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自由谈》上发表了我的《感旧》和施蛰存先生的《〈庄子〉与〈文选〉》以后,《大晚报》②的《火炬》便在征求展开的讨论。首先征到的是施先生的一封信,题目曰《推荐者的立场》,注云“《庄子》与《文选》的论争”。
但施先生又并不愿意“论争”,他以为两个人作战,正如弧光灯下的拳击手,无非给看客好玩。这是很聪明的见解,我赞成这一肢一节。不过更聪明的是施先生其实并非真没有动手,他在未说退场白之前,早已挥了几拳了。挥了之后,飘然远引,倒是最超脱的拳法。现在只剩下一个我了,却还得回一手,但对面没人也不要紧,我算是在打“逍遥游”③。
施先生一开首就说我加以“训诲”,而且派他为“遗少的一肢一节”。上一句是诬赖的,我的文章中,并未对于他个人有所劝告。至于指为“遗少的一肢一节”,却诚然有这意思,不过我的意思,是以为“遗少”也并非怎么很坏的人物。新文学和旧文学中间难有截然的分界,施先生是承认的,辛亥革命去今不过二十二年,则民国人中带些遗少气,遗老气,甚而至于封建气,也还不算甚么大怪事,更何况如施先生自己所说,“虽然不敢自认为遗少,但的确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的呢,过去的余气当然要有的。但是,只要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能少传授一点,那就好了。
我早经声明,先前的文字是并非专为他个人而作的,而且自看了《〈庄子〉与〈文选〉》之后,则连这“一肢一节”也已经疏远。为什么呢,因为在推荐给青年的几部书目上,还题出着别一个极有意味的问题:其中有一种是《颜氏家训》④。这《家训》的作者,生当乱世,由齐入隋,一直是胡势大张的时候,他在那书里,也谈古典,论文章,儒士似的,却又归心于佛,而对于子弟,则愿意他们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贵人──胡人。这也是庚子义和拳⑤败后的达官、富翁、巨商、士人的思想,自己念佛,子弟却学些“洋务”,使将来可以事人:便是现在,抱这样思想的人恐怕还不少。而这颜氏的渡世法,竟打动了施先生的心了,还推荐于青年,算是“道德修养”。他又举出自己在读的书籍,是一部英文书和一部佛经⑥,正为“鲜卑语”和《归心篇》⑦写照。只是现代变化急速,没有前人的悠闲,新旧之争,又正剧烈,一下子看不出什么头绪,他就也只好将先前两代的“道德”,并萃于一身了。假使青年,中年,老年,有着这颜氏式道德者多,则在中国社会上,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荡涤的必要。自然,这虽为书目所引起,问题是不专在个人的,这是时代思潮的一部。但因为连带提出,表面上似有太关涉了某一个人之观,我便不敢论及了,可以和他相关的只有“劝人看《庄子》《文选》了”八个字,对于个人,恐怕还不能算是不敬的。但待到看了《〈庄子〉与〈文选〉》,却实在生了一点不敬之心,因为他辩驳的话比我所豫料的还空虚,但仍给以正经的答复,那便是《感旧以后》(上)。
然而施先生的写在看了《感旧以后》(上)之后的那封信,却更加证明了他和我所谓“遗少”的疏远。他虽然口说不来拳击,那第一段却全是对我个人而发的。现在介绍一点在这里,并且加以注解。
施先生说:“据我想起来,劝青年看新书自然比劝他们看旧书能够多获得一些群众。”这是说,劝青年看新书的,并非为了青年,倒是为自己要多获些群众。
施先生说:“我想借贵报的一角篇幅,将……书目改一下:
我想把《庄子》与《文选》改为鲁迅先生的《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我想,鲁迅先生为当代‘文坛老将’,他的著作里是有着很广大的活字汇的,而且据丰之余先生告诉我,鲁迅先生文章里的确也有一些从《庄子》与《文选》里出来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类。这样,我想对于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样的。”这一大堆的话,是说,我之反对推荐《庄子》与《文选》,是因为恨他没有推荐《华盖集》正续编与《伪自由书》的缘故。
施先生说:“本来我还想推荐一二部丰之余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间只有丰子恺⑧先生的书,而没有丰之余先生的书,说不定他是像鲁迅先生印珂罗版木刻图一样的是私人精印本,属于罕见书之列,我很惭愧我的孤陋寡闻,未能推荐矣。”这一段话,有些语无伦次了,好像是说:我之反对推荐《庄子》与《文选》,是因为恨他没有推荐我的书,然而我又并无书,然而恨他不推荐,可笑之至矣。
这是“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劝青年去看《庄子》与《文选》,《论语》,《孟子》⑨,《颜氏家训》的施蛰存先生,看了我的《感旧以后》(上)一文后,“不想再写什么”而终于写出来了的文章,辞退做“拳击手”,而先行拳击别人的拳法。但他竟毫不提主张看《庄子》与《文选》的较坚实的理由,毫不指出我那《感旧》与《感旧以后》(上)两篇中间的错误,他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几部古书的名目一撕下,“遗少”的肢节也就跟着渺渺茫茫,到底是现出本相:明明白白的变了“洋场恶少”了。
十月二十日。
〔备考〕
◇ 推荐者的立场 ﹙文/施蛰存﹚
──《庄子》与《文选》之论争
万秋先生:
我在贵报向青年推荐了两部旧书,不幸引起了丰之余先生的训诲,把我派做“遗少中的一肢一节”。自从读了他老人家的《感旧以后》(上)一文后,我就不想再写什么,因为据我想起来,劝新青年看新书自然比劝他们看旧书能够多获得一些群众。丰之余先生毕竟是老当益壮,足为青年人的领导者。至于我呢,虽然不敢自认为遗少,但的确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在这万象皆秋的环境中,即使丰之余先生那样的新精神,亦已不够振拔我的中年之感了。所以,我想借贵报一角篇幅,将我在九月二十九日贵报上发表的推荐给青年的书目改一下:我想把《庄子》与《文选》改为鲁迅先生的《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我想,鲁迅先生为当代“文坛老将”,他的著作里是有着很广大的活字汇的,而且据丰之余先生告诉我,鲁迅先生文章里的确也有一些从《庄子》与《文选》里出来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类。这样,我想对于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样的。本来我还想推荐一二部丰之余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间只有丰子恺先生的书,而没有丰之余先生的书,说不定他是像鲁迅先生印珂罗版木刻图一样的是私人精印本,属于罕见书之列,我很惭愧我的孤陋寡闻,未能推荐矣。
此外,我还想将丰之余先生介绍给贵报,以后贵报倘若有关于征求意见之类的计划,大可设法寄一份表格给丰之余先生,我想一定能够供给一点有价值的意见的。不过,如果那征求是与“遗少的一肢一节”有关系的话,那倒不妨寄给我。
看见昨天的贵报,知道你预备将这桩公案请贵报的读者来参加讨论。我不知能不能请求你取销这个计划。我常常想,两个人在报纸上作文字战,其情形正如弧光灯下的拳击手,而报纸编辑正如那赶来赶去的瘦裁判,读者呢,就是那些在黑暗里的无理智的看客。瘦裁判总希望拳击手一回合又一回合地打下去,直到其中的一个倒了下来,One,Two,Three……站不起来,于是跑到那喘着气的胜者身旁去,举起他的套大皮手套的膀子,高喊着“Mr.X
Win the
Champion.”你试想想看,这岂不是太滑稽吗?现在呢,我不幸而自己做了这两个拳击手中间的一个,但是我不想为了瘦裁判和看客而继续扮演这滑稽戏了。并且也希望你不要做那瘦裁判。你不看见今天《自由谈》上止水先生的文章中引着那几句俗语吗?“舌头是扁的,说话是圆的”,难道你以为从读者的讨论中会得有真是非产生出来呢?
施蛰存。十月十八日。
十月十九日,《大晚报》《火炬》。
◇ 《扑空》正误 ﹙文/丰之余﹚
前几天写《扑空》的时候,手头没有书,涉及《颜氏家训》之处,仅凭记忆,后来怕有错误,设法觅得原书来查了一查,发见对于颜之推的记述,是我弄错了。其《教子篇》云:“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册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然则齐士的办法,是庚子以后官商士绅的办法,施蛰存先生却是合齐士与颜氏的两种典型为一体的,也是现在一部分的人们的办法,可改称为“北朝式道德”,也还是社会上的严重的问题。
对于颜氏,本应该十分抱歉的,但他早经死去了,谢罪行否都不相干,现在只在这里对于施先生和读者订正我的错误。
十月二十五日
◇ 突围 ﹙文/施蛰存﹚
(八)对于丰之余先生,我的确曾经“打了几拳”,这也许会成为我毕生的遗憾。但是丰先生作《扑空》,其实并未“空”,还是扑的我,站在丰先生那一方面(或者说站在正邪说那方面)的文章却每天都在“剿”我,而我却真有“一个人的受难”之感了。
但是,从《扑空》一文中我发现了丰先生作文的逻辑,他说“我早经声明,先前的文字并非专为他个人而发的”。
但下文却有“因为他辩驳的话比我所预料的还空虚”。不专为我而发,但已经预料我会辩驳,这又该作何解?
因为被人“指摘”了,我也觉得《庄子》与《文选》这两本书诚有不妥处,于是在给《大晚报》编辑的信里,要求他许我改两部新文学书,事实确是如此的。我并不说丰先生是恨我没有推荐这两部新文学书而“反对《庄子》与《文选》”的,而丰先生却说我存着这样的心思,这又岂是“有伦次”的话呢?
丰先生又把话题搭到《颜氏家训》,又搭到我自己正在读的两本书,并为一谈,说推荐《颜氏家训》是在教青年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贵人,而且我还以身作则,在读一本洋书;说颜之推是“儒士似的,却又归心于佛”,因而我也看一本佛书;从丰先生的解释看起来,竟连我自己也失笑了,天下事真会这样巧!
我明明记得,《颜氏家训》中的确有一个故事,说有人教子弟学鲜卑语、学琵琶,但我还记得底下有一句:
“亦不愿汝曹为之”,可见颜之推并不劝子弟读外国书。今天丰先生有“正误”了,他把这故事更正了之后,却说:“施蛰存先生却是合齐士与颜氏的两种典型为一体的。”这个,我倒不懂了,难道我另外还介绍过一本该“齐士”的著作给青年人吗?如果丰先生这逻辑是根据于“自己读外国书即劝人学鲜卑语”,那我也没话可说了。
丰先生似乎是个想为儒家争正统的人物,不然何以对于颜之推受佛教影响如此之鄙薄呢?何以对于我自己看一本《释迦传》如此之不满呢?这里,有两点可以题出来:(一)《颜氏家训》一书之价值是否因《归心篇》而完全可以抹杀?况且颜氏虽然为佛教张目,但他倒并不鼓吹出世,逃避现实,他也不过列举佛家与儒家有可以并行不悖之点,而采佛家报应之说,以补儒家道德教训之不足,这也可以说等于现在人引《圣经》或《可兰经》中的话一样。(二)我看一本《佛本行经》,其意义也等于看一本《谟罕默德传》或《基督传》,既无皈佛之心,更无劝人学佛之行,而丰先生的文章却说是我的“渡世法”,妙哉言乎,我不免取案头的一本某先生舍金上梓的《百喻经》而引为同志矣。
我以前对于丰先生,虽然文字上有点太闹意气,但的确还是表示尊敬的,但看到《扑空》这一篇,他竟骂我为“洋场恶少”了,切齿之声俨若可闻,我虽“恶”,却也不敢再恶到以相当的恶声相报了。我呢,套一句现成诗:“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原是无足重轻,但对于丰先生,我想该是会得后悔的。今天读到《〈扑空〉正误》,则又觉得丰先生所谓“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又正好留着给自己“写照”了。
(附注)《大晚报》上那两个标题并不是我自己加的,我并无“立场”,也并不愿意因我之故而使《庄子》与《文选》这两部书争吵起来。
右答丰之余先生。(二十七日)。
十月三十一行,十一月一日,《自由谈》。
【注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②
《大晚报》:参看本卷第24页注④。该报自一九三三年四月起,增出《火炬》副刊,由崔万秋主编。
③ “逍遥游”:原为《庄子》书中的篇名,这里是借用。
④
《颜氏家训》:北齐颜之推著。颜本为南朝梁人,后投奔鲜卑族政权北齐。隋初,太子召为学士。他生活的时代,正是经过五胡之乱,鲜卑族居统治地位的时期。
⑤
义和拳:即义和团,清末我国北方农民和手工业者武装反对帝国主义的自发的群众组织。一九〇〇年(庚子)曾英勇抗击八国联车的侵略,后来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遭到失败。
⑥
施蛰存在《大晚报》征求答案的表格“目下所读之书”栏内,填了一部《文学批评之原理》(英国李却兹著)和一部《佛本行经》。
⑦
《归心篇》:是《颜氏家训》中的一篇。主旨在说明“内(佛)外(儒)两教,本为一体”,而对一些人加于佛教的批评和怀疑作种种解释,篇末并举有因果报应的例子数条。参看本篇“备考”《突围》。
⑧
丰子恺(1898─1975):浙江桐乡人,美术家、散文家。
⑨
《孟子》:儒家经典,是记载战国中期儒家代表人物孟轲的言行的书,由他的弟子纂辑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