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锡良 2016年09月06日　来源：正声网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辑

　　偶然机会，与一位大家都认为很不错的大先生聊天，提到近期不断发生的道德骗局。大先生很淡然地说了一句：“都是太穷，富裕了，偷摸盗奸便少了。”我回了一句：“四十年前，中国更穷，为啥没这么坏。”他说：“那时没什么可偷可骗，今天的坏就源于老毛。”我又问：“再穷，米总有得偷，吃饱肚子不是人生第一要求吗？”他说：“人怎么可以只有如此低的要求？”

　　他，真不是我想象中那般聪明，更不是我想象中那般理性，他不只是逻辑有问题，他的思想也有问题。我果断中止了交流，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他在我脑中的形象瞬间粉碎了。

　　疯狂的道德赖帐，已经无关于毛泽东，也无关于“文革”，已经反映出金钱作践道德到了可耻的地步。今天，我只想把自己小时候的农村所见所闻写点回忆，看看同龄人是否有认同感。当时的城里是个什么样，我是不知道的，所以，只能由城里人去回忆七十年代。

　　先说说家庭内部的关系。

　　奶奶是旧社会的小脚妇女，一直不从事生产劳动；爷爷是光绪末年的人，到了六七十年代，也早已经不要求从事生产劳动，偶尔帮着放放牛。爷爷奶奶都跟着我叔叔一起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无论是我的父辈，还是我这一辈，没有一个人敢对爷爷奶奶有不敬之举，任何时候都不存在什么晚辈犯上的事。有时看到爷爷骂父亲，我和哥哥姐姐们都吓得浑身打颤，爷爷有绝对的家庭权威。

　　因为是集体制，爷爷奶奶虽然不劳动，但每月有口粮分配，只是没有“工分粮”，吃饭是够的。农村不存在晚辈不赡养老人的问题。

　　至于我们兄弟姐妹跟我父母的关系，更不存在当今社会中出现的尖锐对立或者娇生惯养。会否顶撞父母呢？有顶撞，但父亲骂上几句，或者拿起棍子威胁一下，我便立马服服贴贴；既无小皇帝，也无小公主。母亲仁厚，对我们少有责备，只是规矩很严格，别人家里有好吃的，不允许我们嘴馋，更不允许我们去蹭吃。如果村里来了炸爆米花的，母亲未松口，我们几个绝不敢去现场，更不敢从家里拿米出去。即使母亲不在家，也绝对不敢私自炸爆米花。如果有“换荒”的来了，母亲也偶尔会允许我们拿家里积累的废尼龙纸（按：即一种塑料纸）去换些糖果吃。

　　农村吃饭，不太讲规矩，经常会搬张桌子在外面吃饭，冬天会各自端着碗站在门口边晒太阳边吃饭。在这些情况下，最能考验我们兄弟姐妹的定力，因为我家条件相对较差，吃饭吃菜都不如叔叔伯伯们家那么好，叔叔伯伯经常会让我们上他们家夹菜。如果家教不严，象我们那个年龄，想抵挡住这种诱惑很难。但是，我们兄弟姐妹从来都不会去他们家夹菜，即便碗里就只有一点菜汤，也要强调自己碗里有菜，除非婶婶把菜送到我们桌上，我们才敢吃。

　　母亲对我们的家教还有一句最最朴素的话语：不是咱家的东西，不管在哪里，都不允许拿，掉在地上也不允许捡。当时，我不是很能理解这句话，只是照着做，偶尔一两次没做到，回家就得挨训。如今，我有时会反复再思考这句话，我觉得我母亲极其伟大！在那个物质紧缺的时代，象我这样贫穷的家庭，居然还坚持不让我们贪图物质，这岂是书本上道德宣教所能达到的效果？

　　说完家内事，不妨再说说家外事。

　　当时，兄弟多的家庭，一旦男孩结婚便要分家另立门户，这就涉及到分家产。怎么分呢？找法院？找政府？不，不需要，只须请一位族中的长辈做个见证，让大家坐在一起，按协商好的意愿，把分给各自的房屋和生产生活工具写在一张纸上，双方按个手印就完事。这就构成了农村的契约，没有人会违约；你敢违约，全村人都会谴责你。

　　生产队虽然有口粮可分，但是，各家各户的生活条件仍然有很大差别。有些家庭小孩少，有些家庭小孩多，且都未成年；挣得的“工分粮”占家庭总粮食的比重越高，吃喝条件就越好，还会有些余粮卖出或借出。我家当时属于“工分粮”比较少的家庭，父母身体都不好，挣的是最低工分，每到春夏之交，经常会出现要借粮的情形。一般情况下，会跟叔叔或堂伯家借米。怎么借呢？就拿个杯子装，每杯抹平，不用过秤。在约定的日子，主动还米；还米的时候，再用同样的杯子，先抹平，然后再加一点点，表示不能让借家吃亏，相当的简单。那时代穷是穷，但“互助”之风很好。

　　我奶奶不参加劳动，但并不清闲。邻里各家的孩子很多，早上一喊出工，一群小狗一样的小家伙都被抱到我叔叔家，送过来就往地上一扔。奶奶也用不着上很多心，自己忙着纺纱，让孩子们在地上爬滚，只要不出院门就行，有个别小孩是连摇篮一起送过来的。我当时也小，偶尔会特别不高兴，只要有婴儿哭，奶奶就要我摇摇篮，而我又只想玩，这就会惹奶奶生气。上午劳动过程中，哺乳期的妇女可以中途回家喂一次奶，有些妇女乳汁充分，有些妇女经常缺乳汁，代喂乳的情形很常见；有时一个妇女喂两三个小孩，主动，免费。

　　今天，我们只要说教师的地位低，就有人提及“臭老九”这个词，意思是说那个年代教师不被尊重。我不想阐述“臭老九”的由来，只想谈谈我们大队教师的地位。当时是一个大队一所小学，我们大队的小学教师共有五位：三位知识青年，两位“老先生”（旧社会私塾学堂出来的人）。知识青年就不用讲了。那都是我们小时候的偶像和奋斗目标，大队里没有人不羡慕他们的。两位老先生，一位叫孙觉（无后人），一位叫孙早雄。在小孩眼中，大家都很怕他俩。为什么怕呢？都爱打板子。在大人眼里，他们俩非常值得尊重，谁家有点什么好吃的，会想到给“老先生”送一份。

　　当老师，在大队里还有个很大的“权力”──给小孩取名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一两代人，几乎99%以上的社员名字都是由小学老师取的；谁家生小孩，都会让老师取名字。有些人喜欢按祖谱辈分取名，那就请老先生取个带“派”的名，例如，我是“锡”字派，加个良字便成名字。有些人喜欢按时代取名，那就请知青，知青取名多数依据国家建设和时代热点。

　　实话实说，在我的记忆中，“臭老九”地位在当时的农村并不低，也许特殊的情形我不知道。

　　说完“臭老九”，我再说说民风。

　　遇过节、农闲、天气恶劣或者亲戚家有重大悲喜事，社员会有走亲戚的机会，并且一走亲戚，都是全家动员，家里不留人。全家出门，家里要不要锁门呢？不要。为了防止猪狗跑到家里拱坏了东西，就只须把门带上，搭起锁盼，在锁盼孔上插根木棍，保证猪狗顶不开门就放心外出。

　　有人会说，那时穷，没什么可偷的。可笑！越穷的时代，小偷不是越多吗？饭都吃不饱，偷米难道不是很好吗？（按：那时的米面、锅碗瓢盆、衣服、木料、收音机、手表、自行车等，都可以算是财物。另外，城市里多数人家都会有少量的现金、粮票及各种供应票证等节余，这更应算是财富了。然而，无论乡村还是城市，那时真的很少听到哪家出现被盗的情况。）自古以来，盗贼的最原始初衷都是为了生存，在困难的条件下，连保证生存的物质都不想偷，那不是民风好又是什么？

　　现在，大家到处都能看到警察，每个乡镇都有派出所。在上世纪六七十代年，农村是很难看到警察的，公社也没有什么派出所。（按：当然，并不能说那时没有抢劫、诈骗、盗窃、强奸、杀人等犯罪，但极少极少，好多年都未必听到一起，有的乡村或城镇里甚至十几年、几十年都未必发生一起。）真要有个公安人员下到大队里，那就是件很轰动的大事，没有哪个社员敢不协助公安办案。现在看看，警察下了乡，阻力如何？是警察不好吗？不是，是民风变了，即使是抓坏人，村民也常做出好坏不分之事。

　　看（kān）仓库，大家看过吗？你没看过，你父亲也许看过。在集体时代，生产队都要有储存粮食的仓库，里面装着稻谷、小麦、花生、棉花等重要农作物，按月会分给社员；在储存期间，需要安排社员轮流值班看仓库。我父亲是个八字不识一撇的“民国人”，但他却经常喜欢讲些古人传下来的所谓故事和做人道理，比方说看仓库这事，他的心中始终认为“监守自盗”是重罪，犯罪的事，那肯定不能干。其他的社员们大抵也都如此。所以，你很难听说有社员偷仓库的事，尽管仓库里物资很诱人。

　　村小学的外墙上面写着“抓革命，促生产”、“深挖洞，广积粮”等标语，抓革命，怎么抓？搞民兵训练。一到冬天，生产队可安排的劳动便少了，大队会安排年轻人搞民兵训练，公社也会有组织训练。我们大队的训练，一般在我家后面的大空地里进行；训练用的枪全是真枪，还带刺刀的。每天训练完以后，枪放哪里呢？因为方便，枪经常会放在我家后院，一放就是几十条，摆一大排，我哥哥晚上没事就给枪管擦油。（按：那时群众的责任心与思想觉悟普遍很高，远非今人可比。）

　　大家想想看：这么多真枪，随意就放在普通社员家里，并且是日常性的事情，家里还不用留专人看管；放到今天，你能想象其中的危险吗？今天，哪个管枪的人敢这么个管理法，立即会被撤职，甚至可能因失职赎职坐牢。但是，在那个年代，完全不用担心，人心都是枪，训练的枪放哪里都安全，压根就没有人想到要拿枪去违法犯罪。治安有多好，可想而知！

　　农闲，除了民兵训练，还有什么？水利建设，大水利由公社组织，小水利由大队组织。只要天气正常，没有谁呆在家里玩牌打麻将，更没有人敢赌博。无论闲到什么程度，都不可能看到有赌博的社员，哪怕在春节期间也没有。

　　下面再说说社员们的其它生活状态。

　　当时的农村，个别家庭的子女特别多，最多达到9女1男，在实在养不活的情况下，当时也有抱出去养的情况。有些是两家商量好，抱出去的小孩不允许回来看生身父母；有些很通情理的养父母愿意小孩长大经常回来看亲生父母，两家经常当亲戚走。在那个年代，“人贩子”这种东西是绝对没有的。

　　男社员有吸烟的，但没有吸毒的。当时，年纪老一点的社员自己家就有卷烟工具，自己切烟叶，自己卷烟抽；年纪轻一点的社员更多抽盒装烟，品牌主要有游泳、圆球、大全门、万山等等。当时的中国，不要说吸毒，根本就找不到毒品。

　　年轻的少女们呢？除了参加正常生产劳动外，农闲时主要是绣花、做鞋、纳鞋垫等。女孩子之间比什么呢？有比身高的，有比花衣服的，有比大辫子的，更多是比谁的挣工分能力强，比谁的手工活做得好。有没有去做按摩的、洗脚的、推油的及三陪的呢？没有，完全没有。一方面是农村女孩不可能到城里流动，就是到了城里的女孩也是因正规工作安排，绝没有农村女孩到城里从事“色情工作”的。

　　我们这些小男孩子，当时除了帮助家里干些放牛、看麻雀的轻活，主要是玩，玩各种游戏，玩得很野。玩疯的时候还会打架，有时甚至会打得头破血流，上赤脚医生家包扎好便完事。打了架，家长各管各家孩子，很少有家长掺和进来扩大事态；你扩大事态，大队干部便出面教导。（按：那时哪家孩子若欺负人，只要告到他父母那里，大多比告到法院都好使。往往因为孩子们之间的打架，反而促进了两家感情和来往。）

　　看电影，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哥哥经常带着我跑几里甚至十几里地去看电影。哥哥当时其实也只是个少年，不需要跟着大人。有时，大队很多小孩一起去，有时是三五个小孩一起去，也有单独去的。从没有听说过，某某家长因担心小孩被坑蒙拐骗而不让去看电影的；唯一的担心，是怕晚上天黑，小孩有可能掉进水里出危险。

　　相亲，成亲，大家还记得农村风俗么？我们那个地方，相亲极简单，媒婆带着男青年来到女方家庭，如果女青年相中了男青年，就留着男青年吃饭，没相中，就不留吃饭。之后，女方母亲会择日随媒婆到男青年家里探访，如果女方母亲对男方家庭条件或男方父母不满意，马上会提出返程；如果中意，也会留下吃饭。经过两个回合，这门亲事便算定下。然后，再过一至两年，男方可以送礼娶亲。送啥呢？送女方父母一条烟、一对酒和四斤肉。双方父母定下日子，女方村民敲锣打鼓把新娘送至半途，男方村民敲锣打鼓到半途接回新娘。各方家庭请村民凑个热闹，发几颗糖果，不设村民酒席，新的幸福家庭便组合完毕。亲戚可以送开水瓶和床单、棉被之类的礼品，没有送钱的礼数，主家和亲戚也就在一起吃顿丰盛点的晚餐。

　　我仅回忆一点点所谓“道德败坏时代”农村的情形，不应是个案。我很清楚，过去的农村，谁家有人做了坏事，一家人都抬不起头，甚至连亲戚都难为情。今天，骗子不是对做坏事有耻辱感，没有骗到钱才有耻辱感！！！

　　希望有人回忆一下当时城里的道德概貌。若能构建一个完整的城乡真实图谱，终究能还给那个时代以清白。

　　在精英所认为的“道德败坏时代”，那些“坑、蒙、拐、骗、盗、黄、赌、毒、假、谄、媚、奸、奴、贪”等丑恶现象绝迹，或基本绝迹。然而在所谓的伟大盛世，这些却泛滥成灾，且技能高超。

　　丑恶现象“泛滥成灾”的原因，竟是源于丑恶现象“绝迹”的时代？有这种逻辑？

　　骗，是当今中国上空的摄魂幽灵。

　　我一直在思考，但始终无法得出让毛泽东为今天道德堕落背黑锅的理由。我只懂得：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引导，就有什么样的时代。

　　我不会用错误的结论去教育后人，“道德赖帐”本身也是一种不道德。

　　历史的罪责，应如实写进历史。我们自己的罪责，我们自己要认领，堕落的后人总爱怪罪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