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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次事件
主编：张秀平 王晓明
51 杯酒释兵权
强干弱枝，巩固中央集权，中国从此不再分裂
在结束五代十国局面的过程中，北宋统治者着重考虑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重建中央集权的专制
统治，使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跋扈局面不再继续出现；二是如何使赵宋王朝长期巩固下去，不再成
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建隆元年(960年)末,宋太祖平定李筠及李重进叛乱后的一天，召见赵普
问道：为什么从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换了八姓十二君，争战无休无止？我要从此息灭天下之兵，建
国家长久之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赵普精通治道，对这些问题也早有所考虑，听了太祖的发问，他便
说这个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治理的办法也没有奇巧可施，只要削夺其权，制
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就安定了。赵普的话还没说完，宋太祖就连声说“你不用再说了，我全明
白了”。于是一个重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计划就这样酝酿出来，并逐步付诸实施了。
在北宋中央集权方面，最重要的是兵权，也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范浚在《五代论》中指出：“兵
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这些话揭示了唐末五代以来，在政治局面变换中，兵权所
起的决定性作用。从小军官到殿前都点检，又从殿前都点检跃上皇帝宝座的赵匡胤，十分懂得军事力量
的重要作用。因此，宋朝一建立，他就吸取后周灭亡的教训，加强了对禁军的控制。
建隆二年，太祖鉴于当时已控制局势，就着手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把殿前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
容延钊罢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成德节度使。因为殿前都点检是宋太祖黄袍
加身前担任过的职务，从此不再设置。由石守信接替韩令坤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起初太祖以石守信
等人都是自己的故友，并不介意，赵普就向他数次进言说：“臣也不担心他们会背叛陛下，但是如果他
们的部下贪图富贵，万一有作孽之人拥戴他们，他们能够自主吗”？这些话实际上是提醒宋太祖，要他
记住陈桥兵变的事件，避免类似的事件重演。果然宋太祖采取措施要解除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
建隆二年七月初九日晚朝时，宋太祖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喝酒，当酒兴正浓的
时候，宋太祖突然屏退侍从叹了一口气，给他们讲了一番自己的苦衷，说：“我若不是靠你们出力，是
到不了这个地位的，为此我从内心念及你们的功德。但做皇帝也太艰难了，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
个夜晚都不敢安枕而卧啊！”石守信等人惊骇地忙问其故，宋太祖继续说“这不难知道，我这个皇帝位
谁不想要呢”？石守信等人听了知道这话中有话，连忙叩头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谁还
敢有异心呢”？宋太祖说：“不然，你们虽然无异心，然而你们部下想要富贵，一旦把黄袍加在你的身
上，你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也身不由己了。”
一席话，软中带硬，使这些将领知道已经受到猜疑，弄不好还会引来杀身之锅，一时都惊恐地哭起
来，恳请宋太祖给他们指明一条“可生之途”。宋太祖缓缓说道：“人生在世，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
所以要得到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聚金钱，多多娱乐，使子孙后代免于贫乏而已。你们不如释去兵权，
到地方去，多置良田美宅，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的产业。同时多买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
年，朕同你们再结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石守信等人见宋太祖
已把话讲得很明白，再无回旋余地，当时宋太祖已牢牢控制着中央禁军，几个将领别无他法，只得俯首
听命，表示感谢太祖恩德。第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上表声称自己有病，
纷纷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让他们罢去禁军职务，到地方任节度使，并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
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
三衙统领。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将的兵权后，太祖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
军将领。禁军领兵权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这就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以后
宋太祖还兑现了与禁军高级将领联姻的诺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后来又把女儿嫁给石守信和王
审琦的儿子。张令铎的女儿则嫁给太祖三弟赵光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只是宋太祖为加强皇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其后在
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有三项：
第一，建立不同于前朝的枢密院制度，长官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主管调动全国军队，分掌军政大
权。枢密院与三衙统领各有所司。三衙虽然掌握禁军，但却无调兵和发兵的权力。枢密院有发兵、调兵
之权，而不能直接掌握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
第二，内外相维政策。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使京城驻军
足以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变乱，也使外地驻军合起来足以制止京城驻军可能发生了内变。内外军队互相
制约，都不能发生变乱，而京城驻军又多于外地任何一个地方，这样皇帝也就可以保证牢牢控制全国的
军队了。
第三，兵将分离政策。无论驻屯京城的禁军，还是驻在外地的禁军都必须定期调动。京城驻军要轮
流到外地或边境戍守，有的则要到产粮的地方就粮，这种轮流驻防的办法称为“更戍法”。这种方法名
义上是锻炼士兵吃苦耐劳，实际上是借着士兵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
常师。将官再也不能同士兵结合，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声望，也就再也不能率兵同朝廷皇帝对抗了。
对地方藩镇采用强干弱枝之术，其措施主要有三项：
第一，削夺其权。为削弱节度使的行政权力，把节度使驻地以外兼领的州郡——支郡直属京师。同
时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等地方官。三年一更换，直接对中央负责，向朝廷奏事，不再听令于
节度使。对于一些五代以来一直盘踞一方的节度使，宋太祖又故伎重演，拿出“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将
其逐一罢免。后来又设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权，利用通判与知州之间的相互制约，使一州之权不致为知州
把持，防止偏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轨道。
第二，制其钱谷。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除留少量应付日常经费外，其余
的钱帛都要送到京城上交中央政府，不得占留，这样地方的财权就完全收归中央了。
第三，收其精兵。乾德三年(965年)八月,宋太祖下令各州长官把藩镇所辖军队中骁勇的人，都选送
到京城补入禁军。又选强壮的士卒定为“兵样”送到各路。召募符合“兵样”标准的人加以训练，然后
送到京城当禁军。这样中央禁军集中了全国精兵，而地方军队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编成厢军，只供杂
役，地方再也没有军事力量可以同中央抗衡了。
通过这些措施，唐末五代的那种专制一方的藩镇，在宋初就逐渐消失了。
在官僚制度方面，侧重削弱宰相权力。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
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
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
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的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
力。此外，宋初还在设官分职、科举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有利于加强皇权的政策。
宋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加强了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
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
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52 杨家将抗辽
人民按照自己的选择，让杨家将的忠勇流芳百代
杨家将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已达八百多年，它主要是叙述北宋名将杨业及其子孙们抗击北方辽朝
和西夏统治者侵扰中原的事迹。其中杨业、杨延昭、杨文广都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作依据，但是大量的故
事情节，却是劳动人民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塑造出来的。
杨业(？─986年),原名重贵，麟州新秦(今陕西神木)人。他的父亲杨信在后汉曾任麟州刺史。杨业
青少年时代为后汉河东节度使刘崇的部属。后周广顺元年(951年)刘崇在太原割据,建立北汉政权，提拔
杨业为建雄军(今山西代县)节度使，并赐名刘继业，让他长期镇守北方重镇代州捍御辽兵。在抵御辽朝
侵扰的斗争中，杨业屡立战功，每战必捷，当时被人称作“刘无敌”。
太平兴国四年(997年),宋太宗率大军亲征北汉，兵围太原，杨业随北汉主刘继元出城降宋。太宗早
闻杨业大名，见杨业归降，大喜过望，命为左领军卫大将军、郑州防御使，并复其姓名为杨业，仍带兵
镇守代州。杨业自归附宋朝以后一直带兵驰骋在河东的抗辽战场上。
太平兴国(980年)三月,辽景宗发兵十万攻雁门，当时杨业只有数百名骑兵，无法与辽军硬拼，他出
奇兵抄小路绕到雁门关以北，从辽兵的背后杀出，与潘美前后夹击，大败辽兵，杀死辽朝驸马侍中肖咄
李，活捉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杨业因此被提升为云州观察使。自此契丹人都畏惧杨业的威名，每同
宋军作战，只要一看到杨业的旗帜，就悄然引兵退走。但杨业却遭到其他宋将的妒忌，有的甚至上书诽
谤他，幸好太宗不信那些不实之词。
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决定再次北伐辽朝，分三路出击。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朔等州行营
都部署，命杨业为副帅，率领西路军出雁门关。起初,西路军进展迅束，连克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
西应县)、朔(今山西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北)四州。但由于曹彬、米信率领的东路军进攻幽州失利,
宋太宗即命西路军撤退；并把云、应、朔、寰四州吏民迁往宋境内。当潘美、杨业撤军至朔州南面的狼
牙村时，辽兵已攻陷寰州，杨业见辽兵势盛，不宜同辽兵争锋，主张绕道而行，避开正面强大之敌，于
途中的石碣谷布列三千强弩，再以骑兵援于中路，这样就可保证撤退的宋军将士和被迁的四州吏民安全
回到宋朝境内。这个作战计划遭到潘美和监军王侁、军器库使刘文裕等人的反对。王侁说“现有数万精
兵，不必如此胆怯畏敌，而应直趋雁门北川”，杨业以为这个冒险举动必遭失败。王侁竟指责杨业空有
无敌的称号，并诋毁他遇敌有意不战，是怀有异志。杨业作为一个从北汉归降宋朝的将官，最忌讳别人
诽谤他对宋朝怀有二心，于是他气愤地说“我杨业不是伯死，只是认为时势不利，不能让士卒白白死亡
而又不能立功，既然你们指责我不去死，我就先死在你们之前好了。”说完，就带兵向朔州进发，临行
前，杨业老泪纵横对潘美说：“我此去必定要失利，我杨业本是北汉降将，按理早该被处死了，但是皇
上不杀我，反而让我带兵。我非故意放着敌军不去出击，而是想寻找战机，争取立尺寸之功以报国恩，
今天诸位指责我有意避敌，我杨业一定先死于敌人手中。”接着，他指着陈家谷口(今山西朔县南)说：
“请你们在此布置步兵强弩，分左右两翼准备救援，待我转战到这里，你们就用步兵两面夹击相救，不
然，将会全军覆没”。潘美答应了杨业的请求，在陈家谷口布下了阵，以备救援。可是过了不久，王侁
见杨业没有回来，以为杨业已击败辽兵，为了争功，他擅自领兵离开谷口，潘美作为主帅对这种行为不
仅没有阻拦，自己也跟着离开了。当潘美和王侁率军离开陈家谷口十公里远的时候，就听到杨业兵败的
消息，他们非但不前去援救，反而率兵逃跑。
杨业遭到辽军的伏击，率所部同占绝对优势的契丹兵作战，自正午至傍晚，辗转退至陈家谷口，眼
望着潘美、王侁的援军，可潘、王二人竟置杨业于不顾，只管自己逃命去了。
杨业至此仰天长叹：“此遭必死矣”，将士们抱头痛哭。当契丹追兵又蜂拥而至时，杨业身边仅存
一百多名宋军将兵，感到再战，也是徒劳，便命他们自谋出路，若能生还也好回去把这次战斗的情况向
宋太宗报告。众将士为杨业的真诚所感动，皆死战不愿离去。这时契丹兵越围越多，最后部下将官和士
兵全部壮烈殉难，只剩下身负十数处重伤的杨业，仍奋力杀敌，直到坐骑受了重伤不能行动，才被契丹
兵所俘，杨业的儿子杨延玉也在这次战役中战死。杨业自被俘后，绝不向契丹低头投降，他想到自己对
宋朝一片忠心，却遭到奸臣陷害，以致兵败被俘，无限悲愤，决心用绝食而死来表白自己的一片赤胆忠
心。这位威震敌胆的沙场老将，在绝食三天后，死于被押解往燕京的途中。
杨业之死，使北宋朝野震动。当时许多人听了杨业受陷害以及同部下一起英勇不屈壮烈牺牲的可歌
可泣的事迹后，都为之流下热泪。为了褒奖杨业为国捐躯的英雄行为，宋太宗追赠杨业为太尉、大同节
度使。他的儿子延朗(后改名延昭)、延浦、延训、延环、延贵、延彬亦因此得到升迁。潘美受到削夺三
任的处分，王侁则被除名编管。
杨业的七个儿子中，杨延昭最负盛名，他继承了父亲事业，亦驰骋在宋朝抗辽的战场上，也是一代
名将，杨延昭在青少年时，就深得杨业的喜爱，认为“此儿类我”，每次出征，都把他带在自己身边，
经受战斗锻炼。雍熙北伐，杨业攻应、朔等州时，延昭为其先锋，英勇杀敌，在朔州城下被流矢射穿了
胳臂，他仍然不下战场。雍熙北伐之后，延昭在景州(今河北景县)、保州(今河北安新县)等地抵御辽军
侵扰。
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契丹贵族又一次向宋朝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宋军节节失利。当时杨延昭
正守卫遂城(今河北徐水县东)，九月初，辽军攻遂城，杨延昭等人飞书告急，请求增兵为援。河北大将
傅潜畏怯不敢出，遂城遂为辽军所困。于是，遂城城小无备，辽军攻围甚急。杨延昭虽指挥部队将他们
一次又一次打退，而由于萧太后亲临城下，自执桴鼓督战，矢飞如雨，危势并不稍减。城中守军不满三
千，众心危惧，延昭则从容自若，悉发城中居民丁壮登城，被甲执械，日夜护守。一直坚持到十月间。
时当初冬，本不甚冷，适值寒潮，气温骤降，杨延昭命城中军民汲水浇灌城墙，一夜之间城墙变得又坚
固又光滑，辽军攻城不下，只好绕过遂城进攻别处。这次战役结束后，杨延昭等即威震边庭，人们称杨
延昭守卫的遂城为“铁遂城”。宋真宗特意召他询对边策，并称赞他“治兵护塞有父风”。
咸平四年冬，契丹再发兵寇边，杨延昭与杨嗣共守保州，设伏兵于遂城西北之羊山，待辽军攻城，
即以少数骑兵自北诱之，且战且退，至羊山下，伏兵四起，尽歼辽军。杨延昭以此功升任莫州团练使，
这就是著名的“羊山之伏”，当地居民为纪念这一胜利，因改羊山为杨山，或曰“藏兵山”。
景德元年(1004年)，辽圣宗、萧太后率兵大举南侵，一直深入到黄河北岸的澶州，宰相寇准信赖杨
延昭等名将，力主抵抗。杨延昭当时上书建议，乘辽兵大举南下之际，出兵取幽、易等州，但宋真宗根
本没有挫败辽军信心，杨延昭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澶渊之盟订立后，杨延昭以为国耻，乃拒绝朝廷“勿
伤北朝人骑”之命，与张凝、石普等痛歼辽军游骑不止。及辽军北退又不顾朝廷“勿追契丹”之命，独
率所部万骑，进抵辽朝边界，破古城(今山西广灵西南)。景德二年，杨延昭升任莫州防御使，并出知保
州，后又任高阳关路副都部署，主持河北一线的边防。
杨延昭也像他父亲杨业那样智勇善战，能与士卒同甘苦，遇敌必身先士卒而又不居功，深受士卒爱
戴，他前后守卫边境二十多年，威名也为契丹人所畏，被契丹人称之为“杨六郎”。他死后，河朔之人
多望棺而泣，就连敌方契丹人也举哀致敬。
杨延昭之子杨文广也是一名武将，北宋中期曾在陕西对西夏作战。还曾随狄青讨广源州蛮侬智高，
都有战功，后来杨文广还出任过定州守将，为抗辽斗争献策。
53 宋辽和战与澶渊之盟
“化干戈为玉帛”，促进南北经济的发展
宋辽战争长达二十五年，其目的在于争夺燕云十六州。由于燕云十六州是一个先进的农业区，它的
农业、手工业和其他文化活动都比契丹本部地区发达。因此契丹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重要性有着足够的
重视，他们把燕云十六州中的幽州升为南京，改皇都为上京，把原先的南京(辽阳)改为东京，又在南京
幽州建立了相应的许多官职，视为腹地，俨然以大国的姿态屹立于宋朝对峙的北方，成为大辽帝国。
从中原王朝来看，燕云十六的得失，关系一代江山的安危。这十六州的幽、蓟、瀛、莫、涿、檀、
顺七州在太行山北支的东南，称为“山前”，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称为“山后”。今长城自居庸关以
东向西南分出一支，绵亘于太行山脊，到朔州以西复与长城相合，这就是内长城。中原失“山后”，犹
有内长城的雁门关寨可守，失“山前”则河北藩篱尽撤，契丹的骑兵就可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
河朔。所以中原王朝从后周柴荣起，就开始了与辽争夺燕云十六州的战争。柴荣病故的第二年，赵匡胤
建立北宋政权，他鉴于北汉与契丹联盟一时难取，因而在进行统一南北的战争的时候，采取了“先南后
北”的战略方针。但他念念不忘收复燕云,曾在内府库专置“封桩库”,准备以封桩库的钱来赎买燕云。
开宝末年(976年)，赵匡胤突然故去，其弟赵光义即位，他就是宋太宗。
这时中原统一的形势已经奠定，漳泉、吴越又相继归降，于是中原剩下来的封建割据政权就只有一
个称藩于辽的北汉。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乘灭北汉之势，移师辽南京幽州，企图一举收复燕云地区。宋军初战
获胜，连下易(今河北易县)、涿等州，由于辽军苦守待援，宋军不得不屯兵于坚城之下。宋太宗率军于
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与辽援军展开激战，在辽军耶律休哥、耶律斜轸援军夹击之下，宋军大败，宋
太宗中箭，急乘驴车逃走，从此不再亲临战场。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辽圣宗即位，年方二十，母萧太后当政，宠臣韩德让掌握大权。宋太宗认为
辽朝“主幼国疑”，正是可乘之机。雍熙三年(986年),宋军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战，分东、西、中
三路出兵。但由于东路军受阻，宋军败退。
宋太宗两次伐辽失败，使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有了严重的恐辽情绪，接着而来的王小波、李顺起
义，李继迁联辽反宋，迫使宋太宗重新考虑其内外政策的调整。淳化二年(991年),宋太宗向大臣讲了这
样一段话“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是边事，都可以预先防备，只是
奸邪难以觉察。若为内思，深为可怕，帝王合当用心于此”，寥寥数语，却标志着北宋王朝军政方面的
一个重大转折，它情愿把敌对的辽政权置之不顾，而把武装力量侧重使用在镇压境内的劳动人民方面。
可以说在宋太宗晚年，宋的守内虚外政策的的指导思想已经形成。宋太宗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对辽
由攻到守,故放弃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打算，只在河北平原上疏浚沟通沿边河道，使西起沉运泊(今河北保
定北)、东达泥沽海口(今天津塘沽南)的屈曲450公里之地，遍布塘泊、筑堤贮水，沉远泊以西则依靠种
植榆柳林，设置寨铺，派兵戍守，以与辽朝相对峙。在宋取守势后，辽朝对宋却展开攻势，就在宋军第
二次伐辽失利的冬天，辽圣宗和萧太后利用宋军溃散，士气低落的时机，率大军南下。东线辽兵主力在
瀛州的君子馆歼灭宋军数万。乘宋河朔守军皆无斗志，长驱直入,攻陷了深州(今河北深县)、祁州(今河
北安国)、易州，大肆纵火杀掠，然后满载金帛等战利品北还。自此,辽利用其骑兵优势，不时进扰宋的
边区。咸平二年(999年),萧太后、辽圣宗率兵南下，宋将傅潜率大军驻定州，闭门自守，不敢出战，次
年正月，辽兵到瀛州，大败宋军，擒宋将康保裔。咸平六年四月，辽兵入侵定州望都，宋将王继忠与王
超、桑赞领兵前去迎敌，在望都附近康村同辽兵遭遇。王超、桑赞临阵畏缩，率师先退。王继忠虽与部
下赴敌力战，但被俘后也向辽投降，娶了萧太后所赐的妻子，做了辽朝的官，还表示要“为辽尽力”。
宋真宗还以为他战死了，下诏赠官褒奖，令人啼笑皆非。
景德元年(1004年)八月，萧太后、辽圣宗率大军以收复失地为名大举南侵。辽军采取避实就虚的策
略，绕过许多宋军坚守的州县，直趋黄河边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大有直逼北宋都城开封之势。宋廷震
恐，朝中大臣在如何对付辽朝进攻的问题上，发生了主张迁都逃跑与坚决抵抗两种对立意见。大臣王钦
若主张放弃东京逃跑，迁都昇州(今江苏南京)，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只有新任宰相寇准
等少数人力主宋真宗亲往澶州前线督师，以振士气。十一月二十四日辽兵抵达澶州北城，随即对澶州北
城展开三面围攻，辽军充当先锋的大将萧挞览在督战时，被宋军床子弩射中额角，当晚死去。辽军因损
失大将，士气低落，就稍为退却。十一月二十六日，宋真宗到达澶州北城，使宋军士气大增。辽军的南
侵，原是以掠夺财物和进行政治讹诈为目的，及侵入宋境后，因阵前受挫败，就表示愿与宋朝议和。宋
真宗原就害怕同辽兵作战，这时见议和有希望，他只盼辽军能够尽快北撤，不惜代价，遂在十二月初与
辽商定和议，交换誓书。和议约定：
1、宋朝每年交给辽朝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
2、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不得收容对方逃亡“盗贼”；
3、双方不得创筑城堡，改移河道。此外,宋辽互称兄弟之国，辽圣宗耶律隆绪称宋真宗赵桓为兄，
双方使者定期互访。这个宋辽双方在澶州城下达成的休战协议，历史上就称为“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不仅使辽兵得以安然从险境中脱身，还获得了战场上本来得不到的东西。对宋朝来说
“澶渊之盟”则是一个屈辱妥协的和约，它是宋朝推行“守内虚外”政策的副产品。不过，从中华民族
的发展史看，“澶渊之盟”的订立，却结束了宋辽之间连续数十年的战争，使此后的宋辽边境长期处于
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不仅双方边境大片地区得以发展生产，而且双方还通过“榷场”进行经济交流和
商业活动，因而对南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提高是十分有利的。
54 王小波、李顺起义
这次起义提出的“均平”思想，对以后的农民起义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小波、李顺起义是爆发在北宋建国后不久的一次农民战争。
北宋王朝是通过军事政变夺得政权的，因而统治者一开始就公开纵容大地主进行兼并，土地迅速地
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唐末的黄巢农民大起义，从中原到江南，横扫了大半个中国，但没有进入四川，这
里的封建势力没有受到冲击，生产关系比其他地区落后。农民，特别是佃农所受的剥削压迫十分苛重。
后蜀统治时期，四川境内绝大多数土地为豪强地主所占有，80％左右的人口属于贫苦农民。因此，四川
已经成为当时国内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区。
北宋政府建立后，对四川农民处境不但未作任何改善，反而加强了对他们的剥削。除常规赋税外，
官府在成都又设置“博买务”，迫令四川人民织作冰绔、绮绣等精美丝织品，由“博买务”统购专卖，
许多农民的副业收入被官府剥夺了，造成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的大量失业。以孟昶为首的后蜀统治集团，
挥霍无度，甚至连溺器上都装饰以珍宝。
四川还是中国重要的产茶区之一，农民大多数是茶农。官府垄断当地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边茶”贸
易，广大茶农在封建官府和地主豪绅的压榨下，生活陷入绝境，很多人只得逃亡。
993年5月，西川青城(今四川灌县)人王小波发动了武装起义。王小波向群众提出:“吾疾贫富不均,
今为汝均之”的革命口号，向地主阶级发起了猛攻。“均贫富”的口号既是对唐末农民起义的发展，也
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数万人。王小波领导起义
农民攻克青城县，“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接着又攻克彭山县，将贪赃虐民的县令齐元振处死，
剖开他的肚皮，塞满了他平日贪污来的钱币。这年冬，王小波率众攻打江源县。他在战斗中身先士卒，
不幸被流矢射中额头，伤势过重牺牲。在这个紧要关头，起义队伍没有动摇，他们共推王小波妻弟李顺
为统帅，继续实行“均贫富”的主张。李顺号令严明，所到之处，把乡里的富人大姓召集来，命他们如
实申报各自所有的财产和粮食，除按人口给他们留下够用的数量外，所余全部征调，发放给贫苦农民，
得到人民拥护。李顺领导农民军连克蜀、邛二州，队伍已增至数十万人。接着，他率领部队挥戈东下，
从西南和西北两面向成都逼进，“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
994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汉州、彭州。经过浴血奋战，又于5月16日攻克成都。为了保卫胜利果实，
发展革命形势，起义军建立大蜀农民革命政权，李顺自称大蜀王，改元“应运”，并铸造“应运元宝”
(铜钱)和“应运通宝”(铁钱)货币。起义军战士还在脸上刺“应运雄军”四字，以纪念胜利。
大蜀农民革命政权坚决执行“均贫富”的政策，用革命暴力没收地主财物，还依靠“在城贫民”，
“指引豪家收藏地窖”，大挖地主藏匿的浮财，分给贫民。这时，北到锦州，南至巫峡，大部分地区都
为农民革命政权所控制。
大蜀政权建立后，李顺立即指挥起义军四出攻打州县，反动营垒相继土崩瓦解，宋朝“败卒亡官”
四散逃命，地主豪绅“人心恐悚，投死无地”。这时，起义军已发展到“数逾百万”了。波澜壮阔的革
命形势，迅速波及其他地区，农民革命的怒火，正以燎原之势迅猛发展，“今日取某州，明日陷某县，
向风则靡，何啻席卷之易”。
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斗争，北宋政权极为惊慌，急忙派遣王继恩为剑南西川招安史，统帅中央禁军
前去镇压。李顺为阻止宋军入川，也派农民军数万人北取剑门，控制栈道，以拒宋军于险关之外。但农
民军在战斗中伤亡太重，退回成都。
李顺又亲率起义军二十万围攻梓州，因遭宋军夹击，战斗不利，也相继撤回。宋军进围成都时，正
值农民军大都四出攻取其他州县，只有十万人守卫成都。经过拚死抵抗，大多数人英勇牺牲了。不久城
破，李顺在群众掩护下出城不知下落，宋军抓了一个貌似李顺的人杀头报功。
李顺起义失败后，起义军在眉州战斗的将领张余，仍继续转战于四川各地，连续攻破嘉、沪、戎、
渝、涪、忠、万、开等八州，沿江而下，很快又发展到拥有“众十万余”的队伍。直到996年5月，各地
起义军才陆续被宋军镇压下去。
这次轰轰烈烈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严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四川“旁户”这一名称从此很少出
现，博买务也取消了。这次起义提出的“均贫富”的口号，是唐末农民大起义提出的“均平”思想的继
续和深化，它反映出广大农民要求土地和贫富均等的强烈愿望，对以后的农民起义具有深远的影响，在
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55 庆历新政与庆历党争
“王安石变法”的前奏曲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庆历年，已经统治了八十余年，其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财政
危机日益加深。宋初以来,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竟相兼并土地,造成“势官富姓，占田无限”的严重局面。
土地集中的过程，就是农民们倾家破产、流离失所的过程。同时，宋初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
策和措施，逐渐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
贫积弱的局势中。
宋太祖开宝年间，作为正规军的禁军约有三十八万人，宋仁宗时，为对西夏用兵和加强对内镇压，
各路广募兵士，仅禁军就激增至八十万人，还有厢军四五十万。北宋政府官僚机构日益庞大，通过思荫
(任子)、科举、进纳、军功、胥吏出职等途径入仕者不断增加。军饷和官俸随之而都成为一项庞大的财
政开支，单用于养兵的费用竟达全国财政收入总数的十分之七八。在和辽国订立“澶渊之盟”后，每年
又须向辽国交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所谓岁币到宋仁宗宝元、康定年间(1038—1041年)为了抵御西
夏的军事侵犯，调集大兵到陕西诸路，军费开支陡然大增，支出总数达3390万两。当西夏犯边时，辽国
又乘机迫使宋廷把每年交纳的岁币在原数的基础上再多增加了三分之二。北宋政府只有依靠增加课税的
收入，主要是依靠加重按地亩征取的农业税来解决这些问题。当时的官僚豪绅大地主阶层都享有免税免
役的特权，赋税的负担都落在中小地主以至自耕农民的身上，这就促使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统治集团之
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中小地主的赋税负担，总是通过加重地租或放出高利贷而转嫁给佃农，这就促使农
民阶级对地主阶级及北宋统治集团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因而，从太宗统治后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到宋仁宗庆历年前的四十多年中，农民和士兵的反抗斗
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伙)”。
北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严重，统治集团面临危机四伏的局面，士大夫感到必须采取措施，摆
脱困境。因而有些人对当时死气沉沉的官僚政治提出批评，提出改革弊政的主张。如宝元二年(1038年)
同判礼院宋祁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三冗”，是全国有定官而无限员，各级官员比
前增加五倍；几十万厢军坐耗衣食；僧尼道士人数日增而没有限额。“三费”，是道场斋醮、百司供费
无数；京师多建寺观、多设徒卒，增添官府衣粮；大臣罢黜仍带节度使衔，靡费公用钱。他主张裁减官
员，节省经费。长期担任宰相的吕夷简，则指责这些不满统治现状的官员是“朋党”，对他们加以打击
排斥。在对时政不满，要求有所改革的官员中，核心人物是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苏州市)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他刻苦读书，宋
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开始宦游生涯。他在当地方官时，很注意兴修水利，兴办学校，
关心时政得失，获得清正的名声。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上书言朝廷得失，民间利病，为宰相王曾
所知，晏殊荐为秘阁校理。景祐二年(1035年)权知开封府，当时舆论认为“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
有希文”。景祐三年，范仲淹上百官图讽刺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又上书讥切时弊，希望宋仁宗不要一
味信任吕夷简。为此范仲淹被吕夷简指责为离间君臣、引用朋党，被罢去权知开封府事。从此朋党问题
成了宋朝统治集团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范仲淹遭受排斥时，挺身而出对他表示支持的，有余靖、尹
洙、欧阳修、蔡襄等一批位居馆阁清要职事并以文学知名的人士。余靖上疏为范仲淹申辩，尹洙则上疏
表示以能同范仲淹朋党为幸，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赞誉范仲淹、余靖、欧创修和尹洙，讽刺不能为
范仲淹申辩的谏官高若讷。当时尽管支持范仲淹的人都被罢官，但斗争却没有因此而停止，不断有人上
疏要求复用范仲淹，反对用“朋党”的罪名堵塞言路。欧阳修还作了著名的《朋党论》一文，呈献给宋
仁宗，分析了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君子、小人都各有朋。凡小人之朋得势，就会以朋党为名排斥君子之
朋，国必乱亡，要求宋仁宗以历史上的兴衰治乱之迹为鉴，“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这些所
谓“真朋”与“伪朋”的对立，实质是当时要求改革新朝政的势力同守旧势力的斗争。
庆历三年(1043年)初,宋廷对夏战争惨败后,农民起义犹如山雨欲来，而宰相吕夷简对此束手无策。
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遂于这年三月，罢去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
任命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为谏官，七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与宰相章得象同时执政，任命富
弼、韩琦等为枢密副使。这一班朝臣中，当时名士居多，士大夫交口称赞，以为可以有所作为了。宋仁
宗在召对中，对范仲淹、富弼等待以特别礼遇，并曾多次催促，要求他们立即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
案来。于是在一片改革呼声中，范仲淹、富弼等人综合多年来的改革意见，并加以补充发挥，于庆历三
年九月将《答手诏条陈十事》奏折呈给宋仁宗，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
这个方案，所提出的十事是：“明黜陟”、“抑侥倖”、“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
“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范仲淹认为当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
整顿吏治，裁汰内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之人。
宋仁宗采纳了这些意见，连续颁布几道诏令，规定：
1、 改革文官三年一次循资升迁的磨勘法，注重以实际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员，淘汰老病愚
昧等不称职者和在任犯罪者。
2、 严格恩荫制。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
3、 改革贡举制。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
的旧制，着重策论和操行。
4、 慎选地方长官。由中书、枢密院慎选各路、州的长官。由各路、州长官慎选各县的长官，择其
举主多者尽先差补。
5、 改进职田法。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调配给缺乏职田的官员，以“责其廉
节”，防止贪赃枉法。
6、“减徭役”。将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 的五县废为镇，又析王屋县(今河南济源西)并入河
南府，以精简乡村投入。
范仲淹、富弼提出“厚农桑”，“修武备”等建议则并未实施。
范仲淹的各项改革，在当年和次年上半年陆续颁行全国，号称“庆历新政”。庆历新政的推行，虽
然主要是为了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但对官僚机构的整顿，却不能不触犯那些在因循腐败官僚制度中获
得利益的势官权贵的利益。有的庸碌无能的官员确实被撤掉了，庆历三年十月，宋廷从整顿吏治出发，
由中书与枢密院共同廷议了几天，首先选拔各路的转运使。范仲淹在提名时，翻阅名册，凡庸碌无才的
就一笔勾去。富弼对他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却说：“一家哭，怎比得一路
哭呢”？坚决罢了那种不称职的官员的职事。正因为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种无端的
诽谤，攻击范仲淹、富弼是“朋党”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
“朋党”是宋朝统治者极为敏感的一个问题。为维护皇帝的专制统治，宋初以来设立了许多防微杜
渐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严禁臣僚们结成朋党，他们以唐代牛李党争为鉴，明令禁止科举考试中考官与
考生之间结成座主与门生的关系。
范仲淹与吕夷简矛盾发生后，宋仁宗于宝元元年(1038年)诏诫百官朋党，对范仲淹早就存有戒心。
只是由于国内外局势险恶，不得不起用范仲淹，并赋以改革重任。当着朝廷上下、宫廷内外反对改革的
叫嚣连成一片之际，宋仁宗那迫切更革弊事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特别是当着最敏感的朋党问题响彻朝
廷，欧阳修的《朋党论》、范仲淹的奏言又直言不讳地承认君子也分朋分党之时，宋仁宗对范仲淹和富
弼便不再信任，让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罢去参知政事的职务。到庆历五年(1045年)初，范仲
淹、富弼又被以更张纲纪，纷扰国经等罪名贬黜。朝中支持新政的官员也都被贬官到地方任职，已经颁
行的磨勘(考绩)、荫子等新法也被宣布作废，“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昙花一现地夭折了。
庆历新政失败了，但社会矛盾并未缓和，财政危机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要求改革的呼
声此起彼伏，一场更大规模、更为深刻的改革运动已在酝酿之中。
56 王安石变法
中国11世纪的改革高潮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统
治集团感到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终于掀起一次更大的变
法活动。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其父王益做过几任州县长吏，王安石
在青少年时期随父亲到过许多地方，对宋朝的社会问题有一些感性认识。庆历四年(1044年)进士第四名
及第，其后在扬州、鄞县(今浙江宁波)、舒州(今安徽潜山)、常州等地任地方官。多年的地方官经历，
不仅使王安石深刻地认识到宋朝社会普遍性的贫困化，而且也使王安石认识到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
并。由此王安石进一步认识到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机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
狄。因此，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在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分析了宋朝内忧外患交织，
财政日益困穷，风俗日益败坏的形势，提出了变更天下弊法及培养大批适应变法革新需要的人才的迫切
性。要求宋仁宗以汉、唐两代王朝的覆亡为前车之鉴，果断实行变法。他还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
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思想。这封言事书受到了一般官僚士大夫的称赞，却没有从最高
统治集团中得到任何反应。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他向元老重臣富弼等人征询富国强兵和
制胜辽与西夏之策，他们却规劝神宗，在二十年内不要提及用兵二字。宋神宗从此不再倚靠这班元老重
臣。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王安石入京，用为参知政事，要倚靠他来变
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当时王安石已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士大夫们大都以为只要
王安石登台执政，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为了推动变法，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建立一
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后条例司废，变法事宜由户部司农寺主持)，并与吕惠卿、曾
布等人一道草拟新法，各路设提举常平官，督促州县推行新法。由此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
法，便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从熙宁二年到熙宁九年(1076年)的八年内，围绕富国强兵这一目标，陆续
实行了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免行、方田均税、将兵、保甲、保马等新法。这些新法按
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
一、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均输法。宋初以来，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军队的消费，在东南六路设置发运使，负责督运各
地“上供”物质。
发运司只照章办事，各路丰年物多价贱时不敢多办，歉年物少价贵时却又必须办足。物货运到京城
后往往因不合需要而削价抛售，朝廷所需却又要另去搜括。这些做法给富商大贾操纵物价，控制市场，
囤积居奇提供了方便。熙宁二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规定：总管东南六路赋入的发运
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六路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品种、数额以及库存情况。然
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原则，“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这项新法意在省劳费、去重敛、
宽农民，既保证朝廷所需物资的供给，又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和人民的负担。
市易法。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主要内容是在京城设市易务(后改为市易司)，以一
百万贯作本，负责平价收购商人滞售货物，赊货给商贩贩卖，也向商贩发放贷款。商贩赊货物及借款，
需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市易法最初实行于京师，后来又推行到其他较重要的
商业城市。
免行法。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开封各行商铺原来承担供应官府所需物品任务，
经常被迫用高价收购货物供官，所以“每纠一人入行，辄诉讼不己”。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
的多寡向市易务(司)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此后，宫廷买卖物品，都通过杂卖
场、杂买务，并设置市司负责估定物价。
二、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
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青苗法。熙宁二年九月制置三司条例司颁行青苗法。仁宗时，陕西转运使李参在当地百姓缺少粮、
钱时，让他们自己估计当年谷、麦产量，先向官府借钱，谷熟后还官称“青苗钱”。王安石、吕惠卿等
据此经验，制定青苗法。它规定把以往为备荒而设的常平仓、广惠仓的钱谷作为本钱。每年分两期，即
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加息十分之二，随
夏秋两税纳官。实行青苗法的目的，在于使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免受兼并势力的高利贷盘剥，并使官府获
得一大笔“青苗息钱”的收入。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熙宁四年正月，司农寺拟定的募役法先在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
实施。免役法规定：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衙前等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
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上三等户分八等交纳役钱，随夏秋两税交纳，
称免役钱。原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要按同等户的半数交纳钱，称助役钱。州县官府依当地
吏役事务简繁，自定数额，供当地费用；定额之外另加十分之二缴纳，称免役宽剩钱。由各地存留，以
备荒年不征收役钱时雇役之用。此法的用意是要使原来轮充职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
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八月，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和《式》颁行。此法分“方田”与“均
税”两个部分。
“方田”，就是每年九月由县令负责丈量土地，按肥瘠定为五等，登记在帐籍中。
“均税”，就是以“方田”的结果为依据均定税数。凡有诡名挟田，隐漏田税者，都要改正。这个
法令是针对豪强隐漏田税、为增加政府的田赋收入而发布的。
农田水利法。熙宁二年十一月，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农田水利利害条约》。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
田兴修水利，建立堤坊，修筑圩埠，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如果工程浩大，受利农户财力不
足，可向官府借贷“青苗钱”，按借青苗钱的办法分两次或三次纳官，同时对修水利有成绩的官吏，按
功绩大小给予升官奖励。凡能提出有益于水利建设的人，不论社会地位高低，均按功利大小酬奖。此法
是王安石主张“治水土”以发展农业，增加社会财富的重要措施。
三、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整顿加强军队的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
将兵法。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
熙宁七年始，在北方各路陆续分设一百多将，每将置正副将各一人，选派有武艺又有战斗经验的军官担
任，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凡实行将兵法的地方，州县不得干预军政。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
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素质。
保甲法。熙宁三年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其主要内容是乡村住户，不论主客户，每十
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以住户
中最有财力和才能的人担任保长、大保长和都保长，同保人户互相监察。农闲时集中训练武艺，夜间轮
差巡查维持治安。王安石推行保甲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范和镇压农民的反抗，以及节省军费。
除以上几方面的措施外，王安石变法派还实行了改革科举制、整顿学校等措施。王安石变法以“富
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
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有的是因为变法派自己改变了初衷，有的是因执行新法
出现偏差，但基本上都部分地收到了预期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一些限制，使地主阶
级的下层和自耕农民从事生产的条件获得一些保证。贫苦农民从新法中得到好处则很有限。虽然如此，
王安石的变法总归多少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稳定了北宋的统治。封建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当时朝
廷内外的仓库所积存的钱粟“无不充衍”。
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因此，在每一项新法推行
过程当中，遂无例外地都遭受到他们的阻挠和反对。到宋神宗逝世之后，哲宗继位，向太后垂帘听政，
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掌握了政权，此前的新法便在元祐初期全被废罢。
57 女真族建立金政权
“起自靺鞨，驰聘中原”
建立金政权的女真族，是我国历史上古老的北方民族之一。它的远祖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甚
至更远，当时称作肃慎。这个民族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名称。在两汉时称挹娄，在南北朝时称勿吉，
隋唐时称靺鞨，到辽宋对峙才被称作女真。他们的活动地区包括了黑龙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征服北方诸民族，女真族即是其中之一。耶律阿保机为了削弱女真族，曾将其中
数千户强宗大族迁往辽阳以南。这部分被迁的女真部落，逐渐接受辽同化，后来被编入辽朝户籍，称为
熟女真，又称曷苏馆女真(意为篱笆内的女真)，没有被迁而分散在松花江以北宁江以东的女真诸部落，
保持本民族的习俗和制度，叫做生女真。后来统一了其他部落，并建立金政权的完颜部，就是生女真许
多部落中的一个部落。
女真族完颜部的历史，大概只能从10世纪初叶的函普说起，函普在后来被金政权追尊为始祖，他是
完颜部最早有名字可记的部落酋长。自函普以后，一直要到第六代酋长乌古乃时才有确切的年代。乌古
乃生于11世纪初，这时，完颜部已定居在按出虎水(今阿什河)的附近各地。这个地区森林茂密，土地肥
沃，完颜部在那里种植五谷，刳木为器，制造舟车，修盖屋宇，并且能够烧炭炼铁了。铁器的使用，使
得完颜部的生产的进步比过去一切阶段的总和都要丰富得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了获得和榨取剩余
生产物的可能，这便为奴隶制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因而从乌古乃到正式称帝的阿骨打大约经过近一百年
的光阴，这一个世纪是完颜部由父系氏族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时期。
大约在11世纪中叶，女真完颜部发展成为强大的部落，它联合白山部、耶悔部、统门部、耶懒部、
土骨论部和辽朝称“五国部”的蒲聂(蒲奴里)、铁骊、越里笃、奥里米、剖阿里五部，组成部落联盟，
完颜部酋长乌古乃为联盟长，并接受辽朝加给的节度使称号。又设有“国相”管理联盟事务，由完颜部
的雅达充任。乌古乃利用坚硬锐利的铁制武器铁犁，更利用辽朝的“生女真节度使”的称号，渐次役属
了更多的部落，“以专征伐，嶷然自为一国”。(《金史·百官志序》)然而，这个时候的女真部落联盟
还不十分巩固。
辽道宗时，乌古乃死去，子劾里钵继任联盟长，以其弟颇刺淑为国相，免去了雅达的职任。雅达的
儿子桓赧、散达等不满，起而反抗，部落贵族间展开激烈的战斗。颇刺淑被桓赧、散达军战败。劾里钵
与族弟辞不失又击败桓赧军。桓赧、散达率部投降。以锻铁驰名的温都部长乌春，也曾与桓赧等联兵反
抗，也被完颜部欢都战败。劾里钵与其弟盈歌又战胜活刺浑水的纥石烈部，巩固了部落联盟，这时的部
落联盟已扩大到包括三十个部落了。而且内部阶级分化日趋明显，一个奴隶制国家的雏型已开始形成。
辽天祚帝天庆三年(1113年)，完颜旻(即阿骨打)继任联盟长，称“都勃极烈”。翌年六月，辽加封
完颜阿骨打节度使称号。辽天祚帝后期在辽的全部境土之内，已经普遍地卷起了汹涌澎湃的反辽斗争的
狂澜，而最终推翻辽朝的，则是以完颜部为中心的生女真的武装反抗。
从天祚帝即位以后，契丹贵族对于生女真各部落的压榨勒索越来越重。出自女真地区的土产，如人
参、貂皮、名马、北珠、俊鹰、蜜蜡、麻布等等，除依照定期定量向辽朝进贡而外，辽朝东北边境的官
吏和奸商在朝廷的纵容下，还经常到榷场中用“低值”去强购，称为“打女真”，这早就在女真人民心
里种下仇恨了。辽廷派往东北地区的地方长官，如东京留守和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县境)尹等，每每在
到任之后，先逼迫女真各部落奉献礼物，并有各种名目的摊派。辽天祚帝经常派遣银牌天使到女真地方
去，强迫女真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去捕捉海东青并采珠。银牌天使率领着大批随从，到处欺压女真人民，
向他们敲榨勒索财物。更不能容忍的是迫使女真人献出部落的美女伴宿，既不问其出嫁与否，也不问其
家门高低。契丹贵族对生女真诸部的这些行径，使得生女真的各部无不忿恨怨叛，都愿在阿骨打的领导
下对辽进行武装反抗。
女真联盟在阿骨打叔父盈歌为首领时，已经是一个富有掠夺性和进攻性的组织。阿骨打在跟随父兄
向外扩张的战斗中，成长为一个负有重望的军事统帅。阿骨打继任联盟长后，开始更大规模向外掳掠和
扩张。但是辽朝企图阻挠女真联盟继续扩张，并拒绝引渡因不服阿骨打约束而叛入辽朝的女真纥石烈部
勃堇阿疎，于是双方箭拔弩张，加之女真人民对辽朝的怨愤，坚定了阿骨打反辽的决心，遂于辽天庆四
年誓师起兵，展开反对辽朝民族压迫的斗争。
当时辽朝为了防止女真族的武装叛乱在其国境的东部，北起宁江州和出河店(今吉林扶余县境内)，
中经黄龙府和咸州(今辽宁开原县)，南到东京辽阳府布置了一道军事防御线。
阿骨打起兵后，首先集合各部落兵卒八百人向宁江州发起进攻。宁江州有守军八百，加上由东北路
都统萧嗣先率领的援军七千，合计7800人。但由于辽天祚帝统治时期，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从根本上
毁坏了辽军的士气和纪律，所以在斗志旺盛的女真战士冲击下，数量的优势并不能使辽军免于溃散。
阿骨打攻破宁江州城后，辽廷派出各族兵士大举反击。 十一月，两军战于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
南一带),阿骨打领兵3700人迎战，获得大胜。收降辽军各族兵士编入女真军,兵力增大到步骑10000人，
乘胜攻占辽宾(今吉林农安县境)、咸州。
女真社会中，原已出现因犯罪或负债而沦为奴隶的现象，奴隶主与奴隶两个对立的阶级正在逐渐形
成。阿骨打胜利进军后，女真奴隶主贵族在战争中又掳获大批奴隶。随着占领区的迅速扩展，又需要加
强对被征服的各族人民的统治。女真族的氏族部落制，已不能再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阿骨打弟完颜晟
(吴乞买)、国相完颜撒改等拥戴阿骨打建立国家。辽天庆五年(1115年)正月元旦,阿骨打依仿汉族制度,
称皇帝，立年号收国，营建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南)作为首都，建国号大金，阿骨打是为金太祖。
金太祖建国后，废除国相制，设立谙版勃极烈等辅佐国政，由完颜晟、完颜撒改，完颜习不失和完
颜果充任，女真军兵仍按传统的猛安谋克制度，改为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使之成为军事行
政组织。又命完颜希尹依仿辽、汉文字创制女真字，天辅三年(1119年)颁布行用。收编的辽东降军依辽
朝兵制设都统或军帅。
收国元年(1115年)九月，阿骨打率军攻下黄龙府。黄龙府被攻破后，辽天祚帝率领十多万兵马东下
亲征，在扶余附近又被女真军队打得大败。辽军的威势从此扫地以尽。收国二年，金军攻克辽朝东京辽
阳，此后连年对辽作战，不断取胜。天辅四年(1120年)与北宋订立海上盟约，议定夹攻辽朝。是年四月
攻占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天辅五年金太祖命完颜杲、完颜昱、完颜宗翰与完颜宗斡等
大兵进攻，次年攻下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西京大同府。辽天祚帝仓皇出奔,逃入夹山(今蒙
古萨拉齐西北),同年年底金太祖亲率大兵攻下了辽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天辅七年八月金太祖自燕京北
返途中病死。其弟谙版勃极烈完颜晟(吴乞买)即位，改年号天会，他就是金太宗。金太宗联合西夏，追
击辽天祚帝。天会三年(1125年)辽天祚帝在逃往党项的途中为金兵俘获，辽朝亡。
女真族在阿骨打率领下，从1114年誓师起兵反辽，所向披靡，只用十年时间就占领了辽朝原统治的
全部州县，灭辽以后，女真族贵族为逞其奴隶主的掠夺之志，又把兵锋直指北宋王朝，金宋战争爆发在
即，中国历史又将进入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
58 方腊起义
“漆园誓师”，名垂青史
方腊起义是爆发在北宋末年的一次农民战争。
北宋末年，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宋徽宗赵佶和“六贼”蔡京、王黺、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结
成最反动的集团，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盘剥，自己则过着纵情声色，荒淫无耻的生活。1114年宋徽宗
修建延福宫、万岁山，耗尽人力物力。
他还崇信道教，宫观遍天下，广占土地。为在宫殿林苑中布置各种奇花异石供其玩赏，特派朱勔等
在苏州特设一个“应奉局”，到江东各地专门搜集花石竹木和珍异物品，送到京都汴梁(今开封)，每十
船组成一纲，称“花石纲”。哪个民家有一块较别致的石头或一株少见的花木，“应奉局”的恶棍们就
闯进去用黄纸一贴，就算是赵宋“皇家”的了。启运时如花木高大，就拆墙倒屋，趁机抢掠一空，之后
扬长而去。他们为了将笨重的“太湖石”运到东京，巨船装载，数千人护送，甚至拆桥凿城而过。“花
石之忧”使运河两岸的大批农民倾家荡产，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逼得百姓妻离子散。加上连年灾荒，百
姓饿死的尸体遍地。“花石纲”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成为方腊起义的直接导火线。
方腊，歙州(今安徽歙县)人，后到睦州(今浙江淳安)碣村地主家里当佣工。当他看到“应奉局”对
青溪人民苛酷勒索，每年索取的漆就达千万斤，花石竹木更多，极为愤怒，决心组织大家起来反抗。方
腊以“摩尼教”为掩护，秘密地发动群众。
摩尼教是由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在唐代传入中国，成为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因为这个教宣传通过
斗争，光明一定能战胜黑暗，所以在中国又叫“明教”。入教的人，要吃素食，断荤酒，人们就称之为
“食菜事魔(“摩”的谐音)教”。由于摩尼教主张“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同教的人都称“一家”，
提倡大家聚财帮助贫穷教友，因此得到贫苦农民的信仰。
方腊自任摩尼教的“魔头”，吸收了一大批教徒，成了起义军的基干力量。公元1120年11月的一个
晚上，方腊在漆园召集一百多教徒聚会。他激动地向大家说：天下国家本同一理。如今，我们老百姓整
年劳苦耕织，得到一点粟帛，却被皇帝官老爷全部拿去挥霍掉。而且稍不如意，就要鞭打，甚至随便处
死。你们能甘心忍受么？大家齐声说：不能！
方腊又揭露统治者说：如今赋税繁重，官吏侵渔，我们单靠农桑不够过活，就只好依靠漆楮竹木，
可又被他们抢走，一点不留。皇帝和官老爷们声色犬马，土木祭祀，甲兵花石。挥霍以外，每年还要给
西、北两敌银绢几百万。这也是我们老百姓的膏血啊！我们整年勤劳，老婆孩子还是受冻挨饿，吃不到
一顿饱饭。我们大家该怎么办？
大家激愤地说：听你的命令！
方腊继续说：东南的老百姓，长期被剥削得太苦了。近年花石的骚扰更无法忍受。大家如能仗义而
起，四方必须闻风响应。十天半月，可以集聚万余人。我们一举攻下江南各郡，守住江南，减免徭役和
赋税，有十年时间，就能统一全国！这就是著名的漆园誓师。
从此，方腊领导的一场农民大起义爆发了。11月初，起义军建立政权，方腊自称“圣公”，立年号
“永乐”，建置将帅分为六等，以头扎各色头巾作标志。11月底，农民军打下青溪县城。12月初，又攻
取睦州，然后分兵两路：一路向杭州方面进军；一路穿过千里岗山和天目山之间的峡谷,进入歙州(今安
徽歙县)，逼近宣州(今安徽宣城)。
农民军所到之处，“见官吏、公使皆杀之”。对恶霸土豪坚决镇压，焚烧他们的院宅，把财产分给
贫苦的农民。
方腊起义军的纪律严明，每到一处，老百姓都像接待亲人一样烧水煮饭，给伤员换药、喂水。义军
每从一地出发，人们依依送行。浙江桐乡县乌镇的“哭送亭”，传说就是当年人民送起义军由秀州退军
的地方。
由于农民军和群众一条心，在政治上无视“君臣上下”，在经济上“凡物用之无间，不分你我”，
所以发展迅速，作战顺利。三个月时间,“永乐”大旗已飘扬在睦、歙、杭(今浙江杭州)、处(今浙江丽
水)、婺(今浙江金华)、衢(今浙江衢县)等六州五十二县。
方腊起义军的迅猛发展，吓坏了宋徽宗为首的统治集团。
当时，宋朝正准备与金人夹攻辽国的战争，已调集各路精兵强将，得知方腊起义的消息后，遂停止
对辽作战，派遣童贯率领十五万大军前往镇压。同时，罢朱勔官，撤销“应奉局”，停办花石纲，用此
欺骗人民。起义军对宋王朝如此迅速的大军压境没有准备，因此，在战略上失策，仍分散在各地作战。
在杭州战役中，起义军同10倍于己的敌人搏斗，无一人投降。
在帮源洞战役中，起义军七万人战斗到最后一刻。1121年4月，方腊不幸被俘，于8月在开封就义。
59 靖康之变
“靖康耻”，永远令人刻骨铭心
12世纪最初的25年，是宋徽宗统治的年代。宋徽宗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和昏君。他以蔡京为宰
相，同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杨戬、朱勔、李彦、高俅等人结成反动的统治集团，使北宋的政治
进入最黑暗、最腐朽的时期。宣和元年(1119年)和宣和二年，先后爆发了宋江、方腊领导的两次大的农
民起义。宋徽宗虽然镇压和瓦解了这两次农民起义，渡过农民革命带来的一场统治危机，但是东北地区
女真族的兴起，却使北宋王朝面临覆灭的命运。
早在政和元年(1111年)，宋徽宗派大宦官童贯出使辽朝。了解辽朝的政治形势，童贯在这次出使过
程中，遇到了燕人马植，向童贯献策取燕(今北京)，深受童贯赏识，被童贯改名为李良嗣，带回开封。
李良嗣向宋徽宗陈说辽天祚帝的荒淫和政治腐败，女真对辽恨之入骨，如能从登莱过海,与女真族结好,
相约攻辽，则燕地可取。宋徽宗对此非常高兴，又赐姓赵，开始了谋取燕京的一系列活动。
当辽朝在金兵的进攻下，处于岌岌可危之时，宋徽宗、蔡京等人以为联合女真夹击辽朝，进而收复
燕云十六州的时机已成熟。于是，重和元年(1118年)宋廷以买马为名，遣使从登州(今山东蓬莱)渡海到
辽东，同金朝商议共同伐辽事宜。宣和二年(1120年)宋再遣赵良嗣等使金，遂与金订立“海上之盟”。
双方约定：长城以南的燕云地区由宋军负责攻取，长城以北的州县由金军负责攻取；待夹攻胜利之后，
燕云之地归于北宋，北宋则把前此每年送与辽朝的岁币，照数送与金朝。宋廷原以为据此便可轻易夺取
燕云十六州，可是没料到，辽军抵不住金兵的进攻，却不惧怕与腐朽不堪的宋军作战，结果，宣和四年
(1122年)北宋两次出兵攻打燕京，均被辽的燕京守兵打得大败。到这年年底金兵由居庸关进军，攻克燕
京。这样金人就表示不再把燕云诸州交给北宋了。经过双方讨价还价，宋朝方面一再退让，最后金朝只
答应把燕京及其所属的六州二十四县交给宋朝，却要宋朝每年除把原给辽朝的四十万岁币交给金朝外，
还要把这六州二十四县的赋税如数交给金朝。宋朝答应每年另交一百贯作为燕京六州的“代税钱”，金
朝才答应从燕京撤军，而在撤军时，金兵却把燕京的金帛子女官绅富户席卷而去，只把几座空城交给宋
朝。
辽朝灭亡后，金朝最高统治集团从北宋对辽作战的表现，以及交涉交割燕云的过程中，已经看透北
宋政治的腐朽和军事的无能，遂即乘胜侵犯北宋。于宣和七年(1125年)十一月分兵两路南下，西路由完
颜宗翰率领从云中府(今山西大同)进攻太原府。东路军由完颜宗望率领，由平州(今河北卢龙)进取燕山
府。两路约定攻下太原、燕山府后，西路军进出潼关北上洛阳与南渡黄河直向东京的东路军会师于开封
城下。西路军在太原城遭到王禀领导的宋朝军民的顽强阻御，长期未能攻下，东路军到达燕山府，宋守
将郭药师投降，金兵遂长驱直入，渡过黄河向东京进军。
宋徽宗听到金兵南下的消息后，不敢亲自担当领导抵抗敌人的责任，急忙传位给太子赵桓，企图南
逃避难。赵桓即位，是为宋钦宗，改明年(1126年)，为靖康元年。这时朝野官民纷纷揭露蔡京、王黼、
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六贼”的罪恶，要求把他们处死，宋钦宗被迫陆续将蔡京等人贬官流放
或处斩。
靖康元年正月，宋钦宗迫于形势起用主战派李纲为亲征行营使，部署京城的防御。李纲刚把京城守
备设施布置就绪，完颜宗望所率金军就已兵临城下，向开封宣泽门发起猛烈进攻。李纲组织开封军民坚
守城池与金军展开激战，把攻城的金兵击退。完颜宗望见开封一时难以攻下，便施展“以和议佐攻战”
的策略，宋钦宗原本就是一个畏葸惧战的昏君，便急忙派使者去金营议和。完颜宗望提出宋须交金五百
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骡各一万头匹，驼一千头、杂色缎一百万匹，割让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县)、
河间三镇，尊金帝为伯父，以宋亲王、宰相作人质，送金军北渡黄河，才许议和。宋钦宗竟不顾一切，
全盘答应完颜宗望的苛刻要求，下令在开封全城刮借金银运送给金军。李纲坚决反对同金军议和，宋钦
宗就以宋兵一次夜间出击金营失利一事，追究李纲责任，下令罢免李纲，废掉李纲主持的亲征御营司，
藉以向金人表示议和的决心。
宋钦宗这一倒行逆施，激起了开封军民的愤慨，太学生陈东等在宣德门上书，要求复用李纲，罢免
主张和议的李邦彦、张邦昌等人，几万人不约而同来到皇宫前，声援和支持陈东，要求宋钦宗接见，并
砸碎登闻鼓，打死宦官几十人。宋钦宗不得已宣布再用李纲为尚书右丞，让李纲主持京城四面的防御。
这时宋朝各路勤王兵，约计二十万人也已陆续赶到。
面对这种形势，完颜宗望知道以六万兵马孤军深入是难以攻下开封了，于是在得到宋钦宗同意割让
三镇后，于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率军撤离开封北还。
完颜宗望北还，河北一线的战局虽暂时平静，而河东的战事却继续紧张进行着，从靖康元年二月至
七月，宋军曾三次大规模入援太原，合计投入兵力四十万人，均被金军击败，宋军主力耗折殆尽。
河北暂趋平静和河东战事胶着的军事形势，只是金军更大规模入侵的间歇。然而，以宋钦宗为首的
腐朽统治集团却以为太平无事了。罢了有声望的老将钟师道的兵权，各路赶来的勤王兵也全被遣还，宋
廷又恢复了以往文恬武嬉的故态。
主和派在朝廷重新占上风。靖康元年六月，宋钦宗因为厌恶李纲屡言备边之策，借入援太原之际，
派他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强行赶出朝廷。八月，李纲因入援太原失利，又被罢去两河宣抚使之职。
靖康元年八月，金军经过一个夏天休整，又以宋朝不如约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镇为口实，再次
南侵。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分东西两路进兵。这时宋将王禀坚守太原已八个多月，因粮尽援绝，九月初
三日被攻破。完颜宗翰乘胜南下，直逼黄河北岸的河阳(今河南孟县)。完颜宗望的东路军，也于十月初
攻入河北重镇真定府(今河北正定)。余军的这次南侵已摆出了一举灭亡北宋的态势。宋钦宗却一心只想
投降，以为可以继续用金帛赂使金军撤退，急忙派出一批批的使者到金营乞和，在军事上不做认真的准
备。而朝廷内部的主和派唐恪、耿南仲等人坚主割地，遣返各地再次聚集的勤王军，撤除京城的防御工
事。金军渡过黄河，完颜宗翰向宋廷提出要划黄河为界，河东、河北地归金朝，宋钦宗一一答应，并且
亲自下诏给两路百姓，劝谕他们“归于大金”。
由于宋廷不在军事上作认真准备，两路金军未遇大的抵抗，便顺利向东京挺进。十一月金军前锋到
达东京城外，闰十一月初，金军东西两路会师开封城下，对开封展开攻势。开封城内兵力有限，士气不
振，宋廷于危急之际，竟派郭京带领“六甲神兵”出战，大败溃散，东京城被攻破。
虽然东京城破，统治者依然决意投降，但开封军民不愿作亡国奴，抗敌情绪很高，要求参战的人达
三十万之多。金军见开封军民已准备展开巷战，不敢贸然进占全城。于是故伎重施，放出“和议”的空
气，向宋王朝索取一千万匹绢，一百万锭金，一千万锭银等钱帛。然而至此危在旦夕之时，宋钦宗仍不
能醒悟，他派宰相何栗去金营乞和，完颜宗翰和宗望却要宋钦宗亲自到金营商议割地赔款之事，钦宗不
得已进了金营求降，献上降表，并秉承金人的意旨，下令各路勤王兵停止向开封进发，对自发组织起来
准备抵抗的民众进行镇压，然后金军大肆搜括宋朝宫廷内外的府库，以及官、民户的金银钱帛。当时正
是严冬季节，大雪纷飞，被掳掠一空的开封人民遭受饥寒无情的袭击，冻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宋朝
腐朽统治者的投降政策，使开封人民遭受难以言状的灾难。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金军先后把宋徽宗、宋钦宗拘留在金营，二月六日金主下诏废宋徽宗、宋
钦宗为庶人，另立同金朝勾结的原宋朝宰相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四月初一日，金军俘虏徽、钦二帝和后
妃、皇子、宗室、贵戚等三千多人北撤。宋朝皇室的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也被搜罗一空
满载而归。北宋从此灭亡，这就是所谓的“靖康之变”。
60 岳飞抗金
人们从此认识了“尽忠报国”，为追求正义而献身的精神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兵把徽、钦二帝及后妃、宗室俘虏北去，当时宋朝嫡亲宗室中只有在河
北组织兵马的康王赵构和哲宗的废后孟氏幸免于难。五月，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
建炎，这个重建的小朝廷，后来被称为南宋，赵构就是宋高宗。
赵构是南宋初期投降派的首领，他同乃父乃兄一样惧怕与金朝打仗。赵构所信用的汪伯彦、黄潜善
二人，也都是些主张逃跑和屈膝投降的人。为了笼络人心，他曾一度起用因组织开封保卫战而声望很高
的李纲担任宰相，不久就因李纲坚决主战，不符合他苟安议和意愿，只让李纲担任了七十天宰相，就罢
了李纲的官。建炎元年九月，赵构听说，金朝以傀儡张邦昌被废为借口，再次南侵已抵达河阳，也不问
消息是否确实，立即准备南逃。十月初从南京(今河南商丘)出发，月底逃到扬州。十二月，金朝分兵三
路南下。完颜宗辅率东路金军自沧州渡河，进攻山东，完颜宗翰率中路金军自河阳渡河，直攻河南，西
路金军由完颜宗望所派的娄室率领，进攻陕西。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金军奔袭扬州，宋高宗仓皇出
逃，经镇江府到杭州。九月，金兵渡江南侵，赵构又率臣僚南逃，十月到越州(今浙江绍兴)，随后又逃
至明州(今宁波)，并自明州到定海，漂泊海上，直到建炎四年夏，金军撤离江南后，他才又回临安府，
后将临安府定为南宋的都城。
这年九月，金册立刘豫为“大齐皇帝”，建立傀儡政权，统治河南、陕西大部地区，与南宋对峙。
面对金朝的入侵，虽然南宋最高统治者奉行屈膝投降的政策，但是宋朝各地人民纷纷奋起抗击金军
的残暴虏掠，而宋廷内部的主战将士亦活跃在抗金的最前线。民族英雄岳飞，就是南宋初期抗金的一面
旗帜。
岳飞(1103—1142年)，字鹏举，河北西路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出身农家，曾当佃客。北宋末年
从军参加征辽战争。南宋初他曾作为河北招抚司的下级将校，随王彦渡过黄河在河北一带抗金。离开王
彦后，又投到东京留守宗泽的麾下参加开封保卫战，为宗泽所赏识。其后转战于广德军(今安徽广德)等
地，建炎四年，金兀术率军自临安府沿运河北撤，岳飞率军袭击常州，克复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金军
退至江北。这时的岳飞，已历经大小二百余战，因英勇善战，声誉日高，很快就升任独当一面的将领。
当绍兴二年(1132年)他刚三十的时候，已经成了守卫长江中游的主帅。
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奉命挥师北伐，自鄂州(今湖北武昌)趋襄阳(今湖北襄樊)，向伪齐政权的
守军发起猛烈进攻，仅用二三个月的时间,就按照预定计划收复襄阳、郢州(今湖北钟祥)、随州(今湖北
随县)、邓州(今河南邓县)、唐州(今河南唐河)、信阳军(今河南信阳) 等六州军之地。这是南宋建立政
权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因此年仅三十二岁的岳飞被封为节度使，成为南宋大将中最年轻有为的一
员。他所率领的“岳家军”，因纪律严明，战功显赫，深受人民爱戴，成了南宋抗金斗争的一个中流砥
柱。
由于南宋军民的英勇斗争，到建炎四年(1130年)时，宋金双方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先是韩
世忠在黄天荡(今江苏南京东北)一带大败金兀术；在陕西战场吴玠、吴璘兄弟亦给金兀术以沉重打击，
并迫使他放弃由陕进入四川的打算；在荆湖一线岳飞重创伪齐收复襄阳六州军，使西北战场的防线同两
淮战线的联系保持畅通，南宋的防御力量得到加强。绍兴四年九月，金兀术率军伙同伪齐军大举渡淮南
侵，又遭到岳飞、韩世忠所率宋军及两淮许多水寨义兵的英勇抗击，很快以失败告终。这一切说明宋金
战场的形势，已经向有利于南宋方面转化，金兵的军事逐渐在消失，就连金人自己也认识到“昔我强彼
弱，今我弱彼强”，因此，金廷内部掌握实权的挞懒一派，主张将伪齐管辖的河南、陕西划归南宋，以
此换取南宋的臣服，决定同南宋议和。这个消息传到宋廷，宋高宗喜出望外，认为多年盼望的“和议”
又有了希望。绍兴八年(1138年)三月，宋高宗任命秦桧为右相；十月，又把向金屈膝投降的事交给他专
办，其他大臣不得参预。秦桧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宋高宗和他沆瀣一气，于绍兴九年正月
不顾一切，同金朝订立和议，向金称臣纳贡。为此，南宋小朝廷还大事庆祝，文武官员纷纷上表庆贺。
宋高宗、秦桧的投降求和，激起宋廷抗战派将士的强烈反对，岳飞不仅没有按惯例向宋高宗敬献贺
表，反而上表对宋高宗说“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尚
令稽首以称藩”，从根本上否定了这次求和协议。岳飞这种坚决反对“和议”的态度。使宋高宗甚为恼
怒，更为秦桧所切齿，从此被宋高宗和秦桧视为眼中钉。绍兴九年七八月间，金廷内部发生内讧，原主
张同宋朝议和的挞懒，被金廷以谋反罪处死，对宋战争的急先锋金兀术掌握了军权。他立即撕毁与南宋
订立的“和议”，并于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分兵两路向陕西和河南大举进攻，在很快夺回了河南、
陕西之后，又率大军向淮南大举进攻。这时宋高宗又慌了手脚，急忙下诏让已经辞职在家守母丧的岳飞
从襄阳出击，牵制向淮南及陕西进攻的金兵，并“图复京师(开封)”。但是，进攻淮南的金兵却在顺昌
(今安徽阜阳)遭到刘祐所率原“八字军”的沉重打击，金兀术不得不撤回开封。金兵对淮南的威胁很快
就解除了。宋高宗也马上改变主意，立即向岳飞下了“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的命令。岳飞却认为机
不可失，大举北上，向中原进军，分别攻占郑州、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等地区，并派遣梁兴等深入
黄河以北，袭扰金军后方。金兀术乘岳家军兵力分散之机，亲率精锐骑兵一万五千人向岳家军指挥中心
──郾城(今属河南)发动进攻。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初八日，金兀术率部在既城与岳家军对阵,岳飞令其子岳云率轻骑攻入敌阵,
往来冲杀。金军出动重甲骑兵“铁浮图”作正面进攻，另以骑兵为左右翼，号称“拐子马”配合作战。
岳飞遣背嵬亲军和游奕军迎战，并派步兵持麻扎刀、大斧等，上砍敌兵，下砍马足，杀伤大量金兵，使
其重骑兵不能发挥所长。岳家军中的勇将杨再兴，突入敌阵，打算活捉金兀术，杀金兵数百人。双方从
下午激战到天黑，金军大败。郾城之战是宋金双方精锐部队之间的一次大决战，宋军以少胜多，给金军
以沉重打击。接着，岳家军又在颍昌府打得金兀术狼狈逃窜，并一直追击到距开封仅22．5 公里的朱仙
镇。这时黄河南北许多坚持斗争的义兵，都打着岳家军的旗号响应岳飞的北伐，其他各路宋兵也转入局
部反击。抗金斗争呈现一派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金军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兀术曾准备撤
离开封，到河北以避岳家军的兵锋。
岳飞根据中原战场的大好形势，向高宗上书提出宋军全线进攻的要求，然而宋高宗所求的只是抵挡
住金军的进一步南侵，能保住半壁江山，成为金的属国就已心满意足了。所以不仅不同意岳飞的要求，
反而急忙下令各路宋军班师，使岳家军处于孤军无援的状况，接着又连发金牌，强令岳飞退兵，岳飞悲
愤地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然后无可奈何地下令班师，岳飞北伐的巨大成果，就这样让宋高宗、
秦桧拱手送给了金朝。
宋高宗、秦桧强令岳飞班师后，为了扫清向金人议和的障碍，先后解除了岳飞、韩世忠等大将的兵
权。而这时金兀术攻打淮西又连败于宋军，终于使他认识到对宋战争已不可能用武力取胜，也表示愿意
与南宋议和，于是双方开始了紧张的和议活动。宋高宗和秦桧见和议可成，像岳飞这样的良将不仅不再
需要，还有碍于投降活动，加之金兀术害怕岳飞反对和议，也派人授意秦桧害死岳飞。因而，宋高宗和
秦桧便以谋反罪名将岳飞父子及部将张宪逮捕入狱。此后宋金双方终于在绍兴十一年十一月订立和议：
南宋正式向金朝称臣，每年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并以淮水为界，将淮水以北的地区划归
金朝。这个和议因是在绍兴年间签订，故被称作“绍兴和议”。绍兴和议订立不久，秦桧秉承宋高宗的
旨意，加紧了迫害岳飞的活动。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父子杀害，
当时岳飞年仅39岁、岳云年仅23岁。岳飞临刑前，在狱案上挥笔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
字，表示了对投降派的最后抗议。
发生于12世纪的宋金战争，是我国历史上范围最广、持续很久的民族战争。在岳飞生前，酷烈的战
祸遍及宋朝疆土，对经济造成很严重的破坏，而宋金南北对峙分裂的局面，又严重地阻碍社会经济的发
展，给各族人民造成深重的苦难。因此，以岳飞为代表的抗金斗争，不仅服务于赵宋政权，而且实质上
体现了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反对分裂、争取进步、反对倒退的正义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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