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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1904年，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就读。他最初之所以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其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并欲通过医道来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面貌。
但没多久，他的这种梦想就被严酷的现实击碎。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极度歧视。在他们眼睛里，凡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95分，就被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先生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的一场电影中，鲁迅看到众多“体格强壮，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在淡然地围观被当作俄国侦探而处死的同胞，他受到极大的打击。这时他已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于是，毅然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决定弃医从文。他在1905—1909年间，筹办文学杂志，翻译外国作品，进行文学写作，发表文章，还曾经参加过革命党人的活动。期间，他的母亲以“病危”为由，急电催促他回国，与一个比自己大三岁的女人──朱安，草草完成了一场封建家庭所包办的婚姻，鲁迅随后离去。这给鲁迅与朱安的各自心中，留下了一生都抹不去的伤痛。
在日本，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但是，鲁迅的思想不但为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混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此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5月15日，鲁迅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它奠定了新文化运动基础，推进了现代文学的发展。随后他的《阿Q正传》《祝福》《药》《孔乙己》等小说相继问世，从社会的最底层开始，写出了社会的黑暗，写出了中国民智上的愚昧，写出了自己心中的呐喊。
鲁迅先生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作品，除了为数不多的小说、散文作品外，更多的是利如匕首、镖枪的杂文作品。
最充分体现鲁迅先生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
鲁迅一生中，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等16部杂文集。在这16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杂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先生的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先生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正义的文章。“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面对着身边的战友及学生一个个倒下去，他更加毅然坚强起来，旗帜也愈加鲜明。正因为鲁迅先生的爱憎分明与刚正不阿，后半生多次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辑。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战斗，从而也使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人的奋斗，才是迎来中国曙光的希望。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不幸因肺病逝于上海，上海万余民众自发举行公祭、送葬。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三个大字──“民族魂”。鲁迅下葬于虹桥万国公墓。郁达夫于《怀鲁迅》中写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同样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就是毛泽东主席给他的肯定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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