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救灾侧记

文/阿蒙　来源：观察者网 2017年08月15日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辑
 

 
　　1942年河南大旱，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壮者散而之四方，老弱转乎沟壑。”与之相邻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也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北岳区秋收后产量只相当于往年的三四成，群众说：连个秋饱都闹不上。不同于河南国军汤恩伯部与日军长时间的对峙，1941年日军先对北岳区进行“铁壁合围”，1942年对冀中区进行“梳篦”、“拉网”式大扫荡。面对天灾人祸，晋察冀土共有何解决之道呢？

1942年天灾人祸下的晋察冀边区田地

　　1942年北岳区久旱不雨，麦苗几近干枯，连野菜都难找。据调查，到6月份，涞源一个区灾民即达1652人，云彪县一个区2187人，盂县一县灾民5568人，一、二、三、五、六专区等五个专区灾民达47500余人。四专区灾民更多，虽然没有详细统计，估计在10万人以上。

　　这年秋收，有的地区收成仅三、四成，整个冀西，旱灾波及39个县，灾民18万。完县的几个区，易唐的若干村，在夏雨未落之前逃荒的有一万余人。夏雨即落之后，阴雨绵绵，积月不停，苗子锄不了，回来的又走，前后不下两万人<1>。五一大扫荡前，边区采取平原调剂山区政策。冀中区1940年调剂粮食1900万斤，1941年运布十余万匹，边币三百万。五一大扫荡后，冀中根据地大部分被毁，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在1942年10月间宣称：“华北碉堡已新筑成7700余个，遮断壕也修成11860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罩长城的6倍，地球周长的1/4。”平原支援山区的通路被阻断。

　　到了1943年春，北岳区春荒严重时，仅曲阳的一个区就逃走448户，2040人。其中有一个村95户，逃走42户。完县到43年2月底，一区就逃走240户982人，二区逃走1456人。易县到3月底，只四区25个村共逃走676户，1229人；上杀村在一天内逃走30余户；八区逃3123人。唐县三区20个村庄、216户完全逃光。<2>有些地区不断发生饿死现象，大多灾民以花生皮、荞面皮、山药杆、甘草充饥，糠、菜、树叶求之不得。阜平集市上，灾民抓起豆子就往嘴里塞，小孩子捡地上的红枣吃。行唐瓜家裕一家以140元卖五岁孩子，某村村民以孩子卖得几升红枣。边区会议上说：诸如此类现象已不是很个别的。在饥饿面前法律也没有用，靠枪毙都无法禁止偷粮。

　　有的群众抢食公粮，不怕坐牢，在阜平曾发生打倒残废军人抢走抚恤金的事件。城里有个小贩，因为有6个黄蒸馍，而被人骗至村外绑在树上勒死。社会风气恶化，青年妇女流浪堕落现象时有发生。

　　1943年春荒时，易县龙居村有13个妇女过沟（敌占区），其中8个青年妇女嫁给特务，相家的妇救主任也嫁给了特务。有的妇女以30元改嫁，有的以80元伪钞卖身。灾区有的党的基层支部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党员逃散。如完县一区，党员逃走者有71个，二区有17个。

　　因为制度不能坚持，工作完全停顿，甚至有的党员怨恨党组织：“有困难了，也不给解决”。有些支部区委下乡找不到党员，或有些党员态度冷淡，有些党员甚至参加了佛教会。日寇借机在保定设粥厂，抓捕壮丁到东北，甚至还借机强奸年轻妇女。

1941年日寇对北岳区大扫荡后的残墙断壁

　　1943年统计五年来日寇的扫荡、残害，使根据地死亡率大于出生率。一千人中一百五十个以上死亡的，劳动力减少一半以上；牲畜减少一半以上（骡马）或三分之一以上（牛驴）。由于日寇的直接破坏或影响，好多地区水田变旱田，好田变坏田，生产水平比1937年降低三分之一。<3>群众为了躲日寇，庄稼来不及播种，使得田地荒芜；日寇的烧杀、掠夺，使劳动力减少；大牲畜减少，降低了劳动生产率。这都直接地影响了农业生产。

　　在如此严重的天灾人祸面前，晋察冀边区土共掷地有声地说：“我们共产党人用不着庸俗的人道主义的伤感，更不同于地主资产阶级猫哭老鼠的惺惺作态。群众和我们是骨肉相关的，群众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目睹直接的父母兄弟子女辗转于饥饿的死亡线上的惨像，我们是寝食不安的！”

　　粮食作为战略资源，1943年1月，边区发布《边区为发展禁止粮食资敌规定六项紧急措施》，决定“划定封锁沟内5里至10里为缉私线，缉私线上的粮食只准运入巩固区，不准运出封锁沟。”规定“奸商走私粮食出口在2石以上者，处死刑。”补充粮食凡能当粮食充饥，如红枣、黑枣、柿子等一律限制出口。尽量利用果食、动植物，如树皮、树叶、地下茎、鱼虾等，代替食物。作战部队队每人每天节约1两粮食，机关每天节约2两。对于政府工作人员贪污5斤小米及以上者枪毙。部队不许吃驻地附近的树叶──不许与民争利。

　　对于灾荒解决的办法：1、以村为单位，三分之一是借粮，三分之二为赈粮。对最贫苦的无劳动力者赈予之，有生活能力者借与之（按户为单位赈一部借一部，或全赈全借），不收利息，于秋收后偿还。对沟外最无办法之灾民，亦适当赈借一部分。2、同时防止：夸大灾情，穷富对立或赈借不公、平均主义。3、每人每日以小米四两计算赈借与之，赈借数量自十天到三个月，最多不超过三个月，以使其能劳动谋生为限。4、赈借手续务求简便……为防止浪费，以半月或一月发一次为好。县区对此工作必须切实检查。5、赈借粮在于恢复灾民生产力，故必须与灾民春耕及组织灾民生产、运销合作密切结合起来。

　　1942年，边委会用以赈灾拨发北岳区各县款35600元，粮780石。北岳区四、六专署拨款1689元，粮100200斤。各县共筹集款23912余元，粮707余石，外加16018斤。这些粮款对维持灾民的基本生活，起了重要作用。1942年边区银行也发放救济贷款155万元。<4>华县九千斤赈灾小米，两三毛钱也卖，群众打一天柴就可以买，还发动群众上山挖药材卖给医疗合作社换粮。

　　发动群众互助，灾轻的帮助灾重的。冀西三个月中，机关部队节约小米50万斤，群众募集粮食8377大石，糠1693石，米2450斤，菜3004斤，边币20多万元。

　　北岳区号召“一把糠一把菜”运动，一个月中，四专区曲阳的三个区已募到红枣1191.5斤，糠352.6石，菜4624.5斤，粮59.75石，钱4212元。大麦面86斤，救济灾民339户。五专区的平山、灵寿两县，募到粮460石，款11508元。冀西群众募粮8377大石，糠1693石，米24507斤，菜3000斤，边币20万元。<5>边区在开展互助的同时还指出：“警惕出现过左的行为，出现吃大户，保证富裕户（地主、富农）自愿的原则。”

　　浑源地主宋士旺、张永实，于1942年被日寇以私通八路为罪名抓进监狱，百般拷打，最后分别以五百元、一千三百元现洋出狱。当地许多地主、士绅纷纷来到解放区，现实教育了他们，灾难面前，阜平一个地主一次捐洋一千元，还积极捐款捐物。有背叛阶级利益之个人，无背叛阶级利益之阶级。老话讲“救急不救穷”，“赈借粮”是被动的，而开展纺织、运输、加大农业生产的投入是主动的。

1942年边区妇救会组织妇女开展纺织

　　组织合作社开展纺织业自救

　　合作社不仅使人民免于商人的盘剥，增加了经济收入，而且合作社在救灾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边区合作社也出现过账目不清、贪污、干部缺乏群众思想单纯谋利的行为，1942年边区开始整社。冀中区合作社发展得很好，但经五一大扫荡大部分合作社被摧毁。冀中合作总社转移到北岳区，干部也调入北岳区，这加强了北岳区合作社干部队伍，同时积极培训合作社干部，北岳区合作社开始走向正轨。

　　1942年边区单给冀西合作社贷款4200万。通过合作社把贷款发到农民手中，开展生产自救。

　　日寇为达到其“以战养战”的企图，廉价收购棉花，低价倾销“洋布”。日本出产的洋纱一小捆（八斤多）57-70元，棉花每斤1.2-1.4元，从一斤棉花到一斤线日寇就能攫取7元多利润。统计每年边区输入的棉制品和棉纱，占边区入超的39%-50%。<6>〔编者注：所谓“入超”，即“贸易逆差”，或叫“贸易赤字”。指一定时期内（一般为一年）的对外贸易中，进口货物的总值超过出口货物的总值，即进口贸易总值大于出口总值。反之称为“出超”或“贸易顺差”。〕

　　边区一方面禁止棉花“出口”，一方面鼓励妇女参加纺织。1938年边区大会成立时就提出：“鼓励农民家庭妇女从事纺织业。”1939年春平西地区妇救会号召广大妇女“每人养一只鸡，三人养一头猪，每人种五棵棉花，多种树。”

　　山区妇女没有纺织的习惯，加之劳动观念淡薄，“虽然纺线不算一种难的技巧，可是死心眼的妇女就认为太难了，所以有受气的、啼哭的、打架的，也有请人代纺的。”曲阳县妇救会针对妇女爱占便宜，由妇救会发一斤六两棉花，交一斤棉花线。

　　经过妇救会的推动，大部分妇女学会了纺线和编草帽。纺出了二千余斤线，交与合作社织布。1938年是推广纺织阶段，1939年开始兴起，1940年到1941年是推广先进纺织工具阶段，1942年山区妇女开始大规模土布纺织。

　　边区非常重视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先后发布《奖励生产技术条例》、《关于奖励技术发明的指示信》和《优待生产技术人员暂行办法》，从制度上对生产技术人员的生活待遇予以照顾，对他们所做的各种技术的发明、创造予以奖励。对有发明创造但是边区不能生产的，而且需要从敌占区进口的商品，边区给与贷款支持。

　　“裕华工厂”技师于1940年设计了“四四线纺纱机”，每架成本不过一百五十元，纺出的纱质量不次于洋纱，通过测算平均一个月能赚60元，三个月就能赚出一家纺车的钱。1941年又研制成功脚踏织布机，新技术的诞生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

　　妇救会干部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完县东安阳村的妇救会主任刘锦荣，抗战前家庭生活就比较富裕，抗战爆发后，依然关心生产，“她为了开展生产救灾工作，勇敢地挺身出来组织全村的纺织。三十二架织布机子，六十三量纺车，在全村妇女的手中转动起来了。她还拿她自己精明的技术和亲身参加的精神，使全村的成品每次都能得到了头等工价。”在涞水县，妇救干部首先学习了纺织技术，进而带动了其他妇女，县区干部先学会以后，在各区妇救安放一辆纺车，由区干部亲手交给妇女纺线。现在各区已有很多妇女订做纺车，争先来学。

　　在训练班中，妇女们学会了纺织技术，为纺织运动的迅速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合作社将纺车、棉花赊给农妇，待纺出线后再收本钱。纺二斤布的原料加上工资约66元，卖120-130元，利润80%归纺户，剩余20%用作合作社开支和干部酬劳。<7>合作社给的利润，较市价多一倍半；根据纺织的质量，给参加纺织的妇女发工资。对于成品率高的予以奖励，不合格率高的予以罚款，罚款给全体合作社成员分红，平均每三个月分一次红。

　　由于战时边区通货膨胀严重，后改为给参加纺织合作社的妇女以实物工资，即以粮食代替货币，抵御通货膨胀的影响。纺纱一斤发工资玉米三斤，织布十匹发玉米二十七斤。<8>

　　合作社发展纺织，直接影响了私营工厂提高了纺户的工资。易县全县公营及私营的纺织厂不下数十家，资本共计八百万元以上。在合作社影响下，工资都提高了。“去年某纺织厂纺纱一斤，工资五元；织布一疋，二十五元。因合作社工资提高，亦不得不增至一斤十元，织布一疋九十元。今年合作社改为实物工资，纺纱一斤给玉米七斤（随着纺织的利润增加工资也增加），某纺纱厂亦随之提高，纺纱一斤十五元，使织户得利不少。”合作社在三省边区被穷苦百姓看做靠山，易县虽遭天灾却无一人逃荒。敌占区百姓，不甘敌暴待，均移住在县联社附近，专靠纺织生活。<9>

　　阜平、平西、行唐、灵寿等地区毛纺也发展起来。行唐西城子村，在三百个妇女中间有一百多参加纺毛，每人每天可纺毛三斤，三天可织毛衣一件，两天可织毛背心两件。据精确统计，自1942年到1943年2月，全村纺毛工资收入达12000元，每个妇女都赚有毛衣一件。<10>

　　1943、44两年就有40万妇女参加纺织，合作社供给原料代销成品，仅曲阳一带就有纺织女工45793人，每日可得利1832992元。<11> 纺织的发展使逃难到敌占区的灾民纷纷回流，有不少把老婆孩子卖了、有孩子死在逃荒路上的灾民陆续返回边区。一个灾民的老婆说：“哪里都不如边区好，边区真想着咱们。外面没地方吃、没地方住，鬼子还用枪赶，说我们刺探军情。教会咱这个手艺，在家挣碗粥喝也比在外面强。”

　　工商局采取名牌战略。“虎标牌”土布畅销平津、绥远；平山“聚合生”毛衣、曲阳“安菊”毛裤、高街生产的“高街布鞋”，都是边区名牌产品──名牌的意味着更高的附加值。由于日寇对棉制品采取配给制，内蒙、东北棉制品极缺。收复张家口后，边区与内蒙、东北贸易通路打开，一匹布可以换一匹马。

　　完县、唐县、平山等地灾情严重，但是平西、雁北、晋东北、涞源、龙华的年头之好为前几年未有。这就为开展运输业创造了条件，尤其晋东北敌占区；日寇对棉布加以统制，老百姓手里有粮食，但是衣不蔽体，粮食、布匹的价格差很大。纺织业的开展，为以布换粮创造了条件。

　　发展运输业

　　1943年2月边区成立工商管理局、经济委员会，冀中区政委程子华任局长，兼主任。程子华首先发现并肯定“地道战”在平原游击战的作用。1944年底，聂荣臻去延安参加整风会议，他代理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辽沈战役任东北野战军二兵团司令，指挥了著名的“塔山狙击战”。其经济才能不在其军事才能之下，甚至更为出色。

　　天灾人祸下，程子华决定：

　　一、变死财政为活财政。将机关和军队的存款、粮食投入到合作社，不要分红，只收利息。避免出现货币超发带来的通货膨胀。

　　二、对敌实行必须品专卖，打击伪钞，获取利润和我必须品，以利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群众购买力。由晋东北、雁北吸收粮食运到冀西，由冀西吸收棉花、土布运到晋东北、雁北，使东西货物交流以利开展根据地运销事业；适当地在平汉路沿线实行粮食出口专卖，压低伪钞比值，在晋东北、雁北以棉布出口压低白洋比值。打击投机商人、钱贩子等，提高边币比值，巩固边币信用。

　　三、大力发展合作事业，使合作与贸易取得密切的结合，以发展运销事业，实施有效救灾。将人民的“抗勤”（本称“抗日后勤服务”为“抗日勤务”，简称“抗勤”），变为“以工代赈”。将以往由人民义务运输军粮，改为发动灾民运粮，合作社和公营商店按照灾民运输的数量付款。

　　四、改变对商人的歧视。边区曾经提出一切经过合作社，取消商人。改为一方面通过合作社减少商人的盘剥，一方面对能运进边区急需的粮食免税。对能把钢材、电池等商品运进边区的商人给其高额利润，少收边币，多收伪币，卖给其粮食。由于缺乏合作社干部，很多合作社由商人经营；对于一个月能周转三次、两次、一次的商人给予金额不等的分红奖励。

边区妇女运粮队

　　合作社改造后，村社的上一级是县社，如果有对外贸易的话，由县社统一管理。村合作社号召社员入股运输社，按股分红，如果资金不足，可以向县合作社办事处贷款。组织灾民运输，以赚取运费和不同地方的差价。1942年，冀西14个县参加运销的2万人，获利400万元。

　　1943年1月间，北岳区三专区组织灾民3000人，贷款10万元，进行贸易运输，灾民得利5万余元；四专区组织灾民9271人运输，得利158400元。2、3月间，灾民参加运输的日渐增多，仅3月份上半月统计，四专区5个县运输贷款人数为2510人，得利95090元，可购米19004斤。4月份，曲阳参加运输的人数为3861人，贷款28506元，私款70435元，盈利502824元。

　　除贷款外，县联社还供给群众棉布，到雁北购粮；来回一趟一般为15-20天，一般赚200到300元，多则500一600元。易县到3月底，成立了420个小组，2273人，主要是从沟外入口棉花和食盐，由内地向西运销，由涞源、蔚县、广灵运回粮食。<12>运输队伍几天不去，沟外的老百姓就说：“八爷（八路军）咋还不来呢，再不来就活不下去了。”

　　1943年10月，边区总结救灾经验提出：将救灾贷款全部发放到合作社组织灾民运输自救。1944年，边区借粮17000石，经过合作社发到群众手中；补充农具2000多万件，牲口21000余头。组织群众运输，只七月份公营商店支出的脚费就有5000多万，全年估计在2万万以上。<13>

　　1944年大部地区风调雨顺，但滹沱、永定河下游暴雨成灾，灾民达140万；46个县遭蝗灾。其中23个县统计：被害土地80万亩以上，损失估计20万石以上；稻苞虫和蚜虫损害数万石水稻；枣步曲使枣子减收一半。

　　1945年，各地七月间才降透雨，很多地区播种三四遍，小麦旱死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夏秋间又遭遇数十年没有的雹灾，受灾县40多个。雹块有二十多斤重的，砸毁禾苗150万亩，甚至将正放羊的牧童砸死，人畜很多受伤。秋天反攻，阴雨绵绵，冀东、冀中、冀西、晋东北共四十多县受灾，冲毁田地56万亩，冀东被冲毁房屋6000间。水灾之后是蝗灾，冀西、冀中22个县，害田119400多亩。冀东由于水灾、雹灾、蝗灾、地震，使100万亩土地没有收成，灾民达50万。阜平全县10万人，灾民就有23000人。<14>

　　马克思说：“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农业是所有经济发展的基础，光救灾是不成的，必须发展农业生产。

　　减租、减息降低人民负担与战天斗地

　　1942年10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关于减租，指示指出：“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边区继续减租、减息，减轻人民负担。统累税的税率也在逐年减低，北岳区1942年每人平均征税1.75斗，1943年为每人平均1.45斗，1944年则为每人1.4斗。

　　关于生产，毛泽东指出：“党委、政府和军队，必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

　　1943年边区在极端困难下发放农业贷款300万元，1944年仅牲畜贷款就有2000万元，贷出种子18000石，使农民补充牲畜22000头，补助农具26万余件。累计自1939年到1945年边区共发放农贷4.41980273亿元，188448大石。<15>

1944年北岳区兴修唐河水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边区成立伊始，就发布《兴办农田水列暂行条例》。对私人修建水利设施，边区给予贷款支持。

　　第一阶段以修大渠为主，但是大渠易被日寇破坏。从1942年开始修小渠，不易被日寇破坏。一个村，人不多，就可以修，还不要政府贷款。

　　在1942年中，五台等15个县开小渠256道，浇地20884亩；五台等13个县修滩13463余亩；易县等12个县凿井1026眼，浇地3183亩；唐县等14个县整理旧渠64道，浇地13123余亩；唐县等6个县修筑堤坝100道，护地13462余亩。此外又开了涞源北城子与灵行两大渠，前者长1590丈，浇地2000亩；后者长3240丈，浇地3300亩。

　　仅1944年晋冀察地区一年，开生荒53万余亩，旱田变水田就有11万亩。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水田增加，估计一亩生荒平均产谷三大斗，一亩熟荒平均产谷四大斗，一亩滩地，一亩旱田变水田平均产谷五大斗，总计可增产谷25万大斗。<16>

　　总计：晋察冀边区八年间，共修旧渠1798道，开新渠3961道，其他凿井、修摊、挖泄水沟、修坝、修堤等，新成水田和受益田达2137433亩，估计年增产粮食百万石以上。冀中区水利建设虽无统计，但据1944年1月20《新华日报》记载：“总数当超过北岳区数倍。”农业三要素：水利、良种、肥料。

　　边区良种的培育，不能不提陈凤桐。1924年大革命爆发后，陈凤桐跟随张励生在晋察绥一带进行反对军阀的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张部被蒋介石改编为暂编骑兵第二师，陈凤桐以准备去日本留学为由，拒绝就任该师中校副官长的职务。他1929年秋考人日本青山农业大学，9.18事变后愤尔回国，在北大学习、工作。1933年5月，参加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与日伪军作战。1936年加入土共，1937年奉组织命令组织平津察绥流亡学生，创建察绥抗日游击军（后改为察绥支队）任支队政委，1940年率部参加百团大战。这么发展下去，只要不牺牲，新中国将出现一个将星。1941年，聂荣臻司令将他调入农林牧殖局任局长。

　　冀中区抗战前的教育就比较发达，抗战后冀中区兴建农业技术学校，培养了很多农业人才。在陈凤桐和他的战友共同努力下，燕京八一一号、十五号、边区一号谷育种成功，能增收10%-25%；白马牙、黄牙齿、大金黄玉数岁，均能增收10%-25%；燕京七十二号小麦，一八一七号、曲阳二号小麦，能增收10%-20%；春小麦和冬小麦杂交实验已进行第四代。西红柿和茄子杂交第一代，产量能增收40%。<17>

　　大小麦易生黑疸病，边区农业科技工作者经过大量实验用浸种法，两瓢热水、一瓢凉水浸种，可以有效避免黑疸病。边区农民缺乏现代科学知识，称蝗虫为神虫，麦子害黑疸病是天年。

　　曲阳范家村小学老师赵岭峻号召农民浸种，农民说：“编书的人又没种过庄稼，懂得什么治黑疸病？”赵岭峻自己种了两块地，一块浸种，一块不浸；快要收割的时候，村民观察浸种的果真没得黑疸病，这才相信浸种的好处。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通过教育农民破除了封建迷信的束缚，推广了农业知识。1944年，易县浸种83819斤，能种地151693亩；阜平六个区浸种3284户，5876市斗；平山浸种的能种麦23077亩。1945年开始大量在全边区推广。<18>

　　多耕多锄：4亩地分两块，一块2.2亩，锄了两遍打粮1.8石，锄三遍的打粮2石。轮作、间作，培养地力，庄稼长得好：玉米带豆子，多打豆子，玉米还长得好。还有棉地带芝麻。谷地种萝卜，谷收了可吃菜，谷不收吃萝卜。

用驴向田间运送肥料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号召农民养猪，多积农家肥，积绿肥等等。北岳区19个县共割草6.28090388亿斤，压绿肥304045194坨。施肥数量以阜平为例，旱地平均三十担，水田平均五十担。如盂县磨盘村，受雹灾，去年产粮520石，今年600石，比去年增加380石。寿阳曲尺庄，去年产粮1822石，今年2022石，比去年多产200石。<19>去年亩产谷一石二斗，今年亩产一石八斗。根据五个专区、28个村统计，1943年有133户不够吃。1944年因大生产，只有46户不够吃，减少50.3%。

　　号召种植经济作物。1944年三斗米换一匹布，前两年半斗米就可以换一匹布，在粮食够吃的情况下提倡多种棉花，种一亩棉可顶3.15亩谷。因外来原料困难，提倡种染布用的蓝靛、种油料作物。山地多种玉米、山药、麻，比种谷子合算。

平西少年儿童植树造林

　　号召多种树，1939年颁布《禁山办法》，规定五十度以上之山坡，由区村公所按轻重缓急逐年禁山，保持土壤。鼓励人民在房前屋后种植经济类树木。冀晋区的二专区，该地虽系山岳地带，但沿河土壤肥沃，气候较暖，比较适宜栽种梨果，于是政府号召人民广泛栽培花椒、核桃、柿子、梨、枣等。

　　1945年，盂县就产花椒20万斤，桃仁20万斤；五台也产花椒6万多斤，桃仁2万多斤。榆次有10个村产水果共6万多斤。崞代的53个村，每村产梨20万斤，共1千多万斤；产枣2400石，每石枣与每石谷价相等，值洋120万元。不仅保护了土壤，改善了气候，而且给百姓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利益。

1944年冀西灭蝗

　　“旱生蝗虫潦生鱼”，旱灾有利于蝗卵的孵化、蝗蝻的生长和成年飞蝗的迁移，大旱之后是蝗灾。1944年发出蝗蝻边区紧急号召：“放纵蝗虫就是放纵敌人！”军民齐努力，北岳区十四个县有585879人参加灭蝗蝻。

　　1945年冀西三个区不完全统计：灭蝗389748斤，挖蝗卵44506斤。<20>技术人员还发明“生物武器”，以红、白糖水为原料发酵后，涂在蝗虫蝻虫腹部，放回群里，使其生病，传染其他蝻虫。实践表明，仿制病虫害毒药，白信〔编者注：又称信石、砒霜，主要成分三氧化二砷，剧毒。〕最有效，其次黑矾、红矾、兰矾、莉篓、莞蒿子。治疗蚜虫，烟梗水、棉油最有效。

　　山地还有害兽，野猪、狼等。1944年11个县的狼吃掉的羊就有9708只，吃掉的比边区补充的还要多。灵丘下关一带，狼伤亡二十多人。推广打猎英雄李秀兰的打狼夹子。

　　边区号召农民开展副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1944年后随着大生产运动的深入，人民副业、手工业更加充实活跃，合作社业务也由单纯的供给、运输转向生产，于是从事纺织、榨油、烧酒、漏粉、磨面、敖盐、造纸、制药、做鞋、做衣服、铁匠、木匠、挖煤等副业生产达二十余种。

　　折合家庭收入，一般相当于农业生产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易县栗元村群众有祖传的作杈技术，1944年合作社给贷款，组织了九个小组，68人，纯利60万元，平均每户增产四石米。

　　战争环境下疫病流行，边区还组织军区医疗队、医药合作社，为百姓治病，大力宣传卫生知识。做好了加法还必须做减法。

军队大生产

　　军队、机关精兵简政与大生产

　　为了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和休养生息民力，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以节约人力物力。边区认真贯彻了中央提出的“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原则，紧缩机构和人员。

　　部队也将所有大团缩编为小团。通过整顿，边区脱产人员所占总人口比例已低于3％的标准。光做减法是不够的，还必须做加法。

　　杨成武说他去军区开会，聂荣臻司令员经常请他喝羊奶，原来聂司令员养了一只羊。杨成武自己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他晚年自豪的说：“当年我们种的白菜长得可好了。”

　　1942年，北岳区部队帮助群众耕地51189亩，收割73135亩，帮助群众送粪修地用工113724个。大生产运动开始后，军队、机关参加生产更为普遍。1944年北岳区部队开荒38800亩，修滩地1893亩，恢复熟荒13000亩。

　　粗略计算，北岳区机关部队收获15000大石粮食，蔬菜300多万斤。1945年北岳区机关部队生产更为扩大，开垦荒地33580亩，帮助群众春耕181278亩，可使灾民、抗属、难民及无力耕种者收获粮食24472530斤。<21>1943年11月18日，太原《东亚新报》《冀西赤色地区调查记》记录如下文字：“飞机上俯视……当飞机飞入山岳地区时，触目所见……不论山谷或高原上，除岩石外，全耕种得井然有序。由此可见中共对增加生产的努力。”

　　劳武结合

　　战胜了天灾还有鬼子这个人祸。日寇为了保证华北占领区的城市稳定，从1939年从澳大利亚进口面粉26万吨，1940年16万吨，1941年23万吨。<22>也就是说，从我党敌后根据地的掠夺根本无法达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

　　太平洋战争之后，日寇愈发困难，日寇抢老太太窝头吃、抢民工的旱烟抽，甚至抢新兵的手表卖给伪保长（我地下工作者）换鸡吃。

　　1942年4月19日，《抗敌报》记录的日寇反扫荡记录（大家别笑）：“去扫荡的时候穿着单衣，冻得哆哆嗦嗦，回来时带着抢来的农民的毡帽，裹着棉被。”除了抢牛、羊、鸡，“灵丘六区抢走被褥436件、皮袄93件，从身上脱去棉衣110件，旧毡帽64顶，其余像口袋、绳索针线……只要被看见就一扫而光。”

　　〔编者注：《抗敌报》，1937年10月在河北省阜平县试办，1937年12月11日在河北省阜平县创刊，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报社编辑出版。1938年4月升格为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的机关报，后来成为中共晋察冀分局机关报。1940年11月7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抗敌报》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党报，也是《人民日报》报系中创办最早的报纸。〕

　　毛泽东在1942年10月1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指出：“斯大林格勒一役，迫使希特勒转入战略防御”，“这一形势，将直接影响到远东。明年也将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头。它将一天一天感到头痛，直至向它的墓门跨进。”

1944年2月参加第一届晋察冀边区群英会的爆破大王李勇　右二

　　敌越来越弱，我则越战越强。晋察冀土八路民兵（编者注：武工队）战斗力与主力部队几乎没有差别。爆破英雄李勇爆破组，1943年北岳区春季反扫荡时，用地雷加冷枪毙敌130余人；秋季反扫荡毙敌300人，炸毁汽车五辆。日寇叫嚣用一百个“蝗军”换李勇。神枪手李殿兵率领游击小组与日寇展开麻雀战，在一次战斗中，其一人狙杀日寇17名。像李勇、李殿兵这样的民兵有很多，如李混子、张傻子、郑二妮、李三妈（都是男的），还有很多出色的女民兵英雄，如女地雷大王殷志华，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大生产运动后，农民被组织起来成立“拔工组”、“互助组”。

　　在收获中，村生产委员会和变工队对全村麦子亩数、劳力都是统一掌握指挥，谁家先熟，就先给谁家割；哪组先到，就先下手，不浪费一点劳力。

　　割、收、运、打、藏详细分工，儿童也不闲着。游击小组上山警戒，同样记工。由于充分利用了全村的人力畜力，并解决了报酬问题，所以大大加快了收获的速度，“去年一个劳力一天只能割八、九分地，今年一人一天就割1亩7分。往年得半月功夫，今年两天半就完成了。”

　　民兵和自卫队直接从事生产，还配合群众破坏敌人的交通，迟滞敌人的速度，配合主力部队阻击袭扰敌人。收获时节站岗放哨，警戒监视敌人的动向；夜间深入敌人据点附近，开枪惊扰敌人，弄得敌人惊恐不安。地雷作为防御武器在民兵手里变成进攻性武器──趁着天黑埋到日寇岗楼周围。

　　1943年秋，敌人扫荡北岳区，发誓要抢阜平沙河滩的稻，当时军民喊着：“抢回沙河稻，饿死老洋鬼”。河岸村村都动员，阜平县委书记和农会主任亲自动手，组织起来分成班、队和大队，选出负责人，规定纪律，连夜出去干活。9774亩水稻，敌人只抢走1529亩，占15.7%；我抢收占84.3%。<23>而且收了就打，保持坚壁，坚壁了又种麦。

　　1944年满城十二天当中，敌人曾出扰四十次，每次约在两路以上，然而我们竟在炮火中完成耕种土地五十顷。完县敌于五月二十二日奔西岭某村，以四个民兵监视道路，封锁敌人，而群众照常工作，不仅未妨害生产，且炸死两个敌人。

　　边区在救灾过程也发生了许多错误，如1942年春耕期间，灵寿个别村庄规定“没有10亩地的不贷款”。这就使无力春耕的贫农、佃农，贷得太少或贷不上。有些地方分配上平均主义严重。1942年春，阜平有的村贷款户达90％以上，有的全村都贷了。这样平均分配造成了不该贷的或应少贷的给贷上了或多贷了，真正没有办法的反而少贷。个别区村干部自私自利，闹宗派主义，自己和亲友贷的多。如北岳区，1942年有一村的贷款，村干部占了14户。没有人能不犯错误，关键是，面对错误是积极改正，还是麻木不仁继续错下去。如何面对错误，是评判一个人最好的方式。

　　“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是行不通的”──毛泽东。

　　正是不讳言自己的错误，并积极加以改正，党政军民才能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地工作、学习、生产、战斗，共渡难关。就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边区政府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通过兴修水利、培育良种、兴利除害以及开展手工业、运输业等具体措施，最后终于战胜了1942年前后的天灾人祸，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

　　国民党政府的救灾

　　与边区相邻的河南，1942年省政府呈请最高当局，要求减少本省田赋征实、征借200万大包，再缓征30万大包。1942年11月5日美国驻华武官谢伟思写给美国国务院报告《河南的饥荒》称：“直到9月10日，才宣布取消征税和不再打算征税。但是，这时有一半的赋税可能已经征完了”，“原计划征军粮600万袋（每袋110磅），后来减少到470万袋。据非正式报告，已经征集了250万袋，其中不包括地方和省政府的实物税。”<24>

河南灾区难民

　　1943年初，重庆版《大公报》刊载了一篇通讯，向大后方人民首次披露了河南发生大饥荒的消息。《大公报》说了几句真话，但就在文章发表的当天晚上，重庆新闻检查所就给报社送去了国民党军委会勒限该报停刊三天的命令。问其缘由，答：“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委员长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编者注：征实，即征粮，属民国官方用语。〕从而封锁了所有来自河南大饥荒的消息，再也没有哪个新闻媒体敢于披露实情。

流浪中的灾区难民

　　最终，是一位美国记者进入灾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将通讯稿发往国外，将河南大饥荒的惨状公诸于世。来自中原的灾情真相再也无法掩盖时，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做出一副姿态，“拨发赈款，救济豫灾。”但这样的赈济没有给河南人民带来生的希望，却变成了一场闹剧。

　　如果说国民政府不救济灾民，那是冤枉，国民政府也实施了救济。国民党政府在灾民逃难的陇海路沿线设粥厂，共发放赈灾款5550992.8元，购买粮食2139.869石，即136780.4斤，救济灾民数目558806人。<25>国民政府无论战斗伤亡数字，还是别的数字，经常是驴唇不对马嘴。按照他提供的数字，大家自己算，每个灾民能分到多少？〔编者注：0.245斤。〕

　　旅居中国的德国友人王安娜写道：洛阳（当时国民党河南省省会）的各条街道上，都是饿的气息奄奄的灾民，“但在饭店，政府的官员和军官们却吃着珍馐美味”，许多商人和贪官“囤积大米，大发其财，然后又派人拿赚到的钱去买濒于死亡的农民的土地、孩子和财产”。

　　不少政府的官员和军官，甚至用高得出奇的价格出售政府的小麦，牟取暴利，“而这些小麦是他们不久之前刚刚用武力从农民那里夺来的”。重庆中央政府“也利用饥荒的机会来发财。海外响应救济机构的号召，捐款救灾，这些钱在法定的金融市场上换成中国货币，但汇率只及黑市兑换价、亦即实际价值的1/10。这就是说，政府的银行至少吞没了救济金的一半。”<26>

　　汤恩伯在叶县无代价地圈占民田千余亩，大征民力，摊派巨款，仅叶县就摊派七千多万修筑官舍。把界首划为与敌伪通商、公开走私的市场，甚至还联手日军私下贩卖毒品。国民党上层奢侈腐化，巧取豪夺，国民党基层官员也是贪污成风。

　　邓县田管处的黄剑峰，1942年“浮收征实征购为数至巨，盗卖净尽”。而汝南“付伯明案”更为惊人：该县社仓共有公田49顷，每亩每年交2斗，由仓库主任付伯明保管。从1937年到1942年合计储粮1500石。灾荒正盛时，各方决议开仓放赈，预计每人1斗麦即可维持生命，1500石麦可救活15000人。待开仓时，发现积粮已被付伯明挥霍一空，相当于他一个人剥夺了15000人的生命。<27>

　　1944年秋，八路到达豫北时，战士们发现“干尸晃荡荡的吊在房梁上。”“村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恶臭”，“村中的房屋深处，在被野兽吃剩的狼藉的尸体和一具具露着牙齿、带着头发的骨髅旁边，母狼正哺育着它的小囝。”目之所及，一幅人间地狱的情景。

　　尾评

　　国民党和共产党所面对天灾人祸的不同态度与举措，根本源于其自身的阶级代表属性。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就能看出一些端倪：“扶”字，注明了工农为弱者的地位与命运。而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大胆地喊出“工农神圣”、“劳动人民要翻身做主人”。

　　土共不仅仅是救灾。发动群众灭蝗，是打破封建思想对人民的束缚，树立人定胜天信心。发动妇女纺织，成为深入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积极地参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提高了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改变了几千年来妇女们“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传统思想。当时百姓口碑是“我们女人现在可能了”、“我也让女儿读书，长大了也让她当干部”，从而初步改变了旧中国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

　　拔工组，互助组，将几千年来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模式，变为组织起来的集体劳动模式，改造了边区，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社会。这一切，都是一种伟大的社会革命创举。到访过边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说：边区“是中国的试管”，一个崭新的中国将跃出地平线。


　　【注释】

　　<1><2><3><4><5><7><12><13><15><16><17><18><19><20><21><23>魏宏运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版）736页、723页、704页、694页/695页、730页/744页、718页、727页、410/412/444页、370页、411页、368页、469页、461页、367页、557/570页）、365页

　　<6><8><9><10>魏宏运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版）191页、200页、201页、204页

　　<11><14>《晋察冀人民翻身记》（晋察冀人民斗争史编辑部1982年版）42-43页、49页、

　　<22>《大本营陆军本部》（作者：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译者：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版）104页

　　<24>《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　罗请、赵仲强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出版）15页

　　<25>《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与乡村社会》（作者：苏新留 出版社：黄河水利出版社2004年出版）156页

　　<26>《中国一我的第二故乡》（德·王安娜著　三联书店 1980年版）第376页、第377页

　　<27>《河南文史资料》第十三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4页
　　未见标注的见《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年谱》《程子华回忆录》《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等。
　

　　--- 相关链接 ---

　　美国记者眼中的1942：三千万人饥荒中颠沛流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