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天石　2002年09月01日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辑
 

 
我读张学良档案（一）

　　杨天石是研究蒋的学者，其于蒋介石日记用力甚深。他对50年代张蒋关系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一个仍然看不透、想不明、心存幻想的张汉卿。50年代的失望与惨苦，终于让张学良走进基督之门。看到这些文字，我想着，57年蒋终于去见张，是多大的一个虚荣呀！“你终于该知错了！”蒋这样想着，看着西安事变中的对手低头，他想显示宽恕，却终究痛心，还是不肯放手。

　　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回忆录，有文字和口述两种类型。文字型主要有四种：1由蒋经国修改定名的《西安事变反省录》；2《杂忆随感漫录》中的有关章节；3《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4《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口述型有两种：1唐德刚的访谈录。2张之宇、张之丙姐妹的访谈录。以上六种回忆录分别完成于20世纪50至90年代。今年7月，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阅读了新近开放的张学良档案，本文将以之为据，阐述张学良上述回忆录的产生经过，同时探讨张学良这一时期的思想状态及其变化经纬 。

青年时代的张学良

　　张学良奉命回忆

　　西安事变是近代中国的惊天动地的事件，但是，它的发动者张学良很快就处于被软禁状态，长期保持沉默。张学良就西安事变写回忆，始于1956年11月，完全出于蒋介石的命令。
　　当时，蒋介石早已退守台湾，正在着手写作《苏俄在中国》一书（实际由陶希圣执笔），企图借此总结和共产党人打交道的经验。1956年11月20日张学良日记云：“老刘前日连夜去台北。今日返，午饭后来余屋，告知我，彼系被总统召见，告他令我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再三嘱咐要真实写来，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言后又再告刘嘱余要安静。

　　“老刘”，指负责看守张学良的国民党军统特务队队长刘乙光，是张、蒋之间的联系者。

　　张学良接到蒋的这一指示后，“百感交集，十分激动，决心不计个人利害，详述前因后果”，但是，他已多年不再回忆此事，不知由何下笔。当日，他曾向刘乙光谈西安事变经过约两小时，谈完又后悔，觉得违背了自己不久前所立“寡言”之誓。这一天晚上，张学良“兴奋过甚，前思后想，反复追思”，一夜未能睡好。

　　从西安事变送蒋返回南京之日起，张学良已经被蒋介石软禁了近20年。此际，正软禁于高雄西子湾，处于重重看守中，但是，蒋介石对张还是不放心。1956年11月13日，蒋介石单独召见刘乙光，询问张学良的读书、身体及年龄，命刘向张宣布蒋的两项禁令：不准收听中共广播；不准同警卫人员接近。张闻听之后，颇有震雷贯耳之感，“反复思维，深自反省”，决意自11月16日起，“寡言，读书，默思”，“死里求生，改头换面，作一番复活功夫”。他对西安事变的回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12月5日，张学良将西安事变回忆录写成，不过，那其实是写给蒋介石的一封长函，首云：“刘乙光同志转下钧示，令良将西安事变前后事实，写一回忆呈阅。聆悉之下，百感交集，惶悚无似。良本下决心，永世不谈此事，所以无任何只字记载存留。而多年来，更不愿自寻烦恼，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事回想，忽闻斯命，准良将此历史大事自白，钦佩钧座之伟大，感激对良之高厚。起而自奋，决心完白坦述，上供钧座之参考，下垂后人之昭戒。”在长函中，张学良回忆了他和李克农、周恩来等人的联系，但声明发动事变并未和共产党“征询商议”。“如认为西安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在写作前，蒋介石曾通过刘乙光向张询问杨虎城的情况。张称：“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至于杨虎城到底同共党是何等关系，是如何得以结合，良实不知其详。”

　　张学良写这封长函，自称“主旨在真实”，除记忆上的讹误外，没有故意在史实上说假话，但是，长函只写到他本人发动事变为止，事变发生后的情况，如拘留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来西安和周恩来谈判以及周恩来和蒋会面等情况均略而未谈，他本人和共产党的关系也谈得很肤浅。张学良怕蒋介石责备，于12月6日补写了一段，特别说明：“假如钧座对于某事内容或某人之言谈，或另有其他之事，欲详细知道，请明加指示，再专就该一事详细陈述，如记忆不清者，再详为回忆。良补此书者，是惟恐钧座对某一事件，良或漏书，或欠清楚，认为良有意规避。然内中也有诸事，尽力简述，或觉于正题无关，或觉此时不当再为提起，并非有不录真实之意也。”当夜，张学良将长函抄好，于6日交给刘乙光，要求务必于当日送达台北。


　　蒋经国要求写出西安事变的全过程

　　12月10日，刘乙光自台北回到高雄西子湾，向张学良交回长函。据称，蒋介石不在台北，只见到了蒋经国。小蒋要张学良完整地写出西安事变全过程，至蒋介石与张学良等离开西安后三日为止。刘并称：总统的着意之点在，“真实知道共党是如何的作到了这项工作，以为反共斗争研究资料”。张学良听后，觉得十分为难，日记云：“不能不写真实，又不能不为长者讳。”所谓“长者”，当然是指蒋介石。张学良当夜再四思量，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真而讳可也。”

　　蒋经国急于看到张学良的修改稿，于17日电催刘乙光到台北。当日，张学良续致蒋介石一函，说明回忆西安事变时的考虑：

　　良未写事变当时之事，非有他，实有不忍言者：自愧行为过于丑劣，再多关钧座于良个人者为多，实难下笔；而其中事实，钧座多已知之矣。钧座已知之事，俯乞万死，庶良不再为追述，兹谨就钧座未知之事，略陈如下。

　　张学良为“有所不写”找到的理由是：“钧座已知之事”，何必要我来写！函中，张学良着重叙述了和蒋在华清池两次谈话之后的冲动心情，很快就转入自我批判：认为“此事最重要处，是在当事者良之个人”。他检讨自己：1满腹忧患，因执己见，不计利害。2对共党无深刻之研究，无正确之认识。函称，本人之所以犯错误，原因在于：痛恨日本人，“彻底确认彼等非要征服中国不止，无调协余地，非作殊死斗不可”；而对共产党，“总觉得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者不同，权利之事，今日可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为友矣”。最后，张学良总结称：共产党“善用攻心之策。彼等早在我方浸透，将内部真实的情绪，了如指掌，而后所喊的口号和其行动，皆迎合我方上下之心理，使认为是同道好友，自堕其彀中”。同时，张学良批评国民党的宣传，“本主观之点，室中杜撰，不能对症下药，所以常凿枘不入，不起重大作用也。”

　　张学良所欲为“长者讳”的，正合蒋介石的心意，所以，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回忆始终是一份缺少关键之处的不完整的记录。

资料图片：西安事变前的蒋介石与张学良

　　蒋介石要求驳斥“成交”说

　　在西安事变中，宋美龄、宋子文二人曾代表蒋介石和周恩来等谈判，达成改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中央军撤兵并调离西北，释放爱国领袖等9项协议。蒋介石也曾在与周恩来会面时表示，要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在这一情况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结束，张学良才主动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但是，这一经过，蒋介石始终不愿公之于世。他的《西安半月记》仅在12月23日简单地记载：“是日，子文与张、杨诸人会谈约半日，对于送余回京事，众意尚未一致。”对于他本人和周恩来的见面与谈话，竟一字全无。

　　1955年，郭增恺在香港《热风》杂志发表《西安事变感言》一文，对所谓张、杨阅读蒋的日记后受到感动，因而幡然悔悟一说表示质疑，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蒋与张、杨之间的“成交”，“宋子文和蒋夫人是保证者”，他本人也是“见证人”中的一个。蒋介石对此文很不满意。1956年12月18日，刘乙光到达台北，将张学良的回忆长函面交蒋介石。同月20日，蒋即传唤刘乙光，声称“（张学良）对共产党（的认识）已有进步，我甚安慰。他将来对革命还可以有贡献。”同时命刘将郭文转交张学良，要张在回忆录中加以驳斥：“这篇东西（指郭文）对我们俩都有关系，必须有以辟明以示后人。”言谈之间，给刘的感觉是，蒋“需要甚急”。

　　郭增恺何人，张学良已不复记忆：在回忆录中驳郭，必须说假话，张学良感到“甚难写，弄的不三不四”。思考再三，张学良仅将回忆修改两小段，另写《慨中国文人之无行》一文，中云：

　　有郭增恺其人者，当年在西北公路局任职，为杨虎城之嬖佞。……此人真不知羞耻者。

　　我等当年读过蒋总统日记之后，自认抗日之事已有着落，追悔孟浪，不明领袖谋国苦衷，恭送总统回京，自动随从请罪，说不到什么条件成交，更谈不到见证，就是有见证的话，恐亦轮不到该郭增恺名下。

　　此文重点仍在于论证送蒋返京，出于受蒋日记之感动，而非“条件成交”，企在体蒋之意，维护其“伟大领袖”的形象。同时，张学良并于12月21日致蒋一函，声称读郭文之后“可气亦殊可笑”。函云：此人为谁，良诚已忘却，假如良所知的那人是对，彼乃一小丑角色。

　　他不是共党，他是属于共党尾巴的第三党，在第三党中也不是什么重要者。当年曾为杨虎城嬖幸官僚政客之流亚也。在回忆文中难将其人搀入，兹仅就其故说之处，针对如上，以证其无的之言，另写一纸以驳之，未审可用否？

　　12月21日，张学良将写好的文与函交给刘乙光，立送台北。与刘约定，如认为不妥，先来一电话，以便准备再写。

　　函上，蒋介石没有再提出新的要求。郭增恺方面，则由张学良在美国的经纪人伊雅格出面斡旋，由张签付美金支票6100元，郭遂不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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