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公开发表的前前后后
　 
　 
摘自《党史纵横》2009年第4期　文/王树人

　

　　《蝶恋花·答李淑一》是毛泽东写于1957年的一首词。这首词不仅是抒发悼念情感之作，寄托了毛泽东对夫人杨开慧烈士和亲密战友柳直荀烈士的无限深情，也表达出一代伟人对烈士遗孀和昔日老友的关爱。毛泽东为什么在“赠李淑一”的词作中怀念两位烈士？显而易见，毛泽东和李淑一的关系非同一般。毛泽东为什么要以写词的方式来纪念爱妻和战友呢？事情还得从李淑一和她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说起。


　　一、杨开慧是李淑一的红娘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是毛泽东1957年5月11日以《游仙(赠李淑一)》(1963年12月最后定名为《蝶恋花·答李淑一》)为题写的一首词。这首词是一首抒发悼念情感之作，寄托了毛泽东对夫人杨开慧烈士和亲密战友柳直荀烈士的无限深情，也表达出一代伟人对烈士遗孀和昔日老友的关爱。作者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通过奇特而瑰丽的联想和想象，以最精炼的语言和最深厚的感情，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深切悼念和崇高敬意，歌颂了革命先烈生死不渝的革命情怀，激励广大人民捍卫革命成果，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

　　李淑一，1901年出身在湖南的一个书香门第。入读福湘女中时，与杨开慧成为同窗好友。柳直荀与毛泽东则是在长沙读书时相识，并在共同从事革命活动中结为亲密战友。后来，在毛泽东的关心和帮助下，由杨开慧当“红娘”，1924年10月30日，柳直荀与李淑一结为伉俪。1927年5月21日(当晚长沙即发生了“马日事变”)，柳直荀匆匆回家吃过饭后，告别妻子和一对儿女，赶到省农民协会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岂料这一别竟成永诀。李淑一后来以教书为生，抚育儿女。


　　二、他决定用稿费资助李淑一

　　1933年夏季的一天晚上，李淑一在梦中见到丈夫衣衫褴褛，血渍斑斑，不禁大哭而醒，于是连夜写下了《菩萨蛮·惊梦》一词。词曰：

　　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
　　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从词中可以读出，李淑一始终痴情地等待着丈夫的消息。

　　直到建国初期，毛泽东才写信告诉她“直荀牺牲”的噩耗。毛泽东对李淑一的工作和生活十分关心。有人曾请求毛泽东推荐远在长沙的李淑一去国家文史馆当馆员。然而，此事使毛泽东十分为难，他于1954年3月2日就这件事，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从这封毛泽东给田家英的信中，可以了解到，那就是毛泽东曾向文史研究馆推荐李淑一为馆员，结果竟然“没有录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决定用自己的稿费来帮助李淑一解决生活上的难处。

　　1957年1月，毛泽东的十八首旧体诗词在《诗刊》创刊号发表，当时在湖南长沙第十中学担任语文教员的李淑一拜读后，回想起毛泽东早年曾用“虞美人”词牌填过一首词赠与杨开慧，但除记得头两句外，其余记不起来了。已经有三年没有写信给毛泽东的李淑一，就在1957年春节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贺年信。信中谈了自己读毛泽东诗词的感想，还附上了自己在1933年夏悼念丈夫柳直荀的那首《菩萨蛮·惊梦》。同时还请求毛泽东将过去赠杨开慧的《虞美人》全词抄赠给自己。毛泽东收到李淑一的信后，有感而发，遂写下了《游仙·赠李淑一》这首词。

　　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给李淑一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是：

　　淑一同志：

　　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已指出‘巫峡’，读者已知所指何处，似不必再出现‘三峡’字面。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此外，你如去看直荀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你如见到柳午亭先生时，请为我代致问候。午亭先生和你有何困难，请告。为国珍摄!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信中的“已指出‘巫峡’，读者已知所指何处，似不必再出现‘三峡’字面”句，是针对李淑一在信中对《水调歌头·游泳》提出修改意见而言的。《水调歌头·游泳》作为《旧体诗词十八首》的压轴之作，公开发表于1957年1月出版的《诗刊》创刊号上。信中的“如咏七夕之类”句是说古代咏七夕的诗词多借牛郎织女二“仙”七夕之鹊桥相会以寄慨，作者自己不直接出现。“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这一句是指李淑一在信中索要的毛泽东早年写给杨开慧的《虞美人·枕上》一词。信中的“柳午亭先生”是指柳直荀的父亲柳午亭。


　　三、曾在长沙接见李淑一

　　李淑一收到毛泽东复信后，当时正在长沙第十中学实习的湖南师院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读到了这首词，激动万分。于是他们去信请求毛泽东同意将此词在“十月诗社”油印诗刊《鹰之歌》上首先发表。

　　1957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十月诗社”社长张明霞同学复信，欣然同意：“张明霞同志：来信早收到，迟复为歉！《蝶恋花》一词可以在你们的刊物上发表。《游仙》改《赠李淑一》。祝你们好！”毛泽东还在“十月诗社”抄录并请求给予校正的词稿上，用黑铅笔将标题《蝶恋花·游仙》中的“游仙”二字删掉，改为“赠李淑一”。由于《鹰之歌》已在1957年秋“反右”运动中被迫停刊，这首词就改由湖南师院院刊《湖南师院》1958年元旦特刊公开发表，发表时题为《游仙(赠李淑一)》。毛泽东的这首词发表后很快就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1958年1月5日上海《文汇报》予以转载，1月7日《人民日报》转载时题为《蝶恋花·游仙·赠李淑一》。《诗刊》在1958年1月号(1月25日出版)刊载时，题为《蝶恋花·游仙(赠李淑一)》。随后全国各家报纸均在醒目位置陆续刊登。

　　1959年6月27日，毛泽东回韶山在长沙短暂停留。他特意在蓉园亲切接见了李淑一和杨开慧的兄嫂杨开智、李崇德。毛泽东不但高兴地与李淑一合影留念，还把李淑一介绍给在座的客人说：“她就是李淑一，开慧的好朋友。她前年把怀念直荀的词寄给我，我就和了她这首《蝶恋花》，完全是按照她的意思和的。”两年后，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蓉园接见，李淑一写了一首七言律诗：“忆昔长沙识伟姿，重逢已是盛明时。卅年事业惊环宇，四海人民仰导师。话到忠魂弥恳挚，暖如朝日更温慈。九霄杨柳春常在，附骥深惭蝶恋词。”

　　《蝶恋花·答李淑一》公开发表后，李淑一曾说：“我在《菩萨蛮》里写道：‘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主席向我回答了征人的去处：‘杨柳轻直上重霄九。’我的《菩萨蛮》末两句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毛主席答我的是：‘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我是在想念传闻中牺牲了的亲人，主席是答我烈士忠魂也因人民革命胜利而高兴落泪。主席的词写出了烈士的高尚革命气节和伟大革命精神，主席是了解他们的。”

　　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时，删去了“游仙”二字，并把“赠”改为“答”， 成为今题《蝶恋花·答李淑一》。


　　四、“注家”们对杨开慧的身份为为何“语焉不详”

　　《蝶恋花·答李淑一》公开发表后，虽然注家蜂起，但包括郭沫若、臧克家、周振甫等名家在内的注释均未阐明柳直荀是怎样牺牲的，也未注明杨开慧就是毛泽东的夫人。

　　那么柳直荀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柳直荀，原名柳克明。1889年11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高桥镇中兰村。早年曾参加南昌起义，后随军南下广东。不久被党派往上海、天津等地从事秘密斗争，任中共顺直省委秘书长、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和中央军委特派员。1930年4月，柳直荀受命到洪湖革命根据地工作，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军团前敌委员会委员兼红六军政委。1931年3月，红二军团改称红三军，任红三军政治部主任和前委委员。与贺龙、段德昌等同志率部队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围攻，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1931年6月，中共鄂西北临时分特委成立，任特委书记兼房县县委书记。此后，先后受命组编红二十五师、鄂西北独立团、洪湖独立团，后合编为红八师，兼任政委，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1932年在肃反扩大化中因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被打成“改组派”，被撤销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1932年9月14日牺牲，时年34岁。1945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为柳直荀平反昭雪，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蝶恋花·答李淑一》公开发表后，“注家”因何不敢注明杨开慧是毛泽东的夫人呢？也许从江青知道了毛泽东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后的“丑恶表演”能悟出一二。

　　1959年春李淑一来到上海，寄寓于其五妹家。《新民晚报》记者张林岚访晤了李淑一，写了篇访问记《访李淑一》，其中一段，详细谈及了毛泽东写作《蝶恋花·赠李淑一》的经过。4月25日至27日，《新民晚报》连载了此篇访问记。李淑一当时曾对张林岚说：“今年国庆是建国十周年，我一定能见到毛主席了！”结果如何呢，她始终没有如愿。其实李淑一来上海时，中央正在上海开政治局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但毛泽东并不知道她在上海。李淑一想见毛泽东的另一缘故，是《访李淑一》在《新民晚报》刊出之日，江青看到了。

　　《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使江青极度不悦。特别是“骄杨”的“骄”字，深深刺痛了江青的心。她一见毛泽东深情地怀念杨开慧，妒火中烧，曾当面狂叫：“你还在想念杨开慧，我也要想念唐纳！”大吵大闹之后，江青在极端愤懑之中，写信给海燕电影制片厂的导演郑君里，打听唐纳在国外的地址。郑君里见信自知非同小可，与好友商议，大家一致认为此事决不能干，为免日后招惹是非，当场就把江青的来信烧掉了。


　　五、“我失杨花”也很贴切

　　1958年秋天，上海红旗评弹队的演员一起商量尝试用弹词曲调谱唱毛泽东诗词。青年演员赵开生执笔谱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由余红仙在西藏书场作为正书前的开篇试唱。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融合了蒋调、丽调、俞调、薛调等多种弹词流派唱腔的旋律，很有新意，听众非常欢迎。粉碎“四人帮”后，余红仙随演出团到全国各地、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演出，优美动听的演唱倾倒了无数观众。一些外国媒体称赞其是“中华的神韵妙音”。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曾着意对“我失娇杨君失柳”这句作过改动。据毛岸青、邵华回忆，有一次，他们请求父亲把怀念母亲杨开慧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写给他们作纪念。毛泽东没说什么，只是走到桌前，缓缓抚平宣纸，悬起手腕，提笔写下了这首词的前四个字“我失杨花”。 当时毛岸青和邵华以为父亲下笔有误，忍不住提醒说：“爸爸，不是‘骄杨’吗？怎么……”毛泽东慢慢地摇了摇左手，然后语调缓慢地说：“称‘杨花’也很贴切。”

　　因为在毛泽东的情感世界里，杨开慧始终是一朵娇美的花朵，永远绽放在他记忆的深处。也是在这篇手书上，毛泽东还将“泪飞顿作倾盆雨”中的“飞”改写为“挥”。《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现在所见有两件手书：一件是前面提到的写给毛岸青、韶华的。此手书无标题，改“娇杨”为“杨花”，改“飞”为“挥”，词末写有“毛泽东 九月一日”字样，竖写，无标点符号。另一件是无标题，词末写有“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字样，竖写，有标点符号。此手书是根据毛泽东写给李淑一的信中的赠词与信后的署名和日期拼合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