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灭质，博溺心”论略

文/周会娟 2017年11月13日　来源：《名作欣赏》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辑
 

　　一、庄子“文灭质，博溺心”说

　　“文灭质，博溺心”出自《庄子·缮性》，唐成玄英《庄子注疏》：“缮，治也；性，生也。”①“缮性”即为涵养本性。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枭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庄子在此阐释了德衰世乱的过程。他缅怀鸿蒙质素的时代，认为古时天人合一的境界是最理想的生存状态，当时人类与万物为一体，尊天道而任自然，保持了生命与自然的和谐。而随着时代推移，文博附益，以致心质灭溺，无法再返归本真之美。

　　“文灭质，博溺心”：郭象注曰：“文博者，心质之饰也。”成玄英疏：“依文书以匡时代，增博学而济世。不知质是文之本，文华则隐灭素质；博是心之末，博学则没溺心灵。唯当绝学而弃文，方会无为之美也。”②文质是中国古代文论重要命题，春秋孔子就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观点，提倡文质平衡。不同于孔子中庸观，庄子将文质对立起来，认为上古之人法天归真，无需文饰浮华。《庄子·马蹄》：“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他认为仁义礼乐是自然遭到破坏的产物。这与老子观点一脉相承：“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孟子亦提出“人性本善”观点：“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他们一致认为人心本来是美善完整的，随着世俗见闻的增长，心里便开始落上了俗世的尘埃。

　　此论虽有极端倾向，但却深具启发。庄子的观点并非反对认知，而是一种对知识的超越。虽然他似乎矫枉过正地否定了“文”“博”的积极意义，但这也不是反文化的空想和消极的避世态度，而是一种对人类灵魂的深沉反思。

　　任何一种学说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与当时主流文化冲击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它作为春秋战国时代的一种意识形态，反映了相当部分人对当时礼坏乐崩、战乱纷纭社会的反思。而在自然性逐渐被社会性取代的整个人类文明史中，这种反思一直存在……

　　二、“溺心灭质”说的诗学意义

　　诗歌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文体，从诗歌演进中，我们可以大体观察到古代文学的发展脉络。纵观诗史，我们发现越远古的诗越具诗性之美。而越远古的人类信息知识却越贫乏。古代造纸印刷没有普及之前，民间知识流通多以口头传播为媒介，其传播的数量、质量都非常有限。但知之甚少的古人，却可以吟诵出后世无法企及的千古绝唱。我们也许可以用“文灭质，博溺心”来分析这一现象。

　　《诗纬·含神雾》曰：“诗者，天地之心也。”天地大美以诗言之。中国古代诗歌的黄金时代始于周初而终于宋。从古朴的诗经到纵逸的唐诗，虽质文代变，但各具其美。而诗歌最美的时期，却终结于文化盛极的宋代。宋文化空前发展，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使文化知识得以大规模复制传播，极大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也就是从这一文化大发展的阶段开始，中国古代诗歌却告别了它辉煌的历史段落。

　　清刘熙载《艺概》：“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庄子之言鹏曰‘怒而飞’，今观其文，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飞’之机者。”③那些古代诗歌里飞扬的文字，代表了人类对自由天性的终极追求，而当知识开始侵占人类的精神世界，天性之美便逐渐丧失，表现在诗歌里，再也产生不出震撼人心的大美之作。“文灭质，博溺心”在唐宋诗对比中尤为明显。唐宋诗的区别并非具体诗人的比较，而是各自代表一种典型的诗歌气韵。如今唐宋诗优劣莫衷一是，有人喜欢唐诗的空灵蕴藉；有人偏爱宋诗的隽永幽深，诗歌本体的多元化也要求我们包容宋诗的推陈出新并以不同视角加以欣赏。但从诗歌的本质和审美价值来看，宋诗是无法望唐诗项背的。

　　唐代逍遥自适的诗风从来不乏天工之美。尤以太白为代表的盛唐诗兴象玲珑而韵致高远。而李白奇幻浪漫的诗风深得庄子的神韵，他的古风（其二）写道：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他向往古时雅正之音，崇尚“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期待恢复“元古清真”。胡应麟称:“太白诸绝句，信口而成，所谓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者。”④这种无意于工的逍遥自适，正是李白化“画工”为“化工”的精髓所在。

　　而宋以后的诗歌则迥然不同，明显缺少了自然天工、淳如天籁的“元古”之美。而这种新变，不仅是宋人有意为之，而是时代使然。宋代诗人学识丰富，诗多文人诗、学者诗，尤以苏黄主导的宋代诗坛，一时“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蔚成风气。他们以谈理议事为习，以用典措辞为美，久之，则诗意渐消。

　　宋代诗人自知当世诗歌风雅不再，苏轼在《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中哀叹今不如昔：

　　大雅初微缺，流风困暴豪。张为词客赋，变作楚臣骚。展转更崩坏，纷纶阅俊髦。地偏蕃怪产，源失乱狂涛。粉黛迷真色，鱼虾易豢牢。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

　　苏轼追慕古雅，却无法改变“展转崩坏”的诗歌走向，而且在诗风变异过程中，苏诗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张戒《岁寒堂诗话》：“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余之此论，固未易为俗人言也。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⑤张戒认为汉唐诗无镌刻之弊，遂成上品；而宋诗以论典为工，而诗意扫尽。自宋以后，诗歌走向“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的不归之路。

　　通过唐宋诗的对比，虽然不能片面作结，但综观中外诗人、艺术家，无论如何才艺惊人，若缺少纯粹之心，很难创造出真正的杰作。诗性思维是一种童心思维，李贽童心说：“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⑥指出读书识理的两种结果，读书可以成就一个人的诗意童心，亦可摧毁之。但大多数人属于后者。

　　三、“文灭质，博溺心”的现实意义

　　人类在享受物质文明的同时，生态环境却日遭毁坏，人类起初的灵性和质朴也随着自然破坏渐趋消隐，元初的诗性智慧迅速被世俗知识取代而泯灭。

　　如果诗歌是一个民族心灵的映像，各时期的诗歌都是时代文明的缩影。今天的诗歌，已随着信息爆炸时代的到来被驱逐出大众的文化视野，浮躁的土壤里结不出诗意的果实来。如顾城说：“当我想成为诗人的时候，我就失去了诗。”

　　这是一个文学作品大量繁殖的时代，以小说为代表的网络文学成了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而诗歌成了失宠的孩子，天性的诗心被催眠，诗歌变得陌生化，古代奉为大雅的诗歌，现在却鲜有人问津。小众的诗人与读者群无论从创作质量和欣赏水平上，都无法重燃诗歌的生机。

　　今天在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存在着数以万计以文学研究为业的人群，众多学子怀着满腔热情投身文学，却发现文学的价值往往在研究中逐渐淡化；在那些定期出版的研究“成果”中，真正对文学生命有所贡献的文字却异常稀缺！其意义通常作为一个通行证，用后便弃之如敝履，在浩如烟海的论文世界里永久尘封。现代文学制造出的大量理论，已经与文学最初的本质渐行渐远。

　　谈到文学的现状，教育是不能避开的问题。儒家经典《大学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面对“文心不古”的现状，教学改革呼声从未间断，但“文学工具论”却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审美和人文的价值一直未被有效重视起来。一贯用西化的理性思维来解剖中国文学的内涵，却忽视了文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曾经作为养心治性之学的文学，相当一部分似已变成庄子眼中“溺心灭质”的“知识”。当然，这并非只是教育问题，整个社会大环境催促我们向知识靠拢。而对于现实的过多关注，会让我们忽视心灵深处的探索与感动，在世俗知识与智慧迅速增长的同时，丧失了天地思考的本能。而这种思考，却体现着人类生命哲学中的最高智慧。

　　若想复归文学以生机，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思考一下庄子“文灭质，博溺心”的意义，或许在古老的生态智慧中，可以解答今天文学的生存问题。当然，出于对古代蒙昧落后生存状态的恐惧，复归原初诗性世界终归是一个不可能实现也不被普遍接受的梦想，但却会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审美理想始终存在，用以反思或者用来缅怀。


　　【注释】

　　①②（晋）郭象，（唐）成玄英：《庄子注疏》，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7页，第300页。
　　③王水照：《历代文话(六)刘熙载：艺概·文概》，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5555。
　　④胡应麟：《诗薮·二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7页。
　　⑤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0页。
　　⑥李贽：《李贽文集·焚书·卷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