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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
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
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裴骃为《史记》作注而垂名于中国史坛。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裨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与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
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注释。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我们注意到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这与我们对待《史记》的态度大不相同。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
《考证》资料丰富还表现在《正义》佚文整理上。三家注原各自单独成书，自宋代合刻于《史记》正文下，妄加删削，大失原貌，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重，后世通行本《史记》三家注皆袭此。可是，张书既不像《索隐》有单刻本流传，也不像《集解》有宋版《史记》集解本存世，以致佚文极难搜集。泷川从日本所藏几种古本《史记》校记中，辑得《正义》佚文一千二三百条，补入书内。这些资料有人认为并非全部是张书原文，但它们对探求《正义》原貌或理解《史记》，俱有裨益。《考证》内容繁富。裴骃等三家注解一般局限于就事论事，泷川却综合历代研究成果，联比考索，对史实、文字、词语进行考辨、校订、解释，从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异正误、疑难文句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等。对前人未加解说或解之未详的亦往往加以考说。再《史记》一书，多采旧典。泷川常于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见于某书；与他书文字有异，也予注明。由于《左传》、《国语》、先秦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处，几乎逐节逐事交待明白，便于溯本求源，比勘研究。《考证》特别注重地理，每一地名，必注今地名，有助于了解事件的演变和人物的活动。此外，正文、注文全部断句，这在标点本未问世之前，不能不说是一项成果。
全书末附有泷川所撰《史记总论》，论述了司马迁事历和《史记》作书资料、体例、流传、演变、版本等事，不失为研究司马迁其人其书的有用材料。
应当指出，《考证》一书是有缺点的，有的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资料方面仍有遗漏，黄震、鲍彪、吴师道、张鹏一、雷学淇等人说法就未罗致。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金石文字和近人论著汲取不多，甚至连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也只字未载。其次在材料抉择去取之间，也有偏守一说、疏漏失当之处；而摘引某些评论，既违背考证体例，见解又颇为迂腐。在某些问题上，则徘徊两可，甚少发明。再次，泷川资言在训诂方面，有时失于强自为解，断句亦有失误。但从总体讲，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虽于六十年代影印问世，却已部分残缺，其他《史记》校证，固不乏精审之作，然未成书，因此《考证》纵然有不少缺点，仍瑕不掩瑜。在当前《史记》新集释性注本未出现之前，《考证》堪称是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治《太史公书》和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
《考证》虽参校了一些本子，可是不作校记而径改径补。后来水泽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其阙。它以《考证》本为底本，广校众本达三十多种，参考中日校记资料近四十种。其中宋本八种、元本二种、日本古本四种、炖煌写本残卷三种、日本古抄本残卷十几种，现存版本网罗殆尽。
《考证》辑录《正义》佚文，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据二十多种日本古抄本校记等资料增辑《正义》佚文二百余条，其中保存了少数失传的古书文字。同时对《考证》迻录三家注张冠李戴错误，也加以订正。汇集历代学者的注释，加上他自己的考证，内容相当丰富，造诣非浅。中华书局新标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
《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
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史记》固然"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开创了史学的种种先河，也堪称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但《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经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
自汉代至清代，《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
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从文学研究来看,因时代文化环境与研究者知识场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学者多侧重于感性的直观式评点的单篇读感，缺少具有综合性、逻辑性的宏观义理阐释和文、史兼顾的文学本体论分析。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进化论影响了一个世纪的学者，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结合西方史学学理与方法，考证精严，论断谨慎，逻辑分析严密，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到“《史记》学”的进展，突破性成果较多。例如，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从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学者借鉴西方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学理，又带动了司马迁人格与社会、民族、民俗思想的更进一层研究，而《史记》的文学研究仍是百年来的重头戏。
有关《史记》的工具书，以前述《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稿本和未见传本目录、有关《史记》的非专门著作日录、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的文字条目、外国研究论文和专著目录等，甚为详备。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史记索引》、钟华《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等书。其中，黄福銮《史记索引》对查索《史记》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词汇及习俗语，最为有用。其中多文选入语文书。
·考证著作一览·
史记佚文一卷(清王仁俊辑)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1页
史记正讹三卷(清王元启) 二十五史三编第二册第 881-927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一册第585-598页
乾隆四十年刊本
订正史记真本凡例(宋洪遵) 学海类编本 逊敏堂丛书本 此伪书
史记阙篇补篇考(清汪继培、孙同元) 诂经精舍文初集卷八 汪文又见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2
二十五史三编第一册第2-4页
史记索隐30卷(唐司马贞) 汲古阁本 扫叶山房刊本 广雅书局刊本
小司马索隐注误一卷(明杨慎) 升庵文集卷四十七 二十五史三编第一册第5页
史记正义(清谭师吉辑)抄本
此书据王本史记摘出，并博考他书所引，为之补漏订误。光绪初年，稿本归苏州艺海堂书肆，见叶廷琯吹网录。日本人作会注考证时所云得旧抄本史记正义，疑即此书。
史记正义校补(近人高步瀛) 稿本
史记辨惑十一卷(金王若虚) 滹南遗老集卷9-19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6-49页
史记考要十卷(明柯维骐) 嘉靖20年刊本
史诠5卷(明程一枝) 万历7年刊本 一枝曾助凌稚隆编史记评林
读史随笔1卷(明陈懿典) 学海类编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一册影印本，题“读史漫笔”，50-55页
史记注补正 (清方苞) 抗希堂全集本 广雅书局刊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56页—83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875-902页
史记评语1卷(清方苞) 戴钧衡刊望溪全集 集外文补遗卷二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84-91页
史记考证7卷(清杭世骏) 道古堂外集卷7-13 已散见殿本各卷考证中
二十五史三编第一册第92-158页影印道古堂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一册第517-583页影印民国刻本
读史记札记1卷(清潘永秀) 昭代丛书丁集补本
史记志疑36卷附录三卷(清梁玉绳) 清白士集本 广雅书局刊本
光绪14年馀姚朱氏刊本史学丛书一集影印广雅本无附录 丛书集成第148-159册
清儒多推重此书，惟李慈铭讥其强解三代以上事。 二十五史三编第一册第159-517页缩印
读史记杂志(清王念孙) 读书杂志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518-620页
史记疏证六十卷(清沈钦韩) 北京图书馆有抄本
史记评注十二卷(清牛运震) 空山堂全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621-897页
补史记注一百三十卷(清钱土占) 未刊 临卒，以稿授松筠，见汉学师承记卷三
史记辨证十卷(清尚镕) 道光十年刊持雅堂全集本 同治中重刊全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
第一册第898-931页，前附重刻持雅堂全集序(萧浚兰)
史记集说一百三十卷(清程馀庆) 1918年石印本 此书成于道光十九年，向无刊本，石印甚简陋，遂不为世重
史记校2卷(清王筠) 故宫博物院铅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一册第932-973页题民国24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校印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一册第419-460页民国24年印本
史记纪疑二卷(清刘青芝) 刘氏传家集本
史记蠡测一卷(清林伯桐) 修本堂丛书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974-988页
史记拾遗七册(清林茂春) 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引书止经籍篹诂，成书当在嘉庆以后
二十四史订补第一册第659-874页稿本
史记毛本正误一卷(清丁晏) 颐志斋丛书本 广雅书局刊本 丛书集成第147册 此正汲古阁刊本史记集解之误
二十五史三编第一册第989-993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1027-？页 广雅本
景佑本史记校勘记(龙良楝) 二十四史订补第一册第925-1026页台湾影印本
校史记杂识(清钱泰吉) 甘泉乡人稿卷五
读史记一卷(清许玉) 苏州图书馆藏稿本
史记正义佚文纂录(近人李蔚芬) 二十四史订补第一册第195-231页影民国刻本
史记正义佚文辑校(今人张衍田)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卷(清张文虎) 金陵书局刊本 文泱：中华书局1977年整理点校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一册第71-194页同治十一年金陵局本
史记札记(清郭嵩焘) 1957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读史记日记两种(清李德基 朱锦绶) 学古堂日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一册第994-995页牛锦绶读史记日记
二十四史订补第一册 李德基 399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一册朱锦绶413-418页 雷浚等编光绪刻本
读史记日记三卷(近人沈惟贤) 学古堂日记本
史记札记二卷(清李慈铭) 1928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71-79页
点勘史记130卷(清吴汝纶) 1920年南宫邢氏刊本 1915年都门书局铅印本
此书一评文为主，间附考证语极精
史记散笔二卷(清于鬯)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史记校勘札记一百三十卷论例1卷补一卷(清刘光蕡等) 光绪21年陕甘味经书院刊本
史记校注(佚名) 二十四史订补第一册第599-658页民国影印本
读史诤言四卷(清章诒燕) 江阴先哲遗书本
史记私笺一卷(清鹿兴世) 光绪二十八年山西高平县刊本
史记新斠注(清张森楷) 南京图书馆藏稿本
史记探源八卷(近人崔适) 宣统二年崔氏觯庐刊本 北京大学铅印本 辨证史记之窜乱，以今文家言为主
二十五史三编第二册第1-70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1-70页宣统二年刻本
史记发微(近人杨赞襄) 1910年成都石印本
读史记蠡述(李澄宇) 二十五史三编第二册第847-880页
史记识误(近人周尚木) 1928年石印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一册第461-516页 民国17年石印本
史记三家注补正八卷(近人瞿方梅) 学衡第40、45、55、57、58期 二十五史三编第二册第80-125页
史记解诂(近人吴国泰) 1933年成都居易簃丛著本
史记纪年考(近人刘坦) 1937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二册第126-461页
史记考索(近人朱世榛─溱？) 1947年开明书店铅印本 文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朱东润)
史记旧注评议十三卷(近人王骏图撰王骏观续) 1947年铅印本
史记订补八卷(近人李笠) 1924年自刊本 又有史记订补之馀，见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一卷1号
二十五史三编第二册第462-556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一册第233-331页 民国13年刻本
史记会注考证130卷(日本泷川龟太郎) 日本印本 1954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文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缩印本
史记会注考证驳议(近人鲁实先) 1940年长沙湘芬书局铅印本 文泱：岳麓书社1986.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557-605页
史记书录(今人贺次君) 1958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读史记十表十卷(清汪越撰徐克范补) 雍正元年刊本 1927年南陵徐氏影印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删史记原文第1册
据原刊本
史记六国表新校正1卷(近人陈汉章) 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正讹一卷(清王元启) 广雅书局刊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一册(题：史记月表正伪)据广雅书局刊本
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校补一卷(清卢文�) 群书拾补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一册史表功比说1卷附侯第表 (清张锡瑜)
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一集影印广雅本 丛书集成第一百六十册.二十五史三编第二册第606- ？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一册第902-924页 广雅书局刊本 楚汉帝月表一卷(明吴非) 贵池先哲遗书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1册据刘氏唐石簃贵池先哲遗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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