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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诗文集 |
[明末] 顾炎武 Gu Yan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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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文集凡十一卷十二頁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校
附文:关于顾炎武的蒋山佣残稿
华忱之
明清之际杰出的爱国活动家和具有进步思想的学者顾炎武(一六一三~六八二),学问淹博,著述繁富。但死后遗书文稿,均为其甥徐干学、徐元文取至北京,秘不示人。当时虽亭林嗣子顾衍生亦“不克常见”,只得从诸友人处“攈摭一二”(据顾衍生《亭林著书目录跋》)。徐氏兄弟对亭林诗稿又“不之爱惜,或为人取去”(《何焯菰中随笔序》)。由是亭林遗著颇多散佚。幸有亭林门人潘耒为之刊行若干种,其中如《亭林文集》即潘刻之一。但所刻也仅是亭林文稿的一部分,并不能窥见全豹。因此,潘刻《亭林文集》虽对我们研究顾亭林的生平和著述,有很大参考价值,但还希望能获见一个比较接近亭林文稿真面目的本子,来互相比勘,从而可以更深入地考见顾亭林一生出处大节和言论活动,而旧钞本《蒋山佣残稿》的出现,就大体上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明清之际杰出的爱国活动家和具有进步思想的学者顾炎武(一六一三~六八二),学问淹博,著述繁富。但死后遗书文稿,均为其甥徐干学、徐元文取至北京,秘不示人。当时虽亭林嗣子顾衍生亦“不克常见”,只得从诸友人处“攈摭一二”(据顾衍生《亭林著书目录跋》)。徐氏兄弟对亭林诗稿又“不之爱惜,或为人取去”(《何焯菰中随笔序》)。由是亭林遗著颇多散佚。幸有亭林门人潘耒为之刊行若干种,其中如《亭林文集》即潘刻之一。但所刻也仅是亭林文稿的一部分,并不能窥见全豹。因此,潘刻《亭林文集》虽对我们研究顾亭林的生平和著述,有很大参考价值,但还希望能获见一个比较接近亭林文稿真面目的本子,来互相比勘,从而可以更深入地考见顾亭林一生出处大节和言论活动,而旧钞本《蒋山佣残稿》的出现,就大体上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蒋山佣残稿》,顾炎武着。旧钞本,三卷。原稿久佚,其传录之本,据我所知在国内有两本:一藏常熟瞿镛铁琴铜剑楼,一藏上海涵芬楼。涵芬楼所藏,早已于“一·二八”日本侵略上海时付之一炬;瞿氏所藏,未见于著录,现亦不知存否?这本残稿,也系旧人传录之本,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旧藏。抗日战争前由大阪府立图书馆就原藏本摄影。原本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稿心上方标“蒋山佣残稿”,下方题“尚志堂”三字。首尾有“秦峰陆熙”、“文穆”、“大阪府立图书馆”诸印。陆熙,清初画家,其生平经历已不能详考。文穆当是陆熙的字,尚志堂不知即陆氏的室名否?《残稿》共收九十九篇(内有一篇文字残缺),除《记与孝感雄先生语》一篇外,均系书札。题目下间或有顾衍生所注某某人的姓名、籍贯或简历。文中遇有“辇下”、“先妣”等字,均跳格书写;遇有“炎武”字则作空格。可以推见原底本恐即顾衍生就亭林原稿手录,而传录之本大约又系从顾衍生钞本录出。因之,所有格式亦仍其旧,依然保持原稿的面貌。后附《熹庙谅阴记事》一卷,系顾亭林纪述有关明神宗(朱翊钧)、光宗(朱常洛)、熹宗(朱由校)时“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的始末,起明光宗泰昌元年九月至十二月。为研究明史者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参考数据。据李云霑(亭林门人,又系顾衍生之师)《与人论亭林遗书笺》称:“先师(按指顾亭林)当日著作甚富,即以晚所见而言,尚有《岱岳记》四卷、《熹宗谅阴记》一卷(三大案皆在内,系霑手录)、《昭昭夏遗声》二卷(昭夏者,中夏也。选明季殉节诸公诗,每人有小序一篇,系霑手录)。……今诸书不知在于何处,深为可惜。(《
载《国粹学报》第一年第七号。》)知《熹庙谅阴记事》原稿在顾亭林逝世不久,即不知流转何所。但这还是在乾隆大肆焚毁所谓“违碍”书籍以前的事。至乾隆悍然下令查缴“违碍”书籍以后,在《外省移咨应毁各种书目》中,已列有无名氏《熹庙谅阴记事》,当即顾亭林所撰之书。据此可知《熹庙谅阴记事》原本,在乾隆下令焚书时必然已遭焚毁。因而这本经旧人传录的《残稿》和《记事》,在日本也一向被珍视着,至誉为“海内孤本”(日本长泽规矩也《亭林著述考》中语)。自清代以来向未刊行。
我们取《残稿》与潘丰刻本《亭林文集》详加比勘,其中两见于《残稿》和刻本《文集》的有《与友人论服制书》等三十九篇;为《残稿》所有而未刻入《文集》的有《答门人毛景岩》书等六十篇。这未刻入《亭林文集》的六十遗文特别值得珍视。它们涉及的方面极其广泛,有些是顾亭林谈山东章丘谢世泰侵占他的大桑家庄田产的(如《残稿》卷一《答张稷若书》、《与魏某》书等);有些是谈他北游山东和旅行晋、陜的(如《残稿》卷二《答人书》等);有些是谈他被陷入济南黄培诗狱的本末原委的(详后);有些是否谈他力拒佐修明史和不应博学鸿词科试的(如《残稿》卷二《记与孝感熊先生语》、《与苏易公》及卷三《与苏易公》书等);有些示谈他晚年定居关中和营建朱子祠堂的(如《残稿》卷三《留书与山史》、《与三侄》、《与王山史》、《又与王山史》等书);有些是谈他的私人室家之事的(如《残稿》卷一《答再从兄书》等)。这些书札,有的可与《亭林文集》互相印证补充(如《寄与孝感雄先生语》各篇);有的可订补清吴映奎、张穆诸家《顾亭林年谱》所未备(如康熙十八年,顾亭林辞四川总督周有德西安之聘,并为了摆脱他们的羁绊。飘然出关,作嵩山、少室之游。具见《残稿》卷一《与李星来》、卷二《与李紫澜》、卷三《复周制府》诸书)。特别是顾亭林谈他被陷入济南“黄培诗狱”的几篇书札,潘刻《亭林文集》全未刊入,这显然是刻书时有意删去,以避“时忌”的。幸张穆《顾亭林年谱》于康熙七年下载有亭林谈及“济南诗狱”的书札若干通,但《残稿》二卷还载有亭林谈及此事的《与人书》(四篇)及《与原一甥》、《上国馨叔》诸书。这些篇书札既可与张谱所收互相印证补充,更可贵的还在于,《残稿》这几篇书札,竟无一篇与张《谱》所载者重复,即使单从辑佚角度上着眼,也是值得倍加珍视的。因之,这本《残稿》的特殊价值所在,不仅为我们考订顾亭林生平行事及其“以游为隐”,志图恢复的深意苦心提供了十分真实而具体的说明和例证;更重要的是,这些篇书札还真实反映了当时封建统治社会一些丑恶的现实。如清代官僚集团的腐败黑暗,人民在官僚、地主和高利贷的重重压榨下至于“人多相食”的悲惨命运;以及清廷如何通过文字狱、举博学鸿词科、开明史馆等措施,以尽其摧残民族文化、牢笼和杀害遗民志士的“能事”。使我们今天读到这些文字,还彷彿可以想见顾亭林当日坚持斗争,不屈不挠的精神面貌。
至于两见于《残稿》及刻本《亭林文集》中的三十九篇书札,经过比勘,也发现了《残稿》文字有的可疏通补苴刻本文字的疑滞和阙误(如《残稿》卷一《与王山史》书等);有的可订正张穆《顾亭林年谱》诗文系年的舛错(如《残稿》卷一《又与熊耐荼》书等)(《详见拙作《论顾炎武的蒋山佣残稿》。《四川大学学报》一九五九年第五期。》);有的可考知顾亭林作书年月和收书人的姓名(如《残稿》卷二《与郭九芝辞祝》书等)有的还可从而考见顾亭林的立身行事、游踪活动与誓死不仕异朝的孤忠亮节的。真是佳处联翩,难以缕举。像《残稿》卷二《答李子德》书、卷三《答潘次耕》书文末较刻本《文集》多出的那各一节文字,又是多么义正词严,有力地展现出一位抱着亡国惨痛的遗民志士,对于故国的怀恋和凛然不屈的民族气节!这些文字,对于三百年以下的人在潜移默化中所起的鼓舞作用,又远远不是文字校勘上的得失所可比拟的了。
我们知道,顾亭林的诗文在生前即屡经增删改易,有着详略上的不同。如《答俞右吉》书目自云:“至于向日流传友人处诗文,大半改削,不知先生于何见之。”(《残稿》卷一)《又与潘次耕札》亦云:“寄去文集一本,仅十之三耳,然与向日钞本不同也。”(《亭林余集》)这本《残稿》系据亭林原稿传录,文中所描述的情事和口吻,大体上都最为接近本来的面目。自清吴映奎、车守谦、张穆、余嘉以次诸人均未见及(《据吴映奎、张穆顾亭林年谱和余嘉顾亭林诗谱所辑亭林著述目录均未列有《蒋山佣残稿》,是其证。》),至可珍惜。因之,今天将这本幸存于焚禁之余的《残稿》和《记事》重加编次刊行,以供国内外文史学界人士的研讨,就成为一项十分重要而有着特殊意义的工作。
(文集凡11卷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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