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篡党夺权、分裂国家阴谋的败露
　 
　 
文/ 汪东兴　摘自《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三

　　后来，据陈励耘交代：8日晚上他有事，就是因为于新野到了杭州。于新野是8日先坐飞机到上海，然后赶到杭州找陈励耘布置任务的。但于新野有一些疑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追问陈励耘毛主席到底在杭州讲了些什么话，陈就把毛主席同他们谈话的内容做了报告。当时，于新野告诉陈励耘，要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主席。据我们后来了解到的情况，陈励耘在接待于新野的房子里挂着一张毛主席像，陈励耘一看到毛主席像就发愁。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发动武装政变、杀害毛主席的手段之残忍，是骇人听闻的。

　　从后来“联合舰队”成员的供述和我们调查得到的材料看，他们准备谋害毛主席的办法有八种之多：

　　第一种办法，如果毛主席的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负责南线指挥的江腾蛟指挥炸专用线旁边飞机场的油库，或者让油库燃烧。据王维国交代，这时就由王维国以救火的名义带着“教导队”冲上火车，趁混乱的时候，先把汪东兴杀死，然后杀害或绑架毛主席。

　　第二种办法，是准备在第一种办法失败后采用的，就是在毛主席的专列通过硕放铁路桥时，炸掉铁路桥和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然后他们再宣布是坏人搞的。硕放桥在苏州到无锡之间，他们已经到那里看了地形，连炸药怎么安放，都测量和设计好了。

　　第三种办法，如果硕放炸桥不成，就用火焰喷射器在路上打火车。周宇驰讲，火焰喷射器可以烧透几寸厚的钢板。朝火车喷射，很快就会车毁人亡。王维国、周宇驰等人也到铁路沿线看过地形。他们准备从外地调来火焰喷射器部队，由于我们行动提前，这支部队没有来得及调来。

　　第四种办法，是用四火箭筒和一百毫米高射炮平射打毛主席乘坐的火车。四火箭筒是打坦克的，高射炮是打飞机的，这两种武器的穿透力都很强，对付火车不成问题。

　　第五种办法，是由王维国利用毛主席接见的机会，开枪杀害毛主席。

　　第六种办法，是利用中央开会的机会，对毛主席下毒手。

　　第七种办法，是策划用飞机上的机关炮、警卫营的步枪、机关枪打毛主席乘坐的专列，把车打停以后，欺骗战士说上火车去抓凶手，看着哪个活着就把他干掉。

　　第八种办法，是要陈励耘在杭州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来轰炸毛主席的专列，由陈励耘负责在飞机上装炸弹。

　　据陈励耘后来供述：于新野找他布置任务时，他曾提出杭州没有可靠的飞行员，于新野答应回去向领导上汇报，派一个飞行员来。他们准备派谁呢？派鲁珉。鲁珉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部长。陈励耘说：“那就好。那就干！”陈励耘还说，用飞机轰炸专列的办法是可靠的。

　　9月9日，于新野在上海当着王维国的面说：“我们这次用飞机轰炸，除飞机上有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这个机关枪可以扫射火车上跑下来的人。”从这几种办法可以看出，林彪一伙谋害毛主席的手林彪反革命集团为谋害毛主席准备使用的伊尔—10强击机段是何等阴险毒辣！当于新野同王维国一起策划时，王维国又提出，如果毛主席到上海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于新野说，他看了地形，如果毛主席住在顾家花园，可以把王维国的“教导队”带上去，在毛主席住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路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王维国还向于新野表态说：“首长（指林彪）的命令，我一定执行。”于新野、王维国都认为，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

　　9日下午，于新野从上海坐飞机回北京前，王维国同他一起又看过一次地形，他们决定就在上海谋害毛主席。于新野飞回北京，就到西郊机场向林立果做了汇报。林立果在西郊机场的平房和西郊机场旁边的空军学院里都有办公室，那里是他的据点。林立果马上将谋害毛主席的阴谋活动的进展情况报告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这时，林立果和周宇驰对江腾蛟说：北线由王飞指挥，南线由你指挥，你要赶快回南方去。王飞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副参谋长，是“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他们计划在北线实施的行动，是要把在京的周总理、朱德、叶帅、聂帅、徐帅、刘帅等人都害死，也包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飞等人把钓鱼台、中南海的地形都看了。周总理当时就住在中南海里。他们打算用坦克冲中南海。王飞说，北京上空是禁飞的，用坦克可以把中南海的墙撞开。在他们密谋的过程中，还有人提议可否用导弹车拉着导弹打中南海。他们说来说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案。林彪知道搞政变的行动已经全面展开了，他有带兵的经验，怕单靠“联合舰队”这几个人没有把握，怕他们经验不够。林彪要指挥一个大“舰队”。他通过叶群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调动起来了。那几天，他们的电话联系十分频繁，常常是两三部电话机同时讲话，一讲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据调查：9月10日，黄永胜同叶群通电话5次。其中有两次通话时间竟分别达90分钟和135分钟。同日，林彪还给黄永胜写信，信上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他们称毛主席为“B—52”。叶群在给吴法宪电话中问：B—52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吴法宪向她报告了毛主席在杭州同陈励耘等人谈话的内容。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杭州我们不能再呆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行动非常快，使得陈励耘和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

　　10日15点35分，我们从杭州发车，18点10分就到了上海。这次随毛主席外出，我带上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专列一到上海，我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部队全撤到外围去了，在毛主席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部队，以防不测。在离我们的专列150米远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我们的火车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10日晚上，毛主席同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王洪文见面，但没有谈几句话。王洪文住在车下的房子里，他还要我也搬到车下来住。我因为考虑专列的安全就谢绝了。第二天上午，许世友来了。

　　毛主席与许世友、王洪文和我，谈了两个小时的话。毛主席说：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有些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嘛。毛主席又说：要争取主动，有了错误，不认识，不改正，在那里顶着不好，这会加深错误，包袱越背越重，甩掉包袱，轻装上阵，人就舒服了。他还指出：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在搞分裂。许世友表示，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谈到中午，毛主席说：“吃中午饭啦！今天，我就不请你们在车上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许世友热情地说：“汪主任，你也去。”我说：“我不去了，谢谢。”毛主席当着他们的面对我说：“汪主任，你把他们送走以后，再回来一下。”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王维国也来了。他一直在休息室里等着毛主席召见。我送走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等人后，马上回到车上去见毛主席。毛主席问：“他们走了没有？”我说：“走了。”毛主席马上说：“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我说：“不通知他们了吧？”毛主席说：“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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