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冲破弱肉强食的社会进化：《天演论》与鲁迅的救亡理想


文/风之谷书屋·大白　来源：澎湃新闻网 2019年08月27日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辑
 

　　父亲亡故之后，时年17岁的鲁迅于1898年离开了故乡绍兴，拿着母亲给的一点旅费来到南京，只为上一所无需学费的学校。与此同时，甲午海战的惨败给中国学者们心中带来的危机感也终于在经历了三年沉淀之后迎来了爆发：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首的维新党在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之下推行了戊戌变法，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关于进化论的著作──《天演论》也终于问世。戊戌维新的失败、洋务运动的荒唐以及《天演论》中“社会进化论”的概念都给予鲁迅强烈的冲击。尽管鲁迅没有全盘接受严复书中将中国建成殖民帝国的终极理想，但他还是认同了社会思想进化的必要性。不可否认的是，《天演论》传达的民族救亡危机感是周树人蜕变成为文豪鲁迅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使他得出自己的救亡理论，并直面孱弱思想的病灶。

　　从达尔文到严复

　　长期以来，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虽然懂得运用西方的科学思想与先进知识来吸引渴望学习先进知识之人成为信众，但对于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之后引起西方学界的轩然大波，他们尽可能地避而不谈。这是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观点从根本颠覆了“上帝创世论”的世界观。创世论世界观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至善的；他创造了世间万物，每一种生物都有其自己的价值与意义，而这其中最重要、最出色的便是人类。而达尔文提出的理论认为，自然界中的生物都从原始生命起源，在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中演化与竞争，而不适应环境的物种则只能迎来灭绝。

　　尽管十九世纪教会的力量远没有伽利略、哥白尼们所处的十六、十七世纪那般，强大到可以逼迫达尔文放弃自己的观点，但创世论早就已经如同真理一般扎根于西方大众的意识之中，他们难以接受人类不是上帝的宠儿的事实。虽然达尔文的观点最终获得了学界的认可，关于上帝在进化中扮演何种角色的争议却持续了很长时间，进化论也没能彻底说服传教士们。因此，直到严复发表《天演论》之前，进化论在中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零星记载，其观点并也没有得到系统的介绍。

　　严复成长起来的时代，是清王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败北之后被迫开始部分西化的阶段。以张之洞、李鸿章等“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的人推行的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为主旨的洋务运动，试图将西方先进的军事与科学技术和理论引进中国。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清政府的官派留学生们被送往西方学习，这同时也给了学生们接触西方社会与人文理论的机会。严复正是其中之一，1877年，已经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并有了五年实践经验的他被派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在英国期间他与驻英国公使郭嵩焘熟识，两人时常日夜不休地讨论、对比中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因此可以推测，严复在1879年学成回国之前已经对进化论有了认识。不过，刚刚学成回国的严复还没有强烈的动机将进化论引入中国。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里曾经论述道：“古语说得好：‘学然后知不足。’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推行“中体西用”的清朝官员与学者们对西方技术的渴求本身就是“战败”这种残酷的学习的结果。同样，当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对包括严复在内的中国学者们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之时，他曾经读过的“survival of the fittest”（字面翻译应为“最适宜者生存”，是出自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创立者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之语，而非达尔文本人的观点。达尔文并没有强调“最适宜”，而是认为不同物种有自己适应环境的方式），让他看到了清朝在一次次的战败后最终沦为西方列强的猎物的结局。他意图将中国的不足以科学理论的方式展现出来，再阐述自己救国的思想与方式。

　　严复从一开始便把进化论看作是一个警醒国人的工具，并打算借助其作为西方科学的权威性来为自己的民族救亡的理论背书。因此，严复没有选择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或《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他选择了达尔文的好友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进行翻译。并且严复经常从赫胥黎的原文中脱离出来，把赫胥黎与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观点做对比，同时加以评述。

　　选择“天演”一词作为evolution（进化）的译文，严复有目的地强调了进化论作为“天”的行为的权威性。他在“导言一察变”中写道：

　　“故知不变一言，决非天运。而悠久成物之理，转在变动不居之中。是当前之所见，经廿年卅年而革焉可也，更二万年三万年而革亦可也。特据前事推将来，为变方长，未知所极而已。虽然，天运变矣，而有不变者行乎其中。不变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大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与其所遭值之时与地，及凡週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谋相剂者焉。夫而后独免于亡，而足以自立也。”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严复认为所有生灵都必须参与天演的“一争一择”，人类社会也不能例外。“物竞”与“天择”被他看作是分开的两个概念。他对“物竞”的解释是“物争自存”，即生物为了自己的存亡而斗争，而“天择”是上天对物种的存续与灭绝做出选择，这是基于生物的竞争之上的。严复的读者──仍然对1895年的战败记忆犹新的中国人──自然会感同身受，意识到战败的清国是因为弱小而被不断欺凌，正逐渐滑入被弱肉强食的世界所淘汰的灭绝危机。笃信社会进化的严复认为，自然选择并非完全是对人类发展与进步的破坏，人首先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被“天择”所青睐。就是说：中国自救的方式只有首先参与西方社会的争斗（物竞），哪怕在残酷竞争中生存之后，也可能因为天灾而灭亡，但弱小则只有注定的毁灭。

　　超越思想壁垒之路

　　鲁迅在南京的成长经历充分体现了他所处那个年代读书人的迷茫。对西方文化的不屑和仇视已经基本消退，但传统读书人的固步自封还远谈不上彻底结束。由于学校有一位新党总办，“看新书的风气”才在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流行起来，鲁迅也得以知晓《天演论》的存在，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他对这本书的痴迷来源于书中介绍的西方学者以及他们的思想，这和他在生活中处处都能感受到的腐朽气息截然不同。接下来的故事读者们耳熟能详，从矿路学堂毕业后陷入迷茫的鲁迅前往日本，却在东京看到把辫子盘成富士山一样的清国留学生跳舞作乐；在怀着将国人从害死他父亲那样的庸医手中解救出来的理想只身前往仙台学医之后，他又在幻灯片里看到了日俄战争中的行刑画面和自己麻木的同胞。尽管在《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中鲁迅都写到了这样一个幻灯片场景，但在日本东北大学（鲁迅当年就读的仙台医学院后来成为东北帝国大学的一部分，1947年东北帝国大学改名东北大学，现今仍是日本顶尖高校之一）档案馆所收集的鲁迅相关资料里，并没有找到行刑的那张幻灯玻璃版。无论是影片在岁月中遗失，还是鲁迅记忆偏差或是主动进行了艺术加工，其实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鲁迅的记录本身体现了他的思想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而这一影响一直持续到鲁迅写作的20世纪20年代。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便认定“愚弱”这种精神上的落后只能被人奴役而没有自身价值。鲁迅1904年离开仙台返回东京，学习德语。他认为文艺运动是改变全体国民精神的必要途径，这和严复在《天演论》中表达的观点十分相近；通过“导言十二人群”和“导言十七善群”，严复论述了人类因为团结于群体之中而兴盛，群体发达则受到自然选择（天行）的影响变小，反之群体如果羸弱则更容易被自然选择淘汰。因此，避免灭绝的唯一方式就是顺应潮流、作为社会整体主动进化。

　　严复强调民族的文明程度和其国家强盛程度的联系。他认为，系统化的教育是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根本方式；而使民众在精神层面上转变为国家公民的这一过程，也是使其成为社会环境的“适者”，并最终得以生存的根本。从这一层面看，鲁迅以及陈独秀、胡适等其他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推行，是严复社会进化理论的延续。

　　1910年代持续的军阀争斗以及袁世凯复辟尊儒家思想为国教、张勋扶持溥仪复辟的事件让鲁迅等人意识到，没有教育与思想改革的政治改革只是空谈，儒家纲常对思想的压迫只会产生出新的暴君与顺民。可事实上，严复与鲁迅等人自身也深受影响的儒家传统思想与礼教的影响。他们身为读书人便自动肩负起救国责任的使命感，来源于传统科举体制所培养出的历史常态。只是与严复不同的是，鲁迅陷入了不得不尝试摧毁培养出自己的思想环境的挣扎之中，所以他的救亡思想最终走向了与《天演论》截然不同的路。

　　严复认为“以群为治”是解决问题的终极方案，正如《天演论》成书十多年前在日本盛行的“脱亚入欧”理论一样，严复也自然而然地把欧美列强看作进化的方向。严复对比了英人的殖民统治和海外华人在外的境遇而感叹：“天演之说，若更以垦荒之事喻之，其理将愈明而易见。今设英伦有数十百民，以本国人满，谋生之艰，发愿前往新地开垦……中国廿馀口之租界，英人处其中者，多不逾千，少不及百，而制度厘然，隐若敌国矣。吾闽粤民走南洋美洲者，所在以亿计，然终不免为人臧获被驱斥也。悲夫！”由此可以看出，严复的终极理想是清国能够成为帝国主义殖民国家，而并没有对国家的形式以及社会的制度进行批判。
　

鲁迅和严复

　　然而，鲁迅认为《天演论》的观点存在一个巨大漏洞──对西方帝国主义世界观的照单全收。在1908年出版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彼时使用另一笔名“讯飞”）批判了近代一些中国人“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的崇洋媚外而毫无自身思考的现象。这虽然不是在说严复思想肤浅，但他看到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兴盛，同时忧虑中国正在接纳帝国主义这一即将在20世纪被淘汰的西方文明的历史残渣并奉为真理，这将让本就饱受陈旧思想束缚的中国进一步陷入泥潭之中：“顾新者虽作，旧亦未僵，方遍满欧洲，冥通其地人民之呼吸，余力流衍，乃扰远东，使中国之人，由旧梦而入于新梦，冲決嚣叫，状尤狂酲。夫方贱古尊新，而所得既非新，又至偏而至伪，且复横决，浩乎难收，则一国之悲哀亦大矣。”

　　鲁迅认为西方兴起的“非物质、重个人”思潮会带来帝国主义弱肉强食世界观的终结，其终将追随已经结束的19世纪进入历史垃圾堆，而“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沉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因此严复的“以群而治”也就没了价值。但这不意味着进化思想本身的无意义，反而体现出其对鲁迅影响之深──他脱离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提出了以平等与独立思考为力量根据的社会进化之路，并以一个战士的身份同自身的传统文化起源痛苦地战斗。

　　结语

　　《天演论》的问世，起源于甲午海战对清末知识分子的冲击；严复著书立论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将进化论单纯地作为西方的先进知识引进中国或是简单分析进化的意义，而是把进化论视为一口刻着“弱者民族灭绝”的警钟来引进并敲响。这本书为进化论在中国所定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基调以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概念影响了鲁迅青年时代的成长，使其产生了对中国陈腐思想进行革新的观点。他认同了社会进化的必要性，却否定了严复提出的目的。从根源上，严复冀希于清国国民能够将学习西方的人文建设、使自己的祖国不至于在虎狼环顾的黑暗森林中被西方列强猎食的愿景，和鲁迅不甘于国民只拥有强壮的体魄而灵魂孱弱、成为精神层面的弱者的担忧，都来源于扎根在他们思想深处的传统文化对读书人救国救民的使命感。

　　《天演论》引进的进化思想给了鲁迅一把切开病变的手术刀，而鲁迅不得不在攻击病灶的同时，也直面传统思想的善，以及其与自身的紧密联系。


　　〖参考文献〗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3
　　鲁迅·《呐喊》·1922
　　鲁迅·《朝花夕拾》·1926
　　鲁迅·《坟》·1926.
　　严复·《天演论》·1903版

　　Kitaoka, Masako. Ro Jin Kyūbō No Yume No Yukue. Translated by Dongmu Li. Beijing: Sheng Huo, Du Shu, Xin Zhi San Lian Shu Dian, 2015.
　　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WI: Univ. of Wisconsin Pr., 1979.
　　Maruyama, Noboru. ​Lu Xun · Ge Ming · Li Shi​. Translated by Junwen Wang. Beijing: Bei Jing Da Xue Chu Ban She, 2005.
　　Pusey, James Reeve.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3.
　　Spence, Jonathan D.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82.
　　Zhou, Lingfei, ed. ​Lu Xun Si Xiang Xi Tong Yan Jiu.​ 1st ed. Beijing: Ren Min Ri Bao Chu Ban She,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