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延安整风根本不存在“残酷斗争”问题
　 
文/石仲泉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5期
　

　　这些年来，对延安整风运动怎么看，一直是评论中共党史的一个热点。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延安整风运动呢？它涉及毛泽东的理念与动机、整风的目的与要求、发动的远因与近因、运动的主流与支流、认知的本质与表象等诸多问题。对有些史实，站在不同立场、持不同观点、用不同方法，会作出不同解读，其结论往往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乔木多层面地分析了延安整风运动的产生和发动。他的谈话和根据其谈话精神初拟的相关文稿，努力还原历史，说明延安整风运动的原委，把握它的本质，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乔木说，整风为什么会产生？这要从当时中国的整个历史背景、党的历史背景来说明。乔木在最早提出写这本书的谈话中就讲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比较曲折复杂的历史。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来做工作，来解决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要真正懂得中国的实际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一是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二是中共从一开始就是在俄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产生的，他们一方面给中共许多积极的东西，同时也给中共带来许多消极的东西，造成许多困难。大革命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都与这有关系。在遵义会议后，经过长征的胜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共已经能够独立地按照中国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政治战略。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困难。中共还要接受共产国际领导，这才产生了抗战初期的王明路线。这种教条主义倾向不仅仅是到1938年为止，它在党内的思想影响一直存在，并没有完全解决。领导中国革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还是从教条也就是从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出发？这个问题要解决。如果不经过整风，全党对从中国实际出发来领导中国革命这个问题的认识是解决不了的。“只有把这个讲清楚，整风运动才能讲清楚。不然一般人对整风不太容易理解。”【《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页】乔木的这段话，从根本上说明了整风运动的出发点，也说明了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动机。

　　怎样通过整风运动使全党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解决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还是从教条出发的问题呢？乔木认为，毛泽东是从两个方面着手的：一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风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思想方法，从而懂得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革命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二是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总结经验教训，了解在怎样的情况下革命斗争能取得胜利，而在怎样的情况下革命斗争遭受挫折。这样双管齐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从而提高全党认识，统一思想。

　　关于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乔木认为，可以追溯到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在那次会上，毛泽东专门论述了学习问题，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并批评那种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教条主义必须休息。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作来抓，从1939年开始在中央机关有组织地掀起了一个学习运动。是年5月，毛泽东在有1000多人参加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演讲。他指出：我们要建设一个有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大党，就要有大批的有马克思主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这就非学习不可。现在中央设了干部教育部，建立起学习制度，要在全国共产党力所能及的地方造成一个热烈的学习大潮，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会后，中央一些部委组织了学习小组，在延安参加学习的干部达到4000多人。

　　乔木认为，这两年的学习运动也有缺点，主要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据他观察，在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后，毛泽东深深感到，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不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与对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的认识有关。在1940年12月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决定以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时局与政策若干问题的指示，提出了要总结党的历史上特别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政策错误问题。毛泽东说：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的损失大。还讲：遵义会议的决议只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遵义会议的决议要作修改。乔木说：在讨论毛泽东的意见时，主持会的人不同意修改遵义会议的决议，也有人不同意提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只好妥协，没有讲这一时期是路线错误。一些同志表示，以后要专门研究这段历史问题，为党的七大做准备。毛泽东同意对过去的经验教训做专门研究，没有急于统一思想认识。随后开展的整风运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乔木认为，毛泽东所以在1941年发动整风运动，与皖南事变有密切关系。这一年初发生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是毛泽东事先未曾估计到的。这使他不仅思考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而且对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有了深切认识。在头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批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时就批评了抗战初期的右的错误。他说：在武汉失守前，国军溃退，我们可以猛烈发展。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我军可以大发展。这个认识目前只有项英还不懂得，因此军队少，且没有钱花。这就是没有了解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在接到新四军被围遭到惨痛损失的消息后，毛泽东在1941年1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教训指出：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磨擦斗争的思想准备。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具有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志就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党史界对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如何认定有不同看法，作为学术问题还可讨论）毛泽东基于对皖南事变的这一总结，从3月开始，连续采取一些重要措施来解决理论教育如何联系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开展整风运动的近因。

　　1941年3月和4月，毛泽东将前些年编好的《农村调查》文集加写了“序”和“跋”，付梓出版。他说：出版这些材料的目的，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而在于指出如何了解下层情况，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他批评那种“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钦差大臣”满天飞的作风，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点。在乔木看来，这是为整风学习作舆论准备。接着在5月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讲，就是整风学习的动员。毛泽东指出：研究理论有两种对立的态度，一种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是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态度。他特别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尖锐地批评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毛泽东讲话的用语之辛辣，讽刺之严厉，情绪之激动，是此前许多人从未感受过的。这个报告在干部中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动。但是当时负责理论宣传的领导人没有理解它的深刻意义，对其没有予以重视，在延安报刊上没作宣传报道，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领导层的这种无动于衷的反映使毛泽东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使他决心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在乔木看来，以上就是发动整风运动的大背景和小背景，也可说是整风运动的远因和近因。毛泽东是胸怀中国革命大局的，发动整风运动完全是为着中国革命胜利进行的战略布局。我翻阅了不少档案，没有发现一件毛泽东怎样为了权力来发动整风运动的材料。事实上，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共产国际已经明确指出：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党的问题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因此，根本不存在还要为争夺最高权力而进行“残酷斗争”的问题。那种鼓噪的“整风运动权力斗争论”，是没有任何史实根据的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