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诸君说什么话了，因为革命以来，言论的路很窄小，不是过激，便是反动，于大家都无益处。这一次回到北平，几位旧识的人要我到这里来讲几句，情不可却，只好来讲几句。但因为种种琐事，终于没有想定究竟来讲什么──连题目都没有。

　　那题目，原是想在车上拟定的，但因为道路坏，汽车颠起来有尺多高，无从想起。我于是偶然感到，外来的东西，单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车也须有好道路，一切事总免不掉环境的影响。文学──在中国的所谓新文学，所谓革命文学，也是如此。

　　中国的文化，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是有些落后。新的事物，都是从外面侵入的。新的势力来到了，大多数的人们还是莫名其妙。北平还不到这样，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捕，西崽②……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才是许多老百姓。

　　老百姓一到洋场，永远不会明白真实情形，外国人说“Yes”③，翻译道，“他在说打一个耳光”，外国人说“No”④，翻出来却是他说“去枪毙”。倘想要免去这一类无谓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点，冲破了这一个圈子。

　　在文学界也一样，我们知道得太不多，而帮助我们知识的材料也太少。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⑤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⑥，──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⑦。──创造社有革命文学，时行的文学，不过附和的；创作的、很有研究的却不多。直到现在，还是给几个出题目的人们圈了起来。

　　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豫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谓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余裕，这才产生新的革命文学者。为什么呢，因为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例如：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针对于将来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⑧；或者自己活得无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转变，来作刺戟，正如饱于饮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旧式人物，但在社会里失败了，却想另挂新招牌，靠新兴势力获得更好的地位。

　　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国便曾有过的。即如清末的南社⑨，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满人的凶横，渴望着“光复旧物”。但民国成立以后，倒寂然无声了。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后，“重见汉官威仪⑩”，峨冠博带。而事实并不这样，所以反而索然无味，不想执笔了。俄国的例子尤为明显，十月革命开初，也曾有许多革命文学家非常惊喜，欢迎这暴风雨的袭来，愿受风雷的试炼。但后来，诗人叶遂宁，小说家索波里自杀了，近来还听说有名的小说家爱伦堡 ⑾ 有些反动。这是什么缘故呢？就因为四面袭来的并不是暴风雨，来试炼的也并非风雷，却是老老实实的“革命”。

　　空想被击碎了，人也就活不下去，这倒不如古时候相信死后灵魂上天，坐在上帝旁边吃点心的诗人们福气 ⑿。因为他们在达到目的之前，已经死掉了。

　　中国，据说，自然是已经革了命，──政治上也许如此罢，但在文艺上，却并没有改变。有人说，“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⒀了，其实是，小资产阶级文学在哪里呢，连“头”也没有，哪里说得到“抬”？这照我上面所讲的推论起来，就是文学并不变化和兴旺，所反映的便是并无革命和进步，──虽然革命家听了也许不大喜欢。

　　至于创造社所提倡的，更彻底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自然更不过是一个题目。这边也禁，那边也禁的王独清的从上海租界里遥望广州暴动的诗 ⒁，“Pong Pong Pong”，铅字逐渐大了起来，只在说明他曾为电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酱园招牌所感动，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个》之志而无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只手》⒂ 是很有人推为佳作的，但内容说一个革命者革命之后失了一只手，所余的一只还能和爱人握手的事，却未免“失”得太巧。五体，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实在还不如一只手；一条腿就不便，头自然更不行了。只准备失去一只手，是能减少战斗的勇往之气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牺牲的，一定不只这一点。《一只手》也还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

　　但这些却也正是中国现状的一种反映。新近上海出版的革命文学的一本书的封面上，画着一把钢叉，这是从《苦闷的象征》⒃ 的书面上取来的，叉的中间的一条尖刺上，又安一个铁锤，这是从苏联的旗子上取来的。然而这样地合了起来，却弄得既不能刺，又不能敲，只能在表明这位作者的庸陋，──也正可以做那些文艺家的徽章。

　　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现在的人们既然神经过敏，听到“俄”字便要气绝，连嘴唇也快要不准红了，对于出版物，这也怕，那也怕；而革命文学家又不肯多绍介别国的理论和作品，单是这样的指着自己的鼻子，临了便会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样，令人莫名其妙的。

　　对于诸君，“奉旨申斥”大概还须解释几句才会明白罢。这是帝制时代的事。一个官员犯了过失了，便叫他跪在一个什么门外面，皇帝差一个太监来斥骂。这时须得用一点化费，那么，骂几句就完；倘若不用，他便从祖宗一直骂到子孙。这算是皇帝在骂，然而谁能去问皇帝，问他究竟可是要这样地骂呢？去年，据日本的杂志上说，成仿吾是由中国的农工大众选他往德国研究戏曲去了，我们也无从打听，究竟真是这样地选了没有。

　　所以我想，倘要比较地明白，还只好用我的老话，“多看外国书”，来打破这包围的圈子。这事，于诸君是不甚费力的。

　　关于新兴文学的英文书或英译书，即使不多，然而所有的几本，一定较为切实可靠。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绍介到中国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


　　【注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北平《未名》半月刊第二卷第八期。

　　②　西崽：旧时对西洋人雇用的中国男仆的蔑称。

　　③　“Yes”，英语：是。

　　④　“No”，英语：不是。

　　⑤　徐志摩（1897─1931）：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社主要成员。

　　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一九二四年四月泰戈尔访华时，他担任翻译，并在《小说月报》上多次发表颂扬泰戈尔的文章。

　　⑥　杜威（J.Dewey，1859─1952）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实用主义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曾任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哲学学会、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会长。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间曾来中国讲学，胡适担任翻译。他自称其实用主义哲学为经验自然主义和工具主义，认为客观世界和主观认识都包括在“经验”的统一体之中，“经验”是二者的相互作用；思想不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而是人根据自身的需要提出的“假设”和设计的“工具”，能够“兑现价值”和有用的真理。主要著作有《哲学的改造》《经验和自然》《艺术即经验》等。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曾师从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宣传者。

　　⑦　曼殊斐儿（K.Mansfield，1888─1923）　通译曼斯菲尔德，英国女作家。著有《幸福》《鸽巢》等中短篇小说集。徐志摩翻译过她的作品。他在《自剖集·欧游漫记》中，说他曾在法国上过曼殊斐儿的坟：“我这次到欧洲来倒像是专做清明来的；我不仅上知名的或与我有关系的坟，……在枫丹薄罗上曼殊斐儿的坟。”

　　⑧　乌托邦：拉丁文 Utopia 的音译，源于英国汤姆士·莫尔在一五一六年所作的小说《乌托邦》。书中描写一种叫“乌托邦”的社会组织，寄托着作者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由此“乌托邦”就成了“空想”的同义语。

　　⑨　南社：文学团体，一九〇九年由柳亚子等人发起，成立于苏州，盛时有社员千余人。他们以诗文鼓吹反清革命。辛亥革命后发生分化，有的附和袁世凯，有的加入安福系、研究系等政客团体，只有少数人坚持进步立场。一九二三年解体。该社编印不定期刊《南社》，发表社员所作诗文，共出二十二集。

　　⑩　“汉官威仪”：指汉代叔孙通等人所制定的礼仪制度。《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王莽篡位失败被杀后，司隶校尉刘秀（即后来的汉光武帝）带了僚属到长安，当地吏士“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

　　⑾　爱伦堡（И.Г.Эренбург，1891─1967）：苏联作家。一九一〇年开始文学活动，十月革命后参加苏维埃政府工作。二十年代的小说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也反映出直身矛盾复杂的心态，流露出对革命的怀疑和动摇的情绪。因他在创作中歪曲社会主义现实，曾受到当时苏联文艺界的批判。

　　⑿　德国诗人海涅在诗集《还乡记》第六十六首中有这样的句子：“我梦见我自己做了上帝，昂然地高坐在天堂，天使们环绕在我身旁，不绝地称赞着我的诗章。我在吃糕饼、糖果，喝着酒，和天使们一起欢宴，我享受着这物珍品，却无须破费一个小钱……。”

　　⒀　“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见李初梨《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防御自己》（载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创造月刊》第二卷第六期）。

　　⒁　指王独清的长诗《Ⅱ Dec.》（《十二月十一日》），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出版（未标出版处）。

　　⒂　《一只手》：短篇小说，载一九二八年《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至十一期，内容和这里所说的有出入。

　　⒃　《苦闷的象征》：文艺论文集，日本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作。鲁迅曾译成中文，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北京新潮社出版。中译本的封面为陶元庆作。画面是一把钢叉叉着一个女人的舌头，象征“人间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