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邵玮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校

　　许多人以为，臧克家对上海的情感，主要是由于曾在沪办过杂志。实际上，他早期成为诗坛新秀和出版最早诗集，均与申城密切相关。

　　1930年夏，臧克家考入青岛大学，起初就读于外文系，很快转入中国文学系。那时，闻一多已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兼外文系主任职务，受聘为青岛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臧克家对闻一多的诗集《死水》着迷，课余开始学写诗。闻一多曾给臧克家这样的启发：写诗如下棋，写—个字就像下—个棋子，每个字都得有它的用处。如此，谁看了都只能赞叹却无法随意更换。有次，臧克家上门拜访，闻一多正在焚诗，就立刻对他讲：“不成熟的诗，一定要毁掉。”臧克家深受触动，回去也烧掉自己的一些习作。由于大师的教诲和提携，臧克家的诗《洋车夫》、《失眠》、《忧患》、《希望》、《生活》、《烙印》、《不久有那么一天》、《老马》、《老哥哥》等陆续发表。1933年夏，臧克家从所写诗中精选22首结集为《烙印》自费印行，闻一多不仅资助二十银元，还亲自为之作序。不久，上海《文学》杂志同期登载两篇评论文章，其中老舍称：《烙印》里的诗“硬是真硬的”；茅盾则表示：“在当今青年诗人中，《烙印》的作者是最优秀中的一个。”为此，《烙印》颇受关注，臧克家别具一格的诗风被称作“《烙印》体”或“臧克家体”，他成了“1933年文坛上的新人”。于是，上海开明书店主动进行联系，正式出版臧克家的第一本诗集，他在《〈烙印〉再版后志》中说：“这时支持着我的惟一的力量便是诗！诗可以表现我的思想，可以寄托我的倔强与傲慢。它能使我活得带点声响，能使我有与全世界恶势力为敌的勇气，它把我脸前安上个明天。”上海生活书店接着以《罪恶的黑手》为书名，推出臧克家的第二本诗集。1934年7月，臧克家大学毕业，他带着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走向动荡不安的社会，努力在人生和创作之途探索……

　　1946年7月，臧克家由南京抵达黄浦江畔。在上海《侨声报》工作的陈流沙闻讯，立即前去访晤，并热忱介绍他进报馆做“星河”文艺周刊编辑。然而，不久该报因销路不畅关张，他便失业了。

　　正当臧克家无可奈何之际，老朋友白寿彝来找他，说自己正与顾颉刚合力搞了个编译所，出版了不少书籍，还准备在沪恢复出版《文讯》。臧克家对此颇感兴趣，白寿彝亲切地对他笑道：“我现在工作比较忙，分不出时间来照顾刊物，你就替我负责编一编吧，驾轻就熟。”于是，臧克家在上海开始了一段重要的办刊生涯。翌年6月15日，《文讯》于申城面世，这是一份月刊，他在所撰的《写在卷首》中指出：“本刊的名称既是‘文化通讯’的意思，文化动态的报道和批判无宁是本刊主要的任务”，“希望它是时代主潮底表征，希望它是文艺新声底传达者”。

　　《文讯》原是贵州文通书局出版的大型综合性杂志，荟萃着较多有分量的政治、文化、教育、法律、史地等方面文章，编辑部曾先后设于贵阳、重庆、苏州，相继由马宗荣、谢六逸、顾颉刚、白寿彝主编；该刊迁至上海后，从第七卷第一期起至第九卷第五期，均由臧克家主编。臧克家接手时，马上决定增强它的文艺性，他在第七卷第五期的《缀在末角》里提及：“现在，我们来一个‘创举’，出了‘文艺专号’，而且，今后每隔两期照样再出一次。要是问为什么我们忽然动了这样一个想头？说来是简单不过的。第一，想用它作一个调剂，使一般读者在长期沉重的学术空气中活泼一下；再则在这个大时代的极端苦闷和挣扎中，文艺有它的一份责任。”仅从初次推出的“文艺专号”来看，上面就发表了郭沫若的《再谈郁达夫》，茅盾的《卡泰耶夫访问记》，朱自清的《论百读不厌》，艾芜的《小家庭的风波》，刘北汜的《伙伴》，汪曾祺的《落魄》，戈宝权的《普希金晚年诗抄》，唐弢的《明辨是非》，范泉的《雨》等作品。从中可见，它确实有着所宣称的“多彩”的鲜明“个性”，因而每期发行量达到四千册。

　　在朱自清拒绝接受美国救济粮而因贫病在北平逝世时，臧克家闻讯非常难过。他迅速约请这位著名文学家的同窗、同事、好友、学生等写出二十余篇回忆、悼念文章，登载于《文讯》第九卷第三期“朱自清追念特辑”。在作者之中，有郭绍虞、郑振铎、叶圣陶、冯至、魏金枝、许杰、王统照等。该特辑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珍贵资料。

　　臧克家在《一人双手编〈文讯〉》中曾回忆：《文讯》的“稿件来源，投来的少而组来的多”；“当年我编《文讯》工资每月记得是二十五万，数目惊人！钱不值钱，以万当一。稿费也较低。而且每次凭支票亲自去银行领取，一次半麻袋，回头一点，一叠中有缺十元一张的。记得去给郭老送稿费，定的是最高额，见了面，有点抱愧地说：我们的稿酬太低了。郭老笑笑，风趣地说：‘你们穷，我不在乎多少’”。当年，臧克家以《文讯》为载体团结了大批进步作家；另外，他激愤于政治的黑暗腐败，还创作了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和政治讽刺诗，出版了《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冬天》等诗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48年12月，由于白色恐怖严重，臧克家被迫离开上海，潜往香港。然而，他在主编《文讯》的一年半时间里，充分运用该杂志为进步文艺开辟了新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