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平民王小石　来源：新浪网 2016年10月01日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辑
 

 
　　张爱玲祖母李菊耦是“割地赔款”中堂李鸿章之女，她一生以此为荣。不过她的童年是黑暗的，生母流浪欧洲，剩下她和弟弟在父亲和后娘的监管中成长。或许这是导致张后来的作品充满悲观跟势利的主要原因。

　　1942年，张爱玲在香港大学学业中断后返回日军控制下的上海。《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成为她的成名作，替张爱玲向上海文坛宣布了一颗夺目的新星的来临。同时，她恋爱了。令她神魂颠倒的是为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大汉奸胡兰成。

　　1943年，成在南京养病期间收到苏青寄来的杂志《天地》第十一期，读到小说《封锁》的时候，喜不自胜。胡兰成回到上海之后就去找苏青，要以一个热心读者的身份去拜见张爱玲。苏青婉言谢绝了，因为张爱玲从不轻易见人。但胡兰成执意要见，向苏青索要地址。苏青迟疑了一下才写给他──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胡兰成如获至宝。胡兰成第二天就兴冲冲地去了张爱玲家。可张爱玲果真不见生客。胡兰成却不死心，从门缝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写了自己的拜访原因及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并乞爱玲小姐方便的时候可以见一面。第二天，张爱玲打了电话给胡兰成，说要去看他，不久就到了。张爱玲拒绝他的到访，又自己亲自去见他，主意变得好快。其实，这与胡兰成时任汪精卫伪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的高官身份不无关系，张爱玲此后在小说《色·戒》中露骨地写到：“权势是剂春药”，就间接剖白了心迹。

　　此后，胡兰成每天都去看张爱玲。一天，他向张爱玲提起刊登在《天地》上的照片，张爱玲便取出来送给他，还在后面题上几句话：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种低姿态跪拜的自然是胡兰成作为汉奸高官可以作威作福的权势。

　　这一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24岁。但很快，他们恋爱了。张爱玲浑然不顾胡兰成的汉奸身份，也不计较胡已有妻室，开始做起了胡兰成的情妇之一。

　　1944年8月，胡兰成的第二任妻子提出与他离婚。张爱玲与胡兰成就这样结婚了，没有法律程序，只是一纸婚书为凭。没有任何仪式，只有张爱玲的好友炎樱为证。“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前便是胡兰成对张爱玲的承诺。讽刺的是，他们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却建立在日伪军对抗日军民的屠戮之上。

　　这段时间，也是张爱玲的创作高峰期，而借助胡兰成的宣传部高位之助，发表出版自然不成问题。张爱玲陆续写出并发表了《茉莉香片》、《到底是上海人》、《倾城之恋》、《金锁记》、心经》、《琉璃瓦》《散戏》《封锁》、《公寓生活记趣》、《红玫瑰与白玫瑰》、《殷宝滟送花楼会》、《论写作》、《有女同车》、《走！ 走到楼上去！》、《说胡萝卜》、《诗与胡说》、《写什麽》、《忘不了的画》、《等》、《年轻的时候》、《花凋》、《爱》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其中《倾城之恋》和《金锁记》、《爱》都成为了她的代表作。

　　时局大乱，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胡兰成末日也来了，重庆方面定会惩办他这样的汉奸。于是他逃到了浙江，化名张嘉仪，住在诸暨斯家。没几日便与斯家遗孀范秀美搞到一起对外称夫妻。张爱玲鬼使神差地追到这里，见胡兰成绝情地移情别恋，无奈地失魂落魄离去。此后的1947年，张爱玲仍然给胡兰成奉上30万元，名为分手费，实际却表露出念念不忘。如果没有这笔钱，不知道胡兰成如何能长期躲藏避开追捕，日后又如何逃到日本去。

　　50年代初，胡兰成和伪政府特务机关“76号”官员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都逃到了日本，并且结了婚。由此我们看到，胡兰成的汉奸面目是非常准确、清晰的。佘爱珍在吴四宝没死的时候，也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汉奸女特工，“76号”很多女犯人，都由佘爱珍亲自刑讯。即使后来到了日本，佘爱珍还是恶性不改，多次贩毒。张爱玲写于1950年却修改30年才发表的《色·戒》，其中男主角“易先生”便是以“76号”负责人丁默村为原型，情感部分却分明是写的胡兰成与她自己的爱恨纠葛。

　　张爱玲一生爱钱、爱出名，正如小说《色·戒》中王佳芝某些时候表现出来的虚荣心；张爱玲爱上胡兰成，也许有崇拜权势的心理，所以张爱玲在小说中写到，“权势是一种春药”，她想把这种观念通过王佳芝表现出来；与胡兰成的爱情还包括张爱玲少有的性欲狂欢，所以她在小说中露骨地写到：“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过胃”，“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这是张爱玲多么赤裸裸地表白。同时，这样一部小说也把杀人如麻的大汉奸“易先生”美化得温情隐忍，女义士王佳芝的国仇家恨竟被一颗钻石瞬间消蚀干净，无疑也在为大汉奸胡兰成与自己辩白。如若这不是文化汉奸，那什么样才算呢？

　　唐德刚在1995年写文云：“一个社会，纵在异族和暴君统治之下，也不能无文艺，因此在敌人豢养之下的汉奸报刊崛起之后，另一种作家艺人也就应运而生。这种作家艺人的作品，一定要有个大前提──那就是他们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一定要为凶残的异族统治者和无耻的本族汉奸所接受。换言之，这是一种‘顺民文学’、‘皇民文学’，写得好的，也颇能承继战前‘性灵文学’的技巧；写起男情女爱来，也颇能惹出读者一掬眼泪，一声叹息，一丝微笑……这种作品兜来转去，只在个人情感小圈圈内，装模作样，惹人怜惜；山鸡野狐，终非上品──这就是张爱玲了。”唐德刚所说张爱玲写皇民文学不正是文化汉奸的铁证吗？

　　然而，由港台而及大陆，媒体界却忽然掀起“张爱玲热”来，并也热烈到“如醉如痴”的程度。更有官媒在每年张爱玲生日及忌日发文深情怀念，令人震惊与愤慨，但愿与近年来以消解革命建国合法性为指向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并无关系。即便如此，这等孝子贤孙姿态仍然是一种耻辱记录。

　　唐德刚说：“在我民族存亡绝续的年代而能无动于衷，吾终不信作家之无灵魂者而能有文学也。”此是正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