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文献编纂工作
　 
　 
文/ 河南省档案局 胡绍华

　

　　毛泽东在其革命斗争和理论创作的一生中，与文献编纂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亲自编辑或主持、指导编纂了一系列重要文献，还对文献编纂工作的意义、作用及原则、方法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关于文献编纂工作的实践和论述，对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开放历史档案的方针，搞好档案史料的编纂工作，开创档案馆、室工作的新局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毛泽东的文献编纂工作也象他的理论创作一样，贯串于他革命活动的各个阶段，构成了他伟大革命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一九二一年初，毛泽东在国内领导新民学会工作，为了互通情况，加强联系，交流心得，引导新民学会会员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为建党作好理论和组织准备，他将一九一八年新民学会成立以来所搜集到的会员之间比较重要的信件共五十封汇编成册，分三集出版，题名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印发给会员和有关的会外同志。这些《通信集》生动地记述了新民学会会务活动开展的情况，会员留法勤工俭学的情况和会员之间探讨求学方法、人生观、宇宙观等问题的情况，以及当时国际国内所发生的大事。尤其重要的是，它还真实地记录了毛泽东和蔡和森之间关于共产主义理论和建党问题的讨论。其间，他还主编了《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会刊》和《新民学会会友录》。《会务报告》和《会刊》详细记述了学会一些重要会议的情况以及关于学会宗旨、任务、活动方式，会员入会条件、手续等一系列规定。《会友录》则忠实地记载了新民学会的组成及会员情况。

　　同一时期，毛泽东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创办了文化书社。他亲自编汇《文化书社社务报告》，按时印发给投资的社员并作为一种宣传品送给社会各界人士。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任内，为了“对外宣传对内教育训练及介绍国际政治经济状况”，以求贯彻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宣传决议案”，曾明确提出，要变更编纂办法，用买稿法在上海等地收集稿件，编印关于革命理论策略史事丛书，并亲自拟定了《国民运动丛书》书目及其编纂计划方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这个“书目”和“方案”。“书目”包括国际政治经济、世界革命运动(含农民运动)、本党主义及策略、苏俄研究、国内政治经济及各种民众运动等五类共六十种著作。在“方案”中，毛泽东对《丛书》的印刷、份数、费用、发放范围、编辑方法等都作了十分具体的规定。他还身体力行，把记录当时国际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各国爆发革命运动的有关材料加以搜集，整编成册。与此同时，他在担任国共两党联合主办的《政治周报》主编时，为了揭露国民党右派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丑恶嘴脸，他除连续撰写了十八篇抨击性文章和新闻报道以外，还在《周报》上开辟“反攻”专栏，分两期以大量篇幅集中摘要编发了国民党各级党部，全国各地工人、农民、学生、军人、海外侨胞等愤怒抗议、声讨西山会议的文电四十条，并标以《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的醒目标题。他的这些编辑活动，对于提高全国民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并积极投身于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各派军阀势力，巩固革命统一战线，打击国民党右派，都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一九二六年，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他把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关于农民问题的文件，广东等地农民协会章程、决议和组织学员们下乡调查得来的关于农村阶级状况、封建剥削方式、农民反抗斗争、农业生产情况等材料汇编成册，取名《农民问题丛刊》，出刊二十多种。这些丛刊的印发，为全国各地农运同志提供了系统的学习材料，对推动我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毛泽东为了开展根据地建设，制定土地斗争政策，他在戎马倥偬之中，深入社会调查并抓紧整理这些调查材料，形成了永新、宁冈、寻乌、兴国等县，长冈、才溪等乡一系列著名的调查文献。这些材料，除了永新、宁冈两县调查材料因战事寄存他处丢失外，其余的几个材料，在艰难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宁愿扔掉衣物也要把它带在身边，一直带到陕北。一九三七年，他亲手将这些材料汇编成集。后来，这本书于一九四一年在延安出版，这就是著名的《农村调查》。这本书的编辑出版，为稍后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提供了必读文献。

　　一九三六年八月，为了在国内外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举行募捐抗日经费，毛泽东和杨尚昆为汇编出版《长征记》征稿，分别向各有关部队和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去电报和信件，要求各部队负责人和参加长征的同志择取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行军打仗、地方风俗、奇闻佚事以及部队工作的精彩有趣的片断写成文章寄到红军总政治部。并指出，此事“事关重要，切勿忽视”。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关怀下，由红军总政治部编纂的《红一方面军长征记》很快在延安出版。

　　翌年，毛泽东又和朱德联名发布《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并组成有邓小平、陆定一、肖克、张爱萍等参加的“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经过广泛搜集材料，内容更加翔实、更加广博的红军长征史料又结集成书，给我们留下了浩气长存的长征史诗。

　　抗日战争初期，为了向全国人民宣传抗战、民主和团结，毛泽东主持编写了《抗日战争丛书》，此书出版了七本。他还在为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的《时事问题丛书》第二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所写的文章中指出，为了研究一切重要的时事问题，延安组织了一个时事问题研究会，同志们除了研究讨论外，还着手编辑《时事问题丛书》，分为日本问题、沦陷区问题、国际问题、抗战的中国问题来研究，分别搜集材料，用综合文摘体裁出版参考书，并强调：“这样系统的研究时事问题，并为一切抗战干部们供给材料，实在是必要与重要的了。”可见，《时事问题丛书》的编辑出版也是毛泽东倡导力行的。

　　同期，毛泽东还关心着两种材料的编辑出版。一是《陕甘宁边区实录》。他认为此事“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亲嘱周扬“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并指出“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书成之日，还亲笔为其题词。二是八路军、新四军英雄谱。他和王稼祥、谭政、肖劲光等联名发出电报，要求各级政治部门供给材料，利用报纸和杂志将反映抗战中我八路军、新四军中的民族英雄及其英雄行动的事迹材料编辑出版。

　　延安整风期间，为了配合党风的整顿，毛泽东亲自开列书目，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党的历史材料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等文献汇编。同时，他还主持制定了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实施办法，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军队、团体广泛收集反映敌友我三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与研究，把它编成材料书与总结性文件，并注意撰写当地有一定影响的各种名人列传。这些都为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改善党的作风，明了社会情况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和依据。

　　一九四三年七月，毛泽东为了组织舆论，对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胡宗南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进行反击，分别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要求将延安发表的文件以及当地发表的文件迅速编印成册，在发给干部阅读讨论的同时，设法将这些材料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实力派，使其了解事情的真相。并指出，此事“是为重要，请用全部精力组织”。

　　一九五○年年底，毛泽东关心着《任弼时同志逝世纪念集》和《瞿秋白文集》的编辑出版，分别为这两本文集题了词，并指出，它对青年、对人民的事业是大有益处的。

　　一九五一年三月，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四封信，要求新华社在各土改区每省组织一篇或几篇关于土改方面的好文章，出单行本或合订本，印发各地，以指导土地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

　　一九五五年，毛泽东从几百份材料中抽取了二十七个省、区的一百七十六篇文章，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在“序言”中，他还向各省、区提出了一年或半年编一本书的希望。第二年春季，他在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手工业工作情况的汇报时指出，“你们要在六万多个手工业合作社组织中，选择突出的例子编写典型材料”，“出一本书，象《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样”。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阅读了马列著作和大量四川地方资料，并挑选了一部分有关四川的历史资料和文学作品，如《都江堰资料》《成都由来》《武侯祠》《杜甫草党楹联集》《司马错论伐蜀》等印发到会同志。同时要求参加会议的各位同志回去以后搜集一些民歌汇编成集。这对推动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发掘我国民间文学遗产，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起了积极的作用。

　　同年，毛泽东还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推荐了第一机械工业部编辑的《四十一位发明家小传集》，并要求中央各工交部门、科学院和大学各自搜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传略的通俗简明的小册子，用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掉自卑感。

　　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对研究、汇编《逻辑丛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在七月二十八日致康生的信中指出：“我有兴趣的，首先是中国近几年和近数十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小册子和某些专著(不管内容如何)，能早日汇编印出，不胜企望。”此前，他曾向我国著名学者周谷城提出建议，希望其“最好把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所讲的逻辑，每一个人的，都给写一篇或几篇说明介绍的文章，从古到今，来它个系统的叙述”；“最好把所有的逻辑书，不论是新的或旧的，过去的或现在的，一律搜齐，印成大部丛书，在前面写几句按语式的话，作为导言”。在他的推动下，中央政治研究室编辑的《逻辑丛书》，陆续编印出版。

　　同年，毛泽东通过中央书记处的一位书记指示文学研究所从我国古代笔记中选编了《不怕鬼的故事》。嗣后，他又指名该所所长何其芳撰写序文，并亲自对序文作了三次精心修改，目的、意义和“鬼”的含义进行了概要的说明。此书编成后，他还指示将该书印发参加整风的全国干部阅读，并要求翻译成几种外文出版。这对振奋人民的革命精神，激励人民藐视敌人、战胜困难，起了很好的作用。

　　“文化革命”前，毛泽东还指导编辑了《赫鲁晓夫言论集》，为该书的第三集写了出版说明。

　　以上仅是笔者所知毛泽东关于文献编纂工作实践的简单史实。从这些史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的文献编纂工作，以档案材料为主，兼及图书、报刊、资料，其材料来源相当广泛，种类多种多样，方式十分灵活。既有马列经典著作、党的历史或现行文件，会务、社务、调查等报告，又有来往书信或回忆征文，还有古代笔记、文学作品、中外哲学著作以及地方资料等等，或全录，或摘编，一切视需要而定。其内容和形式是完美统一的，堪称文献编纂工作的典范。

　　二

　　毛泽东文献编纂工作的成果，是他以及他的战友们斗争实践的历史记录，也是他当时宣传群众、指导斗争、揭露敌人、打击敌人的重要工具和锐利武器。这正如他曾经指出的：搞编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毛泽东如此重视文献编纂工作，还因为它有一些具体的作用，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积累和传播经验的作用。毛泽东历来主张，领导工作要实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要在一般号召的同时对个别单位进行具体指导，然后用个别指导来丰富一般号召，用点上的经验来推动面上的工作，来丰富我们的理论知识。因此，他在部署或推动各项工作时，总是满腔热忱地收集、汇编有关的材料，以此积累经验、指导工作。一九二六年，他在《农民问题丛刊》的序言中指出，这部书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其目的在于“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一九三三年，他更把收集整理好的经验传播到广大区域中去视为“上级苏维埃人员的一种责任”。他还说，之所以郑重介绍长冈乡、才溪乡、石水乡的光荣成绩于全体工农群众，就是要求全苏区几千个乡一齐学习这几个乡，成为争取全中国的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时隔十五年，他又在《山西崞县两个区是怎样进行平分土地的》一文上批示：各级领导同志在对自己领导的各项重要工作发出决议或指示之后，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指出：“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们得到下手的办法。”新中国建立后，他从认识论的高度，更进一步论述了提供汇编的典型材料对于领导机关指导和推动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样能够制造出产品？有的东西，地方上已经制成成品，中央领导机关就可以在全国加以推广。”此处以及下边所说的“成品”“半成品”，就是指的反映各类工作经验的实际材料的汇编。

　　(二)宣传和教育人民的作用。毛泽东历来主张，宣传和教育人民，不仅要有理论材料，而且要有实际材料。一九二六年初，他在主持国民党宣传部工作期间，曾在《两年来宣传工作的回顾》一文中指出：宣传材料之充分搜集，及供给于下级党部，完全未办，这是国民党宣传工作的缺点之一。有鉴于此，他在一九四一年五月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中强调，“一切党的政令，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以广宣传，是为重要。”并分别指出：干部学习，“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学生必须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一九五五年，他指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出版，对于配合很快就要召开的党的六中全会决议的宣传，使得全党意志统一起来，“可能是有些帮助的”。以后他又把“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要那些平素不大接触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以使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写进《工作方法六十条》，更使人耳目一新。

　　为了对外宣传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使外国人民了解中国革命，同情并支持我们的斗争。毛泽东不仅亲自组织编辑出版了《长征记》，还对外国编纂关于中国革命的文集和本国编译出版中国革命的理论著述表示极大的关心。一九四九年，捷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季明德尔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文献和毛泽东写的关于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论文以捷克文编辑出版，取名为《新民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他欣然为其作序，指出：“欧洲的关心亚洲命运的一切读者们，由于阅读这些短篇的文件，特别是由于阅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六十条共同纲领，将获得关于新中国的基本知识。我相信，捷克的同志们为帮助欧洲读者认识新中国所作的努力，对于国际革命运动乃是一个可感谢的贡献。”一九五八年，他看到《世界知识》刊载的“毛泽东同志历来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言论辑录以后，在致吴冷西的信中指出：“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大问题，永远有许多人总是不得解决。《世界知识》编辑部将我各个时期阐述这个问题的观点的文章收集起来放在一起，看起来好象竟成一篇新文，似不妨予以转载，并予广播。建议重新译成三、四国外文出小册子，中文也可出一小册子。”

　　(三)学习和借鉴历史的作用。毛泽东历来重视从历史材料得到借鉴，从古代文献中吸取营养。他主张对待祖国的历史遗产，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他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又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对待中国革命历史的研究，毛泽东更是经常强调要详细地占有材料，从多方面加以全面的总结，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一九四二年，他在《如何研究党史》一文中指出，我们印了《六大以来》这本书，就是为了“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的研究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只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

　　(四)保存史料和保护原件的作用。文献经过编纂印发，较之档案材料，其份数多，其流行广，便于保存与传播。毛泽东博古通今，深谙此理。他曾在《农村调查》序言中痛心疾首地回忆了他的一些重要调查材料因只有单份而毁于战乱的情况，并说：“这里存下来的，都是中央苏区的材料，前九部分是属于初期的土地革命，后两部分是属于深入了的土地革命。虽不完全，亦可见一斑。为免再损失，印出若干份，并供同志们参考。”他还针对《农村调查》文集中所选辑的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井冈山制定的土地法和一九二九年四月兴国县的土地法指出：“这两个土地法，存之以见我们对于土地斗争认识之发展。”可见，他对文献编纂工作的“存史”作用是非常重视的。他亲手编纂的一些重要文献，也确实起到了“存史”的作用。他在延安编辑的《农村调查》则更为我们今天认识旧中国的农村，了解中国土地革命初期的历史，研究毛泽东和我们党对中国农村阶级和土地革命的认识过程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至于保护原件真迹，毛泽东也是十分关心的。一九七六年初，周海婴向他提出书面报告，要把已搜集到的鲁迅书信影印出版，其理由是免得原件失散，否则将是无可挽救的。他看后欣然同意，当即作了批示。后由北京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保护了鲁迅书信的手迹。

　　此外，毛泽东在召开会议的时候，为了使会议人员对会议的背影或主旨增强了解，对会议的主要文件加深认识，还常常为会议准备一些文献汇编，以资参考。

　　尽管文献编纂工作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但毛泽东并不主张对其任意拔高，说得过分。他认为材料书“仅仅是材料书，它是重要的材料，但仅仅是材料，而且还是不完全的材料，问题是没有解决的。要解决问题就需要研究，须要从材料中引出结论，这是另外一种工作，而在这类书里面是没有解决的。”

　　毛泽东这些论述闪耀着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光辉，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和宣传文献编纂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它告诉我们，不仅要重视文献编纂工作，尤其要注意发挥它的作用，注意对文献材料进行更深入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三

　　毛泽东关于文献编纂工作的实践和论述，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文献编纂工作的意义和作用，而且为我们指出了工作的方向、原则和方法，为我们研究文献编纂学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如前所述，毛泽东始终是把文献编纂工作当作一种研究问题、作出决策的条件，一种继承和发展人类历史文化的手段来对待的，他视其编纂成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一种工具或武器。这就鲜明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献编纂工作的根本方向。

　　根据这一根本方向，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为我们提供了处理文献编纂工作诸环节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

　　(一)关于文献编纂物的选题。毛泽东总是审时度势，既考虑不同时期工作的需要，又注意手中已有或有可能找到的材料，力图把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决定汇编题选。因此，在他所编纂或倡导编纂的文集中，其史料内容的丰富性和汇编题目的多样性是完美统一的。无论是按历史事件如《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以下简称《高潮》)、历史人物如《赫鲁晓夫言论集》、重要问题如《农村调查》、组织机构如《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以下简称《通信集》)、历史时期如《六大以来》、文体种类如《文化书社社务报告》，还是按照作者群体如《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汇编内容如《不怕鬼的故事》等选题，都切合时宜，起到了及时服务中心工作的作用。

　　选题是否切合时宜，也就是文献编纂工作能不能及时满足一个时期的工作需要，这是关系到文献编纂工作有没有生命力、有没有战斗性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方面的一些论述很值得我们深思。一九五八年十月，他在审阅《人民日报》拟发的《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一组论述时指出：“这些文章、讲演和谈话，虽然多数是发表过的，没有发表过的只占少数，时间前后相距二十年之久，又是采取集纳的形式，但是看起来却使人感觉好象是一篇新的完整的政治论文。其原因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一方，各国人民为另一方，这样一个基本的矛盾并没有解决，美帝国主义又特别张牙舞爪，以原子战争威胁世界和平，被压迫受威胁的人民的心思被这种紧张局势所吸引，迫切地要求解决这个矛盾，故尔使得读者对毛泽东同志关于论述解决这个矛盾诸多问题中的一个首先的主要问题，纸老虎还是并非纸老虎的问题，自然感觉兴趣。”很显然，《人民日报》的这个选题在时机的掌握上是恰到好处的，深得他的赞赏。

　　关于汇编题目的拟定，毛泽东也是十分讲究的。他所拟的汇编题目，都十分简明、贴切，务求反映汇编的内容、时间断限、地区范围以及所选材料的成分或取材特点。稍有不适，他都要重新改拟。一九五五年，他在编辑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材料书时，最初拟定的题目是《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来，因为所选材料反映的情况和合作化的进程有了新的突破，他便毅然将题目改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并阐释了改名的原因。

　　(二)关于文献编纂物的选材。选材在文献编纂工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一环节。

　　首先，他非常注意选取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材料。在选择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材料时，他本着“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的精神，将河北省一个由三户贫农办起的只有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的材料选入集子。并认定这是中国五亿农民的方向。

　　其次，他十分注意选材的典型性。他曾经指出，“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领导者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他之所以重视材料的典型性，是因为材料的典型性愈强，代表的事物的量愈大，质愈深，面愈广。就可以用少量的材料说明更多的问题；在指导和推动工作时，就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这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几个麻雀就够了。”

　　其三、毛泽东不仅重视材料的典型性，而且重视典型材料的多样性。一九四八年三月，他曾指示编辑一种农村工作的小册子，并为它推荐了来自三个不同地区的三篇不同类型的材料。他指出，“关于如何在农村中进行整党工作，我们有了晋察冀边区平山县的典型经验。关于如何在老区调剂土地而不是平分土地(因为那里已经平分了)的工作，我们有了陕甘宁边区绥德县黄家川的典型经验。现在又有了晋绥区崞县这样一个平分土地的经验(虽然不完全)。这三个经验，值得印成一本小册子，发给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至于一九五五年他主持编纂的《高潮》一书，则简直是当时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百科全书了。书中一百七十六篇材料，选自二十七个省、区，有四十七种类型。此后，他在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他对编辑手工业改造材料的选材类型更作了明确的指示。他要求有关部门“在六万多个手工业合作社组织中，选择突出的例子，编写典型材料。各地区各行各业都要有；好的、坏的、大的、小的、集中的、分散的、半机械化的、机械化的都要有。”

　　其四，他还非常注意典型材料的结合运用。在他所编辑或主编的材料中，《高潮》一书既选有乡村的材料，又选有省、区的材料，而且是全国几乎所有省、区的材料。这些点上、面上的材料结合起来，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主题；《农村调查》一书既选有搞农村调查的理论文章，又选有丰富的调查实例，虚实结合，既指出了调查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又提供了活生生的样板；《时事问题丛书》既选有抗战的中国人民的材料，又选有日本侵略者和其他国家的材料，敌、我、友三种材料结合在一起，使人们了解了当时时事问题的全貌；《逻辑丛书》则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的逻辑著作兼收，中国的、外国的、历史的、现今的并存，这就如实地反映了逻辑学的产生、发展的历史，给有志于逻辑学研究的同志提供了全面、系统的材料。

　　其五，毛泽东主张选材要看对象，即要针对不同的读者编辑出版不同份量的本子。一九五五年，他编纂的《高潮》一书，就有两种本子。一种是包括一百七十六篇文章的三卷本，是为农村工作同志编辑的；一种是只有四十四篇文章的“节本”，是为更多不能阅读全书的人选编的。目的是让他们接触农业合作化问题，了解农村的情况。可见其考虑之周。

　　(三)关于文献材料的加工。对选定的材料进行必要的加工，这是一项科学性较强的工作。毛泽东总是以严谨的态度来要求自己和他人。

　　他强调加工必须忠实于文献材料的原文，不能对原文内容随意进行篡改。他为自己编辑的《农村调查》作序的时候曾经指出：“这是一种历史材料，其中有些观点是当时的意见，后来已经改变了。”在这里，他并没有因为观点的改变而对原文进行删削，而是照录不误，以维护这些革命文献的原貌。在主编《高潮》一书时，所选材料“内容都照原样”。

　　但是，他并不主张进行原封不动的照搬，而是要求在文字和技术方面进行必要的加工，以提高文献编纂工作的质量，尽可能为读者阅读正文提供方便。为此，他在文献材料的加工方面，有过许多重要指示。一九四八年三月，他为编辑土改工作文件，给胡乔木批示：“翻译时，文字和标点符号不要弄错。”同年，他对晋绥日报编辑工作人员谈话，要求把“消灭错别字”“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以后，他又对文件、电报的规范化问题作过指示。他指出，文件中涉及蒋、李、阎的，要把他们的名字写出来，因为“这是历史文件，免得后人不知道蒋、李、阎是谁”？电报“要写完全的月、日，例如十一月二十日；署名一般要用完全的姓名，不要只写姓不写名；地名、机关名一般必须写完全，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允用京津沪汉等省称；还有文字结构，必须学会合乎文法，禁止省略主词、宾词及其他必要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要能区别其性质等等。”“信件和公布的文件，不但文字应当完全，标点亦需正确。”要“纠正眉目不清的现象，要按照条理，分清层次，标明段落。”这些指示，虽然有些不是直接针对文献编纂工作的，但对文献编纂材料的加工工作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编辑《高潮》一书的时候，虽然日理万机，仍亲自或指定专人下大力气对所选材料进行了文字上的修改。他说：“本书所收一百七十多篇文章，有不少是带有浓厚的党八股气的，经过几次修改，才使它们较为好读。”

　　对于编纂出版自己的著作，他更是一丝不苟，尤其要求准确无误。每篇文章付印前，他总要逐章逐节，逐句逐字反复校核，并叮嘱有关人员过细校对，“勿使有错”，“注意标点符号，不使弄错一个”。偶有不慎，出版时发生了错漏，他认真阅改后，总要提出更正，并及时给出版部门写信或拟写“更正启事”，郑重嘱咐“务请更正为盼”，“请予登载为盼”。其严谨精细的作风，跃然纸上。

　　(四)关于文献材料的标题。如何使文献材料的标题醒目，能够准确揭示一件或一组文献材料的内容成分并进行高度概括，也是毛泽东所十分关注的。他历来主张，标题要有内容，要能反映编者的态度，不要太长，要引人注目。

　　无论是大部头的编辑物，还是只有几篇文章的小册子，甚至是单篇文件的公布，毛泽东对其每一件或每一组文件的标题都要精心敲定。早在一九二一年，他在编辑《通信集》的时候，就曾给一些无题信件分别加上了合适的标题；以后编辑的《农民问题丛刊》、《农村调查》等集子，也都题清目醒，耐人寻味；特别是《高潮》一书，他对每一篇的题目都做了改动。有些单篇经他一改题目，其内容充实，爱憎分明。即使是今天，我们再来品评这些标题，也会感到生动、贴切，其味无穷的。为什么要改拟标题，改拟标题时有些什么考虑？我们学习他一九五七年四月为北京大学李汝祺教授的文章所加的按语，便会了然的。他说，“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从遗传学谈到百家争鸣》引者加)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引者加)，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做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该批判斗争)，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意见来。”这一标题的改动包含着多么深刻的意思啊！

　　(五)关于文献材料的编排。为了使选出的文献材料系统化，使它们成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并固定每篇材料在汇编中的位置顺序，毛泽东还非常重视各种编辑物的编排体例。

　　他不拘一格，总是根据汇编题目、选材范围、编写目的等来安排材料，使其条目分明，便于阅读。如他编辑的《通信集》，是按照问题结合时间来安排的；国民党各级党部及全国各界抗议、声讨西山会议的文电摘编，是按不同作者群体编排的；《农民问题丛刊》、《抗日战争丛书》、《时事问题丛书》是按问题编排的；《六大以前》，是按照时间排列的；《六大以来》则是按照问题结合时间排列的；《高潮》三卷本，是按照地区排列的。有些供历史研究的文件汇编，他主张按照时间次序，将来电(文)去电(文)顺序编排，以方便读者。

　　在编排材料的分类标准上，毛泽东也是严格掌握的。他历来主张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他曾经说过，所谓纲目，就是“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因而，在他的编辑物中，无论是单层分类或多层分类，其大限小限，界限分明，层次清楚，环环入扣。既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又恪守形式逻辑的划分规则，翻开他编纂的《农村调查》和《高潮》等书，真可谓条分缕析，纲举目张。

　　(六)关于查考工具和序言、说明等的编写。为了帮助读者顺利地、正确地阅读、理解、查找、评价和利用文献材料，表达和传播编者的意图和思想观点，毛泽东对参考材料(如备考、注释、按语等)、查找工具(如目录、索引等)的编制和序言、跋、编辑说明等的撰写也是一丝不苟的。

　　关于如何写序言、注释和按语，毛泽东曾有过一些针对性的论述。他曾经指出“新名词要释俗”，方言土语要作注释。编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做注释。写序言，政治的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太好搞”。有鉴于此，他曾婉言谢绝老朋友周谷城要他为其逻辑学著作作序的请求。他说：“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见他对写序言、注释问题的重视和慎重。对按语，他强调要注意政治性、政策性，同时要有文采，引人看。一九四八年他曾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采用编者按语的形式对编发材料中的错误观点加以批注的认真精神表示肯定，同时指出他们的批注也有缺点，“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时隔十年，他又在写给《文艺报》编委会的一封信中指出：你们的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你们的按语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

　　毛泽东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作的。他所编辑的《通信集》，写有发刊源起或序言，还在一些信的前面加了按语；《农村调查》则不仅有序言、按语和跋，还加了必要的注释；《高潮》除了序言、按语、注释外，还作了按语索引和分类索引；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农村调查》和《高潮》因为出版周期较长，内容或当时的形势有所改变，他不惜为之重新作序。因此，这些书都有两篇序言。其他如《农民问题丛书》、《时事问题丛书》、《赫鲁晓夫言论集》，他都曾为之作序或写出版说明；《逻辑丛书》之一章士钊的《逻辑指要》一书重版时，因“有颇多删补”，他征得作者同意为其代写了“说明”；“不怕鬼的故事”的序言，他多次把作者叫到身边进行面谈和修改。这充分说明毛泽东为了保证文献编辑工作的质量，从来都是身体力行的。他为其编纂物所写的序言、按语、出版说明和跋等，不仅简明扼要地交代了编纂物的内容、材料来源、时代背景以及汇编发表的目的、意义和阅读时需要注意的地方，而且有许多是触及时事的。它们从不同角度总结了各个不同革命历史阶段的经验和教训，指出了当时革命斗争的形势与任务，提出了正确的政策与策略。因此，他的这些著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文献编纂工作的生动教材，而且是他的科学著作和光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搞好文献编纂工作，毛泽东还在编纂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编辑人员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明确具体的要求。首先是对文献编纂工作人员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的要求。他说，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培养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懂得马列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其次是编辑工作人员在进行编辑工作前要进行理论准备。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写给当时正在做民族史研究的何干之的信中，他说，“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天还只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其三是对编辑人员实践的要求。他主张，收集和整理材料的工作，“都必须亲身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找出经验来，用这些经验再随时去改进以后的调查和整理的工作。”要说搞好文献编纂工作有什么秘诀的话，这三条要求就是成功的秘诀。这是毛泽东关于文献编纂工作经验的结晶。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毛泽东关于文献编纂工作的实践和论述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以档案史料为主，尤其注意反映新鲜经验的文件材料的积累和提供；二是紧密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强调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服务；三是注重文献编纂工作的质量，要求“内容和形式都弄妥”方能出版。这些都给我们以深刻的教益和启迪。

　　当然，毛泽东作为一个“人”，在其文献编纂工作中也不是没有缺点或偏差的。而这种缺点或偏差往往是他工作失误的一种反映。比如他在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要求过急，听不进不同意见，甚至给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扣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这在《高潮》一书的序言和按语中也是有所反映的，对此，我们应该认真地进行总结和研究。

　　当前，我们党的中心工作已经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我们国家正面临着以信息革命为中心的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作为档案工作者，我们要充分认识档案资料工作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自己的历史性职责，即既要广泛、大量地收集和储备档案、资料，又要迅速、系统、准确地把它提供出来为各级领导和有关方面利用。

　　因此，我们要以毛泽东的光辉实践为榜样，以他的科学论述为指针，大力加强文献编纂工作，努力开发蕴藏在档案、资料中的知识“能源”，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