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冠任　摘自《蒋介石在台湾》 2015年05月28日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辑
 

　　据统计1949年后叛逃到台湾的我军官兵约有十几人，但多数没有好下场。1959年年底蒋介石怒杀大陆叛逃到台湾的解放军炮兵副师长张春生就是一例。张春生原名张清荣，河北保定市人。1938年在河北省清苑参加八路军，1938年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45年任副营长，1946年任营长，1950年任炮兵师团长。曾于1952年2月参加抗美援朝。1954年任炮兵师副师长，1957年8月调任福州军区高炮第63师副师长。1957年12月17日晨，张清荣（中校军衔）乘渔船叛逃至金门，被台湾当局授予炮兵上校军衔，他本人也改名字为张春生。1958年10月因倡导国共走和平之路建设中国获罪，加上已无利用价值，被台湾当局逮捕并被枪决。新书《蒋介石在台湾》第五部独家披露该事件经过如下：

　　尽管他们进行了一些解释，但公报背后的事实越辩越明。多数民众明白蒋介石已决定放弃使用武力后，终于彻底醒悟：台湾之力量与大陆已不可比拟，“反攻”绝对没有希望，于是乎更加泄气。蒋介石只好加大宣传力度去对民众进行辩解。正在这个时候，偏偏发生另外一件事把蒋介石当初的“反攻”宣传和辩解工作置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那就是自1957年年底到1958年上半年热闹了大半年的中共叛逃“义士”张春生学习公报后发表“和谬”言论的事情。

　　张春生叛逃台湾曾是台北“反攻”宣传中最成功的范例：

　　围绕1958年反攻宣传的范例之一，是中共六十三高射炮中校副师长张春生“起义来归”。虽然以反共“义士”作宣传的例子并不少见，但多半是集体宣传，张春生却被当作是响应蒋“三大保证号召”起义的解放军高级干部典范，故以他做了个别与扩大的宣传。张春生原名张清荣，于1957年12月17日乘渔船到金门投诚，“是八年以来第一位反正归来的‘共匪’高级干部，也是‘匪军’中响应‘总统’去年‘国庆’文告号召匪军起义来归的第一人”，到台湾后他被升为上校，空军高射炮兵司令部副参谋长。［见《欢迎反共“义士”张春生大会讲词》，1958年1月14日，收入空军总司令部编：《王叔铭将军言论集》（出版地不详，空军总司令部，1958），第54—56页。报道参见《联合报》，1958年1月15日，第1版。］他在记者招待会中说“‘国军’一旦反攻，‘匪军’必纷来归，目前‘匪军’士气极为低落”，恰恰是“国府”要强调的重点。“国府”因此在1958年1月间，尤其是“自由日”前后，也就是在俞鸿钧弹劾案风暴中，对他的事迹着力宣传，并请他到各部队、单位演讲“‘共匪’暴政”，强调大陆同胞的苦难。

　　张春生的典范宣传，显然相当成功，因为他第一次的记者会连续举行一个半钟头，《联合报》说：“在场记者们都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此人是一个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人，因为记者们提出的问题，他知道的，都坦白答复，不知道的，也诚恳地说‘不知道’或‘不便说’。”（《联合报》，1958年1月15日，第3版。）连美国的“百万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One Million）都认为美国报纸不该忽视张春生投奔自由的消息，因为这消息“在远东受到了广大的注意而被视为是表明中共军队士气低落及中国大陆争取自由的运动的高涨的又一证明。”张春生在之后纪念“汉阳起义”的座谈会中再度指出“‘匪军’内部现正陷于极端的矛盾中”，并与其他反共“义士”一起呼吁早日“反攻大陆”。

　　然而，引起蒋介石等人尴尬的问题，就出在张春生这“老实”又“贪心”上。请看张淑雅著《“主义为前锋，武力为后盾”：八二三炮战与“反攻大陆”宣传的转变》引述上文的注释：

　　《联合报》，1958年8月23日，第3版。《中央日报》，1958年9月2日，第二版对张春生的发言有长篇的报道，但这是张春生最后一次公开的宣传活动。中共于10月25日宣布“单打双不打”政策后，他因为公开宣传应“以和平之路倡导国共合作建设中国”而被捕，于12月底被枪决。总长王叔铭在日记中说：张春生虽然经宪兵司令部侦讯结果应该不是假降，“但其受毒太久，气质难变。余以为已无留待运用之价值，决定予以秘密处置，由情报局执行之。”这个决定由蒋介石批准执行，见《王叔铭将军日记》，册20，1958年10月31日；《王叔铭将军日记》，册19，1958年12月4日，1958年12月23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张春生的结局，活生生地把蒋介石1957年“国庆”文告中号召大陆同胞“起义”的“三大保证”击碎。他的被抓乃至被杀，使得蒋介石连自己的“保证”都弃之如敝屣，可见蒋介石签订《“中”美联合公报》带来台湾军民的恐慌以及高层的惊恐。

　　张春生的惩处确实有杀一儆百之效。

　　（摘自《蒋介石在台湾》第五部，陈冠任著，东方出版社。转载不得遗漏书名、作者和出版社以及本声明，否则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