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标准像修版师陈石林：我不是在造神，是传神
　 

来源：观察者网 2012年12月26日
　

　　从人民币百元大钞上的毛泽东，到天安门城楼上的主席像，这些我们熟悉的毛泽东像修版工作均出自一人之妙手，他就是被我国摄影界尊称为“一代暗房宗师”的陈石林。

　　虽然现在照片的修版工作已经随电脑技术的普及而变得不再神秘，但在半个世纪前，给领袖修照片却是技术含量极高的手工活；而要在主席身上“动刀”，修版师也担着相当大的政治风险。新观察独家专访毛泽东标准像修版师陈石林，带你了解红色影像背后的“大工程”。

陈石林

　　1949年，和毛泽东像第一次亲密接触

　　陈石林老人的家在新华社宿舍区一幢普通的住宅楼里，虽然房子只是仄仄的两室一厅，但满满当当地摆放着各种瓷器、悬挂着各个时期的照片。

　　“我喜欢瓷器，瓷器的光影，和修版有共通的地方。”

　　老人说话乡音很重，声音洪亮，已经年近85，眼神依然明亮，写字看书都很少带眼镜，“这个是天赋，修版是很要求天赋的，要天生眼睛好”。

　　陈石林是扬州人，扬州被日军占领后，他的父亲和哥哥都去参加革命，不满15岁的他担起养家之责，到照相馆当学徒，学习修照片。而后几年，他辗转南京、上海、台湾、香港等地，遇到了很多优秀的老师，磨炼出一手过硬的技术。

　　1949年初，当时正在香港大光明电影公司工作的陈石林，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著名剧作家欧阳予倩带来了一张毛泽东和朱德研究作战方案的电影胶片，当时在香港还没有毛泽东、朱德的照片，陈石林兴奋地接下了这个修版的工作。

　　由于这张电影胶片已经多次放映，画面划痕严重，16毫米电影片的影像反差大，制作难度很大。陈石林最终把正片翻成负片，用涂红和铅笔一点一点地修整，制作出一张精良的照片来──这是陈石林和毛泽东底片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大家都以为我回国后才给主席修照片，其实我早在香港就给毛泽东修过照片了。”老人说完，爽朗地笑了起来。

毛泽东第一版标准像修版前后对比

　　新华社来了一个“宝”

　　1950年，陈石林用自己在香港时给电影明星们修过的样片敲开了新华社的大门。

　　“我二哥就在新华社，人家都以为是我哥哥引荐的，实际不是。”老人摇着头回忆说，“当时摄影处副处长是陈正青，我把我修过的照片一拿出来，他就说，‘太好了，我们正用得着你这样的人’！”

　　建国之初，国内人才奇缺，新华社当时每天要向国内外发布大量摄影图片，竟然没有专业的修版人才，陈石林成了新华社一“宝”，得到了组织的重用。

　　“五十年代我的工资就有110块，吃小灶，所以后来每次要给我涨工资我都不要！1958年审干的时候在会议上表扬我，陈石林的海外关系都跟党讲了，他的工作都是党的安排，号召海外回来的人向我学习。”

　　1949年，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是毛泽东一张头带八角帽身穿粗呢衣的照片，1950年初，毛泽东访问苏联时，这张洋溢着陕北风情的照片和斯大林的元帅服照摆放在了一起，这让时任中央新闻总署副署长兼新闻摄影局局长的萨空了感觉照片太过简单了，与毛泽东作为国家主席的形象极不相称，给毛泽东拍摄一张适宜的标准像的工作提上了日程。

　　然而，给毛泽东拍照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据陈石林老人回忆，毛泽东不进照相馆，也不接受摆拍，建国之初国事繁忙也不能为拍照打扰他太长时间，摄影师只能在毛泽东住地拍摄，而由于灯光不合适等原因，始终没能拍到一张合适的标准像。

　　最后萨空了决定，从毛泽东几千张的新闻、合影照片中找出一张适合制作标准像的照片来，再通过暗室技术进行后期加工来制作毛泽东标准像──这个工作，交到了刚刚来到新华社的陈石林手里，也从此奠定了陈石林一生事业的基调。


　　四张标准像──不是造神是传神

　　在陈石林老人的书房里，四张大毛泽东标准像一字排开，老人又搬出一摞资料图片：“我把修以前的照片给你比较着看，你就明白什么是修版了。”

陈石林书桌上悬挂着四张毛泽东标准像

　　第一张毛泽东标准像是陈石林从毛泽东与劳模合影的集体照中刻出来放大的，老人将两张照片摆在一起，用手指比划着给记者示意：“你看这毛主席后面，本来有的一个人，我是用小刀一点点修掉的，然后又用画笔一点点把这个背景补上！”

　　“第一张标准像做好后，毛泽东非常满意，自己就印了五十多张，贴在彩纸上，拿去送给外宾和朋友。”老人举起一张标准像，赞叹地回忆，“那时候的主席多年轻！”

　　这张标准照，当年一年就印刷了2000多万张，发行到世界上40多个国家，在现在百元人民币仍然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由于第一张毛泽东标准像是侧脸，很快，制作第二张毛泽东标准像的任务就下达了，这次要求制作一张毛泽东正脸的标准像。

　　陈石林再次挑选了一张毛泽东的合影，精心修出一张毛泽东的正面照，第二张标准像形象庄重气质可亲，后来被画家绘制成画像挂上了天安门城楼，“我和爱人还特意过去合了一个影。”

　　建国十周年时，陈石林接到了制作第三版毛泽东标准像的任务，这次的底片是摄影记者专门为毛泽东拍摄的一张半侧面像，照片清晰度很高，但是由于光线太强烈，照片缺乏人像所有的柔和效果，没有层次。

　　“当时先找了四个照相馆的高级技工来修，修得很细，但结果把照片修假了。我改用底片来修，用我发明的反转冲洗工艺，在不破坏原底片的前提下来修片。”

　　最终，毛泽东亲自选定了陈石林修版的这张标准照，从1960年到1966年，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泽东画像，都是以这第三版毛泽东标准像为蓝本绘制的。

　　“可后来还是出了问题，文革的时候有群众指出来，为什么主席的这张照片只露出来一只耳朵，而且左眼睛是有点向上看的，这是在暗示主席偏听偏信么？”

　　新华社摄影部决定再制作一版毛泽东标准像，这次的修版工作还是交给了陈石林，而摄影工作交给了郑景康，他也是第一张毛泽东标准像的拍摄者。

　　照片拍摄成功后，陈石林就开始进行了紧张的修片工作，终于制作出一幅层次丰富、形象端庄的第四版毛泽东标准像，我们今天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的毛泽东画像就是用此版标准像为蓝本绘制而成。

　　“去拍照前我特意嘱咐摄影师要选好角度，这样的拍出来的人物眼神会更集中。李讷（毛泽东之女）就说，这张照片很神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主席都在看着你’。”陈石林笑着说：“不过后来还是有群众质疑，因为郑景康以前给蒋介石也拍过照片……其实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修照片是为了把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去掉，比如说灯光的原因，有强光和弱光的区别，有感光材料不一样的区别，还有非成像光线可能会破坏掉人物皮肤、肌肉的质感，修片就是要真正的还原影调。”当记者问到给政治人物修照片是否会影响人物真实性时，陈石林老人如是说。

　　“有媒体说我在造神，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我这样做，不是在造神，我只是在把这些影响毛泽东形象的外部因素去掉，是在还原毛泽东本人的神采，是为了传神。我没有做过一张假照片，我修的照片，完全是真实的！”


　　爱人说我有毛主席保佑

　　文革前，陈石林任新华社摄影部技术组和翻修组组长，负责审定毛主席像的制作质量，文革开始后，他又被推选为领袖照片工作小组组长，负责领袖照片在全国的生产印刷工作。

　　“人家不愿意干，就让我来干。”陈石林笑呵呵地说。

　　那时，毛主席像需求量极大，在生产过程中，均由新华社统一把底片和标准样品发给全国各地宣传部门，各地在正式大量印刷前要把样片返回新华社，由领袖照片工作小组组长逐一审核签字后才能生产。陈石林当时的工作任务之重、风险之大可想而知。

　　1966年12月26日，广安门新影照相馆的一位秦经理因为烧毁毛主席照片，被红卫兵当场抓获，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将被判处死刑，公安局找到了陈石林让他认定照片，陈石林看过照片后，却表示这个照片应该烧。

　　四十多年后，已进入耄耋之年的陈石林回忆起当初的情形还忍不住笑意：“公安局的人当时就大声斥责我：‘你再说一遍？’我就说：‘这样的照片质量不好，发到外面去影响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有谁能负责？这样的照片就应该烧毁！’那个人就慌了，问：‘只能烧么，不能埋掉么？’这下就被我抓住了把柄，我立刻说：‘难道你要埋掉毛主席？’那个人就被吓跑了，听说第二天就放了人。”

　　“我是吃过苦的人，我被下放了三次，但我不觉得在干校苦。审查你的时候，党的阳光就照到你的身上了，这是好事情。”陈石林老人悠然地说：“我从不乱说话，不瞎抱怨，文革的时候我没给别人贴过一张大字报，也没什么人给我贴大字报。”

　　他停了停，依然明亮的眼睛透出些顽皮的光：“我爱人说过一句话，‘我是有毛主席保佑的’。”

陈石林和妻子年轻时在天安门前与毛泽东像的合影

　　没用毛泽东标准像挣过一分钱

　　2007年，一位藏家收集的毛泽东标准像拍出了72.6万元的高价。这张照片获得认可，其最重要原因是照片的背后有陈石林写的一段话，证明这张照片是当年制作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像的照片母本。

　　“我给他写的鉴定，但我没收他任何费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可以说我没用毛泽东标准像挣过一分钱。我和我爱人都有退休工资，我们的钱够用。”

　　“包括我这一屋子瓷器，我这大部分是真品，但以后我也不留孩子，我全捐给国家。”老人随手操起一个在桌上装眼镜的青花瓷盘给记者看，瓷盘上印制的字是“嘉庆年制”。

　　如今，这位八十五岁老人的心愿是出版一部《历史巨人毛泽东》，这也是当年他对邵华（毛岸青夫人）允诺，他说：“这就是我的中国梦啊，我们选了四千多幅艺术画像，130多万字，不但要讴歌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伟人风采，也要反映他晚年所犯的错误。”

　　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手工修版已经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在陈石林老人看来，和电脑修版比起来，手工修版更能够还原真实：“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到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他们以后，领导人标准像就没再用过手工修版了，其实要是可以，我们还是应该采用这个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