伍豪，是周总理当年在上海搞地下斗争时的化名）。我们虽然是第一次听说，但当场就跟她说，这是国民党造谣。关锋讲得比我还具体，说总理是什么时候去的苏区的，还说，如果总理叛变，那他还会领导红军长征？周荣鑫女儿听了很高兴，说她也不相信总理会叛变。但她爸爸说，这是组织原则，这事不能去和总理讲，所以一定要来找江青。我们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她知道这事，那是敌人造谣，主席也知道。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讲，那个时候总理已经在苏区了，当时苏区的报纸就辟过谣。后来我在监狱的时候，他们来向我问过这事，说是江青怎么利用这事来反总理。我说：“胡说八道！江青当时就说这是敌人造谣。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也在会上讲了是敌人造谣。”我当时还给那些人详细地写了一个材料，说明经过。这份材料的底稿，我至今还保存着。

　　后来出现了一个反总理的所谓的“五·一六兵团”，这件事是江青和总理叫我去商量办法。“五·一六兵团”的领头人叫刘令凯，是机械学院的学生，他们认为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是最大的走资派。他们在晚上出来，贴反总理的标语和大字报。后来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谢富治批准关押了三个人。我去的时候，总理正和江青在谈这事。总理说：这样做不太好吧？反对我，就要抓人家，这不行！只有反对毛主席，才能抓啊。江青说，那这样，叫我去把这几个人严厉地批评一下，然后以执行总理指示的名义把他们放了。我做了个会议记录，就驱车去公安部办理此事。我到了公安部后，与谢富治会了面，向他传达了会议记录。谢富治说：这样处理对。就陪我去审讯室。我跟这几个人训话，我态度很严肃地说：你们反对总理就是反对革命，把个“对”字去掉，也可以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这是很严重的犯罪。革命群众把你们送来，谢富治批准关押，都是非常正确，非常必要的。只是总理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觉得你们年纪小，不懂得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告诉我们对你们进行教育后释放。我现在是奉总理的命令放你们，按我们的意见是不放的，包括江青同志也是不放你们的。这几个人表示了对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谢，并说回去以后再也不反总理了。可回去以后他们还是照样反，后来又被扭送进了公安部。

　　总理也是不反江青的，他和江青的关系挺好。可总理底下的很多人却都反对江青，但不是总理叫他们反的。

　　邓颖超是很关心总理的，她那时给我写的条子有一大摞。每次开会晚了，她都叫她的秘书（姓赵）给我送条子过来，上面或者说总理今天感冒了，或者说总理昨天没睡好，叫我让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每次总理开会，邓颖超虽然不参加会议，但她都要到人民大会堂等着，等总理开完会一起回家。我收到条子，只要是我参加会议主持的，我就会想法尽快把会议结束。有时还有人要提问题，我就说：让总理先走，剩下的问题我来解决。而每次总理离开以后，邓颖超又会让秘书递条子给我，上面写着：非常感谢你。虽然她在生活上很关心总理，但是她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跟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差不了多少。而总理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却比他们要深刻的多了，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他只是在应付主席和江青。有次我跟总理说，你那么忙，应该让邓颖超同志也出来工作，向江青同志那样的多好。总理很认真地给我说：本禹啊，这话我就跟你说，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是不一致的。我们经常有讨论（我记得很清楚，总理是说讨论，而没有说争论），很多地方她的认识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让她出来工作，不然说错话，影响党的工作。

　　江青和毛主席

　　也是1966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江青通知我，让我回北京以后就去中南海工作，中央决定由我接管田家英的全部工作。那时，田家英的事还没有向外面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后，5月20日，安子文（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王力和我三人向田家英当面宣布了中央要他停职接受审查的决定。第二天，田家英自杀。田家英的案子，当时是作为杨尚昆一案的副案处理的。

　　总理跟我说，中央决定在中南海成立秘书局，让我来当局长。我说：我资历太浅，经验也不够。总理说：那我叫童小鹏给你当副局长，协助你。我说：那怎么行呢，他是红军时期的干部，让他当局长，我当副局长还差不多。总理同意了。那个时候，我就在钓鱼台和中南海两头跑。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报告中央文革和中央秘书局发生的事情。因为她既是中央文革的领导，同时主席那里的事跟她讲也比较方便，因为她可以及时地报告给主席。有次我向她报告说：我去北大等一些地方看了，到处都是标语，有红的、黄的、绿的，很壮观，一派革命的朝气蓬勃的气象。后来主席在“有所思“这首诗里就有“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的诗句，我知道那是江青把我的报告给了主席的。

　　主席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是叫我去烧掉的。这封信，是主席在外地时叫总理交给江青的。总理和王任重都把它抄下来了。后来陶铸也抄了一份，可能是从王任重那里转抄的。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告诉我，他亲眼看见，总理亲手用行书抄了一份。1971年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这封信，就是根据总理的抄件来的。当时是总理拿着主席那封信去大连给林彪看了，林彪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意见。信回到了江青那里。我是在江青那里看到她捧着主席信的原件，把信唸了一遍给我们听。后来叶群找江青说，我们那位对那封信感到不放心，怕以后被人利用来攻击他。江青就请示了主席。主席说：那就把信交给叶群，放在他们那里好了。可是叶群还是不放心。因为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理。江青再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烧了吧。于是江青就把叶群叫来，当着她的面，叫我和卫士大孙把信拿到窗外花坛上去烧掉的。江青和叶群他们就站在窗前看着我们烧。烧的时候我心里很舍不得，但要执行主席指示，不得不烧。

　　“二月逆流”以后，林彪把谭震林给他的信转给主席，但他没转给江青。他说，谭震林糊涂到如此地步。但其中的意思就是让主席看看，人家都反对江青的。

　　江青跟我说：人家说我是武则天。主席跟她说，你有武则天的本事倒好了，你连慈禧都不如，慈禧的本事大着呢。江青说她听了以后感觉受到了刺激，她怎么连慈禧都不如？慈禧是卖国的。

　　那时我正在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体会到主席说的是对的。胡乔木揭发：刘少奇还说，光绪总比慈禧好吧。主席说：在对付外国人入侵这点上，慈禧就是比光绪好。因为她输掉了甲午战争，所以她不甘心，这才支持义和团的，而光绪却老是要依靠外国人。我几次听到主席这样说。但我和江青一样，很讨厌慈禧的。但是主席这人看问题，从来都是很深远的。慈禧统治晚清几十年，摆平了多少内部的纷争。她连自己的军队都没有了，还能把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玩弄在股掌之中，那个政治才能是不得了的。

　　但是，江青不像陈伯达那样老是动摇，“二月逆流”以后，她跟我们说：你们不是还对人家抱有希望么？你看，人家现在打上门来了。主席说了，人家（指刘少奇）掌权，我们就得掉脑袋；恐怕这些人（指谭震林他们）掌权，我们也得掉脑袋。

　　江青和”一月革命”

　　1966年12月26日主席生日那天，主席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和我，到他家里吃饭。江青也在座。林彪、总理、康生都没有请。我还记得很清楚，毛主席在吃饭前和举杯祝酒时，两次说了，明年要进行“全国的全面内战”。毛主席的这个话，是他对1967年全国工作方针的决定，并显示了他的决心。

　　毛主席在那天晚上和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明年要全面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抓大批判，叫我们都要去写文章。

　　关锋说，他准备从伦理道德观上面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姚文元那天是说他准备从《武训传》以来的文化路线上批判刘少奇，可后来不知怎么变成了批陶铸了。本来姚文元批陶铸的文章里没有写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内容的，是毛主席给他加上去的。这到后来又变成是批“五·一六”极左了。

　　王力当时提出要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后来实际上只写了一个批“三自一包”的文章。批“三和一少”，被“7·20”事件冲掉了。那个时候，王力在外交部支持造反派，他一批“三和一少”，矛头就对着陈毅了，还势必牵涉到总理。他说是批判王稼祥，其实当时外交的事情都是总理定的，王稼祥算个啥。我每次看到在会上讲批“三和一少”的时候，总理的脸色总是很难看的。王力还进一步地要把批“三和一少”拔高到批“三降一灭”。

　　张春桥说，他想从社会基础上，从走资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上来批判刘少奇。不过后来这个文章一直没出来。

　　毛主席对我说，你也要写。我说：我想写关于影片《清宫秘史》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这篇文章，因为从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人把它讲清楚。毛主席说：好。我又说：但我对义和团那段历史还不是很清楚。毛主席说：不要紧，你去写；写了给我，我给你看。因为主席这样跟我讲了，后来我写了之后就直接送给主席了，期间因为江青也来和我说了几次，所以也送给江青一份。其他人，包括总理、陈伯达我都没送。这个事，陈伯达、王力、关锋都对我有意见，说怎么不和他们讨论一下就送给主席了。主席对我的文章修改了两次，还在我的文章中增加了几段话。到第三次，毛主席说，可以了，你和大家去讨论一下，就可以发表了。由于主席已经看了并作了修改，所以大家也提不出多少意见了。

　　本来我提出这篇文章不要用我个人的名义，而用《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或者其他什么名义发表。可总理说，在国际上，用社论和评论员名义的文章大都是代表官方意见的。本禹同志这篇文章是第一篇系统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还是用个人的名义发表为好，以后的文章再用社论或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接着，总理马上就安排由著名的播音员朗读，向全国广播。在制作广播的过程中，新华社的负责人还向我提出，有些句子太长，朗读的时候不大容易读出气势来，让我改成短句子。

　　江青告诉我，这篇文章发表后，主席说，他提出批《清宫秘史》那么多年，没有一个人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这次戚本禹写了，并且讲出道理，所以要奖励我。我还没听说主席因为一篇文章奖励过谁。江青说她有两架“蔡斯”照相机，要分一部送我。我说那东西太娇贵，我又不会玩。江青说：那你要什么？我说我很喜欢主席的字，希望能给一张主席的书法。江青和主席一说，主席就把他写的“满江红”那首诗送给了我，厚厚的一大摞。而且，江青还是当着中央文革碰头会所有的人的面，以奖励我的名义送给我的。

　　正像毛主席所预计的那样，进入到1967年，文革斗争逐渐地白热化。一月，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起来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受到了主席的肯定。

　　对“一月革命”夺权，老实说，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的。陈伯达是反对下面起来夺权的。陈伯达说：主席的一贯思想是对那些干部冲击一下，以后都还要用他们的。连国民党的一些大员，解放后主席还用他们的，更何况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主席还要用他们的。咱们看不清楚，就别瞎掺呼。他说：造反派最多只能起个监督的作用，他们没有管理的经验，不是专家，管理国家要靠专家。所以，他对夺权的问题一直是持观望的态度。他派张春桥去上海，只是让他去解决恢复铁路交通的。但是张春桥有突破，他承认了工人造反组织。张春桥是勇敢的，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风险是很大的，起码他和陈伯达的思想是不一致的。所以他是经过一番战略思考的。张春桥后来跟我说，他和造反派签协议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是有顾虑的。因为陈伯达反对，总理也反对，江青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何况，陈丕显还是支持写“评《海瑞罢官》”的，是柯老生前要他支持的，陈丕显是听柯老的。我的思想和张春桥是一致的，但要说从造反派中培养出领袖来，来管一个城市，一个省，这种想法我也是没有的。

　　张春桥在签字前先给我打电话，我说：这事你最好给江青打电话，你我两人都决定不了的。我也没法去跟主席说，因为没有材料。我说，你跟陈伯达没什么可以谈的，谈几个钟头还是谈不拢的；你给江青打个电话，取得江青的支持。于是张春桥就给江青打了电话，江青在电话里跟他说，只要是怎么有利于工人造反派，有利于他们的成长，你就怎么办，不要有顾虑。但是江青也没想到要工人当权，直到主席表态支持上海工人夺权，她也觉得大吃一惊。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才转过来。此前，还是受陈伯达思想的影响的，工人只能监督。不光是我们，连陈毅、谭震林他们这些人，恐怕也是陈伯达的这种思想，认为主席只是把老干部斗一下，“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以后还要用的。谁知道一下子就夺权了，这个打击对他们来说就太大了，这他们就不干了。

　　各省市和各部委的造反派也纷起效仿。可是那些被夺了权的干部怎么肯甘心呢，而这些人在政治上的能量是很大的。我觉得，主席主要是考虑如何让人民的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而不能让一些人因为当官时间长了，就把政权看成是他自己的。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反对他的人那简直是太多了。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了他们个人和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当然要拼命反抗。

　　“二月逆流”主要的就是冲着中央文革来的。他们对中央文革支持群众造反夺权，简直是恨之入骨的，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江青了。我心里觉得，谭震林那天发作，本来应该是冲着我来的。因为我以前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说了他的夫人搞特殊化的事，他对我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看到江青那么相信我，重用我。他后来冲张春桥发火，其实张春桥没有得罪过他，我倒是得罪过他的。只是那天我请假在家里写文章，没有去参加会议，否则，很可能他会冲我来的。

　　其实我内心也是挺矛盾的。“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虽然被打倒了，可主席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那时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震林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还算讲了句人话。

　　那个时候，陈伯达老是动动摇摇、顾虑重重的，一天到晚说丧气话，讲文革不行了，再这样搞下去，将来很多问题都要由我们来承担责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们聪明，也更有政治经验。知道得罪了那么多人，最后就会殃及自己。他老给我们这么说，我们说：你这叫前怕狼，后怕虎。你跟着毛主席革命，还怕啥呢？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也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毕竟他党内斗争的经验比我们多。康生就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担心得罪了什么人会受报复这种事，康生比他坚定。所以，毛主席早就对陈伯达不满。后来毛主席说，陈伯达是不是看到我的革命大船要沉了，就像个老鼠往林彪那边跑。

　　注：
　　①即姚文元1965年11月9日于《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点击查看原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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