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潜：发现毛泽东“伟大之器”第一人
　 
文/程文亮 牛威威　来源：湖南日报 2007年06月22日

　　最近，随着电视剧《恰同学少年》的热播，青年毛泽东和老师之间那种教学相长、水乳交融的真挚感情再次让世人感动，同时也让大家更加了解了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的老师杨昌济、徐特立。其实，在青年毛泽东的早期求学生涯中，还有一位不为世人所熟知，但对毛泽东“帮助很大”，并最先发现毛泽东“伟大之器”的老师——柳潜。

　　柳潜（1878——1930），字钧湄，号涤庵，湖南省湘阴县三塘乡岳云村人，是清朝末年的一名秀才。他早年酷爱读书，学识渊博，颇有才华；青壮年以后目睹官场腐败，遂放弃仕途，以教书为业，被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首任校长符定一聘请为国文教师。直到1924年，《校志》中仍有柳潜的名字。后来柳潜因生活困顿，曾先后在福建和长沙等地做过几年幕僚，后又返回学校从事教师职业，但终因积劳成疾，贫病交加，于1930年在长沙去世，终年52岁。

　　柳潜与毛泽东的师生之缘源于1912年春，时年19岁的毛泽东以“名列榜首”的优异成绩，考入刚成立的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校普通科一班，柳潜任毛泽东的国文教师兼班主任。十分爱才的柳潜，对毛泽东非常器重，除在课堂上对毛泽东严格要求、细心辅导外，还利用课余时间向毛泽东传授国文、写作等方面的知识，讲析历代文章大家的代表之作，使他得到了系统的古汉语言文字的训练。在柳潜的精心培养下，毛泽东在写作方面的特长得到了迅速发展，他在学校一直保持着“文章魁首”的地位。

　　1912年6月间学校准备举行一次作文比赛，柳潜把这次作文比赛看成是对毛泽东的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对他进行了充分的赛前辅导，指导和督促毛泽东全力进行论说文写作的强化训练。在参赛前的一个时期内，毛泽东几乎每天都要完成一篇文章，然后交给柳潜批阅。这样高强度、大难度的训练方法，使毛泽东的写作水平，特别是论说文的写作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长进。毛泽东后来能写出一篇篇震古烁今的政论文，应该说与这段时期严格而刻苦的训练是分不开的。在这次作文比赛中，毛泽东撰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力克群英，一举夺得了比赛的第一名。

　　商鞅“徙木立信”的典故，见于《史记•商君列传》，记述的是公元前359年，战国时期秦国的大政治家商鞅取信于民、推行改革的故事。这个故事，历来知道的人很多。毛泽东别开生面，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借古讽今，大发忧国忧民的感怀，直抒“利国福民”的改革抱负，抨击当时执政者袁世凯之流：“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闇，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这是青年毛泽东早期求学生涯中留下的第一篇完整的文章，现保存于中央档案馆。柳潜对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极为赏识，在文题上方写下“传观”两字，并破例给该文记了100分，柳潜除了通篇多处打圈外，还写了六条眉批和篇末总评，共计141字，他称此文“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说作者“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文章论述部分的空白处，也留有多条红笔批注，如：“精理名言，得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力能扛鼎，积理宏富”等等。

　　柳潜对毛泽东的批语，既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章的精彩之处，又由文及人，点评了毛泽东的远大志向和发展潜力，更重要的是柳潜对毛泽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的诚挚鼓励和殷切希望，后来在毛泽东的人生轨迹中一一得到了应验，这充分证明了柳潜是一位杰出的、成功的教育家，他敏锐地发现了学生毛泽东的个性和特长，并加以正确鼓励和引导，从而在青年毛泽东身上产生了巨大的导向作用，柳潜不愧是发现毛泽东“伟大之器”的第一人。

　　毛泽东对他的这位给予自己莫大鼓励和栽培的老师，一直都非常感激。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中，回忆在该校读书时的情况时说：“我的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一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很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意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里面有乾隆皇帝的上谕和御批。”1949年10月，毛泽东邀请他的好同学周世钊，到北京中南海家中作客时，又问到柳潜，再一次强调说：“柳先生对我帮助和鼓励很大”，“是位教育家”，并请周世钊回湖南后，帮助打听他这位阔别30多年的先生，并代他进行慰问。还说，如果柳先生不在人世，请周世钊打听柳先生的夫人及其后人，如有生活困难，代他进行帮助。这也是中华民族“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美德，在毛泽东身上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与柳潜的这段师生交往的时间并不是很长，1912年7月，毛泽东就从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校退学，进行他认为的“极有价值”的自修生活，但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柳潜对毛泽东的悉心培养和诚挚鼓励，为毛泽东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强大动力，让毛泽东受益终身。如果说，柳潜称赞毛泽东“目光如炬”，“自是伟大之器”，是非常中肯的话，那么，发现毛泽东的“目光如炬”、“自是伟大之器”的柳潜，自身也是一个“目光如炬”的伯乐。

　　柳潜年仅52岁就因病去世了。2005年6月，长沙市一中经过多方查寻，在柳潜的故乡湘阴县三塘乡岳云村发现了柳潜的墓碑。柳潜的一生，怀才不遇，境遇坎坷，但柳潜以其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胸怀发现和培养了毛泽东的“伟大之器”，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了光辉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