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的前前后后
 
文/傅柒生　来源：中国军网 2014年11月02日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辑
　 

　　朱德和毛泽东都深深地知道彼此不可分割，只有朱毛合力，红四军才有发展有前途。可是，人处在争执之中的时候，往往并不容易相互服气

　　1929年5月底，原本偏僻寂寞的闽西小镇──永定县湖雷镇热闹非凡，波浪滔天。红四军的前委扩大会议上，以毛泽东和刘安恭为代表的双方就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越争越激烈。

　　直到下半夜，会议不欢而散。但是红四军党内的争论不仅没有因为黑夜的沉寂而销声匿迹，反而随着冉冉升起的日头而张扬激越──争论由上层领导蔓延到了下级军官，士兵们道听途说了一些，也在私下里大发议论。

　　一次解决不了，第二次再来，总会有办法的。虽然因焦躁而寝食难安，但对于党内矛盾的态度，毛泽东总是自信和乐观的。

　　6月8日，在上杭县白砂镇早康村的严氏祠堂──“东洋堂”里，红四军再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继续湖雷未完的讨论。

　　虽然会议最终以36票赞成、5票反对集体通过了撤销红四军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一向默契的朱毛在此事上的明显分歧却让会议的气氛跌到了低谷。代表们从“东洋堂”鱼贯而出时，脸上没有一丝笑意，神情各异，似乎谁也感受不到山风的清凉，只剩盛夏骄阳下的阵阵闷热和烦躁。

　　这一夜，许多人辗转难眠。

　　早康会议后，陈毅被推到了历史最前台，担任政治部主任，代理红四军前委书记。他没有想到红四军党内会出现如此激烈的争论，更没有想到朱毛的意见分歧如此之大。为了尽快结束争论、统一思想，他代表红四军前委，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各作一篇文章，详细陈述自己的思想。

　　6月14日，毛泽东根据前委的要求，以给林彪复信的形式写了一篇长文章，把红四军党内争论的内容归纳为14个问题，逐一进行了条分缕析，尖锐地指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个人主义与反个人主义的，亦即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这封信虽是个人观点表达，却有特别的全局意义，被史学界认为“是关于建军建党问题的重要文献”，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在信中无助地流露出哀怨情绪：“对于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既竭吾力了。”

　　翌日，朱德如同答辩一般，也以给林彪复信的形式向红四军前委交卷。陈毅干脆把这两封信同时刊登在了红四军前委机关刊物《前委通讯》第3期上。朱毛之间的不同意见和观点，如今随着信件的公开，全没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引得官兵们好奇围观，红四军从上至下的议论之声更加沸腾。

　　一场原本是由刘安恭挑起的争论，就这样发展成为红四军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对立。然而，客观形势已经不能允许红四军内部再这样争论下去了。鉴于蒋介石调集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会剿”闽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四军，必须尽快统一思想，团结对敌。

　　22日，红四军前委利用三克龙岩城后较安定而且优越的环境，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主持人陈毅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目的很明确，是想统一认识，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他的话音刚落，像憋足劲要到会上来努力一争的代表们便争先恐后地发表起议论来了。

　　作为会议的主持人，陈毅看到大家互不服输地激烈争论，感觉很不是滋味。他诚恳地对大家说：“这样争论不好，影响团结，大家都是从井冈山下来的，要团结到底。”面对朱德和毛泽东的争执，陈毅更是显得为难：“你们朱毛就像战国时期的晋国和楚国，两个大国吵，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两大之间为小，我是进退两难啊。我跟你们哪个走？站在你们哪一边？我就是怕红军分裂，其实你们也是怕红军分裂的，不对吗？希望你们两方要团结起来才好。”

　　“朱毛朱毛，朱不离毛，毛不离朱。”“朱之不存，毛将焉附？”朱德和毛泽东都深深地知道彼此不可分割，只有朱毛合力，红四军才有发展有前途。可是，人处在争执之中的时候，往往并不容易相互服气。

　　为了打破僵局，陈毅采取了对毛泽东和朱德“各打五十大板”的调和折中方式：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党内警告处分。

　　红四军的“七大”只开了一天就匆匆结束，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因条件不成熟，并没有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也没有充分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最终的选举，陈毅又取代毛泽东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此时的毛泽东，心情跌落到低谷。


　　一旦达成一致，毛泽东和朱德便不沉湎于过去、不纠缠于争论，团结一致向前看，这就是朱毛红军的成长成熟之路

　　20世纪20年代最后一个隆冬悄然而至。凛冽的朔风在苏家坡的山坳里呼呼地盘旋，把吊钟岩上火焰般燃烧的红枫叶刮下来，卷到汩汩流淌的小溪里，漂走了。

　　毛泽东站在圳背岩洞洞口，手间烟雾袅袅，眺望凝思：破除国民党军的三省“会剿”之后，如今朱德和四军在哪里？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几时才能回来？

　　“七大”之后，毛泽东提出去莫斯科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的申请，得到了红四军前委的批准。在等待中央的批准之前，前委决定让身体时好时坏的毛泽东先到闽西地方养病并指导中共闽西特委工作。7月8日，毛泽东偕同蔡协民、谭震林、江华、贺子珍、曾志等人离开龙岩，辗转上杭的蛟洋、苏家坡、大洋坝，永定的岐岭、湖雷、堂堡、合溪等地。这一走，就是4个多月。

　　4个多月里，毛泽东一边指导地方党的工作，一边有机会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思考，思考人生，思考未来，思索中国红军的方向。

　　然而，这期间一天发作数次的恶性疟疾，也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山区缺医少药，化名“杨先生”的毛泽东又不能暴露身份公开就医，数度徘徊在生死线上。闽西特委派出地下交通员历尽艰险去上海买来特效药奎宁丸，又请来当地名医吴修山精心调治，终于把毛泽东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此时，大病初愈的毛泽东越来越想念红四军和久别的战友，也想起了早前他们之间无休止的争论……

　　“陈毅同志回来了！”邓子恢的一声呼唤打断了毛泽东的凝思。他连忙接过邓子恢递过来的信，抽出信纸，平展在掌上：

　　我从中央回来，于10月22日到军部。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读罢，毛泽东竟然莫名地愣在原地，邓子恢显然察觉到了他眼中闪现着一丝泪花……

　　原来，毛泽东愤而离开红四军去往蛟洋后不久，陈毅便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基于陈毅的客观汇报，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委员会，在反复研究讨论取得意见一致的基础上，由陈毅起草、周恩来签发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来信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充分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正确做法，并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了结论，明确要求朱、毛团结合作，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离开上海前，周恩来对陈毅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七大上你的关键一票使毛泽东落选，中央要求你再去把他请回红四军，你不会介意吧？”

　　早已后悔自己当时感情用事的陈毅说：“我不介意。请中央放心，我一定会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而今，陈毅从上海一回来就来信承认错误，如此赤诚坦荡、光明磊落，令毛泽东深深感动。

　　“老朱、陈毅他们现在在哪里？”毛泽东问。

　　邓子恢回答：“信是从松源送来的。我主力部队出击东江失利，现在已转入赣南了。”

　　“东江去不得呦！”毛泽东锁紧眉心，烟抽得更凶了。

　　10月20日，朱德奉中央和福建省委的指示率部向东江出击时，结束了粤桂军阀战争的粤军蒋光鼎部折回东江对付红军。而前委没有觉察到敌情的变化，依照命令二次进攻梅县，遭到强敌反击，伤亡惨烈。

　　东江失利，使红四军的干部战士更加想念毛泽东。他们“强烈要求毛泽东同志回四军来”的呼声传到了前委，朱德的心情十分沉重：“四军再这样下去，不行啊！朱毛朱毛，连在一起，革命就蓬勃发展，一分开，革命就受挫折，这是不得不承认的哦！”

　　其实，在9月下旬，一心想了却“七大”分歧之憾的朱德在上杭城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八大”，没成想会议在无组织状态中开了3天，却毫无结果可言。朱德也越发清醒地认识到，红四军缺少毛泽东的政治核心作用是不行的。

　　11月26日，红四军重返闽西、进占长汀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省常委兼组织部长谢汉秋的陪同下由苏家坡抵达长汀。久候在门口的朱德和陈毅迎上前去，一人抓住毛泽东的一只手紧紧地攥着。

　　“润之，中央来信了，你是对的。以前的意见我收回！”朱德一向忠厚。

　　“润之，我向你检讨。”陈毅爽朗而坦诚。

　　“我也不是什么都对呀！”毛泽东也表示歉意：“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

　　朱德、陈毅一笑纳之，对毛泽东说：“你回来就好了，这一段时间你不在四军，真把我们忙得够呛。”

　　毛泽东也报以真诚的笑容，他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我们齐心协力，我就不信我们有办不成的事。”

　　患难与共的战友间几句亲切的对话，顷刻间便把此前的不愉快冰释。

　　毛泽东从陈毅那里详细了解了中央的意图，知道中央如此信任和支持自己，心里热乎乎的，立即提笔给中央写信，兴奋之情跃然纸上：

　　我病已好，11月26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
　　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需赶紧进行教育。

　　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听取陈毅详细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内容和周恩来、李立三同志对四军工作的口头指示。会议决定，红四军移师连城新泉，开展政治整顿和军事训练，并根据“九月来信”精神准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朱毛之争”终于尘埃落定！这场争论虽然给红四军的革命历程带来了一些坎坷，但始终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的公开讨论，并无派别之分。而且一旦达成一致，毛泽东和朱德便不沉湎于过去、不纠缠于争论，团结一致向前看，这就是朱毛红军的成长成熟之路。


　　雪花覆盖了古田的山川和大地，也给彩眉岭下的曙光小学披上了洁白的盛装。会场里燃起了数堆篝火，像霞光一样火红，像太阳一样热烈

　　古田，位于福建省上杭县东北部，是被梅花山南麓莽莽群山怀抱着的一个狭长形的集镇。据说，这群山中有一彩眉岭，岭下有一丘田形似“田”字，故有人以“古垦之田”来称谓此地。

　　12月中旬，朱毛红军由新泉来到古田。救星来到劳苦大众中间，古田沸腾了！老百姓人人脸上都洋溢着翻身作主人的喜悦，都把看见毛泽东和朱德当成是一件无限荣耀的大事。

　　半个多月里，为了做好古田会议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废寝忘食，忙碌异常。白天，他连续召集各种调查会、座谈会，与支队、大队基层干部和兵士代表一道揭露存在于四军中的种种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晚上，在前委机关驻地“松荫堂”的灯光下整理资料，起草决议。

　　12月26日，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夜深了，油灯里的油烧完了，毛泽东让秘书宋裕和从厨房里找来松枝做成火把，继续写作。忽然，一丝火星溅到了毛泽东披着的棉衣上，滋滋地冒起了烟。疲倦之极正打着盹的宋裕和突然发现，忙不迭地将火星掐灭。毛泽东抬头对宋裕和笑了笑，接着又若无其事地伏案疾书，直到东方吐白。

　　这本是毛泽东36岁本命年的生日之夜，日理万机、殚精竭虑的他却忘记了这个特殊的日子。但是，彩眉岭上的那几颗星辰一夜不停地闪烁着，不正是夜色苍茫的穹宇为毛泽东点燃的生日烛火？

　　1929年12月28日，老天爷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雪。雪花覆盖了古田的山川和大地，也给彩眉岭下的曙光小学披上了洁白的盛装。曙光小学原是廖氏宗祠，辛亥革命后改为古田历史上第一所小学──和声小学。1929年5月，红四军首次进驻古田，又把和声小学改名为“曙光小学”。

　　会场里燃起了数堆篝火，像霞光一样火红，像太阳一样热烈。120多名代表围火而坐，他们的衣着虽不考究，有的还打着补丁，却个个精神振奋，神采飞扬，不约而同地把头转向挂有“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红色会标下的主席台。

　　陈毅首先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还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废止肉刑和反对枪毙逃兵问题的专题发言。朱德则作了军事报告，“从红军建军一直谈到目前”，全体代表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毛泽东站上主席台，习惯性地将左手撑在腰间。他开头就说：“同志们，大会主席陈毅同志要求我来向大会作报告。我想报告一些什么东西好呢？依我看啊，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首先，我要先讲一讲关于单纯军事观点。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不搞清楚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表现和危害，对于我们四军如何建设，就会无从下手，也就不可能取得进步。红军自从成立以来，单纯军事观点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还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红军与白军的任务是不相似的，如果单纯是为了打仗，红军确实与白军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既然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就要与白军不一样，就不能只认打仗这一项工作，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因此，我要指出来说，我们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台上，毛泽东慷慨陈词，条条是道。他的声音时而如山洪暴发，一泻千里，震人心魄；时而如潺潺流水，娓娓而谈，拂暖人心；时而如先贤哲语，条分缕析，启人心智。会场中间常常响起如雷般的掌声，萦绕在曙光小学的梁柱之间，经久不息。

　　大会正在进行时，共青团闽西特委书记曾志和中共闽西特委常委雷时标等人赶来慰问与会代表。曾志提着装满热开水的瓷壶，一看那会议场面好是盛大、好是热烈，便站在下厅的角落里听得入了神……

　　古田会议在团结、民主的热烈气氛中开了两天，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大会重新选举了前委委员，毛泽东当选为前委书记。会议胜利闭幕！


　　毛泽东拄着一根拐杖登上武夷山之巅，倚马长望。只见白雪皑皑的山道上，一面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红军队伍逶迤不绝，很是壮观

　　曾经在红四军中发生尖锐冲突和思想对立的一场争论，最终在古田烟消云散，完全化解。

　　1929年隆冬的飞雪纷纷扬扬、飘飘洒洒，悄悄唤醒了彩眉岭的大山回音和古田山坳的呢喃春语。古田会议的胜利凯歌，奏响了1930年元旦序曲。曙光初露，照耀在曙光小学的青砖灰瓦上，照耀在曙光小学左侧宽阔草坪上联欢游艺的数千军民的笑靥上！

　　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是红四军的一件大喜事，又何尝不是全国红军的一件大喜事呢？会议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如汩汩流淌的清泉，浇灌出中国革命的希望绿洲。决议上报中央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手捧着决议，欣喜异常地说：“对！我们的军队就应该这样办！”

　　就在大家兴高采烈、群情振奋之际，时任红四军前委委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却给近在咫尺的毛泽东写了一封新年贺信，流露出心中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的估计。

　　新年的第5天，毛泽东在古田赖坊“协成店”简陋的小屋里，提笔给林彪写了一封7000多字的长信，后来公开发表时取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信中，毛泽东深刻批判了红军中一部分同志的悲观思想，并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毛泽东以一个诗人的慷慨豪迈，热情洋溢地发出如诗般优美的激情咏叹，信心满怀地描摹仿佛触手可及的中国革命高潮的必将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这是古田会议的核心思想和伟大创造。

　　或许在当时，几乎还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古田会议决议对人民军队建设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但毛泽东却有一种预感，这次看似波澜不惊的会议，蕴含着难以估量的历史价值。古田会议结束后的第八天，他向中央报告说，“大会决议及中央指示，即在理论上克服各种倾向，一一执行的问题，当待今后的督促与奋斗。此一月的光阴易过，红军在表面中在于政局没有惊人的斗争，但于今后斗争，却建立了基础”。短短几句话，昭示了古田会议深远的意义。

　　1930年1月初，国民党军对朱毛红军及闽西苏区的第二次“会剿”开始实施。为了打破“会剿”，红四军决定由古田转向赣南，再一次采取“围魏救赵”的方法，打破一面找出路。这一次行动获得了成功，喧嚣一时的“会剿”黯然收场。

　　时值隆冬，赣水闽山皆苍茫。冰雪连天，山路湿滑，行路十分困难，可毛泽东率领的队伍士气高昂。官兵们一个拉一个，援引过大山，四处飞扬着革命的歌声和劳动的号子。老百姓们从家里搬来稻草、谷糠，铺垫在路上，帮助红军顺利通过。

　　毛泽东拄着一根拐杖登上武夷山之巅，倚马长望。只见白雪皑皑的山道上，一面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红军队伍逶迤不绝，很是壮观！他心潮澎湃，诗兴勃发，口中呼出的热气中，吟成一首新的词章：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1月下旬，毛泽东与朱德各自率领的部队在江西广昌东韶会师。在古田会议的光芒照耀下，朱毛红军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如今，85年的时光已然飘逝。然而，古田会议的精神光辉却依然光芒万丈。这光芒，辉映出历史和昨天，亦烛照着现实和未来！


　　附图一：古田会议前后毛泽东的三落三起
　

　　附图二：古田会议选举的11人前委都有谁？

　　（本文作者傅柒生为古田会议纪念馆原馆长、福建省龙岩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