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静文·撰　繁星读书网整理辑录

　　1895年 7月19日，徐悲鸿出生于中国南方的江苏省宜兴县屺亭桥镇，在烟波浩淼的太湖之西15公里。

　　太湖之滨是中国历代才子、诗人、画家荟萃之地，它不仅山水明媚，更有勤劳勇敢的人民和悠久光荣的文化传统。相传春秋时范蠡携西施在宜兴隐居，以制紫砂陶器为生，被称作紫砂的祖师陶朱公，至今宜兴有中国陶都之美誉。宜兴还有古迹“蛟桥”，是晋朝周处为民除害的斩蛟之地。徐悲鸿的父亲达章公就是一位正直不阿的画家，他精诗文、书法、篆刻，尤擅绘画，在山水、人物、花鸟上均有很深的造诣。他不慕功名，不求闻达，曾刻了许多图章，以明心志，如“半耕半读半渔樵”、“读书声里是吾家”、“闲来写幅丹青卖，不用人间造孽钱”、“儿女心肠、英雄肝胆……”他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以及做人的高尚品德使徐悲鸿受到很深的影响，并使徐悲鸿走上了绘画之路。

　　徐悲鸿 6岁开始跟父亲读书，10岁随父亲乘舟赴溧阳时，便有“春水绿弥漫，青山秀色含，一帆风信好，舟过万重峦”的诗句，以即景成诗的艺术才华闻名乡里。他 9岁读完“四书”《左传》后，便开始随父亲学画，每日临摹一幅吴友如的界画、人物。吴友如是清代末年最大的插图画家，能在尺幅之中描绘亭台楼阁、虫鱼鸟兽、奇花异草，以至千军万马。徐悲鸿每次随父亲进城时，必至画店观赏石涛、八大及任伯年等人之作，回家后凭记忆默写。在父亲的殷勤教导和勇于创新的前辈画家熏陶下，他打下了中国绘画的坚实基础。在寂寞的、缺少玩具的少年时代，徐悲鸿悄悄地爱上了周围的许多动物，并且仔细观察和描绘它们，如温顺的牛、奔驰的马、嘎嘎鸣叫的白鹅、浮游于水面的群鸭、倦卧在墙角或戏于树上的花猫……都一一出现在他的笔下，宛然如生。

　　13岁时，家乡大水，达章公便携徐悲鸿去外地谋生。为人画人物、山水、花卉、动物，刻图章，写春联。那时只有城市才有人像摄影，所以他们经常为人画肖像。这对少年的徐悲鸿来说，是一种极严格的考验，对他日后在人物画方面的卓越成就有重大影响。当然，这种卖艺的生涯不只是对艺术功力的磨练，也使他更多地接触了下层社会和劳苦大众，激发了他忧国忧民的感情，他在当时的画上常署名“神州少年”、“江南贫侠”，表达了他胸怀大志。

　　少年时代的徐悲鸿已在摸索创造新的绘画风格，当时的强盗牌香烟盒中附有动物画片，悲鸿很爱搜集，又见到各种动物标本，便对标本进行严格认真的写生。一些西方艺术大师的作品复制品更使他萌发了到欧洲去学习美术的朦胧愿望，然而冷酷的现实却横亘在他面前，流浪的生涯使父亲染上重病，他们不得不返回故乡。

　　17岁的徐悲鸿已成为宜兴知名的画家，在宜兴女子师范、彭城中学、始齐小学 3校教授美术。19岁时父亲病逝，悲鸿含着深沉的哀痛埋葬了父亲后，决定去上海寻找半工半读的机会。宜兴初级师范的语文教师张祖芬送别他时，殷切地勉励说：“你年轻聪敏，又刻苦努力，前途未可限量。我希望你记住一句话：‘人不可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我没有什么东西可送你就以这嘉话为赠吧！”徐悲鸿从心底涌起无限感激，并终身铭记着这句嘉言，将它们作为座右铭。直到他生命的晚年，他仍带着温情对我说：“张祖芬先生可称我的第一位知己啊!”

　　1914年，徐悲鸿来到上海，一位在中国公学担任教授的同乡徐子明曾将悲鸿的画推荐给复旦大学校长，很受赞赏，并得到安排工作的许诺。当徐子明陪同徐悲鸿来到校长面前时，校长十分诧异，用耳语对徐子明说：“他年轻得像个孩子，如何能工作呢？”徐子明热烈地争辩说：“只要他有才艺，你何必计较他的年龄呀！”后来，徐悲鸿几次写信给复旦大学校长，都得不到回音。于是，徐悲鸿流落在上海。正在彷徨无计时，徐子明介绍他去找《小说月报》的编辑恽铁樵。徐悲鸿挟了自己的画和徐子明的信去见恽铁樵，很受青睐，并应允为徐悲鸿在商务印书馆谋一个画插图的小职，嘱徐悲鸿过几天去听回音。

　　这时，已是秋雨绵绵的季节，徐悲鸿没有雨伞，冒雨去探回音，恽铁樵先生愉快地说：“事情成功了！你不久便可搬到商务印书馆住。”一种温暖的感觉涌到徐悲鸿寒冷的身上，他立即赶回旅店，给母亲及故乡的朋友写信，说他已找到了工作。信刚刚发出，忽然响起急促的叩门声。恽铁樵站在门前，手里拿了一个纸包，神色仓皇地说：“事情绝望了！”徐悲鸿急忙拆开纸包，只见里面除了自己的画以外，还有一个批件：“徐悲鸿的画不合用。”徐悲鸿觉得心猛然裂开了，血不断地涌上来，一种难以遏制的痛苦和失望强烈地攫住了他，他狂奔到黄浦江边，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混浊而奔腾的江水汹涌地冲击着江岸，轮船的汽笛尖锐地吼叫着。徐悲鸿解开衣襟，让无情的风雨打在他年轻的胸膛上。当一阵寒冷的战栗从脚跟慢慢传递到全身时，他才清醒地对自己说：“一个人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能自拔，才不算懦弱啊!”

　　徐悲鸿回到了故乡，送走了第一个没有父亲的忧郁的除夕。镇上的一位民间医生用深厚的同情慰勉了他，并赠他一笔小款。于是，徐悲鸿再一次来到上海，但仍找不到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上海富商黄震之看到徐悲鸿的作品，十分赞赏他的天才和同情他的遭遇，慷慨地为他提供食宿。但不久，黄震之不幸破产，徐悲鸿又无所依靠。当时着名的岭南派画家高剑父、高奇峰兄弟在上海开设审美书馆，徐悲鸿画了一幅马寄去，大受赞赏。回信说：“虽古之韩干，无以过也!”并请徐悲鸿再画4幅仕女图。这时，徐悲鸿身上只剩5个铜板，而4幅仕女图要一星期才能画完。徐悲鸿仅能每天以一个铜板买一团糍饭充饥。第6天和第7天便整日不食。当他终于挟着 4幅仕女图送往审美书馆时，天上正下着大雪，而高氏兄弟不在，徐悲鸿只好将画交给看门人收下，因饥饿难忍，不得不脱下身上单薄的衣服去当掉。

　　严寒渐渐消退时，徐悲鸿看到震旦大学的招生广告，去报名投考，被录取了。然而入学须交学费，他只好腼颜去向一位并非富有的同乡阮翟光告贷，阮翟光热情地接待和帮助了他。于是徐悲鸿入学了，除攻读法文外，仍继续作画。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哈同花园附设的明智大学征求仓颉画像，便根据古书叙述，画了一幅仓颉画像应征，想得到一点稿酬，解决生活困难。几天后，明智大学派车来接他，盛赞他的作品，并请他去教授美术。徐悲鸿说明自己尚在求学，须待学期结束。

　　暑假来临时，徐悲鸿携带画具，来到明智大学。当时明智大学经常邀请一些学者名流讲学。徐悲鸿因此结识了着名学者康有为、王国维等人。康有为发现徐悲鸿为艺苑奇才，请他为自己和亡妻以及朋友们画了像，并将自己的全部收藏供徐悲鸿尽情观览。徐悲鸿在康有为的指导下，遍临名碑，书艺得以精进，品味高深，逐渐形成了他那雄奇而潇洒的个人风格。

　　徐悲鸿拿到了明智大学给的一笔稿酬，决定去日本研究美术。1917年 5月，徐悲鸿抵东京，整天寻觅藏画的处所观览。他感到日本一些画家已不囿于陈法，渐渐脱去积习，能仔细观察和描绘大自然，达到精深美妙的境界。这使徐悲鸿更坚定了融会中外技法的意愿。他在日本还结识了着名艺术家中村不折，看到他收藏的许多中国古代碑帖和日本绘画精品。中村不折还托徐悲鸿将《广艺舟双楫》的日文本带给康有为。

　　1917年12月，徐悲鸿来到北京，开始以他那生气勃勃，富有民族风格的绘画在中国艺坛显露头角，被北京大学聘为画法研究会导师。他在故宫看到大量优秀的中国古代绘画，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当时北京的知识界很活跃，《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传播了民主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徐悲鸿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使他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列，成为中国画家中最坚决的革新者。他在北京大学的《绘学杂志》第一期上以《中国画改良论》为题，对中国画中的保守势力进行猛烈抨击，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画家之颓败，至今已极矣。凡世界文明，理无退化。独中国画之在今日，比二十年前退五十步，三百年前退五百步，五百年前退四百步，七百年前千步，千年前八百步。民族之不振，可慨也夫。”他认为中国画颓败的原因是：“曰守旧，曰惟失其学术独立之地位。”他慨叹地写道：“要之以视千年前先民不逮者，实为奇耻大辱。”在如何进行革新的问题上，他明确地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可采入者融之。”由于傅增湘和蔡元培的帮助，徐悲鸿终于获得去法国留学的公费。1919年 3月，徐悲鸿怀着向西方学习科学和民主，以复兴中国美术为己任的决心，从上海乘船启程赴法，开始了他艺术生涯中转折性的阶段。

　　徐悲鸿到达巴黎后，先在各大博物馆仔细观摩西方艺术的精华及比较他们与东方艺术的不同之处，数月绝笔不画，然后，入徐梁画院研习素描。随后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以弗拉孟、高尔蒙为师。每次竞试，都名列前茅。课余，便到卢浮宫和卢森堡美术馆研究各派的异同和各家的造诣。临摹普吕洞、德拉克洛瓦、委拉斯盖兹、伦勃郎等大师的作品。1920年冬，法国大雕塑家唐泼特介绍徐悲鸿认识了法国国家画会的领袖达仰．布佛莱。该画会反对陈腐守旧的法国艺术家协会，主张在吸收各派之长的基础上创新，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威望。从此，徐悲鸿每星期天都去达仰画室聆听达仰的教导和参加该派艺术家们的茶会，尤其在与倍难尔的交谈中，深受教益。达仰勉励徐悲鸿说：“学美术是很苦的事，不要趋慕浮夸，不要甘于微小的成就。”他要徐悲鸿精绘素描，并养成默写的习惯。

　　1921年 4月法国国家美展开幕，徐悲鸿从早至晚仔细观摩，走出会场时，才发现外面下着大雪，而他整天未进餐，又缺少御寒的大衣，顿时感到饥寒交迫，腹痛如绞，从此患了严重的肠痉挛症。他常强迫自己忍痛作画，现仍保存的一幅素描上便写着：“人览吾画，焉知吾之为此，每至痛不支也。”

　　这年夏天，病更剧，而学费已完全断绝，只好去柏林。徐悲鸿在柏林认识了柏林美术学院院长康普，并看到了门采尔、绥干第纪及康普的作品，感到在法国见到的佳作虽多，仍受局限。他最爱伦勃朗的画，便去博物院临摹，每天都持续画10小时，期间连一口水也不喝。特别在临摹伦勃朗第二夫人像时，下了很大的功夫，觉得略有收获，但仍不能用在自己的作品上，于是更加努力。

　　1923年，徐悲鸿回到巴黎后，以油画《老妇》，第一次人选法国国家美展。再谒达仰，陈述学习虽无懈怠，但进步很少。达仰说：“人须有受苦的习惯，求学也一样……未历苦境的人往往缺乏宏大的志愿。最大的作家多是毅力最强的人，所以能达到很高的成就，为人类申诉。”达仰要徐悲鸿进一步精绘素描，油绘人体时认真作分部研究、务必体会精微，不要追求爽利夺目的笔触。徐悲鸿遵从达仰的教导，很见功效，于是更加努力。先后有《怅望》《萧声》《琴声》《抚猫人像》《远闻》《马夫和马》等杰作问世。仅1927年就有9幅作品人选法国国家美展，获得很高的赞誉。

　　1925年徐悲鸿还曾赴新加坡，为陈嘉庚及其所办的厦门大学作画，并在上海展出历年所作，引起文化界极大的兴趣。康有为当时曾写道：“徐悲鸿10年前为我及文慎公、沈子培尚书写像，惟妙惟肖。其于画，盖天才也。后游日本，又学画于法国、德国，深诣 7年。今归出所画示我，精深华妙，陷秀雄奇，独步中国，无以为偶。其画固中国所未见，其画派亦中国所未有。”

　　1926年，徐悲鸿赴布鲁塞尔的博物院临画，他很爱鲁本斯的作品，认为他是古今最好的色彩画家之一。

　　1927年春，徐悲鸿赴意大利和瑞士，流连于圣彼得寺的名雕和西斯廷教堂的米开朗琪罗的壁画之前，纵情地欣赏了文艺复兴时代大师们的杰作，并浏览了庞贝古城，领略了西方古代艺术的气氛。

　　经过 8年勤奋刻苦的学习和钻研，徐悲鸿感到自己已能在创作之前胸有成竹，并能尽情挥写，得心应手，于是，他带着精湛的绘画技法和广博的艺术知识，回到久别的祖国，致力于革新中国绘画的现实主义运动。作为一位诚实正直的艺术家，徐悲鸿的艺术活动和祖国的命运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27年归国后，徐悲鸿与田汉，欧阳予倩共同创办了南国艺术学院。徐悲鸿在担任美术系主任的同时，开始创作巨幅油画《田横五百士》，歌颂被压迫人民所最可贵的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精神。

　　1928年，南京中央大学也聘请徐悲鸿担任艺术系教授，徐悲鸿提出不能辞去南国的工作。于是，他半月在南国，半月在中大授课。

　　1929年，徐悲鸿就任北京艺术学院院长。他以“一口反万众”的坚定态度聘齐白石为教授，极力促进中国画教学的革新。

　　痛感中国许多人才被埋没压抑，他创作了巨幅国画《九方皋》。几经易稿，把千里马遇到知己的欣喜和九方皋虽为樵夫，却具远见卓识的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

　　1931年至1933年，徐悲鸿用了两年的时间，以《尚书》为题材，画出巨幅油画《徯我后》，表达人民反对压迫者，渴望得到解救的心声。

　　为了宣传中国美术，提高中国艺术的国际地位，1933年，徐悲鸿前往欧洲，举办中国画展。画展首先在巴黎引起强烈震动，参加开幕式的重要人士达3000人，展览应观众要求延长了15天，目录印至3版，报纸上的介绍文章达200余篇。法国文豪保尔·瓦洛里专门为该展撰文介绍。徐悲鸿的作品受到公众的热诚赞扬，法国政府购藏了他的《古柏》一画，法国报纸称赞该画可与巴比松画派大师卢梭相比。

　　随后，徐悲鸿又赴布鲁塞尔、柏林、法兰克福举办个人画展，获巨大成功。有50多家报纸杂志发表了赞誉文章。

　　徐悲鸿在意大利米兰，苏联列宁格勒、莫斯科举办的中国画展也引起轰动。该展的记录片在意全国放映，被誉为自马可·波罗之后最重要的文化交流，苏联爱米塔日美术馆还专门成立了中国绘画的展室。徐悲鸿在撰写的《在全欧宣传中国美术的经过》一文中说：“吾此次出国举行中国画展，曾在法、比、德、意、苏展出7次，成立4处中国画展览室于各大博物院，总计因诸展而赞扬中国文化之文章、杂志达2万份。吾于展览会一切接洽，在内在外，绝对未用政府名义……其岁糜国人巨款，号称文化基金之任何机关，皆未有一文之助，凡我国民，皆请注意于此点也。”

　　徐悲鸿从苏联带回了珍贵的列宁和托尔斯泰的面模，并促成了苏联版画在南京和上海的展览。

　　1935年，徐悲鸿赴广西，创作了山水画《漓江春雨》，以大泼墨的手法描绘甲天下的桂林山水，情景交融，笔墨淋漓，手法新颖独特，是中国大写意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大学迁重庆，徐悲鸿回校任教，并创作了国画《巴人汲水》《巴之贫妇》等反映人民生活艰辛的作品。

　　1938年，徐悲鸿携带自己的作品去南洋，先后在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怡保举行画展，盛况空前。徐悲鸿将画展的全部收入捐献，救济祖国的难民。

　　1940年，徐悲鸿应印度诗哲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国际大学讲学，并在加尔各答举行画展。泰戈尔在画展序言中写道：“中国的艺术大师徐悲鸿在有韵律的线条和色彩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记忆中已消失的远古形象，而无损于他自己经验里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我尽情地欣赏了这些绘画，我确信我们的艺术爱好者将从这些绘画中得到丰富的灵感……多言是饶舌的……这样，我就升起谈话的帷幕，来引导观众走向一席难逢的美好的盛筵。”

　　徐悲鸿为泰戈尔作了10余幅素描速写，并根据它们完成了中国画《泰戈尔》。伟大的诗人正在凝神构思一首美丽的诗歌，宁静而神秘的花园有着无穷的诗意。它是徐悲鸿的肖像画杰作之一。在泰戈尔的介绍下，徐悲鸿还为圣雄甘地画了速写像。

　　在印度，徐悲鸿创作了构思已久的巨幅国画《愚公移山》。画面以艰苦卓绝的精神和必胜信念震撼人心。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以自己的画笔为坚强不屈的同胞写下了无愧于时代的伟大形象。徐悲鸿为这幅画作了 100多幅习作和画稿。最终使用了巨幅宣纸来表现剧烈运动中的人体。这在中国画中是前所未有的，它为中国绘画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是历史与现实、西洋画与中国画的完美结合。

　　1942年，徐悲鸿回到重庆后，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筹建中国美术学院。同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中国画作品，其中动物画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笔下的动物都寄托着画家自己的精神，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情。他喜写威镇百兽的雄狮，以“新生命活跃起来”的题词点出自己热望的民族觉醒与奋起。在祖国遭到侵略，人民遭受蹂躏之时，他作的则是怒目欲眦的负伤之狮。他画的骏马以一往无前的气魄和铮铮硬骨而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问汝健足果何用，为觅生刍尽日驰”，“直须此世非长夜，漠漠穷荒有尽头”，“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画家的喜怒哀乐同那堪托死生的奔马已经融为一体了。在风雨中长啼的雄鸡、逆风而飞的麻雀、贪食未果的白鹅、颟顸混沌的懒猫都在栩栩如生、脱纸而出的同时被赋予深刻的寓意，其弦外之音，画外之意给人以美好的回味与深刻的启迪。

　　1943年夏，徐悲鸿在青城山作了两幅气氛截然不同的人物画、而都取材于屈原的《九歌》。一幅是幽静山谷之中孤独的山鬼，另一幅是短兵相接的激战中为国捐躯的战士。不论是《山鬼》还是《国殇》，画家的悲愤之情皆溢于画外，同祖国的脉搏息息相通。

　　1946年，徐悲鸿来到北平，担任北平艺专校长。他聘请了许多有影响、有能力的优秀美术家到校任教。针对中国艺术教学的薄弱之处，他重视严格的基本训练，强调素描是造型艺术的基础，描写物象务求精确。同时，他也反对照抄对象，主张有重点地取舍，既要致广大，又要尽精微，提倡现实主义，要求学生以表现人民生活为己任，而不以抄袭古人为自足，倡导国画的发展与革新。

　　1949年 4月，他作为新中国代表出席了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同年，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并当选为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繁重的教学工作和社会活动并不曾使他停下画笔，他画了许多着名的劳动模范的肖像。而且，他还继续关怀着校外的青年。每天，当第一道晨曦射进窗子时，他便起床工作了。第一件事便是回复前一天收到的信件，它们绝大部分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热爱美术的青年，有人还将作品寄来，要求改正。徐悲鸿都一一作复，对每一卷寄来的画都指出优缺点，给予赞扬、鼓励或批评、建议。他因此缩短睡眠时间，数十年如一日，作为一个前辈画家，他感到有责任关怀年轻一代，同时，对自己学画的苦难历程的回顾，也经久不息地燃烧着他这种热情，因此，当代的许多优秀美术家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徐悲鸿都曾给予帮助或寄予深情。

　　1951年，徐悲鸿带病去山东导沭整沂水利工程工地体验生活，画了许多民工肖像，准备创作巨幅油画《当代新愚公》。在构图期间，突患脑溢血，半身瘫痪。

　　1953年，徐悲鸿渐能起床行动，便到中央美术学院为毕业班学生和教师进修小组上课，他感到还有许多知识没有传授给他们，孜孜不倦地为他们讲课、改画，完全忘记自己还在病中。9月23日第二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他担任执行主席，主持会议。当晚，突发脑溢血，于 9月26日逝世。来自全国的文艺界代表护送徐悲鸿遗体至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

　　同年12月，徐悲鸿的遗作展览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亲临参观，总理站在徐悲鸿遗像前，满怀深情地指着徐悲鸿书写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说：“徐悲鸿便有这种精神。”总理赞扬徐悲鸿的作品融会了古今中外的技法，是他自己生活年代的一位艺术大师。

　　徐悲鸿的故居被辟为徐悲鸿纪念馆，周恩来总理以遒劲的字体题写了“悲鸿故居”的匾额。

　　徐悲鸿的作品1200多件，他节衣缩食购藏的唐、宋、元、明、清及近代书画家作品1100多件，以及中外美术书籍、画片、碑拓10000多件，由家属全部献给了国家。

　　徐悲鸿只活了58岁，他的生命太短促了。但他那自始至终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却长存，他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精湛的艺术技巧的作品陈列在北京的徐悲鸿纪念馆里，激动着成千上万观众的心灵，引起人们对他深沉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