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记者 田毅 来源：观察者网 2014年07月31日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辑
 

 
　　百年前，中国农民不远万里遭遇一战中的飞机、大炮，被炸伤乃至吓疯，这充满隐喻。稍许的兴奋，更多的是惊恐，仿佛也是百年来传统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心态之一种。

　　1918年5月23日晚，法国西北部小镇努瓦耶勒（Noyelles），如往常一样寂静。这里距巴黎200公里，正在英吉利海峡中段，与英国隔海相望。大西洋在此深入陆地形成一个小小三角，零星的湖潭则继续向三角尖所指的土地延伸，仿佛洒在小镇上的颗颗水珠。大片麦田，条条土路，低矮密集的树林……

　　入夜，不及12点，小镇西南端突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一声接着一声，大地随之颤动起来。火光迅速向天空升腾，红的、紫的，闪亮刺眼。

　　原来，趁夜，德军飞机将炸弹投向小镇的赛涅维勒村（Saigneville），这里有着英军在法最大的弹药库，它与努瓦耶勒镇中心及一战英国军营正好呈三角形，各自约十公里。

　　小镇上，英军军营被震撼着，撕心裂肺的叫喊声不断传出。

　　严格说，这里并非真正的军营，而是“一战华工总部”。新民国政府急于参战，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活命无门，自1916年开始，14万中国农民“以工代兵”漂洋过海，来到完全陌生的地方。此刻，欧洲工业文明正盛，亦是热兵器枪炮激烈对抗的大战之时。在中国的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众多的农民走出贫苦的家舍，集体跑到地球的另一端。他们大多数只知道要“做工”，赚现洋养家糊口，但对做什么样的工与“一战”一无所知。

　　14万华工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到过努瓦耶勒小镇，或中转到比法前线，或在法国内地。小镇常驻华工最多时竟超过12000人，成为欧洲最大的华工营地，而这里原居民不足千人。

　　小镇来了挑扁担的中国人

　　1916年6月，小镇居民割完小麦，英国人就开始建设第一块营地了。几次扩建，总面积达到30英亩。

　　10个月后，努瓦耶勒居民惊讶地看到第一批中国人从火车上下来，由手持粗木棍的英国士兵严密看管。Joseph de Valicourt当时还是一个爱凑热闹的小伙子，他观察着这群个头不高的中国人，“穿着蓝色的大棉袄，带个小圆帽和毛耳罩，缠着绑腿，灯笼裤。手上带着身份识别的编号铜手环。他们的竹竿（扁担）挑着米袋、木板，前后晃悠，还有一个大轮子架着三角把手的独轮车。这些外来者的气色非常差，但纪律严格。”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

　　这群平生摸惯了农具、从未跨出国门甚至很少到县城的中国农民，在往来穿梭的军人、川流不息的现代车队、完全陌生的炮群中，显得格格不入。

　　不过，当他们在异地看到熟悉的农田时，Joseph de Valicourt发现这些黄种人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相对于恐怖而漫长的旅程来说，土地给了他们安慰。

　　之前，镇上居民听说他们将带来“地球那端的一种文明”，如今这种新鲜的文明被送入铁丝网中的营地。

　　营地呈四方形，两层带刺的铁丝网在最外围，有英国士兵荷枪实弹，“像牧羊犬一样来回巡逻”。第一层铁丝网一人多高，第二层至少两人高，间隔七八米就有木栅栏。营地分成若干小方块，每个区域还有铁丝网，里面是几顶大帐篷与二十几个小帐篷。华工营中间，有几大丛不高的树木，像一堵堵小墙。也就是说，如果你想逃走，至少要翻过三层铁丝网，还得保证子弹不击中你。

　　铁丝网里集中着工棚、厨房、食堂、厕所、医院甚至监狱，还有那座后来设立的疯人院——走过住宿区，穿过这些树墙，营地那端靠近铁丝网尽头，就是疯人院了。

　　“Sani-Mama！Sani-Mama！”

　　睡梦中的华工被爆炸惊醒后，很多趴在地上叫喊、磕头。他们一生中听到的最大声响不过是鞭炮或锣鼓。

　　爆炸越来越近，一架飞机轰鸣着掠过他们帐篷的木顶，巨大的气浪掀翻屋顶，他们无处可藏，尖叫着开始拼命向外狂奔，向铁丝网冲去——

　　按出洋前签订的合同，华工不是战斗编制，应享受工作之外的自由，而现实远非如此。劳工营的拱形大门一到晚上就关闭了。按英国人规定，除了做工，华工走出大门的机会很少，幸运者回来时的通行证会被立即撕掉。

　　几十年后，小镇居民多米尼克·德拉努瓦（Dominique Delannoy）还清晰地向当地报刊记者描绘华工推着“奇怪独轮车”的样子，有不少人就这样穿梭于火车站与军营之间，仿佛还在华北乡村一样。战争期间，他们冒着枪林弹雨，挖掘了数千公里的战壕；他们背负一二百斤重的弹药箱、军粮以及引信不稳定的大口径高爆炮弹；他们还装卸物资，甚至继续种粮种菜保障供给；激战后，参战国士兵各自回家，但华工不得不留下清理成千上万的残留炸弹和尸体。

　　华工的另一个重任是铺铁路，不远处就是一战第二大枢纽。从本刊获得的当时照片上看，华工先要用铁锹挖出宽20米左右、一人深的路槽，然后夯实，再铺上枕木、铁轨。

　　“Sani-Mama！Sani-Mama！”此刻，在巨大的爆炸声中冲向铁丝网的华工不断如此大叫。听到的小镇居民不知其意。

　　大家的狂奔没有方向，但必须先突破那三层铁丝网。从当时铁丝网的照片上看，如果多人用力很可能推倒木栅栏，情急之下，也可能直接以手拉开铁丝网拼命钻过去。

　　在跨越铁丝网的那个瞬间，那些华工不仅仅带着对轰炸，对庞大“怪兽”飞机的惊恐，他们身上还有某种耻辱，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想逃离“努瓦耶勒地狱”。

　　每天要工作10-16个小时，不准随便说话随便活动；如果有华工表现出不够顺从，甚至是稍有敌意，立刻就要遭到英国军官的一阵皮鞭毒打，甚至关入监狱。英国人称他们为Coolie（苦力），事实上更类似于战争奴隶。

　　逃离“努瓦耶勒地狱”

　　1970年当地记者Roger Pruvost采访了若干位亲见一战华工的努瓦耶勒居民，本刊试图寻找这位记者，遗憾的是他已于去年离世，本刊从小镇获得的原始资料显示，居民纳塔莉·萨勒（Nataly Salle）夫人告诉Roger：

　　“先生，那真恐怖！我们看到英国看守像打狗一样殴打他们。把他们的鞋子、衣服全部脱掉，绑在桌子上，一直鞭打他们直至流血。接下来，英国人用刷子和热水将他们擦干净，不留痕迹。然后人们将他们送往劳工医院。我对您说，这很可怕。有的人未经审判就被枪决了，我见过一个人被绑在对面那棵树上，被牛筋鞭残忍地抽打，当人们解开他时，他倒了下去……他死了。”

　　华工医院由苏格兰人格林（Gray）负责，他在1918年1月的一封密函里为华工打抱不平，“任何一点纠纷，英国军官不明就里，便粗暴地命令士兵开枪”，“军官们似乎非常害怕华工，收工后将华工限制在铁丝网内”。相对法国人对华工的宽松，英国军人显得非常过分，这主要源自他们对华人的鄙视，认为他们是“食人族”、“Chink”（中国佬，侮辱性称呼），或者自以为了解中国人之劣根性，“你对他们越好他们就越不买账”。

　　有的华工实在无法忍受虐待，又不想执行非人道“自杀性任务”（如排雷），便在华工营房里挖一个地洞，将自己埋进去自杀——好歹留得全尸，将来魂灵才能回到故乡。

　　当时在欧华工中流传着一句话：谁不听话，就会被送到“英雄队”去！“英雄队”指的正是努瓦耶勒华工营。如此之地，逃跑也许早就在华工心中酝酿了，借着这次飞机轰炸，能否远远离去呢？

　　“Sani-Mama！Sani-Mama！”华工们惊叫着倒在血泊中，或者眼见身边同胞喋血。

　　无论是遥远故乡祖祖辈辈农耕日子的平静，还是初到异国的新奇，甚至那些在努瓦耶勒不人道华工营中的经历，其印记也许都无法与这些“怪物”的巨响与杀伤力相提并论。

　　有记载说，初次在营地或前线看到飞机掠过，华工很好奇，甚至从掩体里跑出来张望，结果被炸死炸伤不少。“一些穿着蓝色衣服的中国人因为害怕飞机的轰炸……就疯了。”英国墓地委员会向本刊提供的一份资料里，一位亲历者如是写道。当时一位中国翻译黄道荣曾描绘了德国飞机的“经常光顾”：有一次，一架德国飞机毫无目标地向华工驻地投了一颗炸弹，正落在一间住房旁，整个房间被炸毁，死伤华工20多人；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北洋政府档案》中也有提及，“（一些）害怕德军飞机轰炸的华工遂离开工厂，成为‘黑号’。”可见华工对德军飞机之恐惧。后来，一些学者在访问一战华工时也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他们中很多人对“飞机”一词避而不谈，只说“轰炸”，似乎在有选择地记忆或忘记。

　　这样的怪物其实在中国被发明实验比莱特兄弟晚不了几年，甚至清末在北京南苑还设立了机场与制造厂，但完全没有应用，更别说被普通农民见到了。而在欧洲，飞机迅速应用到战争中，从侦查对方甚至高空互打招呼，到安装机枪，携带炸弹，几年间大大提升。

　　百年前，中国农民不远万里遭遇一战中的飞机、大炮，被炸伤乃至吓疯，这充满隐喻。稍许的兴奋，更多的是惊恐，仿佛也是百年来传统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心态之一种。

　　“疯人四方院”

　　努瓦耶勒的华工们突破了一道道铁丝网，除了被德国飞机炸死的，一些华工终于在没有英国监工的情况下站在铁丝网之外的世界。当然，他们不能停留，必须快跑，不论是躲避炮弹，还是趁机逃离。

　　他们穿过田野。

　　几个小镇居民当时看到了他们的奔跑。他们对这些中国人的了解不多。一个印象是他们极爱吃苹果（华工多来自山东，那里出产苹果），初来时甚至不惜用一天的工钱买一个苹果。后来，他们学会了用手势砍价。最熟悉的身影要算那两个打扫小镇街道的华工，冬天，扫完地，他们总是安安静静地在一个铁匠铺里取暖；他们也会去杂货店，小店有时会向中国人卖出积压多年的货物。简单交流时，这些外来的黄种人总是笑着说“是”或“不是”。

　　有法国人称这些华工“非常幼稚”，甚至把很多坏事安在他们身上，但也有人说他们极其善良，比如自从华工打扫小镇后，就变得异常干净。到了战后，英国人对华工管理没那么严格，个别赌博、偷窃的就有了，还有的晚上翻出铁丝网去找法国妇女。

　　轰炸之下，华工继续向树林奔跑。他们竭力将军营抛在脑后，将疯人院抛在脑后。我们不清楚此刻疯人院里的中国人的反应，他们是否也拼力夺路而逃？还是龟缩在一角在恐惧中等待？

　　这里后来被称作“疯人四方院”，在华工营中被隔离开，平常许多小镇居民都隔着带刺的铁丝网远远地见过他们——有的昏倒在地，有的则痴呆地立着。

　　除了被飞机轰炸弄得神志不清甚至发疯，第二大刺激源是战场收尸，或是看到同胞触雷而死。一篇文章描绘了一次战役后战场的情形：“放眼望去，满地都是破枪、碎片、头盔衣物，令人感觉恐怖。”

　　还有一种原因是思念。据一位研究者Valicourt的文章，有名中国监工，在国内由于生计所迫，一意孤行来到法国，妻子苦劝无果，在国内悲愤自杀，噩耗传来，他悔恨交加，最后精神失常，被送进疯人院。

　　“我无法解释，”外国人士FrederickStrange如此说，“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劳工在法国疯了？”最新出版的《一战华工》一书的作者Gregory James教授分析道，“劳工自己把同胞身上这种无法修复的精神疾病归咎于巨大的惊吓，或者‘对空中狂轰滥炸的恐惧及其后遗症’，虽然欧洲人愿意认为这个现象是因为这些劳工本身就是意志薄弱的‘乡下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我们尚不清楚1918年5月23日晚德军飞机轰炸时，努瓦耶勒华工疯人院里的华工具体数量及发疯原因，查询的英国墓地管理委员会及法国当地档案中都没发现相关记录。

　　惊恐万分的华工们继续穿越田野，那里原本是麦田，百年后的今天，营地的痕迹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依然是一大片麦田。在华工医院旧址，记者只发现小树林里那块长满青苔的水泥板。

　　如今，在这片树林中，现在竖立着840余座华工墓碑，每座都面朝东方——他们的家。他们中有被炸死的，有病死的（特别是1918年席卷欧洲的那场伤寒），也有的积劳而死，当然还有的疯后死去。

　　战后伊始，包括疯人院的死者等华工尸体非常杂乱，有小镇居民甚至看到尸体被一个挨一个竖立着草草埋下。后来墓地重修，但很多碑下并无尸骨。而据纳塔莉·萨勒夫人当年告诉记者的，“墓地里死去的八百多人中，有一半是疯掉后去世。”不知这个说法是否存在夸张，但遭遇恐怖惊吓与思乡成疾而疯了的华工为数不少。

　　这些中国人在这里留下的档案少之又少，没人在意他们。“谁派你过来的？”本刊记者采访时，市长助理加里尼米歇尔的表妹问了好几遍。最后一次，她又问了一遍：真的没人叫你过来找我们吗？记者说，如果实在要说有人，那就是上帝好了。他们笑了。

　　带“烟囱”的中国旱船

　　轰炸、非人管制之下，华工也不是没有快乐时光，只是片刻而已。

　　就在这次轰炸前的3个多月，1918年2月11日，努瓦耶勒街道上人山人海，欢腾无比，华工们被允许在这个中国传统春节时走出营地欢庆。在一或两层，方底尖顶、有小阁楼、有烟囱的一幢幢法国民居间，在不高，光秃秃的树木下，百人、千人汇集成一簇簇围着社火的队伍。

　　他们大多是头戴毡帽，身穿旧大衣的华工——其中不少人正对着站在高处的摄影师的镜头好奇遥望或憨笑。当地居民散在人群中，一身军装头戴大檐帽的英国军官最靠近社火——中国式鼓乐齐鸣中，两艘“旱船”鱼贯而来，后面跟着舞龙与高跷队。

　　旱船以竹竿与布扎成，一人船内撑船摇摆，一人船外相引，走在前面的引船男子上身大花袄，头戴大花，手捏彩布，脚蹬圆口布鞋。百年后，面对照片，一个细节让本刊记者很是惊奇，几艘旱船前后左右各粘着一个不高的长方体，中空，这在中国旱船里非常少见，让人一下子想到那是否代表着轮船的“烟囱”？他们就是乘着如是代表西方大工业文明之船，在烟囱的滚滚黑烟中，渡海而来。

　　提灯游行、唱京戏、听说书、民国五色旗前列队拱手互致大吉，甚至有人在营地里搭起一座一人多高的小庙，挂起幡子，双膝跪地，双手合十，拜了又拜……那一天华工似乎回到了中国。

　　3个月后，1918年5月23日，在那个炮火轰鸣的夜晚，这群曾在锣鼓中欢笑着的华工，惨烈死去或逃出铁丝网。他们叫喊着钻进密密的树林，他们曾经还在这里伐木，他们想跑得远远的。1918年5月24日，德军飞机轰炸的第二天，英国军人开始搜寻。

　　没人知道森林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几天几夜过去，那些跑入森林的华工才被英国人陆续被发现——他们中大部分已饿死或冻死，活着的人中很多已神志不清，他们被押回小镇华工营，送进层层铁丝网后面的那座疯人院。

　　1918年9月20日，一批华工从法国马赛港乘船踏上归途。据《一战华工》作者Gregory James教授引用的资料，船上1/3的人患有精神疾病。

　　1919年4月28日，当轮船抵达青岛时，有85人立即被送往医院治疗。患有精神疾病的劳工中，有3位有严重的暴力倾向被暂时押到宪兵站的牢房；还有一些“抑郁”以及不能连贯说话的轻度患者，被人看护起来等待他们的亲戚来接。

　　从时间上看，这艘船运送的伤病华工发生在努瓦耶勒被轰炸后4个月，努瓦耶勒疯人院的“幸存者”，是否也会随船归来？

　　华工回到青岛后，重新散入20世纪初的那个中国。没能回国的疯人院华工及其他死去的同伴日后被就地埋下，当地人称他们是“天之子”（fils du Ciel）。受尽苦难的“战争奴隶”，为何得到这样的称谓？是“天堂之子”的意思吗？他们死在那里，无声无息了。也许，在法国人眼中，这些和战争无关的中国人，仿佛是老天派来的，然后老天再将其中的死者收去。

　　百年后，记者来到这里，每个华工墓碑下，都有些英国小玫瑰点缀，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升向努瓦耶勒的天空。

　　（特约撰稿 张鑫明 张小夏 白玉 记者 田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