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党治国是毛泽东的最大错误吗?
── 驳尤德才《毛泽东的最大错误在哪里》
文/黎亚彬 来源:海疆在线 2012年09月27日
|
作者注:最近,共识网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特别多。该网明显只愿意发这种片面宣传所谓“宪政民主”,“自由与人权”等的文章,却不愿意发拥党爱国爱民爱社会主义的文章。不知这是不是该网所自称的理性、建设性和前瞻性。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性呢?又具有怎样的前瞻性和建设性?我们莫明其妙。而且,如果是纯粹的学术探讨还说得过去,但该网似乎并不欢迎反对的意见和声音,笔者的多篇稿件都无法在共识网上发出。 |
|
|
9月25日共识网发出尤德才《毛泽东的最大错误在那里?》的文章。该文把最早由毛泽东同志主导确立的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斥之为:“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种下价值观的混乱和内耗之祸根,破坏性极大,已成为阻碍改革共识、实现公平正义的巨大障碍”,说这是毛泽东的最大错误。
说实话,在中国,迄今为止,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人会厚颜无耻、明目张胆到这种程度,竟然以如此愚昧无知、简单幼稚的言论和逻辑,敢于发出这种公然污蔑和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错误言论。
人人都知道中国为什么会实行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说解放前毛泽东同志就是由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与信念才能够带领亿万人民群众推翻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单单是建国以后,凭借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发展的步伐都是非常快的,位居世界前列的。可以肯定的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至今只能是那种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发展水平,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发展和进步。
而且所有人也都知道,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今后中国是不可能继续保持稳定与发展局面的。同时,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宪法的基本规定,是有法律约束和保障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不久前还有人因为颠覆国家根本制度而被逮捕羁押的。而这个叫“尤德才”的人,竟然如此胆大和狂妄无知地叫嚣“以党治国”是中国的“灾难、祸根和障碍”?
这个尤德才是什么人?居住美国的中国民主斗士?想要“和平演变”中国的某外国人?港台极右派人士?一查百度搜索,吓人一跳:尤德才竟然是某地人大常委会委员、“优秀共产党员、人大代表、先进人大工作者、办公室副主任”(希望没有查错吧?请参见尤德才的百度百科)。奇怪,如此优秀共产党员,竟然如此恶毒地反党反社会主义?
如果尤德才“同志”的观点和思想是正确的还情有可原,问题是尤德才“同志”的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明显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强词夺理、胡搅蛮缠、狗屁不通。的确,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一定的不足和缺陷,但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和解决的。我们的优秀共产党员、人大代表尤德才同志不但不去思考和研究如何克服和解决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却当起叛徒,开始起埋葬起共产党的领导及社会主义制度来。
令人不齿的是,他在污蔑和打击共产党的同时,竟然仍在以优秀共产党员的名义招摇撞骗。什么叫厚颜无耻?这就是!这种公然反党的敌对份子竟然长期以来一直是共产党的干部。什么叫无奈?这就是无奈!实际上,几乎所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者都是党和政府的干部。他们身为共产党员,却干着反对共产党的事,这叫阴损、卑鄙吗?显然,不但阴损、卑鄙而且龌龊。这种一边吃着共产党,一边又污蔑和打击共产党的吃里爬外、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恬不知耻的家伙显然只能用卑鄙龌龊来形容。一方面,这些人通过共产党的干部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名义和渠道捞取巨大的个人私利;另一方面,他们又想通过埋葬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式,以维护他们个人的既得私利。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些人显然什么卑鄙龌龊的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
知道这些人的这种言行,知道如此公然反党反社会主义者竟然还是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人大工作者,我们就会知道当今的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这么不得人心了,就知道为什么当局什么正经事也干不了,坏事倒是干了一大堆了。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中国的钓鱼岛为什么丢了,也会知道还能不能收回来了。
那么,现在的共产党还有救吗?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到底好不好,对不对?其实稍微有点社会主义基本知识,掌握一点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到底是个什么内容,其本身到底好还是不好。还从来没有人说共产主义是个坏东西。问题只是如何科学有效地予以实现的问题。但共产主义本身也只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思想,有不正确的地方完全可以完善和改正。只有像尤德才这种无知到近乎无耻的共产党员们,才会敢于这么公开叫嚣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是“国家民族带来灾难,种下价值观的混乱和内耗之祸根,破坏性极大,已成为阻碍改革共识、实现公平正义的巨大障碍”。
如果优秀共产党员尤德才同志有一点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常识就会知道,所谓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才会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这是科学,是不能够胡说八道的。因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因此,生产的发展要依靠人民群众的贫穷与失业才能形成。只有存在足够多的、大量的贫穷与失业的人民,才能有资本主义的自由与繁荣。因此,如果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要实行这种以雇佣劳动为主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那中国就必然存在庞大的贫穷与失业人口,从而巨大的贫富差距、阶级对立与斗争、经济危机、腐败与犯罪等等就不可避免,从而才会导致国家与民族的灾难。这么简单的道理,要说多少遍,我们的优秀共产党员尤德才等同志们才会明白呢?
这种必然导致人民贫穷与失业,贫富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和腐败与犯罪的所谓自由与民主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价值观难道不正是“混乱和内耗之祸根,破坏性极大”?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我们的优秀共产党员怎么会拥有这种纯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
什么叫公平正义?人民群众的对自然资源的天然财产权被资本家阶级无偿霸占,而人民群众由此就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被迫接受资本家阶级的剥削与压迫的资本主义自由与民主制度是公平正义的吗?
中国过去的改革为什么会失去共识?失去了谁们的共识?我们的优秀共产党员们是真的不知,还是装傻?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民群众只是变成了弱势群体,贫富差距世界几乎最大,通货膨胀、经济危机频发,腐败与犯罪几曾家常便饭,无辜弱势的人民不断被欺压,人民贫穷困苦,民不聊生;这样的改革你叫人民群众跟你有共识?人们反对这种改革就是阻碍改革?我们党和政府的干部,优秀的共产党员尤德才一类的同志们,你们真是太厚颜无耻了吧!
尤德才先生把以党治国的这种党的领导当成是毛泽东的最大错误。岂不知,尊重事实、有点学问的人基本上都是把确立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当作毛泽东的最大贡献呢。是不是毛泽东的最大贡献,尤德才可以去问题他的顶头上级,翻翻教科书,看看确立党的领导地位是毛泽东的贡献还是错误。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就是没有自由与民主的吗?只有类似尤德才这样无知而别有用心的人才会这样想和这样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共产党宣言》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显然,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要实现一种真正的自由与民主的。我们的优秀共产党员尤德才先生明显在故意混淆视听,颠倒黑白,他把资本主义的假自由民主当真,却把社会主义想要实现的真民主当假。
尤德才先生认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自由、不民主的依据,不过是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过的一些错误。但很明显,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今天的中国,出现的这些错误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错误,也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只是手段与方式上的问题,是由于中国党和政府的干部竟然有尤德才这样“优秀共产党员”的结果。显然,尤德才先生是把自己的愚昧、无知和错误所造成的一些手段、方式和政策上的失误,当成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本身的错误。
实际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为了要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才产生和存在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虽然有所谓政治上、名义上、形式上的自由民主,但却受到根本的经济霸权的限制,根本就没有任何一点的自由与民主。资本家阶级们把本属于人民共有的,对人民自由生产与生活中最重要的自然资源霸占在自己手中,迫使人民失去了自由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生产与生活的自由。这显然是一种对人民至关重要的自由,正是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失去了这种自由,才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最终导致自己永不翻身的贫穷困苦,导致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危机频发,腐败与犯罪严重等等一系列缺乏民主与自由的事件。因此,社会主义才主张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的领导的方式,实现自然资源的公有制,进而让劳动者掌握足够生产资料,可以自由民主地进行属于自己的社会生产与生活。因此,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真正民主与自由的保障和方式,与自由与民主并不矛盾和冲突的。但像我们党和政府的干部,优秀共产党员尤德才同志,似乎并不想明白这些事情,而只想为自己谋取私利,并在获益颇丰的情况下,急于通过呼唤资本主义假的民主自由,埋葬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埋葬真正的自由与民主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已经获得的见不得人的利益。
其次,当下中国的确在民主自由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但显然不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而是在于党和政府自身没有一种合理和科学的民主与自由的制度,致使党的组织不能吐故纳新,使像尤德才这样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致力于埋葬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干部们能够长期破坏共产党的事业和形象,而共产党的组织却不能把这些垃圾和害虫清除出去的结果。显然,只要确立一种自由与民主的制度,使共产党的领导更为科学、有效与合理就可以了,就可以实现一种远比资本主义假自由民主好得多的真民主。
这种使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民主自由化的目标要求显然并不难解决。目标明确,方法与手段问题当然好解决。从共产党员的产生上,确立民主监督与优胜劣汰制度上,从拉近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都可以有许多确保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民主与自由化、科学与合理化的有效办法和措施。显然,关键还要看我们的党和政府原不愿意去做、去执行了。
最后,尤德才先生竟然也能为中国的未来担忧和痛心棘手,高呼起“中国未来令人愖忧!扼杀民主宪政,就是扼杀中国希望和未来。建立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和大国国情的民主宪政体制,才是强大中国的必由之路”来。
我想,尤德才先生真正想说的是:“贪官污吏的未来令人堪忧!扼杀民主宪政,就是扼杀贪官们的希望和未来。建立资本主义的民主宪政体制,是确保贪官污吏们权利和自由的必由之路”吧。
其实,尤德才先生们根本不用这么担心。其实,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和要求很简单,就是要消除贫穷与失业,实现人民更公平、合理的生存与发展就行了。社会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的任何合法权利,而只是剥夺奴役他人的权利。只要尤德才们不要继续去剥削压迫劳动者阶级,劳动人民既不会要他的命,也不会要他的财产,他们大可放心。
《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生活,并且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生活的时候才能生活”。显然,尤德才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所谓思想也是不正确、不科学的。还是放弃那种非得把劳动人民踩在脚下的想法和作为吧。
〔附文〕尤德才:毛泽东最大的错误在哪里?
发布时间:2012-09-25 09:59 作者:尤德才
我们现在处于社会变革中,产生大是大非争论很正常。民族素质越高,争论时间越短,代价越小。我们需要进行一场思想上的大反思,百家争鸣,最终形成一定的共识,有利于今后的改革深入。共识越强烈,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当下中国仍然挣扎在民主宪政、马列毛泽东思想和传统价值观三者之间困境。现在中国就像一个六神无主的人,缺乏共识,不知往何处去?很多中国人也是处在一种迷失状态中的,没有理念,也不知往何处去。
近日网上又再出现毛泽东的崇拜与批判,信仰与质疑,歌颂与唾弃的问题之争,缺乏共识。以下是个人的看法,请大家多多指教。
毛泽东英明之处在于他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洞察力,比他的战友们更早发现了问题的实质。共产党建党之初到建国,一直是以民主自由为奋斗目标。1945年8月路透社记者干贝尔向毛主席提出问题: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毛主席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毛泽东在1945年7月回答黄炎培跳出社会周期率支配时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时代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毛泽东思想具有较强的中国特色,也有许多合理的内核,国家民族独立,毛泽东功不可没。毛泽东的成功在于建党之初到建国一直是以民主自由为奋斗目标,建立新中国。毛泽东最大的失误在于夺取政权之后,背弃共产党建党之初到建国,一直以“自由民主的中国”为奋斗目标和理想,违背人类文明社会发展规律,迅速转变“以党治国”的苏式集权体制。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种下价值观的混乱和内耗之祸根,破坏性极大,已成为阻碍改革共识、实现公平正义的巨大障碍。
“以党治国”是列宁创建了俄国共产党(后改称“联共[布]”),开展暴力革命,推翻了沙俄帝制,创立了党政军高度统一、党权高于一切的“党化国家”体制。孙中山在领导中国革命屡受挫折后,改奉“以俄为师”,将苏俄“党化国家”的体制引入中国,提出和推行了“以党治国”论。
毛泽东1958年8月24日在北戴河发表谈话:“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1958年召开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之后,在政法机关突出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更使“党化国家”成为定型。中共在此之前不曾改变对斯大林权威拳拳服膺的政治立场,全党上下都相信苏联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而苏联的昨天是中国的今天。违背建国以来宪法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共和”的国家,不是“党为民做主”,而是人民当家做主。
建国后,本应实行民主宪政,让人民当家作主,走依法治国之路。毛泽东却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强大的“以党治国”官僚政治体制、实行党委领导制的中国特色,并把当今世界大多数人不再信服来自西方流派之一马列主义思想带入中华民族,并作为中华民族的国教。“中华文化”变异成“马列文化”,“炎黄子孙”变异成“马列儿女”,“中华民族”变异成“马列化民族”,把中华传统文化几乎消耗殆尽;并拿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做实验,误入歧途。带来“浩劫”是多少个世纪都难以挽回的,其损失是无法用金钱衡量,对构建和谐社会破坏性影响深远,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种下价值观的混乱和内耗之祸根。
中外历史都以极为惨痛的经历告诉人们:这个世界没有救世主,人民一旦放弃或者被剥夺这种权利,命运希望寄托于一个人或一个政党身上,让一个人或一个政党为社会制定规则。革命往往会沦为专制,革命者会成为专制者。“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国际歌》不仅仅是用来唱的。公民各种权力与幸福绝不是救星、伟大领袖赐予。历史上,有多少所谓大救星,其实是害人精。
人的善恶是随着人的自身状况变化与环境变化之间相互作用而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变了,人的善恶不可能不变。人治只能保证一定时期的和谐稳定,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民主宪政才能避免因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意志的善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变化而变化,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带来灾难。祈盼伟人强人甚至是寄希望某集团是犯了民主大忌,也是对民主的伤害。种种原因(如腐败),当人民有朝一日想收回他们权力,可能已经太迟了,就会出现革命与改革之争。也就是说,不受制约的权力即绝对权力是非常可怕的恶魔,任何人和党派一旦冲出权力围笼,就会给人类和社会带来巨大的伤害和灾难。
邓小平早于1941年4月15日著文就对“以党治国”论提出尖锐批评:“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邓小平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提出要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改革,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他在最后一次“南巡”谈话中,更明确提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反映了邓小平的遗愿。
其实,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也指出: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他们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共产党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章程》永远改不掉的党员标准。胡耀邦早就一针见血指出:改革应该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凡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都应该坚决地改掉。如果不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仍然摆脱不了毛泽东所建立起强大苏式官僚政治体制、长期灌输马列主义唯物斗争思想意识、实行党委领导制的中国特色所绑架。造就保守力量的强大,一大批的既得利益集团维护已有利益和权力,造成个人因素和具体政策因素的作用再大,也扭转不了大局。在这种环境下,再英明的领导人,也会慢慢被“以党治国”的官僚管理体制窒息而死或产生变形,而无能无力。邓小平1980年提出要搞“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最终也不了了之。甚至,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党政分开”,这个问题到现在不但没有解决,而且更严重了。
由于党权无限膨胀,破坏民主法制。和苏共一样,逐渐蜕化变质,“最大政治优势”变成了“最大的执政危险”,“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从而赖以执政的党心、民心资源逐渐消耗殆尽了,影响社会政治经济健康发展
即使像毛泽东读过那么多书,学问那么大,威信和智商那么高,也深知跳出社会周期率就是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是避免人亡政息的法宝。也可能敏锐的感觉“以党治国,以党代政”的苏式社会主义会产生的权力异化,在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情况下,做到计划的有效性,门户齐全的各管理部门是必不可少的,其结果就是机构臃肿,官职增多,机构官僚主义更加严重,瞎指挥更多,并加速权力的腐败。文革可能是企图解决这一异化原因之一,但同样逃不过“以党治国”的这强大的官僚管理体系和马列唯物斗争丛林法则思想的制约。
如毛泽东的以党代政、个人崇拜、大搞一言堂,不讲规则、不容异见、践踏法律、残酷斗争、政治运动以及劳教制度、官僚制度、人治制度、文字狱制度、终身官员制、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特别是“文革”镇压阶级敌人,从地富反坏,到右派分子,到反党集团,到走资派,到叛徒、内奸、反革命修正主义,以至亲密战友一夜之间成为敌人,说一句话、写一篇文章就成为反革命,数以万计的生命被残害,连同他们的子女家人遭连累等很多冤假错案等问题,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毛泽东本人所建立起强大苏式官僚政治体制,马列主义的唯物斗争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哲学,加进党委领导制的中国特色所绑架造成的。
为什么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斯大林),早年都是正义的公正的,到了晚年却要把自己的同志狠狠往死里整?革命论,斗争论,专政论,运动论等“组成的斗争哲学理论。不仅民主法治荡然无存,斗争的结果是:斗出一大批“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越斗越穷,越穷越反,恶性循环,灾难频仍,步步升级,永无停息之日。“七斗八斗,斗出穷“社会主义”。说明“以党治国”的官僚管理体制、马列主义的唯物斗争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哲学已经超出了毛泽东错误本身的含义。
邓小平曾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英国、美国、法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里有民主制度。我们要寻找到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使得好人上去做好事,坏人即使上去也不能做坏事,其论述说出其要害。由于缺乏民主宪政体制,毛泽东最终也被“以党治国,以党代政”的官僚管理体制所绑架,不仅未让人民当家作主,建立起民主社会,反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灾难。
秦朝空前的强大,秦始皇以为控制了思想舆论,便可以确保天下的稳定。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思想舆论控制事件莫过于焚书坑儒。而结果呢,舆论控制得越严,天下便越不稳定。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的集权专制、思想专制,对老百姓的控制可谓严格,十家共用一把菜刀,反而加速朝代的崩溃了。不可一世的秦王朝,为什么那么短命?不仅仅因为死了秦始皇,秦二世太无能。是因为由秦始皇开始就形成焚书坑儒思想专制及政权治理之极端,物极必反,盛极而衰,引起群雄共起。也就是说,一旦统治者荒唐了,暴虐了,极端了,这个朝代也就要结束了,就会出现“周期率”现象。
肉体被摧残践踏易察觉,精神被奴化常常让人浑然不觉。长期的强行灌输的教育方式,使人们缺乏独立思想,多数国民潜意识仍祈盼伟人强人或包青天、主奴意识、清官情结、人治思想等愚民思想。毛泽东恨蒋介石,中国人民几乎都恨蒋介石;毛泽东跟赫鲁晓夫有过节芥蒂,中国人民几乎也仇恨赫鲁晓夫;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阶级斗争……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马列毛的唯物斗争思维”,不仅与民主理念(平等、博爱、自由、人权、宽容妥协等)相违背,对构建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起着破坏性影响,以暴易暴,以暴制暴,形成分裂,形成对立,最终不打自败。“文革”已让人有切肤之痛,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种下价值观的混乱和内耗之祸根,已成为阻碍改革共识、实现公平正义的巨大障碍。
当下中国,仍被毛泽东所建立起强大苏式官僚政治体制、长期灌输唯物斗争思想意识、实行党委领导制的中国特色所绑架。造就世界最庞大,中国特色的非黑即白、全黑全白的“文革思维定势”的官员国民。网上常常看到:只问立场,不讲是非,不是以理服人,动不动乱扣帽子、漫骂,甚至匿名躲在背后骂人,打棍子就走人。缺德和斗争成为了习惯,才是令人堪忧!对构建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破坏性极大,影响深远。在某些方面,其僵化、腐败、集权程度甚至超过了前苏联。如今贪污腐败的广度、深度、虚伪、某些官员的私生活糜烂不堪的丑恶程度,司法不公,很多冤民哭诉无门、上访被“精神病”、跨省追捕……对不同意见的打压,或将持不同政见者驱逐出境的人数已超过前苏联。今天中国已处在前苏联解体前的混沌状态。
民主宪政、自由、人权、平等等人类共同精神信仰,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符合社会文明发展已是常识性。共产党建党之初到建国,一直以此为奋斗目标。至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在抗拒,或长期视而不见,难到我们是异类民族?原苏联和国民党的“以党治国”遗毒不仅传播到共产党内来,而且比原苏联、国民党更根深蒂固,害怕碰了“以党治国”的红线或底线。
为什么从1981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共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革”就基本上盖棺论定了,不堪回首“文革”显而易见是不符合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文明发展的正常规律。但30年之后竟然对这个问题出现了反复,似乎认同文革越来越多?中国民主宪政仍遥遥无期……
中国未来令人愖忧!扼杀民主宪政,就是扼杀中国希望和未来。建立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和大国国情的民主宪政体制,才是强大中国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