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郭沫若得罪一个沈从文，背后就是一大片

文/李斌　来源：观察者网2018年09月02日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辑

 

 
　　今年是郭沫若逝世40周年，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份来跟大家讨论这个话题我感到很荣幸，也很开心。首先，我想就我多年的研究，来谈一下我心目中的郭沫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郭沫若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提法我们以前是不大说的，现在我觉得需要把它说出来。因为很多人都觉得郭沫若是一个风派文人，是墙头草，哪边有权势就跟哪边走。事实上，他是有自己坚定的信念的。郭沫若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是创造社的领袖。1924年，他翻译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在翻译过程中，他以列宁学说和苏俄道路为参照，批判了河上肇的观点。后来，他又参加了北伐战争，经过实际的战争的淬砺，更加坚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所以从1924年到北伐战争，这段时间是他的一个转变过程。他曾经多次说在翻译完《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后，他的思想就定型了，再也没有改变。

　　第二点认识，我想谈的是郭沫若中共党员的身份，他是中共长期的秘密党员，革命者是他的首要身份，他是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郭沫若是南昌起义撤退途中，在周恩来和李一氓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处境最为危险的时候，国民党正在清党，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都被杀害了，也有很多共产党员意志不坚定而脱党。不久郭沫若受到国民党的通缉，在日本流亡了十年。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秘密回到国内，其公开的身份是无党派民主人士。实际上，他回国后就恢复了组织关系，是在周恩来单线领导下的秘密党员，他以代号“K”交党费，他的身份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连他的夫人和孩子都不知道这个身份，这一身份一直保持到1958年重新入党。他曾经跟周恩来说要公开自己身份，周恩来说你作为无党派的身份更加有利于我党的事业。

　　第三点认识，郭沫若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自从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是为革命服务的。1928年流亡日本，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写下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开山之作。这本书不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介入了当时的理论斗争。当时理论界正在讨论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以验证马克思关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理论是否适合中国社会。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不适合中国，但是郭沫若通过历史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是适合中国的，以此来证明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是具有合法性的科学道路，这是他的学术研究。他后来研究甲骨文和金文，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更好为现实革命服务。一直以来，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是为中共的革命斗争服务的。

　　这是我对他的三点认识。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再来谈有关他的谣言。

　　谣言一：郭沫若在十七年期间是表里不一、逢场作戏的两面人

　　所谓“十七年”是我们当代文学研究的关键词，指1949-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十七年。这一谣言主要来自于《反思郭沫若》这本书，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

　　大家看这本书的封面很有意思，它是两个郭沫若的半张脸。左边半张脸是红色的，右边半张脸是蓝色的。什么意思？郭沫若是阴阳脸，就是表面上是红的，心里却是蓝的，表里不一，两面派。这个书的封面就代表了这本书所选文章的整体观点。

　　大家都知道，郭沫若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大唱赞歌的，歌颂长江大桥，歌颂原子弹上天，歌颂卫星发射成功，他对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各种唱赞歌。但是这本书的作者说，郭沫若私下不是这样的，说他猛烈地批评那个时代，称那个时代人际关系尔虞我诈，他对他的职务也感到不满意，各种批判。同时，他对他的赞歌也很不满意，说他的《新华颂》《百花齐放》以及其他诗歌都是应制应景之作，他都不满意。总之，这本书说郭沫若就是两面人，公开的时候唱赞歌，私下的时候反对那个时代。

　　这些谣言的论据来自哪里呢？这本书的编者丁东的文章中提到了《郭沫若书信集》。他认为，在《郭沫若书信集》里面，只有写给陈明远的信是口吐真言，关键性的证据就是郭沫若写给陈明远的信。

　　郭沫若的确跟陈明远有过通信，这些信件现在保存在我们郭沫若故居的有9封，陈明远保存了3封。总共有多少呢？只有12封。但《郭沫若书信集》里有多少封？69封。这说明多出来的57封信是没有原件的。对此，陈明远有一个解释，他说因为文革时候抄家，把那些信都抄走了，他就凭着自己的记忆，把郭沫若给他写的信的内容写了下来，后来他就把这些所谓的书信发表出来，并提供给了《郭沫若书信集》的编者。此后大家以为它们就是真实的材料。

　　事实上是不是这样的呢？《郭沫若书信集》出版后，郭沫若的秘书和郭沫若的女儿都曾写文章来批驳陈明远提供的书信，他们说除了12封原件外，其他57封都是假的。我赞成他们的意见。我认为没有书信手迹和手迹照片为证，且又不是在郭沫若生前发表的信件都是可疑的。我们历史研究讲究实事求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要存疑。

　　郭沫若的秘书进一步说这些信都是假的，因为郭沫若跟陈明远的通信时间是1956年到1963年，而这些信所署的写作时间很多都是在1956年之前和1963年之后，明显是假的了。1963年，郭沫若跟他的秘书说，你们给陈明远写一封信，给他说，他要求的我都给他办到了，以后不要给我写信了。写给郭沫若的信只有秘书筛选了之后才能到他的办公桌上，他是国家领导人又是大文豪，每天收到的信件成百上千，看不过来，秘书要筛选一遍。秘书回忆说，此后陈明远的来信，他们都不会给郭沫若看的，自然郭沫若也不会再给陈明远回信了。

　　在伪造的信里面，郭沫若表达了对时代的不满，对自己诗歌的不满。假如这些信按照陈明远说的，真的被红卫兵抄走了，红卫兵不会不把它公布出来的。红卫兵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已经攻击过郭沫若，已经要抄他家了，亏得周恩来趁机提出了包括郭沫若在内的12人的保护名单，郭沫若才能够幸免。

　　陈明远这个人在文革时期，因为伪造毛主席诗词案被关进监狱，出来之后对那个时代充满了痛恨，80年代写了很多诗歌诅咒那个时代。同时他为了自己的名声，又说他写诗是郭沫若教的。一个对那个时代高唱赞歌的人，怎么会教出这样一个诅咒那个时代的学生来呢？所以他要自圆其说，污蔑郭沫若是两面派，伪造了这些信。而这些信又跟一些有着特殊目的的人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就出现了阴阳脸郭沫若。

　　除了这些信之外，郭沫若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表达过对50-70年代的憎恶之情，也没有在任何场合说过《新华颂》和《百花齐放》是应景应制之作，只有陈明远信件这一个证据，而且这个证据还是假的，我们由此就可以确定这些都是假的了。所谓两面人的形象，是陈明远和丁东等人塑造出来的。

　　谣言二：郭沫若是跪舔权力却不受待见的可怜文人

　　这个谣言的证据主要有两个。先说《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这首在网上广为流传的诗歌。这首诗是怎么出来的呢？

　　这首诗最早出现在2012年凤凰视频“腾飞中国：文化纪事（76）郭沫若与领袖和诗”中，节目未给出处。第二次出现是在高晓松《鱼羊野史》第1卷第9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名为《毛主席，你赛过我的亲爷爷》，也没有出处。网上的出处是《郭沫若文选》第12卷第765页，但并没有这本书。

　　我们研究郭沫若的人都知道，《郭沫若文选》从来没有编到过第12卷，郭沫若也没有自己编过文选。超过12卷的只有两套，一个是《沫若文集》，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版的共17卷，另一个是《郭沫若全集》38卷。从来没有过《郭沫若文选》第12卷这样的书，郭沫若的书更没有超过765页的，最多500来页。这个来源一看就是假的。

　　我已经参与了五年的《郭沫若全集补编》的工作。补编编了27卷，我们找了相当多的资料，包括没有发表的手稿，以及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佚作，我们都找了，但就是没有找到这首诗。可以确定地说，这是一首假诗，别有用心编造出来的。这是第一个假材料。

　　第二个假材料是有关书法方面的，信上写着“比目鱼同志：若论书法，我用脚趾，夹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的强。康生”。这一看就是假的。

　　首先，我们看信笺，信笺上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康生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个是党的职务，一个是政府的职务，担任党的职务的他不可能用政府的信笺。

　　第二，没有落款日期。大家读手札都知道，一封信一定会有落款日期。某年某月某日，某月某日，或者某日。但这封信啥也没有。

　　第三，没有上下文，我们写信都会有上下文，比如第一句会说，你的信我收到了，然后谈论什么事件，等把事情谈完了，结尾会说此致敬礼之类的话，但这封信什么都没有。没头没尾，突然就来了这么一句。

　　第四，一位中央高层的领导人，诽谤另外一个国家领导人，说人家的坏话，要是与收信人的关系不是特别亲密，谁会这样干？康生又不是傻子，他城府那么深，他会跟一个人说另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坏话吗？除非是他特别亲密的朋友，比目鱼是谁？康生的朋友中没有比目鱼，后来有人说比目鱼是字库的名字，他把康生的字集到一起就成了这样的一个作品。

　　这两份假材料都指向郭沫若和中共高层的关系。郭沫若跟毛泽东的关系，跟周恩来的关系很受大家关注。郭沫若抗战时期就跟毛泽东有书信往来，50年代、70年代也写过赞美毛泽东的诗，他崇拜毛泽东，跟其他中共党员崇拜毛泽东一样，这都没有问题。毛泽东才华横溢，而且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郭沫若对他有赞美、有褒奖都是正常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面，毛泽东从1968年党的第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开始就一直批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在多种场合有近十次的批评，包括与基辛格、周恩来、江青、张春桥的谈话，都说十批不是好文章。郭沫若一直抵着压力没有做检讨，一直到1974年2月实在扛不住了，才写了一首七律《春雷》做检讨。在那个时代，一个人扛了五年之久，一般人是扛不住的。这从侧面说明，郭沫若对毛泽东不是谄媚。

　　郭沫若和周恩来，郭沫若和毛泽东等人的关系，只能说有被领导和领导的关系，也有革命同志内部分工的关系，但是他们是相互尊重的关系。郭沫若跟康生也是相互尊重的关系。

　　现在为什么有人要这样地去说他们的关系呢？就是硬要把郭沫若和毛泽东的关系，说成是臣和君的关系，甚至说成佞臣与昏君的关系，这是把我们社会主义时代扭曲为封建时代，不仅给郭沫若摸黑，也把社会主义妖魔化。

　　谣言三：郭沫若两性关系混乱，对于立忱始乱终弃

　　这个谣言讲的是郭沫若两性关系混乱，对于立忱始乱终弃，1979年于立群知情后自杀……郭沫若娶了姊妹花，蹂躏人家等等。

　　这个谣言是从哪儿来的呢？来源是1984年谢冰莹在台湾《联合报》发表的《于立忱之死》。在这篇文章中，谢冰莹讲在将近五十年前，有一天她的闺蜜于立忱在医院，让谢冰莹去看她，谢冰莹以为是在普通病房，去了后发现是在产房做人流手术。于立忱流着眼泪告诉谢冰莹，这都是郭沫若那个大骗子害的。整篇文章就是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后来广泛流传，在网上演绎成郭沫若对于立忱始乱终弃，玩弄两性关系，后来于立群知道后又自杀了。那么，这篇文章是真的吗？

　　一个老太太回忆50年前的往事，居然像剧本一样，你一言我一语历历在目，非常清晰，可能吗？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会有那么清晰吗？一个字一个字都能回忆出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历史研究讲究的是证据，谢冰莹这篇文章发表在郭沫若和于立忱都去世之后，当事人都死了，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为什么不在人家生前说？你在人家生前说，若你说得不对，人家还可以纠正，但是人家都死了，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还有，为什么只有谢冰莹一个人在说这件事？其他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过，这可能是真的吗？孤证不足为凭。

　　第三，谢的故事跟知情人士林林的回忆恰好相反。林林跟于立忱、于立群关系很好，他们都做过新闻记者。林林说于立忱病重的时候，是在他家住的，谢冰莹没有参加于立忱的葬礼。谢冰莹若真是于立忱的闺蜜，于立忱病重的时候，为什么要去一个男生家住，不去闺蜜家住？如果你真的是她的闺蜜，人家都死了，你为什么不来参加葬礼？这恰好说明了谢冰莹和于立忱没什么关系。于立忱即便有了那样私密的事情，也不会告诉谢冰莹。谢冰莹在编造故事。

　　第四，我们要注意这篇文章写作的特殊背景，文章最后几段大力歌颂的是领袖蒋介石，文章说我们这个领袖蒋介石对堕落文人郭沫若那是非常之好，但是这个投机文人根本就不领我们领袖的情，几次背叛我们的领袖，这个文人真是该千刀万剐。读到这里，我们就突然明白了，她是在国共两党冷战的特殊背景下写的，意识形态立场不同的国民党人在诅咒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于是用这样的故事来诅咒。这个文章就是这么一回事。

　　在网络上，人们不去注意这篇文章的真伪，而把它大肆宣扬，这就成了郭沫若玩弄姊妹花。真相是什么呢？郭沫若和于立忱确实有过交往，这都是郭沫若自己写在他的文字里面的，写得非常清楚。当时郭沫若正在东京流亡，而于立忱则是《大公报》驻东京特派记者，于立忱去拜访郭沫若，郭沫若带着郁达夫去回访，后来于立忱就回国了。郭沫若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秘密回国，发现于立忱已经死了，就写了《断线风筝》，后来还两次拜谒于立忱的墓，把《咏风筝》这首诗写下来送给于立群。于立忱和郭沫若可以说是比较好的朋友关系，超出朋友之上的两性之间乱来的关系，是没有的。

　　那个时代的文人有过几次婚姻经历是正常的。郭沫若的发妻是张琼华，是他20岁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操办的，结婚那天他就不满意。

张琼华与郭沫若母亲

　　后来他去日本留学，跟日本的护士安娜产生爱情，一起生活了21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自己秘密回国，因为日本警方的监视，郭沫若不能带妻儿。

郭沫若、安娜和孩子们

　　郭沫若回到国内和于立群结合，于立群最后陪伴他走过了40年。婚姻之外，他只对一个人产生过感情，那就是大革命时候的安琳。南昌起义撤退时，安琳作为女战士照顾郭沫若。郭沫若对安琳的感情安娜和于立群也知道，他还写在自己的文章里，全世界都知道。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绯闻，这是我研究的结果。1938年之后，郭沫若一直是文化战线的领导人，所有的歌舞影星都是他的部下，但他没有跟任何人发生过绯闻。

郭沫若、于立群和孩子们

　　谣言四：《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是为了逢迎毛泽东

　　《李白与杜甫》这本著作是郭沫若1967年开始写的，197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文革时期少有的学术著作之一，当时出版的著作都是马恩列毛鲁迅。这本书面世之后影响特别大。怎么看待这本书，人们也是众说纷纭。最普遍的看法是这本书是为了迎合毛泽东。那么这个谣言是从谁那里来的？钱钟书。

　　1979年钱钟书访问美国，夏志清问他，郭沫若为什么要写《李白与杜甫》，钱钟书说老人家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郭沫若听从“圣旨”，就写了《李白与杜甫》。这个话后来就被夏志清写进了书里，在美国学界广泛流传，且很快传到大陆来。1980年，《北京晚报》发表文章说某个领导人喜欢三李，郭用对比的手法贬低杜甫赞扬李白。后来这话又传到台湾去了，这些言论在海外大陆、两岸三地传来传去，到底符不符合事实？

　　实际上，郭沫若在书里面已经说了他写这本书的动机。他说：“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过；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个所以然了。”

　　大家读《李白与杜甫》就会发现，他主要批评了三部著作，分别是萧涤非《杜甫研究》、冯至《杜甫传》、傅庚生《杜甫诗论》，这三本著作都是50年代后出版的，在当时学术界影响非常大，被视为杜甫研究的代表作。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主要是一种学术上的对话，跟这三个人对话。

　　读过这三本关于杜甫的著作，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杜甫在一千多来以来都被称为诗圣，人们觉得杜甫特别伟大。经过新文化运动，对杜甫的评价没有变，梁启超、胡适都觉得杜甫是伟大的，而李白则是个人主义者。又经过了1949年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人们还是认为杜甫是最伟大的。郭沫若就发现问题了。按理说我们这个世纪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为什么杜甫不倒？为什么杜甫是一个图腾？郭沫若要挑战的是这样的一个学统和道统。

　　因为杜甫维护现存体制，主张规训，无论是对君还是对民，都是要在一个现存体制下面来做事情的。但是郭沫若恰好是一个非常叛逆的人，他跟杜甫在思想上是不合拍的。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人，郭沫若也是浪漫主义的人，当有人骂李白是个人主义者的时候，胡适、钱钟书、季羡林等人也骂郭沫若是个人主义者。所以他从李白身上看到的是自己的影子，他从杜甫身上看到的是胡适等人的影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了《李白与杜甫》，就是要对那些维护现有统治制度，维护已有利益的这样一些人进行抨击，从而主张一种真正的解放，主张叛逆。在这种情况下，他写《李白与杜甫》是一种非常有学术勇气的行为，要把千年以来的定案给颠覆掉。

　　我之所以说他不可能是在迎合毛泽东，为什么呢？首先，毛泽东尽管在1958年说过喜欢三李，但是他后来又跟江青和张春桥说过，李白算什么？他就知道功名，后来被充军了。可见毛泽东对李白的看法是辩证的，既看到了李白身上浪漫主义的比较潇洒的一面，同时又觉得李白的功名心很强。郭沫若假如要迎合毛泽东，也不会这么拙劣。毛泽东的辩证法，郭沫若当然比其他人更了解。

　　第二，何况《李白与杜甫》并没有扬李抑杜，而是要双双打破李杜这两个图腾。郭对杜甫有很多贬低的话，但是当写到杜甫喜欢吃牛肉，喜欢喝酒的时候，他很高兴，喜欢杜甫的这一面。他对李白有很多赞扬的话，但当他写到安禄山占领中原，李白不但不在那里组织抵抗还逃跑的时候，他对李白也是讨厌的，觉得李白很庸俗。郭沫若对李白和杜甫都是在辩证地看，既看到他们有高尚、可爱的一面，也看到他们有庸俗的、不可爱的一面。这才是郭沫若对李杜的态度，并不是说在扬李抑杜。

　　为什么造谣的是钱钟书？我们知道钱钟书和萧涤非是同学，清华大学1933年左右的同学。郭沫若那么批评萧涤非，钱钟书不高兴。郭沫若又批评了冯至，冯至和顾颉刚则是胡适的学生。1966年，郭沫若在人大会上说我要烧书，这个被人诟病了，说你不应该这么说。顾颉刚在日记当中说，郭沫若这个人写古装戏，写才子佳人，这个人很怪，他在人大会上说烧书，我们皆不满意。郭沫若做了检讨，他们还不满意。郭沫若还批评过沈从文，沈从文又推荐过萧涤非的书。你会发现这种人物关系，千丝万缕，北大清华那帮文学研究学者，相互之间都是同学，都是有师友之谊的，郭沫若得罪一个沈从文，得罪一个萧涤非，背后就是一大片。

　　他们这一帮人，尽管在50-70年代表面上被压抑着，实际上他们占据着各个高校的关键位置，1978年后他们重新把握话语权，这帮人当然会对郭沫若进行重新评价。复出之后，他们的观点跟海外反共的夏志清们的观点一拍即合，他们都不喜欢郭沫若。

　　谣言五：因为郭沫若的批评，沈从文中途折戟，从文坛消失

　　这个说法主要来自沈从文的弟子汪曾祺。他说对沈从文打击最大的就是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有了这篇文章以后，沈从文就从文坛消失了。陈徒手《午门下的沈从文》这个文章影响也很大，“现在想来，郭沫若批沈从文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政治性贬低。郭为了政治意图一边倒，揣摩上面的意图，他当时批评许多人都是错误的。”

　　真相究竟是怎样的？我们首先要看批评的语境。

周恩来写给郭沫若的信件

　　1946年12月31日，周恩来从延安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当时国共和谈失败，周恩来被迫从上海回到延安，接连给郭沫若写了两封信，这是第二封。周恩来说，再过一年半载我们这边的情况就会有质的变化，你那边的情况，希望你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头，我们来个里应外合的斗争。周恩来还说我们站在外面打，你要站在里面响应我们，而且你要站在里面的前线，你要站在里面的领导的力量上。这是什么意思？郭沫若是中共秘密党员，当时在国统区从事民主运动，周恩来给他下达了任务，要他在那边领导民主运动，这被称为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这是郭沫若的任务和使命。

1946年周恩来、郭沫若、李维汉

　　沈从文这个时候在干什么？他三次挑战郭沫若的使命。

　　第一次挑战是1946年，沈从文写了一篇长文章《从现实学习》，其中两点让民主运动人士大为光火。第一个是他批评昆明的民主运动，他说一帮政客文人表现欲太强了，一帮银行家的功名欲太强了，结合起来就形成“民主堡垒”；他批评的人有闻一多、李公朴、费孝通、吴晗等。第二点，当时正在进行联合政府的谈判，准备组织一个国府委员会来取代国民政府，有40个委员，其中有1/3否决权，当时中共和民盟联合起来想要争取14个委员的名额，这个事情在当时争斗得很激烈。沈从文看不过了，他说，你们这些人争来争去，不就是想当官吗？实际上是他曲解了，为什么要争名额？因为这一个名额决定了未来是联合政府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但他理解不到这一点。

　　沈从文的这篇文章发表过后受到了很多批判，最先批判他的是民盟成员王康，在《文汇报》五次连载文章批评沈从文，特别谈到沈从文将闻一多之死说成愚人一击，闻一多明明是被国民党特务给杀害的，你还说愚人一击，这是为国民党推卸责任。全国文协上海分会也开了一个会，他们说有一些人自鸣清高，站在一边说风凉话，这些人的代表就是沈从文。这个会议纪要在《文汇报》也发表过。

　　郭沫若因为有事没有参加这个会，但他写了两篇文章《路边谈话》《新缪司九神礼赞》，两篇文章都批评了沈从文，但是没有点名。郭沫若说有些大学教授说我们想当官，大学教授就不是官吗？有些人说只有写小说才好，我们那些写杂文的，写诗歌的，搞绘画的，搞摄影的就不好吗？大家都做出成就了。这两篇文章都给沈从文留余地了，没有点名。但是沈从文不理他，继续挑战。

　　第二次挑战是1947年1月，沈从文写了一篇文章叫《作家与新书业》，沈从文在其中说，之所以职业作家生存艰难是出版业不健全，创造社为什么倒闭了呢？书业竞争，自己经营不善，创造社倒闭。这就彻底惹怒了郭沫若，因为他是创造社的领袖，是创造社的主要负责人。郭沫若说你这个简直是瞎说，创造社明明是被国民党查封的，你这是伪造事实，拙劣犯罪。职业作家生存艰难那是因为国民党的压迫，你写书发表不了，写文章给你删删改改，你能不生存艰难吗？他就这样批评沈从文。

　　第三次挑战，先说1946年9月的文章《北平的印象和感想》，沈从文说现在的年轻人跑去张家口，就是胡闹，图热闹，做无望流血。这个事情让郭沫若很恼火，张家口都是解放区的代名词，沈从文说张家口在做无望的流血，不等于在说共产党白搞了吗？实际上是在诬蔑共产党，推卸国民政府的责任。1947年10月，民盟在上海的总部被国民党查封了，被迫停止活动。沈从文写了《一种新希望》。他说民盟停止活动，是因为他们内部人事关系没搞好。郭沫若在1948年2月写了《斥反动文艺》批判沈从文时写道，你的小说怎么样呢？《摘星录》等小说为“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还批评沈从文存心做一个摩登文素臣。文素臣是对封建统治忠心耿耿的形象。

　　郭沫若的批评是比较厉害的，但对沈从文有影响吗？没影响。当时不止郭沫若，几乎一半的舆论都在批评沈从文。沈从文有一点怕了，他就说怕中共，怕民盟。而郭沫若此时公开的身份是无党派人士，怕中共，怕民盟，那就是不怕郭沫若咯。

　　清华大学解志熙教授认为，郭沫若等人对沈从文的批评，沈从文也不惊慌，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进城，威严而和气，沈从文看得高兴，觉得早知如此，自己就该当一名随军记者，可见他的自信还在；并且在这前后，一些地下党、革命干部、以至中共的高级干部陈沂等，都去看望过沈从文、安慰过沈从文，他又有什么好惊慌的？汪曾祺说郭沫若的一篇文章把沈从文打成那样，沈从文心里可能觉得这只是小意思。

晚年的沈从文

　　1949年后，新政权给了沈从文很多机会。首先是1950年把他派到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很多人去学了之后，都受到了重用。沈从文也去了，但他看不起那些教员，也看不起那些学员，跟厨师关系好，天天去炊事班里跟人家聊天。

　　1951年底，沈从文去川南参加三个月土地改革，他去了过后，又嫌人家菜难吃，又嫌工作艰苦，特别想回来，想写小说，但又担心写不好。

　　所以这两次改造，沈从文都不顺利。沈从文是非常强大的人，真正对他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的是1953年开明书店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开明书店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说你以前写的小说，不适合新社会了，纸型烧了。这个对沈从文打击很大，他就不写小说了。尽管如此，沈从文在1953年之后也写了很多诗歌、散文，风格跟1949年之前完全不一样，他也在坚持写，只是说对于有些批评家来说，这个就不叫文学了。

　　总结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谣言？有四个方面的背景。

　　第一，在1978年后，我们进入一个后革命年代，在学术界，在文坛和学术圈当权的是复出者和海外学者。海外学者的影响特别大，他们的观点是我们进行评判人物和作品的主要标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风靡一时。另外一批就是复出者，50-70年代被压抑的那帮人复出了。这两种势力结合起来，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郭沫若等人，自然要重新评价了。

　　第二，研究范式转移了。1978年之前我们评价一个人物或事件，会以他对革命进程的推动为评判标准。1978年过后，则以是否有利于中国进入西方社会为评判标准。人们觉得50-70年代的那段实验是走错路了，我们理解不了那段时间做出重要贡献的郭沫若的成就。

　　第三，我们对学术的看法不一样了，现在强调的是学术的自由与尊严，强调的是学术的独立。陈寅恪给王国维写的纪念碑，我们反复宣扬，要求为学术而学术。郭沫若强调的是为革命而学术，所以人们会觉得郭沫若做的是假学术、伪学术。

　　第四，我们对文学的看法也不一样了。今天看文学，我们评判文学是文学性是审美，是它反映个体心灵的深度和文学技巧的圆润作为我们评价一个文学作品的标准。但是在郭沫若那个时代，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是是否为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按照今天的标准，我们自然理解不了郭沫若，我们会觉得郭沫若为革命而创作的学术，为革命而写作的文学作品，都是攀权附势，都是迎合毛泽东，我们理解不了他们心中的革命事业，这是我们主要的背景。

　　我们辟谣的意义何在？是为了在有一些真凭实据的基础上，重新研究那个时代的文学和历史。同时，我觉得在当下这个时代，需要迫使我们严肃地去思考20世纪中国革命的经验，社会主义的经验。我们不能把那段过往从历史上抹去，我觉得还是应该认真地、严肃地去思考它的经验教训，而不是妖魔化。

　　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的知识分子应该从80年代的那种被全球化拥抱的热情当中摆脱出来，重新定位我们知识分子跟政治的关系，跟媒体的关系，跟政权的关系，跟民众的关系。现在的知识分子，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总是把自己摘出来，跟什么都没有关系，对什么都冷嘲热讽，而郭沫若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一下这些问题。而郭沫若可以作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借鉴和资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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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斌答读者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