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与毛泽东诗词之缘

〔原题：臧克家与毛泽东诗词的故事〕


文/臧小平　来源：北京日报
　

　　毛泽东与《诗刊》创刊号

　　1956年11月17日这一天，我的父亲臧克家写下了他人生中第一篇毛泽东诗词赏析文章《雪天读毛主席的咏雪词》。一篇不足一千五百字的文字，将他引入毛泽东诗词研究领域之中。当时，由父亲任主编的《诗刊》尚在创刊前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份全国性诗歌刊物。在一些诗人、学者和专家多次商讨创办《诗刊》的诸多问题时，冯至先生提出，毛主席的旧体诗词既充满政治性，又具有动人的艺术魅力。他向该刊副主编徐迟建议：《诗刊》创刊号上刊登毛主席诗词，以此作为诗歌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一个典范。于是，徐迟先生把从各处搜集到的8首毛主席诗词找来，其中包括：《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沁园春·雪》、《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等，与我父亲商量，想恳请毛主席改正传抄之误后，交给《诗刊》发表。于是，大家以《诗刊》7位编委的名义，起草了给毛主席的约稿信，由我父亲用毛笔精心抄好，全体编委签名后，于11月21日请中办转呈毛主席。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毛主席：

　　“中国作家协会”决定明年元月创办《诗刊》，想来您喜欢听到这个消息，因为您一向关心诗歌，因为您是我们最爱戴的领袖，同时也是我们最爱戴的诗人，全世界所爱戴的诗人。

　　我们请求您，帮我们办好这个诗人们自己的刊物，给我们一些指示，给我们一些支持。

　　在诗歌的园地里，已经显露了百花齐放、百鸟啭鸣的春之来临的迹象。西南的诗人们，明年元旦创刊《星星》诗杂志；《人民文学》、《长江文艺》都准备来年初出诗专号；诗歌在全国报刊上都刊登得很多。这是一个欢腾的时代，歌唱的时代。热情澎湃的诗歌的时代是到来了，《诗刊》因而诞生。

　　我们希望在创刊号上，发表您的八首诗词。那八首，大多已译成各种外国文字，印在他们的“中国诗选”的卷首。那八首，在国内，更是广泛流传。但是，因为它们没有公开发表过，群众相互抄诵，以致文句上颇有出入。有的同志建议我们：要让这些诗流传，莫如请求作者允许，发表一个定稿。

　　我们附上那八首诗词的抄稿一份，请加订正，再寄还我们。如果您能手写一首，给我们制版发表，那就更好了。

　　其次，我们希望您能将外边还没有流传的旧作或新诗寄给我们。那对我国的诗坛，将是一件盛事；对我们诗人将是极大的鼓舞。

　　《诗刊》是二十五开本，每期一百页，不切白边；诗是单行排的，每页二十六行。在编排形式上，我们相信是不会俗气的；在校订装帧等方面，我们会恰当的求其讲究。

　　我们深深感到《诗刊》的任务，美丽而又重大；迫切的希望您多给帮助；静下来要听您的声音和您的吟咏。

　　《诗刊》编辑部

　　主编 臧克家

　　副主编 严辰 徐迟

　　编委 田间 沙鸥 袁水拍 吕剑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957年1月12日，在大家殷切的期盼中，毛主席写来了那封著名的回信：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两天之后的下午3时，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召见了《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诗人袁水拍先生和我父亲。父亲是那天上午11时在我家附近小商店的公用电话中接到水拍先生电话，告知毛主席邀约的，当时父亲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在长达两个小时的谈话中，毛主席欣悦地对父亲说：“你在《中国青年报》上评论我那篇《咏雪》的文章，我看过了。”父亲接着向主席请教了《沁园春·雪》中“原驰腊象”的“腊”字应该怎么讲。毛主席和蔼地反问：“你看应该怎样？”父亲说：“如果作‘蜡’字比较好讲，‘蜡象’正可与上面的‘银蛇’应对。”毛主席点头说：“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

　　然而，尽管父亲从毛主席处归来后，立即向《诗刊》负责校对、付印等工作的编辑部主任叮嘱，一定要将创刊号上《沁园春·雪》中的“腊”字改为“蜡”，但是，由于该同志的工作疏忽，“腊”字并没有被改正过来。事后，父亲曾几次对此提出严肃批评。

　　1957年1月25日，刊载毛泽东18首诗词和那封亲笔信手迹的《诗刊》创刊号问世，广大读者排长队争购《诗刊》，成为那年春节前的街头盛景和文坛佳话。这期《诗刊》加印了两次，才满足了读者的要求。


　　臧克家与《毛泽东诗词讲解》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人学习、理解毛泽东诗词，1957年10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父亲臧克家与周振甫先生合著的、全国第一本讲解注释毛泽东诗词的《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郭沫若先生为该书题写了书名。在这本书中，父亲根据毛主席召见时的嘱托，在全国首先正式将“腊”字改为了“蜡”。该书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普遍好评，因而多次再版。两位作者和中国青年出版社，还根据毛泽东诗词不断正式公开发表和后来毛主席对某些诗词原意的阐述，对该书加以增订补充和修改。在1958年将书名改为《毛主席诗词讲解》后，一直到1990年的《毛泽东诗词讲解》，全书收入了毛泽东诗词50首。在三十余载的时间中，这本讲解注释毛泽东诗词的专著，共发行一百二三十万册，对于普及、推广毛泽东诗词和提高广大读者的欣赏水平意义非凡，被人们誉为“在毛泽东诗词研究中，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影响深远。

　　毛主席对自己的作品，要求非常严格。他的许多诗词都作过修改。这种修改不是闭门造车，而是不耻下问，广泛征求多方面的意见。从1957年1月12日他给《诗刊》的第一封信开始，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先后给我父亲写过7封信，其中包括给《诗刊》的那封信和后来写给我父亲与徐迟先生的一封信，内容大多涉及毛泽东诗词的发表和改动问题。父亲也曾几次写信，请毛主席将他未发表的诗词，交给《诗刊》发表，时间以1961年和1962年居多。在一些诗词发表前，毛主席也不忘给我父亲寄来一份抄件，征求意见。毛主席那平等待人、真诚相见和谦逊无私的伟大胸襟，使我父亲敢于对毛主席的作品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1962年，毛主席的6首词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前，父亲就曾对其中的字、句，提出了个人看法。毛主席于1962年4月24日的来信中说：“你仔细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我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父亲收到这封信后，被毛主席的谦虚平易再次深深打动。

　　毛泽东诗词在国外也深有影响，有外国人士曾说：“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一些外国友人将中国领袖的这些诗作译成了本国文字。但是，由于他们中的有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旧体诗词缺乏了解，在翻译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如有的将《蝶恋花·答李淑一》里“我失骄杨君失柳”中的“杨”、“柳”，译成了“杨树”、“柳树”；有的将《沁园春·雪》中“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理解为“唐宗宋祖文化修养不是太高，未能充分理解《国风》和《离骚》”；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中的“风流人物”，理解为“风流倜傥”，具有花花公子的含义等等。因此，1962年左右，中央有关单位组织了几位国内著名的翻译家、外交家和作家，成立了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准备出版权威性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

　　翻译诗，尤其是中国的旧体诗，需要深厚的中、外文功底和文学造诣。首先得读懂原诗，它的历史背景怎样，艺术表现如何，对某些字句的不同解释如何处理……真是难关重重。更何况这是毛主席的诗作，意义非同寻常。参加定稿小组的著名翻译家、作家叶君健那段时间常常来到我家，就着一杯清茶与父亲促膝而坐，切磋、商讨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时，父亲还将曾多年跟随毛主席并对旧体诗词很有造诣的郭化若将军介绍给君健叔叔，以求将翻译工作做得更臻完美、准确。

　　一天，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袁水拍先生，将父亲和君健叔叔约到了他的办公室，对他们说，毛主席诗词要译成外文，但有不少字句，大家意见纷纭。今天我们把这样的句子凑一凑，请毛主席亲自解答，作为定稿。于是，他们三位一起谈了一两个小时，提出了17个问题，准备请教毛主席。水拍先生将这些问题打印在三张纸上，分给我父亲一份。过了一段时间，水拍先生来到我家，高兴地对我父亲说，毛主席已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父亲欣喜地将那三张打印好的问题找来，铺在桌上，对诸如：“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莫道君行早”、“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中流击水”、“国际悲歌歌一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等诗句中涉及的问题，根据作者的本意，一一写出或划出了正确答案。就这样，许多疑难问题迎刃而解。父亲与为翻译毛泽东诗词而忙碌的英译定稿小组的同志们，心中欣喜而踏实。这三张20世纪60年代为解惑而打印成的有关毛泽东诗词的17个问题，一直被父亲和我们珍存到今天。虽然纸上的字迹已经模糊褪色，但是，它记录了父亲不能忘怀的一段历史。由于当时在场的水拍先生和君健叔叔没有保留这份珍贵的材料，因此，父亲手中的这一份，堪称“孤纸”了。水拍先生在逝世前，还特意借去看了一个多月。归还时他感慨地说：“你保存到现在，太不容易了！”1983年12月23日，父亲在自己的散文《珍贵的“孤纸”》中，充满感情地回忆了这段往事。

　　1963年，《毛主席诗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正式出版前，中央事先印发了征求意见本，父亲有幸获赠。他认真仔细地再三捧读，拟出了23条意见，并与当时的《诗刊》副主编葛洛先生在电话中进行了商讨。后来，遵照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在钓鱼台召开了有二十多人参加的会议。父亲有幸到会。他记得，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和郭沫若、周扬、田家英、何其芳、冯至、田间、袁水拍等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毛主席亲自用铅笔写在纸上的“我写的这些东西，请同志们一议”几个大字，显眼地摆在会场中的一张大桌子上。会上由田家英介绍了这次出书的情况，与会者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与意见，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散会时，父亲将事先写好的23条意见交给了田家英。当《毛主席诗词》出版后，父亲欣喜地发现毛主席采纳了他的13条意见，其中有标点、个别字和小注中的字句，还有整个句子的调换。如：七律《登庐山》中，“热风吹雨洒江天”中“热风吹雨”四个字，就是毛主席接受父亲的意见将原作中的“热肤挥汗”改过来的。


　　倾尽毕生精力于《毛泽东诗词鉴赏》

　　时光荏苒。进入暮年之后，父亲应河北人民出版社之邀，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着手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一书。此时，年已84岁的父亲，身体情况很差。以耄耋之年的带病之身主持这项浩繁的工作，是要有他常说的“要破命去干”的精神和毅力的。父亲怀着满腔热忱，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和挑战。于是，从该书的初始构想，到筹划约请哪些作者撰稿、为这些不同的作者安排哪首诗词更加合适……尤其是在该书的编撰思想和书稿的总体把握上，父亲真是巨细不捐，事必躬亲，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努力。

　　父亲一向考虑问题十分周全细致，许多关键的或是细微的问题都一一想到。另外，由于准备邀请的撰稿人大都是他的老友至交，因此，许多重要作者的约稿信，全由他亲自执笔，以示庄重与盛情。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在那段日子里，父亲总是忽而凝神沉思，忽而戴上老花镜，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他是个办事极认真严谨的人，有什么事，一想起来，马上记在本子或小纸条上。那时，他的台历上写满了用红铅笔记的“备忘录”，并按日期夹上了许多小条。即使在深夜，他只要想起什么，也马上开灯记下。用他旧体诗词中那句“夜半灯花几度红”，来形容他那段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的时光，是再恰当不过的。

　　经过父亲认真慎重地反复斟酌，这本鉴赏集的作者队伍形成了。其中，有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家、诗人张爱萍和魏传统两位老将军；有老专家学者钟敬文、唐弢、肖涤非、王季思、周振甫等先生；有著名作家、诗人如冰心、刘白羽、端木蕻良、姚雪垠、魏巍、冯牧、碧野、叶君健、阮章竞、李瑛等共48人。赵朴初先生在病中不仅修改了自己的旧作寄来，而且亲自题写了书名。一些八十多岁的老者极认真地写来了文章和感人的信件，令父亲“百感丛生，眼泪欲流”。

　　这项紧张的工作开始一段时间后，父亲因病重住进了医院。但是，即使卧病在床，他也没有中断工作，仍在思考、关注和过问书稿情况与编辑此书的各种事宜，有些重要的稿件，还执意亲自过目。当时，在医院陪住的年已七旬的母亲，不仅细心地照顾着父亲的一切，而且，身为资深编辑的她，在联系作者、审阅稿件方面，同样做了大量工作。这部书的两位副主编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专家蔡清富先生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从事毛泽东作品研究的李捷先生，对母亲的贡献深为感动。

　　1990年8月，《毛泽东诗词鉴赏》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毛泽东诗词选》为蓝本，鉴赏文章按诗词写作时间顺序排列。48位作者的文章见解独到，风格各异，汇集成一本多角度、多侧面的集各家之言的佳作集成。同时，这本书还登载了毛泽东关于诗的5封信（致臧克家、致李淑一、致周世钊、致胡乔木、致陈毅）和郭沫若、冰心、臧克家、蔡清富、李捷等作者的相关文章6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再加上文前配发的精美照片和毛泽东手书诗词手迹，以及整个书籍庄重典雅的装帧，使这本书一经问世，便受到了海内外人士的热烈欢迎并多次再版。这本凝聚了编者、作者和出版社共同努力与心血的书，果然不负众望，不久就获得了“中国图书奖”一等奖、“全国图书金钥匙奖”一等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和“中国青年优秀图书奖”等一系列大奖。

　　为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2003年10月，河南文艺出版社接手“鉴赏集”的出版工作，又连续出版了增订二版的不同封面设计的两种版本。此时的父亲，因患重病早就住进医院，曾几次报了病危，已不能再做什么具体工作，主要由副主编李捷担当重任。但是，年已98岁的父亲于2003年3月2日带病为文，颇富情感地写了“《毛泽东诗词鉴赏》增订二版卷头语”。他在“卷头语”中动情地写道：“时光飞逝。屈指算来，《毛泽东诗词鉴赏》问世已有13个春秋了。由于广大读者的精心呵护，各界朋友的热心鼓励，这棵稚嫩的小芽已到了春华秋实的时节。”当这本又加入了陈淑渝等10位同志文章的增订二版问世时，它初版时的二十余位作者和副主编蔡清富先生已相继作古。父亲不无伤感地写道：“捧起这本书，他们的音容笑貌便浮现在眼前，我心怆然……可惜他（们）已经看不到这个读本了，痛哉！”

　　人世间的事，有时竟然那样令人悲痛地相同。2004年2月5日，我的父亲臧克家先生，这位世纪老人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没有亲眼看到这一版本面世。重病垂危中父亲的这篇“增订二版卷头语”，是他99岁人生和80年文学创作的绝笔之章！他将自己最后的热与光，倾注在这项他从事了半个世纪的重要而又光荣的工作中。他虽然没有看到增订二版2004年3月的版本，但是我知道，离去的父亲是欣慰的，因为，从广大读者对于这本书的热爱和好评中，他已经得到了最好的回报。

　　仔细回想，父亲何以能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与毛泽东诗词结下如此的不解之缘，为它付出巨大的心血与辛劳？甚至面对个别人的歪曲与谩骂，也丝毫不改初衷？父亲在“增订二版卷头语”中说得好：“我年已九十有八，有幸目睹了中国一个世纪的变迁：从屈辱到强盛，从战乱到太平，从贫穷到小康，可谓沧海桑田。”从少年时代起就反对黑暗统治、追求光明的父亲，对于领导中国人民摆脱穷困黑暗的领袖毛泽东，有着深深的热爱和崇敬之情。他的人生道路、人生阅历和体验，使这种热爱从来没有改变。父亲曾欣喜地目睹了他一生挚爱的祖国和人民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毛泽东诗词正是中国这历史巨变的史诗和颂歌。诗词中巨大的思想、艺术的魅力与感染力，打动和激励着父亲的心胸。这一切因素加在一起，他怎能不由衷地将对领袖和这些诗词的满腔热爱，化为投入这项工作并持之以恒的动力与热情！同时，毛泽东那谦逊平易、诚挚待人的胸襟和品格，以及他对于旧体诗词的深厚造诣，都使身为诗人的父亲除了钦敬感动之外，不避嫌疑，勇于对毛泽东诗词提出自己的意见。就是这一切也使父亲“诗情激荡”，感觉到他与诗词作者“同在一个诗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