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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痛失几位亲人时的千古绝唱
  
  
文/刘继兴

 

  毛泽东的诗词“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他于痛失亲人时写下的诗句非常之凄美动人。他曾在慈母、岳父杨昌济的离世与妻子杨开慧、儿子毛岸英的牺牲时,都写下了催人泪下之千古绝唱,读来令人无法不为之动容。


  1919年10月4日,毛泽东正领导湖南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韶山家里派人到长沙找毛泽东,给毛泽东送来一封紧急家书。毛泽东看了几行后,眼里立即涌出了泪花。家乡来送信的人,是毛泽东的一位堂兄。他告诉毛泽东,婶婶在昨天晚上就有出气没进气了,所以,叔叔要我来长沙,要你和泽覃立即赶回去,晚了恐怕见不到你母亲了。

  毛泽东一听,如五雷轰顶。两个月前,母亲患淋巴腺炎,自己还回去接母亲到长沙治过病。他匆匆忙忙出去安排了一下有关事情后,就带着小弟泽覃随来送信的堂兄,跌跌撞撞地往韶山狂奔。

  当时,由于韶山不通车,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全靠两条腿走。100来里的崎岖山路,毛泽东他们走了一天一夜。即便如此,当毛泽东赶回韶山时,由于送信的堂哥走了一天多的路,前后就过去了三天,这时母亲已过世两天了,按照韶山的习惯,母亲早就入棺。

  毛泽东紧跑急赶地走了一天一夜的路,但还是没有看上母亲的最后一面。面对母亲的死,毛泽东百感交集,悲痛万分。

  毛泽东久久伏在母亲的灵柩上,泣不成声。当晚,毛泽东不顾旅途的劳累,拒绝一切人的劝阻,坚持守在母亲的灵柩边。

  母亲对自己思想的影响,不断地在毛泽东眼前出现。这时的他完全沉浸在对母亲那伟大的人格和善良的心肠的追思之中。稍顷,他用笔在一张白纸上,专心致志地写了起来。第二天早晨,来祭奠的人们,看到了毛泽东那发自肺腑的《祭母文》和两副挽联。

  两副挽联,一幅贴在大门口:

  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另一副则挂在母亲的灵前: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第二天,母亲出殡。毛泽东长跪在母亲灵前,声泪俱下地诵读了自己用泪写成的四言长诗《祭母文》: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三男。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皑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
  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
  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
  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
  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赉。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必秉捆忧,则效不违。
  致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
  尚飨。


  1919年12月初,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北京德国医院。当时的病情已非常严重,杨家一家都非常着急。正在这时,毛泽东率湖南驱张代表团第二次到北京活动。他得知恩师因病重而不久将永诀人世的消息后,不顾旅途的劳累,立即前往医院探视。

  杨昌济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肓,而且时日不多了。他要毛泽东拿来笔墨,强支病体,给他的好友、时任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长的章士钊写了一封信,写完后,要毛泽东给装进信封里。毛泽东一看,原来是一封向章士钊推荐自己和学友蔡和森的信。杨昌济在信中诚恳地对章士钊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欲言救国必先重二子。……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

  写完这封推荐信,杨昌济如释重负。1920年1月17日,他便与世长辞了。此时,毛泽东与杨昌济的爱女杨开慧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

  1月20日,在北京大学为杨昌济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会上,毛泽东毕恭毕敬地向恩师和岳父杨老先生三鞠躬后,庄重地宣读了由蔡元培、范源濂、杨度、章士钊、黎锦熙、毛泽东等29人联名发布的《治丧辞》,读到悲痛处,他不禁泪如泉涌。

  毛泽东还为杨昌济的故去写下了沉痛的挽联:

  忆夫子易帻三呼,努力努力齐努力。
  恨昊天不遗一老,无情无情太无情。

  上联回顾了杨昌济一生为教育,一切为培养利国利民人才的志向,回忆了恩师总是教导学生努力,努力,再努力。下联则写了像恩师这样的好人不应该死得这样早,真是恨苍天无眼。这里就充分表达了对恩师的无限怀念之情。

杨昌济是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老师,这从他后来与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可以体现出来。毛泽东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在我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


  1931年春,在指挥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毛泽东领导红军行进到闽西的一个小镇时,从一张小报上看到了一则令他悲痛欲绝的消息:“共党匪首毛泽东之妻杨开慧昨日在长沙被处决。”

  自从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后,毛泽东一直感到非常痛苦和内疚。但是,当时正处在第二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作为一个历史巨人,他暂时把自己心中的痛苦搁在一边,全身心地投到指挥第二次反“围剿”的斗争中。

  不久,第二次反“围剿”就取得伟大胜利。毛泽东很快要警卫员找来笔墨,给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信,对杨开慧的死表示无限的怀念和追思,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并在一张纸上为杨开慧写了碑文:“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

“百身莫赎”这个典故出自白居易《祭崔相公文》:“丘园未归,馆舍先捐。百身莫赎,一梦不还。” 百身:死一百次;赎:抵。意思是:我就是死一百次,也无法把你换回来。指极其沉痛地哀悼。

  同时,毛泽东还交给有关人员大洋若干元,要他们设法送到板仓杨开慧的亲戚处,作为立碑之费用。

  对于爱妻杨开慧的死,在很长一段日子里,毛泽东不能原谅自己。因为他深知杨开慧死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夫人。所以,多年来,毛泽东一直思念着杨开慧,在他的情感世界里,也始终占着主导位置。1950年,毛泽东在接见杨开慧堂妹时说:“你霞姐(指杨开慧)是有小孩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不久,毛泽东就要毛岸英回湖南,代他为杨开慧扫墓。

  1957年2月,杨开慧青年时期的挚友、时任长沙市十中语文教师的李淑一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1933年夏,道路传讯直荀牺牲,我结想成梦,大哭而醒,和泪填《菩萨蛮》一首,曰:

  兰闺索莫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
  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青泪滋。

  毛泽东于当年的5月11日给李淑一回了信。并以《蝶恋花·答李淑一》回赠: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毛泽东在信的后面,还特别拜托李淑一:“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

  大概是给李淑一回信后的第三个星期,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他在长沙清水塘时的保姆陈玉英,他们又一次谈起了杨开慧的死。毛泽东说:“开慧那时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杨家对我的恩惠不浅,开慧帮我很大。开慧的牺牲是壮烈的,身边还有岸英啊!见到你,我就像见到了开慧一样。希望你今后能经常来北京走走,到我这里看看。”毛泽东说完,又站在窗子边,沉思了良久,像是对陈玉英,又像是自言自语:“不知淑一代我去扫过了墓没有。”

  1962年,毛泽东恩师、岳父杨昌济的老朋友章士钊到毛泽东的住处叙旧。对于这位老朋友的来访,毛泽东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欢迎的。他们又谈起了毛泽东刚刚写下的《蝶恋花·答李淑一》。章士钊谈起对这首词的感受:

  “主席,‘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这诗意实在是美,特别是以‘杨’‘柳’二烈士的姓组合成,那么轻巧而又一语双关,真是很贴切。你在这里通过杨花柳絮的飘扬,指出了两位烈士的忠魂已凌霄直上。杨、柳虽然牺牲了,但他们的精神不死,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不过,我想请问主席,这词中的‘骄杨’之‘骄’,应怎样理解,是否可解释成‘娇’?”

  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说:“行(章字行严)老,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

  毛泽东的意思很清楚,应该作‘骄’字解。在毛泽东的情感世界里,对于他的“骄杨”,他不能容许有任何越乎“引为骄傲”的解释。

  毛泽东从未停止对杨开慧的怀念。特别到了晚年,对杨开慧的思念更甚。据毛岸青、邵华回忆,有一次,他们请求父亲把怀念母亲杨开慧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写给他们作纪念。毛泽东提笔写下了这首词的前四个字“我失杨花”。

  当时岸青和邵华以为父亲下笔有误,忍不住提醒说:“爸爸,不是‘骄杨’吗,怎么……”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回答:“称‘杨花’也很贴切。”在毛泽东的情感世界里,杨开慧始终是一朵娇美的花朵,永远绽放在他记忆的深处。

  1962年11月,杨开慧的母亲逝世。毛泽东在给杨开慧哥哥杨开智的信中特别强调:“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


  1950年秋。朝鲜战争烽烟正起。

  中南海毛泽东卧室写字台上,放着一封从朝鲜前线志愿军司令部发来的、由司令员彭德怀亲自拟定的电报:

  “主席勋鉴:今晨,我“志司”指挥部遭敌机狂轰滥炸,洪学智,毛岸英将我送入安全地域。尔后,岸英又返回指挥所取作战图。慌中未能劝住他,致使被敌机的汽油弹击中。主席的爱子、我们“志司”的好参谋,岸英同志为了人民的事业光荣殉职……”

从收到这封电报起,毛泽东整整一天没说一句话,只是一支又一支地吸着烟。桌子上的饭菜已经热了几遍,还是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

“岸英!岸英!”主席用食指夹着紧锁的眉头,情不自禁地喃喃着。

“主席,”秘书进来,小声说:“彭老总来电,说岸英是主席的长子、要求破格将遗体运回国。” 秘书又说:“朝鲜金日成首相来电,向主席表示安慰,他说岸英同志是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他要求把岸英葬在朝鲜。”

  良久,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的儿子死了,我当然很悲痛,可是,战争嘛,总要死人的。朝鲜战场上我们有多少优秀儿女献出了生命,他们的父母难道就不悲痛吗?他们就不想再见上一面儿子的遗容吗……岸英是我的儿子,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就尊重朝鲜人民的意见吧。”

  第二天早上,秘书来到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已经出去了,放在枕头上的电文稿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古时候出征的将士阵亡后,一般收尸都是用马皮包裹着运回营地或者家乡埋葬。这句诗的意思是:英勇阵亡在外,青山连绵,哪里不是掩埋忠勇之士的好地方,何必一定要运回家乡安葬呢?“青山处处埋忠骨”改自“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是刻在杭州西湖岳王墓石柱上的一副对联。“何须马革裹尸还”应出自清·徐锡麟《出塞》“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典故出自《后汉书·马援列传》。刘继兴考证,《毛泽东诗词全集》,有一首《七绝·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西乡隆盛(1828-1877)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和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并称为“维新三杰”。西乡隆盛的原作: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由此可见,西乡隆盛是引用中国的典故写成的这首诗,毛泽东的这两句“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是直接引自的西乡隆盛的诗作。

  毛岸英喋血朝鲜战场,是在志愿军打响第二次战役的第二天,即1950年11月25日。这是毛泽东面对亲人死亡的最痛苦的时刻。老年丧子,是中国人的大忌。已经近60岁的毛泽东,却失去了他最心爱的,而且寄予很大希望的大儿子,他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但他依然能忍痛而超然地吟咏“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表现出了无比博大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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