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颉作书”新解

文/陈双新、祝天瑞 2019年04月20日　来源：光明日报　繁星读书网整理
 

　　【编者按】4月20日是第十个“联合国中文日”。2010年，当时的联合国新闻部将中国传统农历二十四节气之“谷雨”定为联合国中文日，以此纪念“中华文字始祖”仓颉的贡献。此后，每年的联合国总部和孔子学院都会为庆祝中文日举办诗词朗诵、中文歌曲演唱、绘画、书法等系列活动，中国的语言文字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魅力的一扇文化窗口。本期《语言文字》特别从汉字与书法、语言资源保护等视角关注中国语言文字的文化魅力，以庆贺中文日的到来。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朱书陶壶，距今约有四千年历史（资料图片）

　　“中华文字始祖”仓颉是何人？汉字是不是他创造的？传世文献中有明确记载，比如《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吕氏春秋·君守》：“仓颉作书。”《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论衡·骨相》：“仓颉四目，为黄帝史。”

　　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就可以肯定汉字是仓颉所造吗？不能。古往今来，无论是《淮南子》所记载的类似神话的猜想，还是今人依据大量考古资料所做的科学探索，都不能视为给出明确答案。可见汉字起源问题之复杂。

　　古人不是独对汉字的创造者有过追溯，对上古时期一系列对人类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创造发明者都有过追溯，正如《吕氏春秋·君守》记载：“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不过，仓颉与其他五人一样，未必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若把他当作历史上应该存在过的对该事件起过重要作用的某个或某类人的象征符号，倒是客观得多。

　　古书中有关仓颉的材料，最为大家熟知的就是前列这两条：“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和“仓颉四目，为黄帝史”。两条材料均极为简略。“天雨粟”“鬼夜哭”“仓颉四目”几乎无异于神话传说，不能当真；“仓颉作书”“为黄帝史”倒是可以拨开迷雾找寻历史上的蛛丝马迹。

　　仓颉“为黄帝史”这一传说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汉字的创造者与史官有关。甲骨文、金文中均有很多“史”的记载，他们或主持祭祀祝祷、或记事、或宣读册命等，部分用作族氏名，而“史”这一族氏就源于其职官。史官作为早期负责文字记录事务的人，是当时识字水平和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他们对文字的整理、传承、改造和规范自然作出过重要贡献。鲁迅在《门外文谈》中也指出：“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况且‘升中于天’，他在本职上，也得将记载酋长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册子，烧给上帝看，因此一样的要做文章——虽然这大约是后起的事。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楚了，于是就有专门记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说：‘仓颉，黄帝史。’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关系，却是很有意思的。”

　　然而，作为记录汉语的成系统的书写符号，汉字不可能是某个人在某个时间苦思冥想而独创出来的。文字的发明之于仓颉，与制礼作乐之于周公、造纸术之于蔡伦等历史上其他重大事件一样，都是集众多前人智慧于一身，或者进行系统整理，或者加以改进提升，于是因逐渐普及而广为人知。这正如《荀子》所记载的：“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者，壹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壹也。”《门外文谈》中这段文字也很可取：“但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

　　至于汉字是否产生于“黄帝”时期，依然是学术史上的未解之谜。根据现有考古材料可以沿着这样的思路去追溯：距今三千年的甲骨文是完全成熟的文字，以此为起点往前推，我们可以看到三四千年前的郑州二里岗、偃师二里头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可以看到四千年前的山西襄汾陶寺陶壶上与甲骨文字形十分接近的朱书文字，可以看到五千年前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尊上与甲骨文和早期金文也很接近的图形符号，可以看到七千多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的甲骨刻画符号……这些材料中除陶寺陶壶朱书等个别外，大多还不能确认为汉字，甚至不能确认它们与汉字有直接的渊源关系。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不同时代的刻画，一定对成熟的甲骨文产生过或大或小的影响。

　　（作者：陈双新、祝天瑞　分别系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教授、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