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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家:与毛泽东关于诗的交往
  
摘自《臧克家回忆录》 2015年03月02日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辑


  

  【按】百岁老诗人臧克家离开了我们。这本《臧克家回忆录》,无疑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了。它不是系统的回忆,而是将他回忆性的散文作了较为齐全的收录。这里摘出的,是他作为诗人和《诗刊》主编,与另一位大诗人──毛泽东关于诗的交往片段。此文标题为编者拟加。

  


  仰见一颗大星

  毛泽东在我的心中是一个带点神秘性的伟大人物。1945年8月从重庆《新华日报》上得知他为了与国民党和谈飞到了重庆,我立即从远郊住处赶到市里。这天,毛泽东正缓步向中苏文化协会走去。他身材魁伟,头戴一顶白色布盔,群众怀着崇敬而好奇的心情拥集于周围,场面十分动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没过几天,叶以群同志通知我:毛泽东召开座谈会,要我参加,地址在张治中公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准时到会。徐冰同志在门口迎宾,一一向毛泽东介绍,临到我,说:“诗人臧克家。”他笑着和我握握手。出席座谈会的大约二十人左右,现在能清楚记得的只有张奚若同志一人了。毛泽东亲切而和蔼地和每位同志交谈,时间短,话不多。我向他发问:“国民党这么顽固,争取团结、民主、进步,办得到吗?”毛泽东回答说:“雪山草地都过来了,没有争取不到的事情!”这两句话,给我增加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他这次到重庆,我和许多同志都为他的安全担心。他本人大智大勇,磊磊落落,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参加座谈后,我思绪万千,写了一篇《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的颂诗,用何嘉的笔名,发表在9月9日的《新华日报》上。我在诗中写道:

  毛泽东,你是全延安,
  全中国最高的一个人,
  ……
  从你的声音里,
  我们听出了一个新中国;
  从你的目光里,
  我们看到了一道大光明。

  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在怀仁堂召开,我又见到了毛主席。他站在主席台上,亲切而庄重地向几百位文学艺术家致意:你们为人民做了好事,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话不多,意义深,事隔四十多年,声犹在耳。

  放言无忌颐年堂

  1956年,我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后,负责筹办《诗刊》。10月,副主编徐迟倡议,给毛主席写信,把我们搜集到的八首毛泽东诗词送上,请求他校订后交明年1月创刊的《诗刊》发表,我和全体编委及全编辑部的同志举双手赞成。我们写好这封不同寻常的信,由主编、副主编及多数编委签名,送上去了。大家静静地等待回音。

  1957年1月12日,毛主席写给我和《诗刊》编委诸同志的亲笔信,以及经他亲自校订过的八首,另加上十首,共十八首旧体诗词送来了。整个《诗刊》编辑部和作家协会都沸腾了。毛主席在信中说:“《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他很自谦,说:“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毛主席的信和十八首诗词将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喜讯,到处轰传,创刊号一出版,热情的读者排长队争购,一时传为佳话。

  1月14日上午11点,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袁水拍同志忽然给我来了电话:“毛主席要召见我们,下午3时我坐车来接你。”那时,我住在笔管胡同7号人民出版社的宿舍,没有电话,电话是由斜对门的油盐店传呼的。我的住处到新华门,二十多分钟可达,我心急却嫌路远。车子驶入中南海,直达颐年堂门前。一个高大的身影从东边门里出来,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毛主席站到我们身旁了。他安详和蔼地同我们握手,让座,自自然然地从烟盒里抽出支香烟让我,我说:“我不会吸。”主席笑着说:“诗人不会吸烟?”毛主席的神态和谈话,使我的心平静怡然了。主席问:“你在北大教书?”“不是,我在作家协会工作。”我回答。接着他以赞许的口吻说:“你在《中国青年报》上评论我的咏雪词的文章,我读过了。”我趁机问:“词中‘原驰腊象’的‘腊’字怎么解释?”主席反问:“你看应该怎样?”我说:“改成‘蜡’字比较好,可以与上面‘山舞银蛇’的‘银’字相对。”毛主席说:“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话没说几句,心和心近了,可以放言无忌了。谈起《诗刊》创刊,我向主席提出了印数问题。我说:“现在纸张困难,经我们一再要求,文化部负责人只答应印一万份。同样是作家协会的刊物,《人民文学》印二十万,《诗刊》仅仅印一万,太不合理了。”“你说印多少?”主席问。我说:“公公道道,五万份。”主席想了一下,说:“好,五万份。”我天真地说:“请主席给黄治峰同志打个电话。”水拍用眼睛向我示意,赶忙说:“不用了,不用了。”

  上面的话,仅仅是个开场白,随着情绪的高涨,无拘无束,越谈越多。主席先从国际重大事件开头,谈了他的看法。这方面,我们知之甚少,只默听,没法插嘴。他忽然向我们发问:“几百年后,全世界实现了共产主义,还有没有斗争?”问得突然,我们说:“不知道,主席看呢?”“我看,还是有斗争的,但不是在战场上,而在墙壁上。”我们会意了。

  诗人嘛,谈话总是离不开诗,不多时,话入到主题上来了。毛主席是喜欢、看重民歌的。他说:“《诗经》是以四言为主体的,后来是五言,现在七言的多了,这是顺着时代演变而来的。现在的新诗,太散漫,我以为新诗应该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求发展。我个人喜欢用词的形式写作,习惯了,用起来得心应手。”毛主席喜欢三李,是人人皆知的了,但他对我们并没有提及,只说:“杜甫诗写得不少,好的不多。”他又说:“他们给我弄了部《明诗综》,我看李攀龙有几首诗写得不错。”

  告别时,主席送出殿门,嘱咐:“把你们的诗集送我一份啊!”

  回到家中,我诗思潮涌,一气呵成了《在毛主席那里做客》这首长诗。

  毛主席不耻下问,每有新作,总先送一份给我。《词六首》在《人民文学》发表之前,送到我手,我改动了一点点,马上收到毛主席1962年4月24日的回信,其中有这么几句:“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一句,下面还画了重点符号。主席先后给我七封信,1961年11月30日来信,想约我和郭沫若同志去谈诗。

  珍贵的孤纸

  我主编《诗刊》,有个便利条件,不时给主席去信索稿,总想他有新作争先在《诗刊》上发表,以增加《诗刊》的身价。主席每次发表诗词,各报刊总约我写点文章。对主席诗词中某些字句,应该怎么解释好,我请求解答。田家英同志便在电话上告诉我。比如:他说:《送瘟神》第二首中的“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这两句,不要讲得太死。又如:毛主席的某一首词(我记不清题目)中的几句,是受辛稼轩《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影响等等。我所写的有关毛主席诗词的短文,都是即兴走笔,有欣赏之情,而乏研究之功。可是,我有独具的条件,可以直接向作者请教。有些理解各异的字句,通过我的文章,把毛主席的原意传达出来。60年代初,袁水拍约我和叶君健同志(在外文出版社负责翻译主席的诗词)一起研究有关毛主席诗词理解各异的一些字句,打印出来,请教主席。主席当面对水拍做了回答,约有十七八处。水拍向我传达时,我在一张记有请示问题的薄纸上做了记号,现在我还珍存着它,年代久了,有些模糊不清了,成为“珍贵的孤纸”了。

  1963年,《毛主席诗词》要正式出版了,先印了少数征求意见本,送我一本,我认真地一读再读,准备了二十三条意见,事前曾和《诗刊》副主编葛洛同志在电话里商讨过。大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得到通知,要我到钓鱼台去参加座谈会。大厅里有一张大桌子,桌子上摆着毛主席用铅笔写的几张条子,字很大。一张写着:“我写的这些东西,请大家一议。”有朱德、邓小平、彭真、郭沫若、周扬、田家英、何其芳、冯至、田间、袁水拍。这次会,主要由田家英同志汇报了出书的情况,他说,这次破例,先由出版社出版之后,各报刊再转载。我有点失望,我是带着为让《诗刊》优先发表的希望去的。我把我写好的二十三条意见交给了田家英同志。《毛主席诗词》出版之后,我查了一下,有十三条意见被采纳了。例如:《七律·登庐山》中的“热风吹雨洒江天”一句,“热风吹雨”原作“热肤挥汗”,是毛主席接受我的意见改的。

  自1956年以来,我写了一些学习毛主席诗词的文章,与周振甫同志合作,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1990年改名为《毛泽东诗词讲解》,总印数已达一百二三十万册;前年,我又和蔡清富、李捷同志主编了《毛泽东诗词鉴赏》,两年之间,印数就到十二万册。可见毛主席诗词影响的深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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