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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言义疏七

　　●问神·卷第五　上〔【注】测于天地之情者，潜之乎心也。心能测乎天地之情，则入乎神矣。【疏】此篇多阐发经义。自“或问神”至“圣人以不手为圣人”，皆论易道。“经可损益与”以下，则杂论五经。《说文》：“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引伸为神智。易系屡言神。如云：“神无方而易无体。”又云：“阴阳不测之谓神。”又云：“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又云：“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又云：“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又云：“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又云；“鼓之舞之以尽神。”又云：“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子云欲明其义，故假问发之。〕

　　或问“神”。曰：“心。”“请问之。”曰：“潜天而天，潜地而地①。〔【注】惟其所潜。〕天地，神明而不测者也。心之潜也，犹将测之，况于人乎？况于事伦乎？”“敢问潜心于圣。”曰：“昔乎，仲尼潜心于文王矣，达之。〔【注】达，通。〕颜渊亦潜心于仲尼矣，未达一间耳。〔【注】其殆庶几。〕神在所潜而已矣。”〔【注】神道不远，潜心则是。【疏】“或问‘神’。曰：‘心’”者，《素问·灵兰祕典论》云：“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又六节藏象论云：“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荀子解蔽云：“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说苑》辨物云：“《易》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于心，则圣智之府也。”《音义》：“‘请问之’，天复本作‘请闻之’。”按：诗车攻“有闻无声”，卷阿“令闻令望”，《左传·襄公》篇“令闻长世”，《论语》“闻一以知十”，释文并云：“本作‘问’。”《檀弓》“问丧于夫子乎”，《庄子·庚桑》“楚因失吾问”，释文并云：“本作‘闻’。”是问、闻二字古书互用。俞云：“‘之’当作‘心’，隶书相似而误也。上文‘或问神。曰：心。’故或人又请问心也。’按：俞说是也。隶体“心”形、“之”形、“止”形相近易误。学行：“无止仲尼、无止颜渊。”今本皆作“无心”。“心”之误“之”，犹“止”之误“心”也。蒙上发问，本书多有此文例。如“其质非也。敢问质”，“莫知作，上作下。请问莫知”，“先知其几于神乎？敢问先知”，“或问：‘为政有几？’曰：‘思斁。’或问思斁”，“为政日新。或人敢问日新”，“天道劳功。或问劳功”，皆是。“潜天而天，潜地而地”者，《易·乾》：“初九，潜龙勿用。”崔憬注云：“潜，隐也。”按：引伸为深入之义。潜天而天崇，效天也；潜地而地卑，法地也。“天地，神明而不测者也。心之潜也，犹将测之”者，《中庸》云：“天地之道，可壹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文言》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系辞》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又云：“与天地相似，故不违。”又云：“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又云：“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又云：“参天两地而倚数。”“况于人乎？况于事伦乎”者，乐记郑注云：“伦谓人道也。”《孟子·滕文公》，赵注云：“人伦者，人事也。”《文言》云：“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东原录云：“杨子：‘潜天而天，潜地而地。’人之神潜天地，则其德如天地矣。《书》曰：‘惟克天德。’故仲淹谓‘天隐地隐者，此也’。真西山潜斋记引此，作‘心之潜也，犹将见之’。”惠氏栋易微言引此文而说之云：“潜天而天，潜地而地，所谓知情天地，即神也。心之潜也，犹将测之，所谓形不测也。天地神明不测，而心能测之，伏牺、文王、孔子是也。知情天地形不测，人与事伦不足言矣！”按：“知情天地形不测”，本书《孝至》文。“昔乎”，世德堂本无“乎”字。“仲尼潜心于文王矣，达之”者，《系辞》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惠氏栋《周易述》云：“中古，谓文王也。文王蒙大难而演易，故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传曰：“作者之谓圣。”系辞又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左传·昭公》篇孔疏引易郑注云：“据此言，以易文王所作，断可知矣。”张氏惠言易郑氏义云：“卦爻之辞，郑俱以为文王作。作者，谓卦辞、爻辞也。后儒疑王用亨于岐山之等，嫌以受命自居。文王不嫌称王，岂嫌书经以法后世？”是也。《艺文志》云：“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按：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独云潜心文王者，以此章乃论易道。易是文王所作，孔子述之故也。“颜渊亦潜心于仲尼矣，未达一间耳”者，《系辞》云：“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只悔，元吉。’”虞注云：“谓颜回不迁怒，不贰过，克己复礼②，天下归仁。”侯果注云：“此明知微之难，则知微者唯圣人耳。颜子亚圣，但冀近于知微，而未得也。在微则昧，理章而悟。失在未形，故有不善；知则速改，故无大过。”《说文》：“间，隙也。”未达一间，即冀近于知微而未得之意。　注“达，通”。按：《广雅·释诂》文。此文“达”当训为“至”。《考工记》“专达于川”，郑注云：“达犹至也。”“仲尼潜心于文王，达之”，谓仲尼学文王，而至于文王。“颜渊亦潜心于仲尼，未达一间耳”，谓颜渊学孔子，而未至于孔子仅一隙之地耳。〕

　　〔①下“地”字原本讹作“潜”，据《法言》改。〕
　　〔②“礼”字原本作“理”，音近而讹，今改。〕

　　天神天明，照知四方；〔【注】天以神明，光烛幽冥，照曜四方；人以潜心，钩深致远，探賾索隐。〕天精天粹，万物作类。〔【注】天以精粹覆万物，各成其类；人以潜心考校同异，披扬精义。【疏】“天神天明，照知四方”者，《易·离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虞注云：“两谓日与月也，日月在天，动成万物，故称作矣。震东，兑西，离南，坎北，故曰照于四方。”《荀子·不苟》云：“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他事矣，惟仁之为守，惟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又云：“故操弥约而事弥大。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此者，则操术然也。”“天精天粹，万物作类”者，《说文》：“粹，不杂也。”《文言》云：“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系辞》云：“精气为物。”虞注云：“乾纯粹精，故主为物。”乾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九家易云：“乾者纯阳，众卦所生，天之象也。观乾之始，以知天德。”荀爽注云：“册取始于乾，犹万物之生本于天。”《文言》云：“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崔憬注云：“谓动物亲于天之动，植物亲于地之静。”虞注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触类而长，故各从其类。”真西山云：“杨子默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潜’之一字，最宜玩味。天惟神明，故照知四方；惟精粹，故万物作睹。人心之神明精粹，本亦如此。惟不能潜，故神明者昏，而精粹者杂，不能烛物而应理也。”明、方、粹、类，韵语。　注“光烛幽冥”。按：世德堂本“冥”作“明”。　注“披扬精义”。按：世德堂本“披扬”作“搜畅”。〕

　　人心其神矣乎？操则存，舍则仁。〔【注】人心如神，变化无方。操而持之则义存，舍而废之则道亡，操而不舍则道义光大。〕能常操而存者，其惟圣人乎？〔【疏】“操则存，舍则亡”，“舍”，世德堂本作“捨”，注同。《音义》：“舍则，书也切。”《孟子》云：“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朱子集注》云：“孔子言心操之则在此，舍之则失去，其出入无定时，亦无定处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测，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难，不可顷刻失其养，学者当无时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气定常如平旦之时，则此心常存，无适而非仁义也。”　注“变化无方”。按：世德堂本“方”作“常”。〕

　　圣人存神索至，〔【注】存其精神，探幽索至。〕成天下之大顺，致天下之大利，〔【注】顺事而无逆，利物而无害。〕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也。〔【注】至化混然，归于一也。【疏】“存神”者，存其神也；“索至”者，求其至也。《音义》：“索之，山责切。”《系辞》云：“易其至矣乎？”周礼：“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郑注云；“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载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为此文“至”字之义。“顺”者，坤德也。《文言》云：“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利”者，乾德也。《文言》云：“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和同天人之际”者，乾凿度引孔子曰：“故道兴于仁，立于礼，理于义，定于信，成于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际也。”《汉书》眭弘等传赞云：“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和同即通合之意。“使之无间”者，《音义》：“无间，间厕之‘间’。”按：解嘲云：“细者入无间。”李注云：“无间，言至微也。”按：谓不可分析也。世德堂本作“使之而无间者也”，“而”、“者”皆衍字。〕

　　龙蟠于泥，蚖其肆矣。〔【注】惟圣知圣，惟龙知龙，愚不知圣，蚖不知龙。圣道未彰，群愚玩矣；龙蟠未升，蚖其肆矣。〕蚖哉，蚖哉，恶睹龙之志也与！〔【注】叹之甚也。〕或曰：“龙必欲飞天乎？”曰：“时飞则飞，时潜则潜，〔【注】时可而升，未可而潜。〕既飞且潜。〔【注】义兼出、处。〕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与！”〔【注】饮食则不妄，有形而不可制也。〕曰：“圣人不制，则何为乎羑里？”曰：龙以不制为龙，圣人以不手为圣人。”〔【注】手者，桎梏之属。【疏】“龙蟠于泥，蚖其肆矣”者，《说文》：“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乾》：“初九，潜龙勿用。”马融注云：“物莫大于龙，故借龙以喻天之阳气也。”又沈驎士注云：“称龙者，假象也。天地之气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龙之为物，能飞能潜，故借龙比君子之德也。”《尚书·大传》云：“蟠龙贲信于其藏。”郑注云：“蟠，屈也。”《音义》：“蚖，音元。”按：《说文》：“蚖，荣蚖，蛇医。”《国语》郑语：“化为玄鼋。”韦注云：“‘鼋’或为‘蚖’。蚖，蜥蜴也，象龙。”“蚖哉，蚖哉，恶睹龙之志也与”者，《音义》：“恶睹，音乌。”《文言》云：“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虞注云：“乾刚潜初，坤乱于上，君子弗用，隐在下位，确乎难拔潜龙之志也。”“龙必欲飞天乎”者，乾：“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虞注云：“谓若庖牺观象于天，造作八卦，备物致用，以利天下。故曰飞龙在天，天下之所利见也。”按：圣人受命制作，为万世法，是为飞天。或问此者，据文王、孔子皆受命制作。“时飞则飞，时潜则潜”者，乾象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荀爽注云：“气微位卑，虽有阳德，潜藏在下，故曰勿用也。飞者喻无所拘，天者首事造制。大人造法，见居天位，圣人作而万物睹，是其义也。”“飞且潜”者，谓圣人虽受命制作，而不必皆居天位。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则终老于庶位也。“既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者，《音义》：“食其不妄，俗本作‘不忘’，字之误也。非义不妄食，故不可得而制。楚辞曰：‘凤亦不贪餧而妄食。’”按：所引《楚辞》宋玉九辩文。彼洪兴祖补注引杨子曰“食其不妄”，又引说者曰“非义不妄食”，即此文《音义》语。《吕氏春秋》举难：“孔子曰：‘龙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浊，鱼食乎浊而游乎浊。’”食其不妄，即食乎清之谓。宋、吴本“妄”作“忘”。宋云：“虽饮食之间，不敢忽于形。”吴云：“虽一食之间，不忘隐见之形，安得而制哉？”均不可通。“圣人不制，则何为乎羑里”者，《音义》：“羑里，羊久切。”《说文》：“羑，进善也，从羊，久声。文王拘羑里，在汤阴。”《史记》殷本纪云：“纣囚西伯羑里。”《御览》六百十三引《风俗通》云：“殷曰羑里，言不害人，若于闾里，纣拘文王是也。”亦作牖里，书钞四十五引《白虎通》云：“殷曰牖里。”《淮南子》氾论云：“悔不诛文王于羑里。”高注云：“‘羑’古‘牖’字。”《大传》云：“文王一年质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畎夷，纣乃囚之。”“龙以不制为龙，圣人以不手为圣人”者，《公羊传》庄公篇云：“手剑而叱之。”《解诂》云：“手剑，持拔剑。”陈疏云：“凡以手持物谓之手。下十三年传‘曹子手剑而从之’，亦谓持剑也。檀弓云：‘子手弓而可。’谓持弓也。周书克殷云：‘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诸侯。’《史记》周本纪‘手’作‘持’。又吴世家‘专诸手匕首刺王僚’，楚世家‘自手旗左右麾军’，司马相如上林赋‘手熊罴’，义皆作持也。盖手所以持，因而持即谓之手，以名辞为动辞也。不持谓不专执一端，即毋必、毋固之义，故可常亦可变，可伸亦可屈。龙之为物，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故其形不可制也。圣人之所不可制者道而已矣，其形则固可得而制也。故以龙象圣人者，谓其道，非谓其形也。文王当忧患之世，事逆天暴物之君，义当受制则受之，此为不手，此为圣人也。”注“惟圣”至“肆矣”。按：惠氏栋易微言解此文云：“龙蟠于泥，独也，以况君子。肆，恣也。蚖其肆，不慎独也，以况小人闲居为不善也。”定宇此说与弘范绝异。荣谓“蟠泥”与下文“飞天”相对，当以李义为长。班孟坚答宾戏云：“应龙潜于潢污，鱼鼋媟之。不睹其能奋灵德，合风云，超忽荒，而躆昊苍也。”语即本此。是孟坚解此亦与弘范义同。龙蟠者，文王之蒙难，孔子之困厄也，蚖其肆者，纣之逆天暴物，衰周之邪说暴行也。此圣人失位、小人得志之喻。　注“手者，桎梏之属”。按：东原录云：“杨子曰：‘圣人以不手为圣人。’李轨注谓：‘手者，桎梏之属。’贾谊《新书》云：‘纣作梏数千，晲天下诸侯之不顺己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囚于羑里，七年而后得免。’其注意以文王圣而免桎梏，则与杨子合矣。”所引《新书》见君道篇，龚取证弘范此注，语似有据。然圣人以得免桎梏为圣，殊不成义，此决非子云本旨。《音义》云：“不手，不制于人之手。”宋云：“‘手’当为‘干’字之误也。言圣人虽为纣所囚，然终不干其刑，故能谓之圣人。”吴云：“手，持也，执也。文王事不道之纣，虽以非礼见囚，终不能执而戮之。”司马云：“光谓手谓为人所提携指使，枉己之道而随人左右也。”俞云：“‘手’当为‘午’。成二年《公羊传》‘曹公子手’，释文曰：“‘手’本作‘午’。’是其例也。《说文》午部：‘午，啎也。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出。’《释名》释天曰：‘午，仵也。阴气从下上，与阳相仵逆也。’然则不午者，不逆也。此言圣人之德与神龙异，龙以不制为龙，圣人则以不午为圣人。记曰：‘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此不午之义也。文王之囚于羑里，正所谓‘素患难，行乎患难’，何损于文王之圣乎？诸说皆不得其义。吴训‘手’为‘持、执’，是矣；而以不手为不能执而戮之，则亦失之。”〕

　　或曰：“经可损益与？”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诗、书、礼、春秋，或因或作，而成于仲尼，其益可知也。〔【注】或因者，引而伸之；或作者，又加春秋。〕故夫道非天然，应时而造者，损益可知也。”〔【疏】“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者，《系辞》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按：经惟言伏牺作八卦，不言重卦始自何人。子云以为文王六十四，此汉易家相传之师说也。《易通卦验》云：“虙羲作易仲，仲命德，维纪衡。周文增通八八之节，转序三百八十四爻。”郑注云：“仲谓四仲之卦震、兑、坎、离也。维者，四角之卦艮、巽、坤、乾也。八八之节六十四卦，于节气各有王也。”是纬说与此合也。周本纪云：“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三代世表云：“季历生文王昌，益易卦。”是史迁说与此合也。《淮南子》要略云：“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牺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高注云：“八八变为六十四卦，伏牺示其象。周室谓文王也。”按：高云“伏牺示其象”者，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伏牺为之六十四变，未滋之虚象也；周室增以六爻，已滋之实数也。是淮南说与此合也。《艺文志》云：“文王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按：班志本刘向父子，其说云尔。是二刘、班固与此合也。《论衡·正说》云：“说易者皆谓伏牺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是王充以前易家无异说也。又对作云：“易言伏牺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牺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是充说亦与此合也。其诸儒异说有谓伏牺自重者。系辞“以类万物之情”，九家易云：“六十四卦凡有万一千五百二十册，册类一物，故曰类万物之情。以此知庖牺重为六十四卦，明矣。”又系辞“引而信之，触类而长之”，虞注云：“引谓庖牺引信三才，兼而两之，以六画触动也，谓六画以成六十四卦。”又系辞“爻彖以情言”，崔憬注云：“伏牺始画八卦，因而重之，以备万物，而告于人也。”易孔疏论重卦之人云：“王辅嗣等以为伏牺重卦。”又云：“今依王辅嗣，以伏牺既画八卦，即自重为六十四卦，为得其实。”是也。有谓神农所重者，困学纪闻引京氏易积算法云：“八卦因伏羲，暨于神农，重乎八纯。”《御览》一引帝王世纪云：“庖牺作八卦，神农重之，为六十四卦也。”《周礼·大卜》贾疏云：“后郑专以为伏牺画八卦，神农重之。”《易》孔疏论重卦之人云：“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是也。有谓夏禹所重者，孔疏论重卦之人云：“孙盛以为夏禹重卦。”是也。今按孔疏驳神农重卦之说云：“若言重卦起自神农，其为功也岂比系辞而已哉？何因易纬等数所历三圣，但云伏牺、文王、孔子，竟不及神农？”其说良是。以为夏禹，更无烦置辩。惟系辞言十二盖取于神农、黄帝、尧、舜，有取益，取噬嗑，取涣等文，似彼时已有六十四卦。谓伏羲自重，疑最近理。然系辞以后名被前事言卦象，兼备万物，非谓先有某卦，而后圣人制作某事以象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此春秋称作之义也。“道非天然，应时而造者，损益可知也”者，天然者，董仲舒传云“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也。道之天然者，谓若《礼记·大传》云“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得与民变革者也”。应时而造者，谓若《白虎通》三教云“王者设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五经皆应时而造，明得损益。《白虎通》五经云：“孔子所以定五经者何？以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迟，礼乐废坏，强陵弱，众暴寡，天子不敢诛，方伯不敢伐，闵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应聘，冀行其圣德。自卫反鲁，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经以行其道。”是也。〕

　　或曰：“《易》损其一也，虽憃知阙焉。至《书》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注】本百篇，今二十九，故曰过半。〕惜乎！《书序》之不如《易》也。”〔【注】叹恨《书序》虽存，独不如《易》之可推寻。〕曰：“彼数也，可数焉，故也。如《书序》，虽孔子末如之何矣。”〔【注】数存，则虽愚有所不失；数亡，则虽圣有所不得。【疏】“易损其一也，虽憃知阙焉”者，“也”读为“邪”。世德堂本无此字，盖以不得其义而妄去之。《音义》：“憃，书容切；又丑江切；又丑用切。”《说文》：“蠢，愚也。”吴云：“言《易》之六十四，若损其一，虽愚人可以知其阙者。”按：《论衡》正说云：“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隋书·经籍志》云：“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惟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徐氏养原《今古文书增太誓说》云：“充言益一篇，不知所益何篇。以他书考之，《易》则说卦，《书》即太誓，惟礼无闻。”洪氏颐烜《读书丛说》云：“《易》益说卦，《尚书》益太誓，皆三篇合为一篇。然则《易》于汉时固尝有逸。但此文‘《易》损其一邪’，乃是设辞，吴解得之，非指《论衡》所云也。”“《书》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者，《艺文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注云“为五十七篇”；又“经二十九卷”，注云“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颜注云：“此二十九卷，伏生传授者。”《志》云：“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今按经二十九卷者，《尧典》一，《咎繇谟》二，《禹贡》三，《甘誓》四，《汤誓》五，《盘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耆》八，《微子》九，《太誓》十，《牳誓》十一，《洪范》十二，《金縢》十三，《大诰》十四，《康酷》十五，《酒诰》十六，《梓材》十七，《召诰》十八，《洛诰》十九，《多士》二十，《毋劮》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顾命》二十五，《鲜誓》二十六，《甫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康王之诰》与《顾命》合为一卷，《书序》附《秦誓》之后，不入卷数。其中《太誓》一篇，刘向以下皆谓后来民间所献。或以为武帝时，或以为宣帝时，而其为后得，则众说所同。是伏生所传，惟有二十八篇，无《太誓》。然无以合于史、志伏生求得二十九篇之说。王氏引之力辨伏书本有《太誓》，其云后得者，乃向、歆诸人传闻之误。按：刘子政博极群书，立言不苟，岂于经籍源流，本朝掌故，漫不深考，率以无据之辞著诸别录，而马季长、赵邠卿、王子雍之徒从而妄信之？此事理所必无。然则伏书既无《太誓》，而篇数又为二十九，其说颇不可通。于是，陈氏寿祺欲以书序当其一篇，而俞氏正燮、龚氏自珍则欲析《康王之诰》于《顾命》以当之。顾按诸旧闻，皆相乖剌。魏氏源又谓伏生所得与民间所献皆是《太誓》残本，此之所有或彼之所无，故可取为增补。然使伏书本有《太誓》，则民间所献即有可以增补之处，亦必不能谓太誓为后得。荣谓太誓后得充学之说，两汉诸儒从无异同，其为信而有征，显然可见。班志所云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及云孔安国以《《古文尚书》》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者，皆《尚书》二十九篇既定以后追数之辞。《史记·儒林列传》亦云：“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此则后人据《汉书》校改之。《论衡·正说》述此事，谓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不言其小数；至宣帝得逸书一篇，下示博士，乃云“《尚书》二十九篇始定”。其说足补诸史之阙。若夫宣帝以前，汉人引《书》有在后得《太誓》中者，此盖出《大传》或其他故书雅记，不必即为彼时《尚书》已有《太誓》之证。《大传》载《尚书》逸文在二十八篇以外者甚多，不得以伏《书》无《太誓》，便谓《大传》不当有其逸文；亦不得因《大传》有《太誓》逸文，即断为伏《书》有此篇也。由是言之，二十八篇者，汉初伏生之《书》；二十九篇者，宣帝以后夏侯、欧阳之《书》。欧阳经又为三十二卷者，以后得《太誓》析为三篇，又以《书序》自为一卷，故三十二。不为《书序》作章句，故志有欧阳章句仍三十一卷矣。古文经四十六卷者，今文所有之二十九篇，古文悉有之。又于其中出《康王之诰》于《顾命》，是为三十；多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十六篇，故四十六。其为五十七篇者，十六篇中九共为九，三十篇中《盘庚》、《太誓》各为三，为五十八；武成逸篇亡于建武之际，故五十七。班于总目据旧题，于注据见存耳。云“不备过半”者，此据当时学官传习《尚书》二十九篇言之。书本百篇，今于二十九篇中析《盘庚》、《太誓》各为三，《顾命》、《康王之诰》为二，不过三十四篇，亡逸者尚六十六。若以古文经五十八篇计之，则不备者止四十二，不云过半矣。“习者不知”者，《汉书》刘歆传：“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云以《尚书》为备。”臣瓒注云：“当时学者谓《尚书》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论衡·正说》云：“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是也。“惜乎！《书序》之不如《易》”者，《书序》谓百篇之序。今文《尚书》之有序无序，说者各异。陈氏寿祺力主今文有序，讨论经传，举十有七事以证之。其第十四证即据《法言》此文为说，详见左海经辨。既今文有序，而习者不知书之不备者。《正说》又云：“或说曰：‘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也。’”是当时学者未尝不见书序，即未尝不知书有百篇，而犹为此说者，以为二十九篇之外皆孔子所不取者也。“彼数也，可数焉，故也”者，两“数”字《音义》不为作音。按：数也之“数”，所据切。《广韵·十遇》：“数，算数。”周数有九数。世本曰：“隶首作数。”是也。可数之“数”，所矩切。《广韵·九麌》：“数，计也。”是也。司马云：“八卦重之成六十四，自然之数。”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阙一可知者，以其可用算数证明之。易经卦八，六十四为八自乘之数也。又六画而成卦，三百八十四为六与六十四相乘之数也。”“如《书序》，虽孔子亦末如之何矣”者，征实易明，凭虚难晓。百篇之序虽存，而篇亡不足以证之，则序为空文。学者既以《尚书》二十九篇为备，则虽时有圣人，不能执空文与之争，明《书序》无所用也。　注“本百篇，今二十九，故曰过半”。按：“二十九”治平本作“五十九”，世德堂本作“四十九”，皆妄人所改。不知此据当时所诵习之三家经文为言，故云不备过半。注“故曰过半”四字，即承正文而言，谓不备者过半也。若作“五十九”，则语不可解。此谬误之显然者，今订正。　注“叹恨《书序》虽存，独不如《易》之可推寻”。按：俞云“《书》有序，《易》亦有序，今《序卦传》是也。《序卦传》自‘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至‘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皆以意义联贯其间。其或阙失，可以推求。故上文曰‘易损其一，虽憃知阙焉’。至《书序》则但云为某事作某篇，不相联贯，故上文曰‘至书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此或人叹《书序》不如《易》之意也。”荣谓：此言《书》有百篇，犹《易》有六十四卦。《书序》者，《书》有百篇之证。然《易》能证明六十四卦之不可阙一，而《书序》不能证明二十九篇之为不备，故发此叹。殊不谓《书序》作法不及《序卦传》之意义联贯。俞说谬矣。〕

　　昔之说《书》者，序以百，〔【注】叙以百篇。〕而酒诰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注】秦焚书，汉兴求集之，酒诰又亡一简。中者先师犹俄而空之，今渐亡。【疏】“昔之说书者，序以百，而酒诰之篇俄空焉”者，此明当时博士以尚书二十九篇为备，乃俗学之失真，非先师旧说如此，故举昔之说书者二事以正之。序者，篇之次第。序以百者，第篇之数以百，不以二十八或二十九，谓并有目无书者数之，不以见在为数也。盖以见在为数，则《尧典》第一，《咎繇谟》第二，《禹贡》第三，讫于《秦誓》为第二十八；加后得《太誓》，则《秦誓》为第二十九。而依百篇之序为次，则《尧典》、《咎繇谟》之间有《舜典》、《汩作》、《九共》、《槁饫》、《大禹谟》，凡十三篇，故《咎繇谟》为第十五。而《咎繇谟》、《禹贡》之间有《弃稷》，故《禹贡》为第十七。如是数之，讫于《秦誓》为第百也。伏生所传虽止二十八篇，然《尚书·大传》篇目有九共、帝告、嘉禾、揜告、臩命，皆在二十八篇以外，是为伏生弟子亲闻百篇之说之明证。《论衡·正说》云：“《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然则伏生教授之际，百篇俨存。其所传二十余篇，乃生自全书中择取以先付讲习者。传授虽有后先，篇第不容改易。及生终业辍，《尚书》乃以二十八篇为止。弟子诠次，虽复以此二十八篇自为甲乙，然亦必兼列旧第，以存伏书之真。其后展转传写，则专数见在，凡不传诸篇，但列序目，不复数之。亦如传诗者虚存南陔等篇之义，更不入诸什中。则郑君所谓推改什首，非孔子之旧矣。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三家旧本有序篇以百者，子云犹及见之，故其言如此。此昔之说书者不以尚书为备之事，一也。《音义》；“俄空，苦贡切，缺也。”按：古书凡有脱文，每中空以识之，《逸周书》此例最多。“《酒诰》之篇俄空”，谓于《酒诰》脱简之处中空若干字，以示其有脱也。《艺文志》云：“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诘》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盖古者削竹为札以书，谓之简。连编众简，谓之篇。一简当今书之一行。简之长短有定，而其字数之多寡，每因篇而异。传写之际，必依原书以为程。伏生《书》与《中古文》同出先秦定本，其每篇简数、字数，彼此较若画一。及三家以今文写之，则改著缣帛，行数、字数非复竹书之旧。在竹书为一简者，在今文本或分属两行。然竹书有脱简，则今文本有脱字，简若干字，即脱若干字矣。《酒诰》、《召诰》之有脱字，既为三家所同。则必所据伏生书有然。伏书所脱者，而中书有之，故以中书校三家书，而得三家书《酒诰》、《召诰》脱字之数。因三家书二篇脱字之数，而知伏书脱简之数也。伏书有脱简，伏生不容不自知之。知有脱简，而老耄遗忘，不复能举其辞，而令传写者于此姑空若干字，以俟异日之或求得其文而补焉，故谓之俄空。俄之为言，假也。下文“天俄而可度”云云，王氏念孙《杂志》云：“俄与假声近而义同，《周颂·维天之命》篇‘假以溢我’，《说文》引作‘誐以溢我’，是其例也。”按：王读彼文“俄而”为“假如”，不必尽合，而以释此文，则为确诂。故“俄空”云者，非忽亡之谓，乃姑阙之意。“《酒诰》之篇俄空”云者，非此篇全阙之谓，乃一篇之内有所中阙之意也。最初三家先师知其说者，其所写经文必皆如是。久而失其真，则不复尔。而旧本固不容尽亡，此必子云所见三家经文犹有于《酒诰》、《召诰》脱简之处中空若干字，以示其阙者，故云“《酒诰》之篇俄空焉”。不兼及《召诰》者，文不备耳。此昔之说书者不以《尚书》为备之事，二也。“今亡夫”者，“亡”读为“无”。《论语》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包注云：“孔子自谓及见其人如此，至今无有矣。”《法言》此语正用《论语》文，其义亦同。盖子云晚年所见《尚书》通行之本已尽去旧第，直以二十九篇为孔子删定旧数。又《酒诰》、《召诰》脱简之处尽已联属无迹，不复知有阙文。专己妄作，全失本真，故发此慨。自来说《法言》此文者，皆不得其解。而王氏鸣盛《尚书》后案及段氏玉裁异之说，尤谬误不可从，今详论之。后案云：“《酒诰》今见在，何得言俄空？此言甚可疑。李轨、吴祕注皆不明确，徒乱人意。王应麟《困学纪闻》谓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俄空’即脱简之谓，而《大传》引《酒诰》‘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无此句，疑所脱即此等句。应麟此说亦非也。刘向校书，见有脱简，即应补入，必不任其脱落。但刘向以中古文校今文，所云脱简者，乃古文有而今文无。大传则伏生今文之学。欧阳、大、小夏侯三家所辑圭璧之句，想是伏生于他处别得逸文，古文所无、故今《酒诰》亦无此句。其俄空自指全亡，非脱一简之谓，不可以圭璧句当之。然则《酒诰》既已全亡，今《酒诰》甚完善，又从何而出？《朱子语类》徐孟宝问一条，竟以子云不见孔壁古文为说。孔壁古文，汉大儒多见之。况《酒诰》古、今文皆有，子云岂有不见？《语类》尤大误。反覆考之，《韩非·说林》篇引《酒诰》之文以为《康诰》，盖《尚书》或有别本，将《酒诰》混入《康诰》，扬雄偶据其本，遂以为俄空耳。”撰异云：“谓《书序》有百，而《酒诰》则无序，非谓《尚书》阙《酒诰》也。凡后人所谓数篇同一序者，皆有有目无序者厕其间。如：‘咎繇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谟、咎繇谟、弃稷。’按其实，则弃稷不统于此序。所以作弃稷者，不传也。‘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夏社、疑至、臣扈。’按其实，则疑至、臣扈不统于此序。所以作疑至、臣扈者，不传也。‘大戊赞于伊涉，作伊涉、原命。’按其实，则原命不统于此序。所以作原命者，不传也。‘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训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按其实，则高宗之训不统于此序。所以作高宗之训者，不传也。酒诰、梓材亦正此类。以殷余民邦康叔，故作康诰一篇，其酒诰、樟材不统于此序，盖失其传。‘俄空’云者，偶不存之谓，非竟亡也。然至于久而阙，则竟亡矣，故云‘今亡夫’。子云独举酒诰者，举一以例其余也。”按：段不见百篇之书，安能知某篇不统于某序？《酒诰》、《梓材》，皆康叔受封时，周公称王命以戒之之辞，正当与《康诰》同序，何以知其别有作意而不传耶？且即如其说，谓《酒诰》等篇别自有序，而百篇之中如九共当九篇，咸乂当四篇，太甲、盘庚、说命、太誓各当三篇，亦篇皆有序耶？古来《尚书》家但有百篇之说，从无百序之说，子云独何所据而云昔之说书者序有百耶？上文方云“书序，孔子末如之何”，明《书序》虽存，不能谕习者之罔。此忽慨叹于《书序》之有阙亡，义不相应，将安取耶？王自误解酒诰俄空为书亡酒诰，乃谓《尚书》别本尝有将《酒诰》混入《康诰》者，子云偶据其本，遂以为《酒诰》全亡。夫三家经文明明二十九篇，《酒诰》明明在二十九篇之内，孔壁古文，大儒犹多见之，岂博士定本，子云反未寓目，顾据其显然错误之别本，妄以不亡为亡，更为俗学所笑耶？至后案驳困学纪闻之语，尤全无是处。伯厚疑《大传》引《酒诰》“王曰封，惟曰若圭璧”八字即脱简中之残句，本未必然。陈氏寿祺为今文与古文章句，多寡异同，非止一二，《酒诰》篇有“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之语，大传所引，疑或此处之异文，未必为逸句也。其说深为近理，足破伯厚之疑。若后案以今《酒诰》无此句，即为刘向未尝补人之故，向之未尝补入，即为中古文并无此句之故，因而推定“俄空”之云，非指脱简之事。此其率臆速断，可谓一言以为不智。夫三家经文，皆汉时官书，功令所垂，上下共守。自非奏下博士从容集议，安能辄有增损？向但校三家与中古文异同，未闻有据中古文改定三家之事。不能将舜典、汩作诸逸篇并列学官，独能将《酒诰》、《召诰》脱简补入经文耶？今之《尚书》，绝非向所见之中古文。以今《酒诰》无此句，遂谓中古文之亦未尝有之，岂复有当耶？伯厚以《酒诰》脱简证明俄空之说，是也。惟云俄空即脱简之谓，则语殊未晰。盖脱简者，伏生书之事，俄空者，三家《书》所以识此脱简之事。脱简无所谓昔有而今无，知有脱简而为之中空以识之，则与序篇以百同为昔人存古阙疑之美，乃昔人所有者，而今更无之，所以为可喟。若解俄空为脱一简，则“今亡夫”三字为无义。或读“亡”如字，以为始也偶脱，而今也遂亡，则显与《论语》“今亡矣夫”异义，必不然也。吴胡部郎玉缙云：“杨子举“酒诰”，不及“召诰”。俄空者，疑所见“酒诰”首句为‘囗王若曰’，以其空围在第一字，故曰俄空。俄之言俄然也，忽也。后所见本，则有人已补成字。何以言之？释文出‘王若云’，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闻也。吾以为后录《书》者加之。’马所据盖即增补之本，而致疑于‘成’字，以为后加。所见甚卓。杨于《书》用欧阳义。孔疏云：‘马、郑、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欧阳即三家之一，孔所引亦增补之本。孔又称：‘三家云王年长，骨节成立。’此三家字浑举，或大、小夏侯之说。欧阳原本作空围。决不为‘成’字作训。或后来增字者并增此注，亦未可知。马注称：‘卫、贾以为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则卫宏、贾逵亦有‘成’字。盖自西汉末已盛行增字本，而空围之本殆绝，故卫、贾、马、郑诸儒皆未及见，宜杨子之致慨矣。”按：此说亦可备一义。〕

　　虞、夏之书浑浑尔，〔【注】深大。〕商书灏灏尔，〔【注】夷旷。〕周书噩噩尔。〔【注】不阿借也。〕下周者，其书谯乎！〔【注】下周者秦，言酷烈也。【疏】“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者，《音义》：“浑浑，户昆切，又胡本切。灏灏，胡老切。噩，五谷切。”书《尧典》下伪孔传题“虞书”，孔疏云：“马融、郑玄、王肃别录题，皆曰“虞夏书”，虞、夏同科，虽虞事，亦连夏。郑玄序以为虞夏书二十篇，商书四十篇，周书四十篇。赞云：‘三科之条，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尧典》虽曰唐事，本以虞史所录，末言舜登庸由尧，故追尧作典，非唐史所录，故谓之虞书。郑玄云：‘舜之美事，在于尧时。’是也。”段氏玉裁云：“五家之教，是今文尚书例也；三科之条，是《古文尚书》例也。三科谓作三书之时代。《尧典》、皋陶谟、禹贡是三篇者，或曰虞史记之，或曰夏史记之，莫能别异，故相承谓之虞夏书，合商书、周书而有三科之说。”按：郑君尚书赞多从书纬，纬说皆为今文。《法言》说《书》，亦据当时所诵习。此文以虞夏之书与商书、周书别为三种，明用三科之条，则不得以此为《古文尚书》例可知。盖以有天下者之号名其书，则曰唐书、虞书、夏书、商书、周书；依作史之时代详近略远，则曰虞夏书、商书、周书。其例皆出于今文诸师。古文无师说，安得有所谓书例耶？“下周者，其书谯乎”，《音义》：“谯乎，俗本非‘谁’。旧本皆作‘谯’。”宋、吴作“谁”，司马从之，云：“其书谁乎？言不足以为书也。”按：谯乎与浑浑尔、灏灏尔、噩噩尔相对，皆形容之辞，温公说非。《御览》六百七引作为“憔悴乎”。　注“深大”。按：方言：“浑，盛也。”《广雅·释训》：“浑浑，大也。”本篇云：“圣人之辞，浑浑若川。”　注“夷旷”。按：《史记》司马相如传“灏溔潢漾”，正义引郭璞云：“皆水无涯际也。”夷旷即平广无涯之谓，灏溔叠韵，灏灏重言，其义同也。　注“不阿借也”。按：世德堂本作“不阿附也”。《汉书》韦贤传“咢咢黄发”，颜注云：“直言也。”“噩”即“咢”字，文选韦孟讽谏诗作“谔谔”，李注云：“正直貌。”不阿借即正直之义。　注“下周者秦，言酷烈也”。按：《音义》引诗传云：“谯，杀也。杀，所戒切。故注云酷烈。”所引诗传，鸱鸮毛传文。《说文》：“谯，娆譊也。”娆譊叠韵连语，烦苛之意，与酷烈义近。秦书酷烈，谓若始皇、二世诏令及诸刻石之辞，陗厉峻急，无复三代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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