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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兴亡,毛泽东与黄炎培延安对语
  
  
摘自2005年7月20日《中国青年报》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辑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老师徐特立的老师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六十八岁的黄炎培坦率地说:

  “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五十三岁的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这番话,至今仍是至理名言。

  几十年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这段三百余字的对话不时被人提起。今年时逢其六十周年之际,黄炎培之子、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黄方毅,特为本刊撰写此文,以作纪念。
  
  
  一、书香门第艰幸少年

  1878年,父亲黄炎培出生在上海浦东川沙内史第宅中。内史第系江南名宅,除父亲黄炎培、堂兄音乐家黄自外,宋庆龄等三姐妹和宋子文兄弟也在此宅出生成长。此外,“五四”先驱胡适博士也在此宅度过童年。可谓一宅三家名人,世间少有。宅四周小桥流水,树阴环绕,尤其是门前一棵五人抱不拢的大银杏树。可惜战乱、“文革”,旧宅已毁,面目全非。内史第曾是江南著名藏金楼,秘籍书画,金石碑帖,有“富甲东南”之誉(1991年,恢复重建第一进院落,陈云同志题写“黄炎培故居”)。然而之后家道中落,黄炎培十三岁丧母、十七岁失父,十几岁便开始打工,白天站柜台,晚间笔耕,撰文卖钱,养活自己及两个妹妹。
  
  
  二、立身教育改造社会

  从小受文化熏陶的父亲考取秀才,之后又中举人。1901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第一期特班。目睹江山破碎,黄从小立志救国。二十五岁开始办学,小学、中学,最有名的是浦东中学,蒋介石也慕名送来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就读。之后黄又与人共创东吴大学(后苏州大学)、同济大学、河海工程学院、暨南大学等。1917年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和学校。学生有曾任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左联五烈士胡也频、殷夫、历史学家范文澜、数学家华罗庚、中子弹之父王淦昌、会计专家潘序伦、乒乓球教练傅其芳、演员秦怡等,可谓桃李遍天下。甚至越南胡志明主席也曾在年轻时受教于黄在越南的讲座,称黄为“我的老师”,上世纪60年代曾专门来家拜访。
  
  
  三、涉足经济老板之师

  黄身在教育界,但对经济却不陌生。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率先提出开发浦东,他牵头募股,成立公司,修建了上川铁路(上海到川沙)。他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自行发行债券。另一方面他创办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数万,分布在上海各公司企业,不少做了老总,有的当了老板。因此有人戏称黄是“老板的老板”、“老板之师”。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周恩来在上海注意到黄,对人讲:黄炎培是在社会里扎下根的人,要好好观察他,帮助他。黄炎培与南洋陈嘉庚、上海胡厥文、盛丕华、无锡荣德生(荣毅仁之父)兄弟、浦东穆藕初兄弟、重庆卢作孚、金融界宋汉章等都有匪浅之交。抗战中蒋介石曾有意让黄牵头中国工商界。蒋还似乎为报还父亲教育其两子之恩,听到我的四个哥哥陆续从海外公派留学归国,一度请父挑两个到其身边任侍从参谋,以示提携,当然也被父拒绝。黄访问延安后,政治倾向愈加明显,至1949年黄逃离上海北上到解放区,抓不到父亲的匪特,恼羞成怒,杀害了我二哥、哈佛经济学硕士黄竟武。
  
  
  四、投身政治创建两党

  黄不仅栖身教育、经济界,而且从青年时期就活跃于社会政治舞台。二十余岁便在南汇发表反清讲演,被捕险些被杀,后被教士救出,亡命日本。在日本黄加入同盟会,曾任同盟会上海支部书记,辛亥期间曾奔走上海自治,活跃于地方咨议局。又随张骞创立江苏省教育会,黄任驻会副会长,参与地方事务,是典型的NGO。上世纪二十年代,江、浙军阀对峙,黄往返于南京、杭州之间,达成停火。黄投身社会舞台但又坚决不做官,袁世凯曾拉其入阁,黄不从。北洋政府两次通电任命黄为政府教育总长,但黄坚辞不就。1931年,淞沪抗战,黄发起成立地方维持会支援前线。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合作成立国民参政会,黄作为国共之外的社会贤达当选国民参政员。1941年黄发起民盟并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黄创立民建并任第一任主委。民盟、民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八个民主党派的重要组成部分。直至1949年,黄出任政务院副总理,首次做起官来,不过如他所说做的是“人民的官”。
  
  
  五、毛黄神交心仪既久

  1945年,毛率中共众要员到延安机场迎接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见到黄时第一句话是:我们26年前就认识了。1919年,黄请来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在上海讲座,黄在会上讲演,毛在下边听。在延安毛的客厅里,挂的是黄炎培三十年代题诗的画,同情长征危难中的红军。上世纪30年代黄便阅读了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中的毛泽东传。至此次赴延安亲眼所见所闻,应当说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经历了从不了解到了解,从同情到钦佩的过程,而毛对黄这位自己老师的老师,这样一位饱学又非等闲的学者,这样一位躬于实际长于实践的教育、经济、政治“三栖”人物,内心是敬重的。二人神交,心仪既久。这是毛、黄在延安纵论天下,对话历史的基础。
  
  
  六、眼前美好如何永葆

  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抵达延安。在延安,黄的第一个感觉是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参观,不像在重庆身后常有“尾巴”。参观一家木器厂,黄想起自己创办的中华职教社的木工场,延安这家厂的产品,刨得很光,拼得紧密,与在延安各友人家里摆着的家具一样,看来不像是特地准备,黄最忌恨弄虚作假。延安城里到处是新住房,延安已由过去的两千人扩展到现在的五万人,黄想起游历内地时见到的大群大群无家可归的人。黄参观延安大学、延安医科大学、自然科学院、鲁艺等。城里有医院,乡下则是巡回医疗队。这里的教育卫生给黄留下深刻印象。在延安街上,黄看到人们气色红润,精神似都振作。没有一个游手闲荡的人,也没见面带烟容颓唐的人。街上没有标语,只有挂着的黑板,介绍卫生知识。给黄印象最深的是街上的意见箱,每个延安人可以投书,上书建议直至毛泽东。黄还发现,延安人们对毛大多是直呼其名,一般不称其“头衔”,黄闻到浓浓的平等气味。从自由到平等,几十年苦苦追求,作为理想主义者的黄在这里似乎找到答案。黄说:“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眼前是美好的,然而黄担心,将来如何?六十余年来,饱经世事,历尽苍桑的黄,耳闻目睹了一个个政权、一个个政团、一个个单位、一个个个人的兴与衰,周而复始,是人性使然?抑或制度使然?黄对此在思考。而面对即将成功的共产党领袖,黄要与之既来共探讨,又为共勉之。如何永葆这是黄与毛对话之初衷,从而引发这场对话。
  
  
  七、延安归来父母合作

  六十年前的七月,毛、黄做此番对话。也是那年七月,父亲从延安归来重庆,母亲姚维钧即怀上了我。次年春我生下后,父母曾谓友人:“方方(我的小名)是延安归来的产物”。而延安归来,父母合作更大的产物则是《延安归来》一书。父亲返渝后,友人一一登门相问,关切延安情景,于是为作答众友,父母闭门谢客数日。父亲口述,母亲执笔,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写成《延安归来》一书,且首次未经审查,自行发行,在国统区人人传诵,争购一空,又重印数版。正是《延安归来》一书,记录下这段伟大的对话,方为世人所知。或许是为延安对话付出代价,1946年匪特在重庆抄袭我家,母亲正怀着八个月的我。或许也是为延安对话所开始的历程,母亲在“文革”中受害致死。这正是“延安”在我家的分量,1968年初母亲逝后,年底母亲的第一个孙辈,我姐的大女儿降生,取名“小延”,之后二女儿取名“小安”,以纪念做出延安对话的父亲和执笔的母亲。六十年后之今日,已年近六旬的我回忆起来,仿佛又重返母腹,听见那掷地有声的历史话音,仍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奔向现代化的江河大地上,久久回荡,警示后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黄方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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