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沛县丰邑”之称或是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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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和《汉书》皆载为"沛丰"，即沛郡丰县。仅高祖本纪有沛丰邑之说。考秦封泥与汉初简，秦汉之际，丰县写作"酆县"，与沛县、留县、彭城县等并为四川郡属县。故而"沛县丰邑"或是后人杜撰的一个错误名词。

　　沛县简介

　　沛县，古称小沛，春秋逼阳县或留县的乡聚，战国初属宋，秦统一天下，置沛县。沛县拥有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人杰地灵。沛县是汉高祖刘邦工作过的第二故乡，因与刘邦故里丰县接壤，亦有“千古龙飞地，帝王将相乡”之称。沛县籍曹参为丞相，沛县还有樊哙、夏侯婴等一大批将相。故历代墨客骚人对人才尉起的沛县，多有称颂之作。史学巨著《汉书》的东汉兰台令班固在沛县泗水亭高祖功臣颂就曾经为沛郡（非沛县）籍的十位功臣和刘邦做颂歌，南宋文天祥在《沛歌》诗中称道：“秦世失其鹿，丰沛发龙颜。王侯与将相，不出徐济间。”沛县即为汉高祖刘邦的发迹之地，境内有刘邦路过沛县时，沛县父老宴请他的“歌风台”故址，“大风歌碑”等。

　　丰县

　　古谚云：“先有徐州后有轩，惟有丰县不记年”。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华夏大地，自轩辕黄帝以来，统制天下，分封万国。《易》称“万国咸宁”，此时尚未分州。帝喾创设九州，徐州即为其中之一，此时丰地隶属于徐州，皆属东夷之地。尧使禹治水，九州攸同，丰仍为徐州之域；

　　虞、夏、商、周，皆为丰国。春秋初仍为丰国。战国晚期宋国灭丰国，称丰邑。

　　周赧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6），齐伐宋；宋方舆郡之丰县或者丰邑属于齐。公元前284年五国伐齐，魏国得宋国方舆郡，丰县属于魏国方舆郡，出土的战国丰县官印封泥丰玺即出于此。有史可考的丰县建县当于战国末的魏国。

　　秦灭楚、魏统一六国，设郡县，丰县与沛县并为四川郡属县，郡治在相县。刘邦以及汉初刘氏皇室、萧何、卢绾皆丰县人。

　　西汉初年丰县为刘邦汤沐邑，直属汉庭。景帝三年七国之乱后，因旧四川郡改名沛郡，郡治仍在相县。丰县改隶于沛郡。

　　东汉时期，丰县隶属豫州沛郡、沛国。

　　魏武帝恢复徐州，治所彭城，统辖七个郡国。明帝景初二年（238），分沛国、萧、相等10县为汝阴郡；把杼秋、公丘、彭城、丰、广戚五县划归沛王国（此时沛国治沛，不数十年复治相。）。

　　晋朝，隶属关系同汉代。

　　南北朝时期，宋改丰县隶属北济阴郡；北魏沿袭。北齐，改隶永昌郡。北周时隶总府。

　　隋朝开皇三年（583）废除郡制，改为州制，州统辖县。大业三年（607）恢复彭城郡，统辖 11 个县，丰县隶属彭城郡。

　　唐代武德元年（618），改隶徐州；贞观元年（627）设置十五道，徐州统辖七县，隶属河南道；天宝元年（742），徐州改为彭城郡；乾元元年（758），彭城郡又改为徐州；贞元十六年（800），徐州改为武宁军，以节度使镇守；咸通十一年（870），恢复徐州；不久，徐州改为感化军；从武德元年至咸通十一年（618─870），丰县皆隶属徐州。

　　五代梁时，丰县隶属沿袭唐代，隶属徐州；后晋时，徐州又改为武宁军；后周时，恢复为徐州。从梁至后周，丰县皆隶属徐州。

　　宋代太祖建隆元年（960），徐州改为武宁军，不久恢复为徐州，统辖彭城县、萧县、丰县、沛县、滕县，隶属京东西路；绍兴元年（1131），徐州为金占领，又为武宁军，统辖彭城、萧、丰三县，隶属山东西路。

　　金代、丰县属武宁军。

　　元代至元元年（1264），徐州统辖永固、彭城、萧三县；丰县隶属东平府。后，丰县隶属济宁路；至元二年（1265）。沛县并入丰县属济州；三年（1266），沛县从丰县析置。

　　明代洪武元年（1368），徐州为张士诚占领。明太祖朱元璋兵下，淮安、徐州、邳县皆归附朱元璋，此时，丰县亦归附。初，丰县隶属中立府，即凤阳府。洪武八年（1375），丰县隶徐州，改为南直隶。

　　清代，丰县隶属徐州，与铜山、邳、睢宁、宿迁、砀、沛、萧七县合称八属。

　　民国元年─2年（1912─1913）冬，由中华民国南京革命政府委派县知事，丰县隶属徐州；2年冬─5年（1913─1916），张勋在徐州恢复清朝帝制，委派县长，丰县隶属徐州； 5─15 年（1916─1926）军阀割据时期，丰县隶属徐州。

　　民国15─27年（1926─1938）5月，丰县隶属国民党徐州专署。民国27年5月17日─34年（1938─1945）秋，县城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期间，境内有三个性质不同的县级政权同时存在：（一）国民党领导的丰县政府撤出县城，偏安乡下，仍隶徐州；（二）民国27年底─34年（1938─1945）秋，日伪丰县政府隶日伪淮海省；（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丰县和华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民国29年（1940）6月─11月隶属苏鲁豫区行置，29年12月─31年10月（1940.12─1942.10）改隶山东省湖西地区行署，31年10月─33年6月（1942.10─1944.6）改隶冀鲁豫六行署，33年6月─34年8月（1944.6─1945.8）改隶冀鲁豫十一行署。

　　民国34年9月─37年11月（1945.9─1948.11），丰县境内县级政权有：（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丰县和华山县、华砀县人民政府，民国34年8月─35年3月（1945.8─1946.3）隶属苏北办事处；35年（1946）3月苏北办事处撤销，改隶冀鲁豫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至1949年8月；36年（1947）11月撤销华砀县；1949年8─9月，丰县、华山县改隶山东省台枣专署；（二）此间国民党领导的丰县政府，隶属徐州行政专署。

　　1949年9月─1950年5月，丰县和华山县仍隶属于山东省台枣专署；1950─1953年1月，丰县、华山县改隶山东省滕县专署；1953年1月丰县划归江苏省徐州专署；华山县撤销；1953─1982年，丰县人民政府隶属江苏省徐州专署；1983年江苏省实行市管县体制，徐州专署撤销，丰县人民政府隶属徐州市人民政府，迄今。

　　史学争议

　　应邵曰：沛县也，丰其乡也。孟康曰：后沛为郡，丰为县。师古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属县，丰者，沛之聚邑而。方言高祖所生，故举本称以说之也。此下言县乡邑告谕之，故知邑系于县也。

　　《补注》：刘邠曰：予谓，沛丰，郡县名，史官用汉世纪录而。吴仁杰曰：史记世家列传所载邑望，大抵书某县某乡，或略之则曰某县，鲜有列郡县名者。如萧何，沛丰人；陈平，阳武户牖人；项羽，下相人；陈涉，阳城人。此类是也。至汉书文景以来，诸臣传始兼列郡县名。如《史记》张释之但曰堵阳人，卫青但曰平阳人。《汉书》则曰南阳堵阳，河东平阳，此类是也。帝纪比世家列传加详故县邑里名皆具。高纪所著县邑乃史记本文，则知所谓沛丰邑者，沛县之丰邑，非用汉事纪录然也。春秋传：都曰城，邑曰筑。则都大而邑小。至商鞅，集小都乡邑，聚为县。故县有仍用“邑”名，如栒邑、左邑之类为多。今《地理志》（即《汉书·地理志》）沛郡属县有丰，而不云丰邑。此足以知，纪所云丰邑非县名。

　　中阳者，里名。荀悦《汉纪》云，刘氏迁之于沛处中阳里，而高祖兴焉。勘误以沛丰邑中为连文，公是先生兄弟不应尔传录者误也。

　　齐召南曰：史家纪事必用当时地名，秦无沛郡，沛县属泗水郡，若全记郡县必云，泗水沛矣。时萧何曹参王陵周勃樊哙夏侯婴周绁周苛周昌任敖皆同县人，而卢绾传则独曰丰人，又曰与高祖同里也，师古说是。先谦曰：沛丰汉县，并属沛郡。沛在今徐州府沛县东（凡言在今某地皆谓故城，后不复出。丰今在徐州府丰县治。

　　但根据西安市秦宫遗址出土的“丰玺”与“酆丞”，史念海等秦汉史大家皆考证秦代刘邦故里酆（丰）为县，与沛邑并属四川郡。

“四川郡”考证

（编者按：此“四川郡”即“泗川郡”，与蜀地之“四川”无关。）

　　“四川郡”在出土简文中出现了两次：

　　编号为0706号的简文曰：绾请许而令郡有罪罚当戍者，泰原署四川郡；东郡、三川、颖川署江胡郡；南阳、河内署九江郡。

　　编号为0194号简文虽已糟朽得看不太清楚，但根据上下文推断，也同样有“泰原署四川郡”的字样。

　　四川作为郡名，曾出现于秦封泥和印信之中，《考古与文物》1998年2期曾刊登过“四川太守”的封泥，后又在《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上刊登过“四川水丞”封泥，周晓陆曾在《秦封泥集》中考订曰：

　　《史记·高祖本纪》：“项氏起吴，秦泗川监平，将兵围丰三日，……引兵之薛，泗川守壮败于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马得泗川守壮。”《集解》：“文颖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汉书·高帝纪》略同。《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籍已死，因东定楚地泗川、东海郡。”案泗水郡秦本为四川郡。……后因字形相近讹川为水。……四川郡之得名，或因其境内有淮、沂、濉、泗四水之故，后则因有泗水为作泗水郡。

　　王辉先生也曾考订曰：《汉书·地理志》：“沛郡”，班固自注：“故秦泗水郡，高帝更名。”《汉书补注》王先谦曰：“《睢水注》：始皇二十三年置”。周晓陆以为：“泗水郡本为四川郡，此司马迁作《史记》时尚明，后讹川为水，当在褚少孙补注之时，班固作《汉书》时沿其误。”说甚是。

　　辛德勇先生曾评述曰：周氏所论并举述有“四川轻车”秦印相证，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对西安相家巷进行系统考古发掘时，还出土有秦“四川水丞”封泥，而《续汉书·郡国志》亦载沛国本“泗川郡”，《初学记》述秦三十六郡，“泗水”乃作“四水”，各自都还保留一部分本来的面貌，故应据周氏所说，改泗水为四川郡。

　　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记载，不仅印证了上述“四川太守”、“四川水丞”、“四川轻车”等封泥、印信的可信度，也证实了秦代确有“四川郡”。后来文献记载中的“泗水郡”，乃是“四川郡”的讹写变化而来，它与四川省完全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地域概念。

千古谁识“沛丰邑”？！

文/菜九段

　　汉高祖里籍是秦代丰县。

　　沛丰邑，出自《高祖本纪》，说的是汉高祖刘邦的籍贯。

　　《高祖本纪》开篇即曰：“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汉高祖籍贯是“丰”还是“沛”，自古以来就是个非常绕人的问题。所以，古代的学问家为此给了大量关注，费了不少笔墨，对此作了明确解释，如唐人颜师古曰：“沛者，本秦泗川郡之属县。丰者，沛之聚邑耳。”此为颜氏综合前人见解的定论，说的明明白白，代表了古代学者的共识，绝对没有歧义。从颜氏开始，这已是一个牢不可破的界定，延续下来，影响深远。

　　前贤们为什么如此界定？据司马迁文意，“沛丰”有着明显的包容关系，兼之没有明确说“丰县”，而“沛”呢，谁都知道是一个县级单位。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以为，“丰”只是沛县下边的一个行政区划，姑且按古人说为乡邑吧。

　　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大师泰斗们的界定并不能箝众人之口，估计不买账者，代不乏人。

　　“沛丰”有包容关系，“沛”又有郡县之分的成分，所以一直有人认为《高祖本纪》的沛丰邑，是沛郡丰县的意思。

　　在刘邦的家乡一带，丰耶沛耶，更是一个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就连百度也无视颜师古的界定，其对《高祖本纪》的白话翻译曰：沛郡丰邑（今江苏丰县）中阳里人。这个百度啊，真是深得菜心呢。因为菜九也认为“沛丰”是郡县关系。

　　菜九不是人云亦云者，不认可颜师古的界定倒不是刻意与古人过不去，而是因为菜九看到史书里刘邦时代对“丰”的表达，除了“沛丰邑中阳里人”一处之外，“丰”完全体现为一个县级单位。

　　菜九因读史而否定“丰”的乡邑界定，很有人不以为然：颜师古还不如你？其实这与颜师古如不如我，一点关系也没有。难道颜师古就不会错？（编者按：师古所注典籍固多，然臆解纰缪处亦不乏有之。）即使班固错了，菜九也照纠不误，何况颜师古？纠正颜师古的错误，也丝毫不表明菜九比颜师古高明还是低明。颜师古所为，不过是对古书的解释，解释错了也很正常，不值得大惊小怪。菜九以为，颜师古如果也像菜九一样综合考虑了司马迁对“丰沛”的提法，或许就不会下那样的结论啦。所以，与“颜师古还不如你”相同，荀悦还不如你，班固还不如你，应劭还不如你，那些前辈大师专家还不如你，等等说法，均当作如是观。印象中“沛丰”有隶属关系的提法，在《史记》中只有两处，除了本纪之外，就是萧何的世家，亦称其为“沛丰人也”。

　　坚持“丰”属于“沛县”的人，包括颜师古在内的那些前辈大师专家，主要是着眼于有明显主从关系的“沛丰”字眼。其实在刘邦时代，“丰沛”的提法更多。比如：

　　“周市东略地丰沛间”（《秦楚之际月表》）。
　　“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樊郦滕灌列传》）
　　“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郦生陆贾列传》陆贾对赵佗语）。
　　“今陛下收丰沛，起卒三千人”（《刘敬叔孙通列传》娄敬语，会注本。中华本作“起丰沛，收卒三千人）。
　　“高皇始于丰沛，一倡天下不期而响应者不可胜数也”（《淮南衡山列传》伍被语）。
　　《汉书注校补》卷一引《三辅黄图》云：“太上皇微时佩一刀，长三尺，上有铭字难识。传云高宗伐鬼方时所作也。上皇游丰沛山中，寓居穷谷。有人冶铸。”

　　显然，在当时“丰”与“沛”更多的是平行关系。即使用《史记》相关篇章也能证明“丰”是县级区划。

　　“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绛侯周勃者，沛人也。”此笔法与“陈涉者阳城人也、吴广者阳夏人”相同。这种笔法基本上是专门为“丰”这样的县级区划定制的。众所周知，刘邦起义的最早加入者有三种形式，分别是：起于沛、起于丰、起于砀。

　　这里的沛、丰、砀，应该都是县级单位。（清阳侯王吸）（纪信侯陈仓）以中涓从起丰。（煮枣侯赤）以越连敖从起丰。（广平侯薛欧）（斥丘侯唐厉）（猗氏侯陈遬）以舍人从起丰。（博阳侯周聚）（鄢陵侯朱濞）以卒从起丰。（安国侯王陵）以客从起丰。（张侯毛泽）以中涓骑从起丰。

　　以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博成侯冯无择）以悼武王郎中兵初起从高祖起丰。《惠景间侯者年表》。所以雍齿以丰叛归魏，刘邦很难受。因为雍齿为魏守丰，才有了沛公引兵攻丰，四处请兵以攻丰，最终借项梁五千人攻丰，雍齿逃。

　　凡此种种，都表明此“丰”绝不是一个小的行政区划。

　　刘邦起义前后的史料亦可证明“丰”的真实区划。

　　1.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到丰西泽中而纵囚。（这个“丰”也更像是个县级区划。与秦军战萧西，笔法一致。否则的话，就是到沛西泽中纵囚了。）

　　2.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与，还守丰。（此三地均应是县级区划。）

　　3.（樊哙）初从高祖起丰，攻下沛。（刘邦起义攻下沛之前，已攻下丰。丰是刘邦最早的根据地。）

　　4.（合阳侯刘仲）高祖兄，兵初起侍太公守丰。 （相当于在家参加了革命）

　　5.方与反为魏，（曹参）击之。丰反为魏，攻之。（方与、丰都有反为魏的经历。也是县级的平行关系。）

　　“丰”为秦县乃至秦以前县，亦可得到刘邦后人的佐证。《高帝纪赞》引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丰公”之称，显然是个县级官员才可享用的。而魏迁都或秦安置魏之余部于“丰”，也表示“丰”不是个小的聚邑。正因为“丰”不是个小聚邑，周市才会志在必得，否则魏也不会开出那么高的价码引诱雍齿叛降。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中有吕后之兄建成侯吕释之，于“汉王入汉，而释之还丰沛，奉卫吕宣王、太上皇”的记载，表明刘邦在丰与沛都有家室。

　　估计是刘邦父母及妻小居丰，而其岳父母居沛，另外刘邦在沛可能还有临时住所。所以我们不妨认为刘邦是一个在沛县工作的丰县人。

　　刘邦在沛的工作经历非常明显。刘邦为泗水亭长的就职地点是沛县，所以他可以与当地的干部打成一片，也因此参加了所谓的“沛县县令举办的招待会”，并且在当地有一定的口碑，才会被推举为起义后的“沛公”。

　　攻占沛县之前，沛令听取萧何﹑曹参的建议“召诸亡在外者”回来主事，也证明了刘邦在沛县的任职经历。

　　为什么刘邦这个丰县人要到沛县任职？这与沛的地位有关。沛与丰在秦代都是县级区划，但沛的重要性明显高于丰，比如泗水郡在沛大概有派出机构，萧何与其打过交道可证明。

　　《萧相国世家》：“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辨之。何乃给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征何，何固请，得毋行。”

　　《集解》徐广曰：“沛县有泗水亭。又秦以沛为泗水郡。”骃按：文颖曰：“何为泗水郡卒史。”苏林曰：“辟何与从事也。秦时无刺史，以御史监郡。”文颖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

　　《索隐》如淳按：“律，郡卒史书佐各十人也。”表明人在沛县的萧何，有着隶属泗水郡工作性质。那么，萧何与刘邦一样，也是一个在沛县工作的丰县人。所以无论刘邦是平民还是小吏，都得到萧何这个丰县老乡的关照。

　　所以就像在枣庄的人很愿意到徐州工作一样，沛县的工作环境强于丰县，沛的重要性亦高于丰。

　　刘邦起义走出芒砀山，首先就攻占了丰。

　　刘邦当时的势力还很小，取丰没有费事，表明丰的守备力量薄弱（《封禅书》：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但他还未敢贸然攻沛，直到樊哙来招。樊哙为沛令招刘邦，并没有走到芒砀山，走到丰县就可以了。攻下沛之后，刘邦的势力才达到二三千人规模。这大概也可作为丰不如沛重要的依据吧。

　　可能人们会将汉十二年高祖还乡只“之沛”未“之丰”认作是高祖里籍属沛的理由。“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驩，道旧故为笑乐。十馀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沛父兄皆顿首曰：‘沛幸得复，丰未复，唯陛下哀怜之。’高祖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沛父兄固请，乃并复丰，比沛。”

　　这种资料证明不了丰隶属沛。难道豁达大度的汉高祖会特意把属于沛县的丰抠出来单独不予特惠？也许人们愿意相信，反正我是不信。

　　至于刘邦只在沛停留而不去丰，清人以为，高祖之故里中阳里之父老乡亲均在汉七年时，被刘邦整体搬迁到关中郦邑，以解太公的思乡之情。其地后更名新丰。

　　郦邑是秦县，改名新丰，恰恰表明丰原本就是个县级单位。那里的百姓早已享用了汉高祖的特惠，到了汉十一年“夏四月，行自雒阳至。令丰人徙关中者皆复终身”，换言之，不仅是在新丰的老中阳里人，即使是在整个关中的丰人，都享受终身不交租子的优惠政策。至于留在丰县的乡亲们则因受为雍齿守城牵连的缘故被刘邦排除在外。

　　此时沛县的父老乡亲体恤地恳请，得到刘邦的批准，使得丰也得到沛一样的待遇。这个待遇较以往的优惠更大大提升──世世代代不用交租子，真是皇恩浩荡啊。

　　回到司马迁“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的论述上，此句可以读为“沛，丰县中阳里人”。

　　那么，沛在司马迁之前是什么样的状态呢？通过网络查询很容易就找到：“沛郡：中国古代的郡名，治所是相县（今安徽淮北市境内），是中国西汉时期设置的一个郡级行政区划，管辖21个县：相县、肖县、杼秋、丰县、沛县、临睢，太丘、建平、鄼县、谯县、郸县、铚县、竹邑、蕲县、符离、谷阳、洨县、虹县、向县、龙亢、公丘。它和沛县（即小沛）是不同的概念，属于包含关系”。“西汉高祖六年（前201），分泗水郡南部为 沛郡，泗水郡北部被分置为楚国。治所仍在相县（今安徽淮北市，相山区）”。

　　为了与沛郡区别，沛县又被称之为小沛，《三国演义》中还是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地理单元。据此，我们以为，司马迁的叙述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后人始终拘泥于沛是一个县级区划，从而将丰下降到了县以下的行政区划。

　　《康熙字典》：【前汉·地理志】丰县，属沛郡。汉代的县多从秦沿用下来，丰亦不例外。那么，“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的沛，不是指沛县，而是指沛郡。这样一来沛与丰的关系就理顺了。

　　综上所述，无论在秦代还是西汉初，丰与沛一样，都应该是县，隶属于沛郡（秦为泗水郡）。这种关系不仅是汉初，而且持续到司马迁时代，直到现在。

　　饶舌两句，“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实在是小之又小的问题，但看到很多人还陷在其中苦苦挣扎，菜九又何惜费点绵薄之力。此番用功，当胜造几级浮屠矣。

　　因与众群友争吵不休，故将《汉高祖里籍是秦代丰县（菜九段版）》重新润色，更为此名。屠刀集里又添新丁矣。谨此感谢争吵诸友。

　　〔作者简介〕
　　菜九段，本名周骋，安徽巢县人。医学硕士、编辑（江苏古籍出版社、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混沌外的乡愁》（南京出版社1993），历史研究论文集《古史杂识》（天马出版公司2005），历史研究随笔集《历史的侧影》（吉林出版集团2009），语言类工具书《简明成语词典》（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汉语歇后语小词典》（同前）。

　　（来源：丰县人网）

丰邑与沛县到底是什么关系？

文/岩野读史
　

　　汉高祖刘邦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代帝王，历史上流传着无数关于他的传说。关于他的出生地，本来已有定论，大家都公认在沛县下属的丰邑。但由于后来丰邑单独建县，与沛县分开，随着时代的推移，往事越来越模糊，所以逐渐又出现了在刘邦生活的时代早期丰邑就已经是与沛县并列的县的推测，甚至有人认为在刘邦出生之时当地就已经名叫丰县。

　　尤其是在前些年出土了几块看似相关的印泥之后，此种说法更是声量越来越大。类似说法甚至在严肃的学术著作之中也并不少见，然而这种说法真的正确吗？

　　认真分析史料就可以发现，丰邑在刘邦生活的绝大多数时代确实是属于沛县的乡邑，而并非单独的县，丰邑建县源于刘邦称帝数年之后对家乡的照顾。

　　一、从《史记》的行文可知“沛丰邑”中的“沛”是指沛县而非沛郡

　　关于刘邦的出生地，最早也是最权威的记载来源于《史记》。《史记》记载刘邦是“沛丰邑中阳里人”。《汉书》则沿用了此说法。

　　《史记》和《汉书》为楚汉时期名人作传有一个显著的特色，那就是记载该人的出生地时，往往直接只说是某县人，比如“陈胜者，阳城人也”“吴广者，阳夏人也”“项籍者，下相人也”“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没有任何一例说到县之上的某郡。

　　因为天下郡的设置变动比较大，战国时期七国就各自在境内设置了郡，秦国统一天下之后对全天下的地理区划做了重新划分和调整，到了汉朝又对秦朝时期的郡做了不小的调整，导致很多县的郡属出现了重大变化。而楚汉时期的名人大多数出生在战国时期，对于他们的籍贯再说原来的郡或秦朝的郡或司马迁作《史记》时的郡都不太合适。

　　另一方面，很多县则自从设置之后变动都不大，相对而言要稳定得多，所以《史记》和《汉书》记载秦朝建立以前出生的名人之时，几乎全部都是直接记录县而不记录郡。

　　因此《史记》中“沛丰邑”的“沛”是指沛县而非汉朝建立之后设置的沛郡。作为旁证，《史记》在记录曹参、周勃、樊哙、夏侯婴等人的籍贯时，都直接说“沛人也”，此处的“沛”都是指沛县。同一本书记录同一个地名，不可能出现不一致。由此可见，记录刘邦出生地的“沛丰邑”中的“沛”也是指沛县而非沛郡。

　　当然或许有人会说《史记》记载和刘邦同一个地方长大的卢绾的出生地之时就直接说“丰人也”，按照《史记》的行文，是否说明此处的“丰”就是“丰县”呢？

　　其实并非如此。《史记》对于传主的籍贯除了直接记载县以外，还有一部分会直接记载乡邑，连县属都不记载。最典型的就是郦食其、郦商兄弟。这两兄弟都是名人，也都是刘邦手下的大功臣。《史记》对于哥哥郦食其的记载就写到了乡，“陈留高阳人也”，对于弟弟郦商则直接写“高阳人也”。

　　高阳肯定是乡，所以在全书之中有地方已经说清楚高阳的属地之后，在记载郦商的籍贯时就写得很简略，直接只记载乡邑。

　　同样道理，《史记》在《高祖本纪》中已经说明了刘邦的籍贯“沛丰邑”，所以在叙述籍贯完全相同的卢绾时就可以直接说“丰人”，然而这并不表示“丰”就是县，因为即使“丰”是乡邑也不影响《史记》直接表述为“丰人”。

　　此外，《史记》中还有很明确记载乡邑甚至直接写出“乡”字的例子，比如“陈丞相平者，阳武户牖乡人也”。

　　二、“丰”为乡邑的现实可能性

　　既然“沛丰邑”中的“沛”是指沛县，那么“丰邑”自然就是沛县下属的一个邑聚而非县城。

　　在战国秦汉时期，一个县除了县城以外，可能还会存在多个邑聚。《史记·商君列传》就记载，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没有设县，各地存在的是大大小小的分布不均的邑聚，直到商鞅变法，才逐渐把这些邑聚整合起来设置县。“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可见当时县城本来就是整合乡邑聚而形成。除了能够整合起来形成县治的邑聚以外，县境内可能还会存在距离县城稍远的邑聚。

　　比如出土简牍《秦律十八种·仓律》中就记载一个县除了县城有粮仓之外，还在离邑也会设置粮仓。此处的“离邑”就是指附属于县但远离县城的较大聚邑。

　　这些邑聚因为人口较多形成了一定规模，往往还会有大门甚至城墙。比如郦食其就曾经做过高阳乡邑中的里的看门人。而且在攻城略地之时攻下较大的乡邑甚至可以计算军功。

　　比如《史记》在记载樊哙的军功之时，就提到甚至详细记载了樊哙攻城略地之时攻下乡邑的数目。

　　“与诸将共定代乡邑七十三。其後燕王卢绾反，哙以相国击卢绾，破其丞相抵蓟南，定燕地，凡县十八，乡邑五十一。”

　　从此条军功记录中不仅可以看出乡邑的重要性，而且还可以大致推测出平均一个县大概拥有三个较大的甚至可以算入军功的乡邑。

　　由此可见，“丰邑”为沛县下属的乡邑并不奇怪，而且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

　　三、由萧何的籍贯推测丰沛关系

　　萧何是刘邦手下最得力的臣子之一，在西汉立国之后更是成为一代名相。由于萧何对大汉开基的功绩，汉朝历代皇帝都对萧何家族非常重视。由于萧何很早就与刘邦相熟，因此萧何的籍贯对于推测丰沛关系也很有帮助。

　　《史记》记载萧何是“沛丰人”，这里的“沛丰”看起来还有点像后世记载名人籍贯时常见的“郡县”格式，或许有人会以为此处代表“沛郡丰县”。不过不管怎么说，这里至少说明了萧何是丰人。

　　而《汉书》则直接记载萧何是“沛人”，由于《汉书》将萧何、曹参合并立传，所以同一篇中还有记载曹参是“沛人”。曹参是沛县之人是可以肯定的。《汉书》也沿袭了《史记》的行文传统，对于楚汉时期的名人都只记载县而不记载郡，所以可以肯定此篇传记（《汉书·萧何曹参传》）中的“沛”是指沛县。

　　由此可见，萧何是丰人，同时又是沛县人，如此则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至少在萧何、刘邦这一辈人出生之时丰从属于沛，丰邑是沛县下属的邑聚。

　　四、丰人在沛县担任各层次官吏表明丰至少有一段历史时期属于沛

　　萧何是丰人，刘邦也是丰人，但他们都在沛县出仕，而且是担任职位并不算高的县吏。尤其是刘邦，出任的是亭长这种小吏，这种小吏在古代史上一般都是由当地人担任。

　　担任这种小吏需要由当地有头有脸的人出面推选或县廷中的官员直接选取（称为“推择”），往往还要有一定家资才能被推择为吏。秦朝和汉朝初期都是规定家庭资产十万钱以上才能出仕为吏，到了汉景帝时期才把标准降到四万钱。刘邦能够在沛县出任亭长这种小吏，一方面是因为他是本地人，另一方面则因为他家庭条件还可以。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韩信则家庭贫困又素无名誉，因此不得推择为吏。

　　刘邦出仕是如此，可以想象萧何当初出仕也是如此。而且正是因为萧何和刘邦都是丰邑老乡，所以来到沛县县廷之中才会相互照应，当然肯定是萧何照顾刘邦多一点。

　　从萧何和刘邦的出仕轨迹以及当时流行的本地出仕的规则来看，至少在刘邦担任亭长之时丰邑仍然从属于沛县。

　　五、利用文物推测秦朝设置丰县证据不足

　　由于前些年考古出土了几块看似与“丰”相关的印泥，导致部分人士断定丰县设置很早，至少在秦朝时期就已经设置了丰县。后晓荣教授的学术专著《秦代政区地理》即持此种观点。

　　出土的秦代封泥有一枚印泥显示“豐（“丰”字古体）玺”，《秦代政区地理》认为此印即关联“丰沛”之“丰”，是秦代即置丰县的证据。

　　然而正如后晓荣教授曾经接受媒体专访时所言，中国的印章风格以隋唐为界，隋唐之前多为官职之印，而隋唐之后多为官署之印。（见“专访︱后晓荣：印章如何成为中国人权力的象征”一文）

　　若此“豐玺”真为丰县之印，则印文应该是“豐令之玺”，或如已出土的其余印泥“酆丞”一般，显示为“豐丞”等官职。现在印文只有“豐玺”这两个字，可能表明这个“豐”并不是级别很高的单位，就像那些出土的秦汉时期低级别单位印泥“仓印”“厨印”等一样，因为单位级别（官秩）太低，无法用职官名印，只能使用官署印。

　　若果然如此，则此“豐”并不能代表“豐县”。考虑到秦汉时期乡邑甚至亭、里皆有官印——现存秦代官印即有“咸阳右鄉（乡）”，汉代官印则有“鄉印”“东鄉”“西鄉”“亭印”等，依此而言，即使“豐”是乡邑而非县城，有官印也很正常。

　　关于丰县建县还有一个旁证，现存的一枚西汉晚期的官印显示为“豐長之印”，这说明丰县即使到了西汉晚期仍然是一个小县而非大县，因为汉代对于县的长官官名的规定就是，万户以上的县称为“县令”，万户以下则称为“县长”。

西汉晚期丰长之印

　　西汉晚期相比于战国、秦朝时期人口数量可能翻倍都不止，但即使到了西汉晚期丰县民户也没有超过万户，这还是在刘邦下令世代免除丰县百姓赋役之后人口加速增长近两百年的结果，由此反推，在战国秦朝时期丰邑人口数量根本就远远达不到建县的标准。

　　据此可知，丰邑在战国秦朝时期只可能是一个乡邑而并未建县。

　　六、《汉纪》记载丰县为汉十二年设置

　　如果说以上论述均为推测，毕竟《史记》《汉书》都没有对此问题给予明确说明，因此始终无法让人彻底信服，那么东汉末年给汉献帝讲书的秘书监荀悦所著的《汉纪》一书则可以说几乎终结了再争论此问题的必要性，因为其中明确记载了汉高祖十二年设置丰县。

　　《汉纪》记载刘邦在汉十二年击败起兵造反的淮南王英布之后，返回长安的途中顺便回了一趟故乡，在沛县与父老置酒作乐，慷慨伤怀，高歌大风。之后下令以沛县为自己的汤沐邑，世代免除百姓赋役。

　　沛县父老请求刘邦一并免除丰邑百姓赋役，刘邦最后也同意了。回到长安之后设置了丰县，并让丰县的祠社还照往常那样祭祀。

　　“又以丰比沛。既至长安，立丰县。丰之枌榆故庐社。皆如旧制也。”

　　这里就明确说明了丰县是在汉十二年刘邦返回故乡再回到长安之后设立的。

　　《汉纪》的作者荀悦当时担任秘书监，负责给汉献帝讲解《汉书》。因为汉献帝认为《汉书》文字过多内容繁复，要求荀悦删减并重新整理《汉书》形成更加简明的读本，于是荀悦以《史记》和《汉书》为底本重新整理史料，编写出了《汉纪》这本著作，其本意就是专门为汉献帝编写的一套皇家读本，其权威性不容置疑。

　　东汉光武帝刘秀兴复汉室之后，由于本身即是汉室正统后裔，因此仍然以汉高祖为汉代之祖，并以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宣帝为中宗，东汉一朝始终对汉高祖的祭祀非常重视。到了光武帝的孙子章帝之时，甚至还专门派使者去小黄县祭祀过汉高祖之母昭灵后刘媪，因为刘媪的陵园在此而不在长安。

　　由东汉皇室对汉高祖祭祀的重视可知，东汉时代的人几乎不可能搞错汉高祖的出生地址本末，尤其是丰邑与沛县的关系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

　　由此可知，丰邑设县确实是在汉十二年。

　　七、结论

　　除非有新的考古实证出现，否则仅就目前的证据而言，还是以认定丰县为汉十二年设置、在此之前丰邑都是从属于沛县的聚邑为宜。

　　（2021-03-12 1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