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眼中的1942：三千万人饥荒中颠沛流离
　
　
实习记者/米艾尼　原载：北京日报 2012年12月04日
　

河南灾民在饥饿中无助地死去 〔福尔曼拍摄于1943年的河南〕

发现大饥荒

　　── 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1942
　

　　正在热映的电影《一九四二》，讲述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在1942年到1943年之间，中国河南爆发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3000万人受灾，300万人死于饥饿。

　　电影里的“老东家”、“栓柱”是艺术加工出的人物，却也是3000万难民的真实缩影，苦难烙印在他们身上。70年过去，“老东家”、“栓柱”的人物原型再也无法找到，他们的生命，早已湮没成历史的尘埃。

　　电影里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却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他把那次灾难记录在他的报道和回忆录中，留下了震撼人心的一部苦难史。这位曾获得普利策奖的记者曾说，在中国河南的遭遇，让他“懂得了无政府状态和秩序、生与死的真实意义。”

　　通过白修德的眼睛和笔，我们可以看到1942年发生在河南这片土地上的灾难，绝不仅仅是电影开头所说的“吃的问题”。


　　《等待收成》

　　1943年初春，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年轻美国记者白修德，与他的同行──伦敦《泰晤士报》的哈里森·福尔曼一道，跳上了从郑州开往重庆的火车。

　　作为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的特派记者，当时只有24岁的白修德刚刚在中国的河南目睹了一场真实的人间惨剧：3000万人在饥荒中颠沛流离，每天都有人死去，野狗在啃噬着倒毙的饿殍，难民们在饥饿中麻木、疯狂。而政府组织的赈灾不见踪影，听任难民们的生命像草芥一样消失。

　　这一切，让白修德和福尔曼悲痛而愤怒。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我的笔记里很容易勾画出一个野兽般的世界，但他们不是兽类，他们是创造了世界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

　　乘上火车几个小时以后，这两个愤怒的外国人在洛阳火车站下了车，白修德几乎是一路飞跑到了洛阳电报局──归途中遇到的第一个电报局。他要把河南大饥荒的消息公告全世界。

　　报道稿件早就写好了，题目是《等待收成》。联系到白修德所描述的灾情，这个题目流露出的情绪让人绝望。

　　青黄不接的春天，正是灾荒年月最难熬的时候。经历了一年饥荒的难民们，不知能不能捱过去。政府救援还是没有到来，唯一的期望就是等着田里的秧苗长出庄稼。

　　收成，却似乎遥遥无期。

　　白修德写了一篇足够震撼人心的新闻报道，但他并不确信这篇报道能不能传到美国。他太熟悉当时国民政府的新闻审查制度了──在成为《时代》周刊记者之前，他的工作是国民政府新闻处顾问，干的就是新闻审查的活。

　　白修德在哈佛大学的专业是中国历史，原名提奥多·h·怀特，白修德是他给自己起的汉语名字。1938年大学毕业时成绩优异，他获得了一笔旅行奖金，于是来到了中国抗战期间的陪都重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受了国民政府新闻处的聘请，负责管理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发布。

　　但是，这份“顾问”的工作却没有给白修德带来任何成就感，“从业务上说，我主管‘中国新闻委员会’的通讯报道，月薪65美元。我自认为是‘反法西斯的战士’，实际上却受人雇用去操纵美国的舆论。”不久之后，白修德辞去这份工作，当上了《时代》周刊驻中国特派记者。

　　《时代》周刊的老板亨利·卢斯出生在中国，一直对中国抱有特殊的亲密感情，与蒋介石夫妇私交甚好。白修德起初也和自己的老板立场一致，在新闻报道中对国民党政府、军队和蒋介石个人充满溢美之词。1942年大饥荒中的所见所闻，让白修德转向了蒋介石政权的对立面，他也因此被美国麦卡锡主义者视为抗战期间所有驻华记者中最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人之一。

　　白修德很清楚，《等待收成》如果公开发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也同样清楚，这篇文章很可能没有机会公开发表。

　　按照当时国民政府制定的新闻审查制度，这篇报道和任何新闻报道一样，应当发回重庆接受审查。而国民政府新闻处的老同事们肯定会把这篇报道扣下来的。

　　然而，这封电报并没有被报务员发到重庆去，而是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第一时间直接发往了纽约。

　　直到去世，白修德也没弄明白这封电报是怎么发出去的，他在回忆录中特别提到了此事：“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那么严格，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服务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有关规定”。

　　不管是疏忽还是故意，1943年3月22日，一篇题为《等待收成》的新闻稿被刊登在美国《时代》周刊上。

　　这篇文章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西方世界突然爆炸，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议论：中国的河南正发生着一场不可想象、极其惨烈的大饥荒。

　　就像文章的题目那样，河南的难民们正在饥馑中等待着新一年的收成，亦如一年前他们在春天大旱中的等待。

　　他们等来的却是绝望、死亡。

美国记者 白修德

　　水、旱、蝗、汤

　　从1942年春天开始，河南全省便滴雨未下。成片谷物在禾秆上渐渐枯萎，一场巨大的灾难，在这片土地上默默地酝酿着，只是这一切的征兆，都被战争的硝烟暂时掩盖了。

　　1942年的河南，山河破碎，三面环敌，全省半数之地被日军侵占。多灾多难的中原大地，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苦难的岁月。

　　一春无雨，田里的小麦收成不足常年的两成。新中国成立前的河南有“十年九荒”之说，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很清楚这意味着又一个荒年的到来。麦收之后，河南已经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秋收成了人们唯一的指望。孰料，那个夏天又是滴雨未下，夏播作物在持续的大旱中枯萎。大旱之后，往往紧跟着蝗灾。这一年的夏秋之交，遮天蔽日的蝗虫席卷河南全省。所过之处，田间秧苗皆被一扫而光。一些临河、依井的良田，原本还能略有收获，这一下却全部葬送蝗虫之口。

　　天灾之外，战争更是这场灾难的关键成因。

　　“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河南成为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战场。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爆发之前，日军在河南境内先后发动过十多次大规模进攻。1938年，蒋介石“以水代兵”，掘开了花园口，造成黄河改道，泛滥成灾。

　　“以水代兵”虽然暂时阻止了日军西进，但是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变成了沙滩河汊。长年征战，河南一直是全国出兵出粮最多的省份之一，早已千疮百孔，多年的征粮征兵，青壮年都离开了土地，农民家里没有存粮。

　　在电影《一九四二》中，当时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不顾人民死活，仍在强征军粮。在这一点上，掌握着河南军权的蒋鼎文自然难辞其咎。而河南流传的民谣却道出了另一个为祸之人。

　　“水旱蝗汤，河南四荒”，这个“汤”，指的是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抗战之时，汤恩伯部数十万人驻扎河南，军纪涣散，为害乡里。而在河南灾情严重之时，汤恩伯又推出了几个所谓“德政”，强征民役，引得民怨沸腾，被民间列为河南四大灾害之一。

　　旱灾不同于洪水或地震这样的突发性自然灾害，其发生和加重是一个长时间的持续过程。原本也有足够的救援时间。但河南正在发生的大饥荒，却在很长时间里不被重庆所知。赈灾的不力乃至对灾情的置之不理，又让这场灾难雪上加霜。

　　在1942年的10月前，白修德获得的河南饥荒情况，只有一些只字片语的传闻。在坊间、国民政府举办的高级酒会以及外国记者的聚会上，他能够听到一些零零碎碎的信息：

　　“我听见一个河南来的人说……”

　　“我看到一封洛阳来的信……”

　　以记者的敏感，白修德向重庆的国民政府高官进行过求证。而所有这些传言，都得不到证实。

　　自1940年迁都重庆后，为了确保战区的军粮供给，国民党当局实行了在各省“征实”(即直接征收粮草等生活物资)制度，还规定虚报灾况的要予以重惩、征实有功的予以嘉勉。

　　这种奖惩制度，等于引导各省“报喜不报忧”。据《河南文史资料》记载，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并没有像电影中那样勇敢地为民请命。据当时的河南一区行政督查专员杨一峰的回忆，1942年初秋，杨一峰在到河南鲁山述职的路上，“目睹飞蝗遮天，野无青草；灾情惨重，人民卖儿卖女。”

　　随即，河南各界由省赈济会发起，推派杨一峰在内的三名代表到重庆去，“呼吁减免征实配额，拨粮赈济灾民”。

　　到了重庆，他们发现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在向中央呈送的报告中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他们就此事质问李培基，李支吾以对。

　　事实上，蒋介石早就接到过河南军政官员上报的灾情，但他就是不相信或者干脆视而不见。他关注的一是征兵，二是征粮。他当时的一份批示明确表露了个人态度：“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绅，文电纷驰，申报水旱灾况，或称赤地千里，或称田庐漂没，一方请求豁免征购，一方请求巨款赈济，然究其实际，则其间多数地区，虽或略有灾歉，大都以少报多，以轻报重，过甚其词，张皇入告。操其心迹，官吏则藉报灾荒，豫图减轻征课之责任……”

　　根据多年从事1942年河南大饥荒研究的宋致新提供的资料，早在1942年八九月间，蒋介石就已从军方李家钰、蒋鼎文那里，得知了河南的灾情严重，军粮征缴困难。为了挽救局面，他赶到西安附近的王曲军校，主持召开了紧急“前方军粮会议”。

　　河南省官员对军粮配额讨价还价的结果。蒋介石当天晚上即“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以解决河南驻军的粮食问题。同时决定，把对河南农民的征粮数额由500万石减为250万石。

　　但是到了粮食部长徐堪那里，河南的军粮配额由250万石变成了250万包。一石合小麦140至150市斤，一包合200市斤。一字之差，让河南的军粮配额增加了三分之一。而按照这个标准超额完成了征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还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

　　直到1942年10月30日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将所收集的河南灾民所吃的榆树皮、观音土、雁粪等带到大会上当众展示，涕泣陈情，并领衔联名提出了《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河南的灾荒才得到了国民政府的确认，派要员前往勘察灾情，赈济灾民。

灾民正把树皮扒下来，以磨成粉充饥〔本版照片由福尔曼拍摄于1943年的河南〕

　　看重庆，念中原

　　10月的一天，交友甚广的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那里，看到了一封来自洛阳和郑州的传教士的信件。

　　从这封信中，白修德才第一次确信，河南正在发生大饥荒。

　　来不及实地采访，白修德把这封信的内容改编了一下，写成了一篇稿子《十万火急大逃亡》，用电报作为急件发回纽约的《时代》周刊总部，这篇报道于1942年10月26日刊发。

　　“这篇报道应该是经过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审查的，因为文章里并没有明确提出政府救灾不力，只是客观陈述了河南的灾情。”宋致新分析。

　　白修德在这篇文章里，引述了两位外国传教士在河南的所见。

　　“传教士阿西克拉夫特9月份在郑州写道，‘教堂前，有六个小孩被他们的父母绑在树上，为了让这些孩子在大人要饭时不要跟随着造成拖累。”

　　“天主教传教士保尔·于斌上周从重灾区返回重庆，在洛阳，他看到成捆的树叶被卖给饥民当食物，一块钱一捆。一个农民把一家人召集在一起，让大家吃上一顿饱饭，然后告诉他们，刚才吃过的饭里已经下了毒药。”

　　……

　　同时，白修德也在这篇稿子里简述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一些救灾措施，“中国政府正紧急从陕西调运100万石种粮，同样的数量来自安徽。政府一面劝说农民不要吃掉种粮而是留着播种，并向他们保证赈灾物资的供应正在紧急办理之中。”“政府已经筹措了1000万法币用于直接救济并且命令农业部速筹种子粮给灾区”。

　　在文章的最后，白修德做了一个不够准确的判断：“不管重庆的决策有多么迅速，所有的救济措施都因古老中国乡下的迟缓效率而备受阻碍。”

　　但是这篇报道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很快被淹没在同时发生的众多国际大事中：苏德战争的斯大林格勒战役陷入胶着、非洲战场上的阿拉曼战役开打……甚至宋美龄访问美国时的出色演讲，都比这篇语焉不详的稿子更具吸引力。

　　即便是白修德自己，也没有料想到那时的河南已经成为了人间地狱。

　　更难以想象的是，由于国民党当局严格的新闻封锁，当时的国内媒体，竟然没有对河南的灾荒进行详细客观报道。

　　一直到12月份，时任《大公报》记者的张高峰被派到河南。

　　“他从四川途经西安时，就看到成千上万的河南难民往陕西涌。洛阳城街头到处都是骨瘦如柴的乞丐。更让张高峰恼怒的是，灾情如此严重，县政府还逼着农民纳粮，交不出粮就抓到县政府痛打，还逼灾民去卖地抵租。”宋致新说。

　　于是，张高峰以眼见耳闻的事实写了一篇通讯，叫《豫灾实录》，发表在1943年2月1日的重庆《大公报》上。

　　第二天，《大公报》就发表了社长王芸生字字血泪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

　　王芸生在文中写道：“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

　　就是这两篇稿子，戳到了蒋介石的痛处，他即刻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

　　根据王芸生后来的回忆，他当时对蒋介石的做法不是很理解，他曾向时任蒋介石秘书的陈布雷询问，而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严令河南征缴不得缓免。”

　　《大公报》因报道河南饥荒被停刊的事件触动了白修德。凭着对国民政府的新闻管制和蒋介石行事方法的了解，他认定河南灾荒的惨重超乎想象，在重庆所得到的信息远远不够。

　　白修德决定到河南实地采访。于是，他拉着好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向国民政府新闻处提出了采访申请。他们得到的批准并不是到河南，而是“乘陇海路火车从宝鸡经西安到达黄河和陇海路所经过的潼关。”

逃荒路上的灾民

　　直面饥荒

　　潼关，是白修德、福尔曼灾区采访的第一站。

　　在潼关车站的那一夜，“到处是尿臊味、屎臭味和人身上的臭味。我们的周围满是挤成一团的农民。”

　　在他们周围的这些难民，“能够卖出的东西都拿来换成纸币，或者在饭摊上廉价换取吃食。”“婴儿大声哭闹，然而，即使有个婴儿已经死去，也没有人去注意。”“士兵在这些下层民众中间巡查，这些人就像牲口似的──唯恐他们为了寻找食物而突然乱窜，或者乱哄哄地爬上夜里开动的车子。”

　　这些叙述散见于白修德自己的回忆录中，可想而知，当天晚上，这位记者经历了怎样的身心煎熬。

　　第二天，当地政府为他们准备了一辆铁路上的巡道车。白修德穿着士兵的棉大衣，坐在一辆敞篷的巡道车上。他用带着黑色幽默的口吻写道：“仿佛是坐在歌剧院的包厢里，或者像一位将军在检阅他的部队，不过我检阅的却是一场饥荒”。

　　在一个叫铜钱田的小镇，白修德看到人群一层摞着一层，挤在火车顶棚上，孩子、老人和妇女在列车奔驰中抓住任何可能抓住的地方。“有时他们因为手指在寒冷中失去知觉而掉下去，但火车决不会理睬。”

　　“没人知道和关心究竟有多少难民死在这条路上，据说自从秋天以来有200万人沿着这条铁路逃出，至今每天仍有1万人从这里涌向西部。在河南3400万人中，我们估计有300万已经沦为难民，此外，还将有500万人会在秋收季节前死去。”

　　到达河南省会洛阳时，眼前的景象让白修德震惊。洛阳是陇海线上的一个大站，四面八方逃难的人都聚集在这里。已经被饥饿和寒冷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难民们认为，到了洛阳，上了西去的火车，自己就得救了。

　　在夜幕中的洛阳火车站，白修德看到，“人们像劈柴一般地把难民装进闷罐车，尽量压缩得更紧些，以至于谁也不能动弹。父亲使劲拉着孩子的手往上拽，像拽着悬在半空的一件行李。”

流浪中的灾民

　　沿着荒弃萧索的街道，穿过到处弥漫着尿臊和尸臭的城市，白修德和福尔曼找到了洛阳唯一一座天主教堂的主人──托马斯·梅根主教。

　　梅根在河南待了超过10年，对当地的风土人情非常熟悉，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作为向导和翻译，他带着白修德、福尔曼骑马出发，“他认为我们应该去看看正在濒死的人们。”

　　一具具被野狗啃噬的面目全非的尸体，一座座衰败空旷的村庄，一个个用镰刀和菜刀剥树皮充饥的难民……这些惨烈的景象让信仰犹太教的白修德感到极大的震惊和哀痛。

　　白修德很快意识到，他们几个人骑着马穿过这些面黄肌瘦的难民时的危险性。难民们盯着他的马，分明是在看一堆上好的肉。白修德学会了快马加鞭冲过那些人群。有时他会抛撒一些花生或干柿饼，引开围拢着他的人；有时不得不硬起心肠，用鞭子抽打那些拽着他的衣服和马尾巴的手。“在一个荒芜村庄的废弃教堂里，我承受着人间悲剧的巨大压力，跪下来为众生祈祷，并不觉得亵渎了自己的信仰。”

　　到达郑州那天，天下着大雪。第二天，白修德在城里步行。在这里，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150人至180人之间。

　　半数的村庄已经衰败，有的完全荒弃。春耕的肥料一堆堆无人照管。村子里能听到一点声音、看到一个人影都能吓人一跳。

　　死尸是一路上常能见到的。白修德看到一具躺在雪地上的少女尸体，因为瘦，脸已经干瘪而显出骷髅的形状。她注定无人收葬，直到鸟或狗把她的遗骸吃光。狗就在一旁逡巡着。它们已经恢复了狼的本性，十分狡猾。饥荒之中，只有以死尸为食的它们膘肥体壮。

　　白修德说：“我没有见到过有谁杀了别人将他吃掉，并且也从没有尝过人肉”，但越来越多这样的传闻让人毛骨悚然。白修德相信，“有人吃人肉，这是很可能真正发生了的。”

　　一路上，白修德也曾碰到一些“想办点好事的军官”，在郑州，一个地方官员把盖有印章的布条发给许多家难民，如果他们能够到达火车的起点站，他们就可以凭布条免费乘车东逃，“但是他在发放难民通行证时并没有发给他们粮食。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也是残忍的。”

　　除了白修德和福尔曼，中国几乎所有官方媒体都在报道政府如何积极救援。然而一直到1943年的春天，河南难民都没有见到政府拨发的任何救灾款或赈灾粮。

　　在《大公报》之外，河南南阳的一家民营报纸《先锋报》，是当时为数不多真实报道河南大饥荒的媒体之一。

　　宋致新的父亲赵悔深(笔名李蕤)，在1943年的2月份，曾作为南阳《先锋报》的特派员，骑着自行车在灾区采访了1个多月，在《先锋报》上登载了十多篇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十分精彩的灾区报道。当年5月，这十多篇报道被集结成书，书名《豫灾剪影》，在河南地区发行了2000册。

　　在后来所有媒体都不敢再发声的时候，地处偏僻的《先锋报》仍然对河南灾荒发表了70多篇社论和时评，直至大灾结束。

　　张高峰和李蕤是当时国内仅有的两位深入报道过河南大灾荒的中国记者。相对于白修德和福尔曼的外国记者身份，他们承担着更多的风险和压力。

　　1943年3月，张高峰因“亲共”罪名被捕，李蕤则孤立无援地在河南灾区孤独奔走。而这时的白修德和福尔曼，已经结束采访，正准备踏上回程的火车。

流浪中的灾民

　　不速之客

　　虽然白修德认为国民党的救灾工作处于一片“无政府状态”，但是他和福尔曼在河南的采访，却因为经过了“政府批准”，又是外国记者，每到一处，都受到地方官员的款待和安排。有时候，他们也可以在政府部门了解到一些当地真实的灾情。

　　在和地方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白修德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各自为政的深刻矛盾。

　　白修德和福尔曼曾在洛阳的某军部“小坐”，当时有几个地方官员要求会见这两个外国人。外面虽饿殍满地，屋里仍“生着炭盆，点着蜡烛。”

　　这些地方官员，手里拿着一些材料，要求他们交给重庆的蒋介石。

　　“材料上说明他们的地区种植什么，要交多少军粮。他们县里共有十五万人，其中十一万人已经断粮。他们估计，每天大约要死七百人。”

　　白修德的回忆录里详细记录了他和其中一名官员的对话。

　　“你本人是否拥有土地？”

　　“有，二十亩。”

　　“去年秋天有多少收成？”

　　“一亩收十五磅粮食。”

　　“一亩交多少军粮？”

　　“一亩交十三磅。”

　　这样的对话激怒了坐在一旁的司令官，他怒不可遏地大声呵斥这个地方官员。被骂之后，这个地方官员把写给白修德和福尔曼的请愿书也给了司令官一份，以作申辩。

　　但那位司令官却看也不看地把它装进了口袋，然后要求白修德把手里的那份也交给他。白修德当即拒绝了他，但司令官却蛮横地坚持，最后白修德还是把请愿书交了出来，“因为如果他在夜里把我们赶出去，我们就没有别的地方安身。如果我们拒绝他的要求，我们离去后他会在农民身上出气的。”

　　根据宋致新翻阅的资料，路过荥阳的时候，县长张金印曾向他们二人提供了一些荥阳县的灾情材料，河南省府因此对张金印很不满，据说曾予以申斥。

　　当白修德他们带着翻译──教会的梅神父到达新郑的时候，新郑专员王光临率县长及县内乡绅六人迎接。他们俩在新郑问了一些关于灾荒的情况，就匆匆离去。

　　这些在当时曾为白修德了解河南灾情真相提供过帮助的国民党内部大小官员，在当时或者日后，很多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和惩罚。

　　白修德甚至怀疑，那个帮助他在第一时间发出稿件的洛阳电报员，在不久后就“人头落地”了。

　　更多的时候，白修德也会看到、感受到政府官员不负责任，以及他们与哀鸿遍野的灾情极不相称的优越生活。白修德把国民党的救灾工作定义为“无政府状态”。

　　在《等待收成》的最后一部分，白修德描写了“那些吃饭的人”。虽然通篇没有加诸任何评论性的语句，但反感、厌恶的态度流于笔端：“我们离开郑州之前，官员设宴招待我们。我们有两个汤，我们吃了辣藕片、胡椒鸡、荸荠炒牛肉，吃了春卷、热的蒸馍、米饭、豆腐、鸡和鱼，我们还吃了三个糖霜饼。”

　　在采访的最后几天里，白修德发现，他已经成了宋美龄，乃至整个国民党政府眼中的“不速之客”。

　　在洛阳发出了那篇震惊世界的《等待收成》后，在河南新郑继续采访的白修德和福尔曼，突然被国民党负责国家宣传的董显光派人截回。

　　背后下令中止白修德在河南灾区采访的，则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那时的她，正在美国四处游说，向美国争取更多的贷款。《时代》周刊却在这个当口刊发了《等待收成》，揭露了河南正在发生的罕见大饥荒和国民政府毫无作为的救灾工作。一时间，美国舆论哗然，对待蒋氏夫妇的态度急转直下，宋美龄头上的光环黯然失色。

　　“据说宋美龄正在美国四处演讲时，美国广播公司广播了白修德那篇关于河南灾区的报道，宋美龄听到后脸都气白了，认为大大丢了她的脸，立刻打电报回来，所以董显光就匆匆忙忙地派人把白修德和福尔曼中途截走了。”宋致新说。

　　董显光想把这两个惹事的外国记者彻底调离河南灾区，还借口给他们安排了更好的采访──请他们去“新赣南”。新赣南指的江西赣州，当时蒋经国在那里当专员，办有《正气日报》，宣传蒋介石的“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房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等口号，被誉为“新中国的雏形”。

　　在董显光半强制性的“安排”下，白修德不得不离开了河南。

　　而宋美龄对白修德的恼怒并没有就此消除。事后不久，她按照她在中国做事的思路，找到了《时代》周刊发行人、白修德的老板亨利·卢斯，要求把白修德解雇，但这个要求被卢斯拒绝了。


　　20分钟会见

　　白修德最终并没有按照董显光的安排去“新赣南”采访，他乘火车直接返回了重庆。

　　回到重庆的白修德发现，一夜之间，自己已经从人人笑脸相迎的美国朋友，变成了不被信任的惹是生非的家伙。

　　“有一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我和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共谋，把我的报道偷发出去。”

　　重庆的高层对灾情的漠然，和对他本人的指责，让白修德非常恼怒。但他仍然认为，重庆还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饥荒的严重程度。

　　3月的山城重庆，正是山花烂漫的时候，一派春天的生机勃勃。周边是巴蜀大地、天府之国，稻田里蓄满了水，准备插秧，旱田里种植的小麦已经开始抽穗，预示着丰收的景象……这里的一切，与几百公里之外赤地千里的河南灾区完全是两个世界。

　　白修德急切地想把他看到的一切传递出去，他通过各种途径，寻求面见蒋介石的机会。但在重庆上流社会交友广阔的他，这时却开始处处碰壁。

　　他通过陆军情报机构把他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史迪威，同时报告了美国大使馆。他甚至利用自己过去积累的关系找到当时的国防部长，“但是他毫不掩饰地告诉我，如果不是我说谎，那就是别人在对我说谎。”

　　他又向立法院院长请求帮助，得到的回复是，“只有蒋介石才能采取行动。”

　　最终，白修德见到了“风姿优雅秀丽”的孙夫人──宋庆龄。在她的帮助下，白修德终于得以见到蒋介石本人。宋庆龄为白修德安排好了会见，又在会见前捎给他一张便条：“我建议你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地如实对他报告，就像对我说的那样。如果因此会让有些人被治罪甚至掉脑袋，也请不要过于忐忑不安……舍此一举，形势就再没有可能扭转了。”

　　此后，便是已经被电影和文学描述过无数次的情节──面色严峻的蒋介石在阴暗的办公室接见了白修德。

　　起初，蒋介石对白修德提出的所有灾情都予以否认。直到白修德拿出在河南拍摄的狗吃人的照片，“他的两膝轻微地哆嗦起来，有点神经质的抽搐。”

　　最后，蒋介石向白修德道谢，又说白修德是“比我派出去的所有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

　　20分钟后，白修德被送了出来。

　　而蒋介石的内心深处，却没有对白修德有丝毫的感谢之情。近年披露的《蒋介石日记》里可见，在听白修德讲述河南灾情后的1943年4月9日，蒋介石的日记是这样几句话：“注意，郑路沿线浅葬暴骨，为狗所食之惨状。严电蒋、汤。又郑州专员与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

　　他给蒋鼎文、汤恩伯发去措辞严厉的电报，是要让他们想办法把饿殍满地的悲惨景象遮掩起来。对那几个给白修德讲述灾情的政府官员，蒋介石却认为他们“谎报灾情”，并且怨毒地评价为“谄事外人”。

　　两天后，蒋介石的情绪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变。他的日记写道：“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乎！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或再延长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持。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

　　可以看出，且不论蒋介石此前对河南灾情究竟了解到什么程度，那些狗吃人的照片的确是极大地震惊了他。

　　国民政府的救灾行动终于有了实质性的举动。


　　饥荒远去

　　《时代》周刊报道河南灾情后的几个月，洛阳的梅根神父给白修德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他们真的是在工作并且办成了许多事。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正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

　　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些赈济措施已经被拖延了半年之久。

　　早在1942年10月的国民参政会后，国民政府就宣称划拨5亿元法币进行赈灾。其中2亿元用于在灾区各处开设粥场应急，3亿元用于购买赈济粮。然而粥场开设起来，却远远不能供应数量庞大的难民，很快就因无粮为继而断了顿。

　　而用来买粮的3亿元法币，却被挪作他用，甚至有贪官污吏将其挪用贩运私货。直到1943年新麦快要成熟时，第一批赈灾粮才发到了部分难民手中。

　　按照当时的物价，3亿元法币大概能购买3000万斤小麦，平均到河南的受灾人口头上，每个人仅有1斤。而在此前的1942年，河南夏秋两季几近绝收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还从这里征走了十倍于此的“征实”。

　　1943年6月，随着新一季小麦的成熟丰收，那场饿死了300万人的大饥荒终于过去了。

　　从一直追踪河南大饥荒的《先锋报》的系列报道中可以看到，1942年夏秋之际的蝗灾之后，河南的气候开始出现好转：从当年10月下旬到11月，干旱的河南一连下了好几场透雨，而这段时候的雨水，对越冬麦子的播种非常关键。

　　仿佛上天也在为这场惨烈的大饥荒做着补偿。到1943年3月初，又一连下了几场瑞雪和透雨，对麦子的生长非常有利。

　　《先锋报》曾在1943年3月3日社评《甘霖已降，粮价将平》中说道，“麦苗得下这次透雨，到麦熟时，纵不下雨，也可望收……收成有望，麦熟至多不过百日。”

　　1943年是河南历史上少见的好年景。不仅二麦(大麦、小麦)丰收，秋粮收成也很可观。这些收成，给那些没有在大饥荒中饿死、“等待收成”的幸存者带来了希望。

　　当第一茬青麦长出来的时候，白修德带着对蒋介石极大的不满和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把目光重新转向抗日战场，渐渐远离了重庆的政治圈。

　　实际上，外国记者在重庆的工作状况正日趋恶化。就在白修德面见蒋介石之后不久，国民政府制定了禁止中国人向外国记者透露消息等更为严厉的舆论控制措施，“以确保不再有尴尬的报道外泄”。

　　从此以后，白修德再也没有机会报道河南大饥荒。即便在重庆，白修德也成了不受欢迎的“麻烦制造者”。而白修德也再没有对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有什么正面评价。

　　“直到战争结束以后，除了在招待会上，我没有再见过蒋介石。但是我深信，正如史迪威所说的那样，他不仅对我们毫无用处，而且对他的老百姓也毫无用处，这一点应该说更为重要。”多年以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河南大饥荒被白修德称为自己“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对中华民族来说，又何尝不是。

　　·实习记者 米艾尼

　　(注：本文部分资料引自湖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由宋致新编著的《1942：河南大饥荒》(增订版)、《中国的惊雷》《探索历史──白修德笔下的中国抗日战争》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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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的中国，有两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