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宗僚·考辨

文/沈伯俊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辑
 

　　嘉靖元年（１５２２）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和《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之后，目录之前，有一个《三国志宗僚》，是一份汉末三国人物的名单。明代的其他一些《三国》版本，也有一份与之基本相同的名单，而其位置、名目则不尽一致。如万历十九年（１５９１）周曰校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其位置、名目皆与嘉靖元年本相同；万历、天启年间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实为叶昼假托）置于《三国志演义序》和《读三国史答问》之后，仍题为《三国志宗僚》；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余氏双峰堂本《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置于目录之后，题为《按史鉴后汉三国志君臣姓氏》；汤宾尹本《三国志传》置于目录之前，题为《三国志传姓氏》；乔山堂本《三国志传》置于目录之后，题为《三国志传君臣姓氏》，等等。

　　长期以来，不少人把《三国志宗僚》视为《三国演义》的人物表，由此得出“《三国演义》写了４００多个人物”的错误认识，并将这一错误认识写进多种文学史、小说史，以讹传讹，积非成是。为了有利于《三国演义》的研究与教学，对此实不可不辨。

　　一

　　首先必须指出：《三国志宗僚》决非小说《三国演义》的人物表。只要稍加对照检索，就可以看到这样十分明显的事实：

　　一方面，《三国志宗僚》中的一些人物，如蜀汉方面的杨戏、诸葛乔、陈祗、卫继、常播，曹魏方面的袁涣、张范、凉茂、国渊、徐奕、何夔、邢顒、鲍勋、司马芝、温恢、郑浑、仓慈、阎温，东吴方面的孙虑、孙霸、孙奋、士燮、贺齐、钟离牧、是仪、胡综等等，根本就没有在《三国演义》中出现。

　　另一方面，《三国演义》中的许多人物，也根本没有列入《三国志宗僚》，如蜀汉方面的陈式、张绍、邓良、张峻、费观、高翔、胡济，曹魏方面的陈骞、陈泰、邓敦、丁斐、董寻、郝昭、桓嘉、蒋干，东吴方面的乔国老、大乔、小乔、丁封、全端、全怿、沈莹、张布、张悌、赵咨，其他政治集团的何进、皇甫嵩、韩馥、张济、樊稠、韩暹、杨奉等等，都是如此。至于《三国演义》虚构的许多人物，如貂蝉、吴国太、郑文、李春香、带来洞主等等，当然更不可能列入《三国志宗僚》。

　　综观这两方面的事实，可以肯定，《三国志宗僚》与《三国演义》的人物表确实不是一码事。

　　《三国志宗僚》的这份人物名单，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它大致抄录自西晋陈寿所著史书《三国志》的目录（包括纪、传和附传）。

　　将《三国志宗僚》与《三国志》目录加以对照，可以看到：凡是《三国志》目录中有的人物，不管是否在小说里出现，《三国志宗僚》中都有（仅有个别刊刻时遗漏，如蜀汉部分遗漏樊建、王嗣）；反之，《三国志》目录中没有的人物，除了少数例外，《三国志宗僚》里也没有。二者的主要区别有两点：其一，《三国志》是按魏、蜀、吴的顺序编排的，《三国志宗僚》则按蜀、魏、吴的顺序编排。其二，《三国志》的附传系于相关本传之后，这是史书的正体；《三国志宗僚》则将附传人物集中于各个部分之后，二者各有其方便之处。明白了《三国志宗僚》与《三国志》目录的对应关系，上面所说的两个方面的事实就豁然开朗了。同样，下列情况也就易于解释：为什么《三国志宗僚》里没有麋夫人？是因为《三国志》没有为麋夫人立传（由于麋夫人早在长坂之战以前即已去世，加之麋芳投降东吴，对关羽之死负有一定责任，故刘备称帝后，没有追谥麋夫人）。为什么《三国志宗僚》里找不到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因为他们是西晋王朝的创立者，记述其生平业绩的“纪”不在《三国志》中，而在后来修纂的《晋书》里。由此可见，《三国志宗僚》只不过是《三国志》目录的略为走形的翻版，根本不是小说《三国演义》的人物表，根据它来统计《三国演义》的人物数量，其结果当然不可能是正确的。

　　其次，根据我的统计，《三国志宗僚》所列人物共计５０８人。以往的学者并未仔细点数，只是约莫估计一下，便提出“４００多个人物”之说，即使是对《三国志宗僚》而言，也是不准确的。

　　由此可见，所谓“《三国演义》写了４００多个人物”的说法，乃是粗枝大叶的产物，完全是错误的。

　　那么，《三国演义》究竟写了多少人物呢？我在《三国演义辞典》（巴蜀书社出版）的《人物》部分总共列出１２５８个辞条，除去２８个互见条目（如“魏文帝”、“魏武帝”、“阿斗”、“后主”、“先主”等），实际介绍《演义》写到的人物１２３０个。这些人物，绝大多数都是有姓有名，总共大约１０００人；少数没有姓名者，也与其他人物有明确的亲属关系（如“司马昭妻”、“董卓之母”、“徐庶之母”等）。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某些没有姓名的过场人物，如那位因敲诈勒索而被张飞鞭打的督邮、水镜庄上那位一见刘备便叫出其姓名的牧童、卧龙冈上那位不耐烦记一长串头衔的清雅小童，等等）；至于一般的“使者”、“差役”、“军士”、“侍女”之类，更不计算在内。

　　因此，正确的说法是：《三国演义》总共写了１２００多个人物，其中有姓有名的大约１０００人，确实是古代小说中写人物最多的巨著。

　　二

　　《三国志宗僚》不仅不是小说《三国演义》的人物表，而且在撮录史书《三国志》的时候，还产生了不少错误。下面试列表举例说明。

　　●《三国志》　　　　●《三国志宗僚》 错误原因

　　孙乾，字公祐　　　　孙乾，字功祐　因“公”“功”同音而误。

　　杨仪，字威公　　　　杨仪，字公威　刊刻时字序颠倒。

　　郤正，字令先　　　　郤正，字令光　因“先”“光”形近而误。

　　黄权　　　　　　　　董权　因“黄”“董”形近而误。

　　王平，巴西宕渠人　　王平，巴西岩渠人　因“宕”“岩”形近而误。

　　赵戬　　　　　　　　赵戲（戏）　因“戬”“戲”形近而误。

　　射援　　　　　　　　射受　因“援”“受”形近而误。

　　王谋　　　　　　　　王谌　因形近而误。

　　程畿　　　　　　　　陈幾　因形音近而误。

　　赵累　　　　　　　　赵景　因“累”“景”形近而误。

　　华歆，平原高唐人　　华歆，平原高堂人　因“唐”“堂”同音而误。

　　郭嘉，颍川阳翟人　　郭嘉，颍州阳翟人　因“川”“州”形近而误。

　　刘晔，字子揚　　　　刘晔，字子陽　因“揚”“陽”同音形近而误。

　　李通，字文達　　　　李通，字文遠　因“達”“遠”形近而误。

　　田豫　　　　　　　　田预　因“豫”“预”同音形近

　　程晓　　　　　　　　孙晓　《三国志·程昱传》附“孙，晓”，抄录刊刻者误解为孙晓。

　　孙资　　　　　　　　刘资　《三国志·刘放传》附“孙资”，抄录刊刻者误解为“孙，刘资”。

　　孙观　　　　　　　　臧观　《三国志·臧霸传》附“孙观”， 抄录刊刻者误解为“孙，臧观”。

　　孙綝　　　　　　　　孙琳　因“綝”“琳”形近而误。

　　诸葛瑾　　　　　　　诸葛谨　因“瑾”“谨”同音形近而误。

　　表中所列，并非《三国志宗僚》错误的全部。除了姓名、字号、籍贯错误之外，职官错误、人物关系错误也有一些。如孙乾官至秉忠将军，而《宗僚》误为“秉中将军”；刘封官至副军将军，而《宗僚》误为“副将军”。这些错误，大多数系因音近、形近而误，少数则或因阅读史书不细，或因理解史书有误所致。

　　三

　　上面的论述，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三国志宗僚》并非小说《三国演义》的人物表，二者有许多错位，因此不能把《宗僚》作为统计《三国演义》人物数量的依据；第二，《三国志宗僚》本身存在许多“技术性错误”，需要加以校正。这里的第一个问题，绝不会是由小说作者造成的――世界上哪有如此糊涂的作者，连自己作品的人物有哪些都不清楚的呢？杰出的作家罗贯中当然更不会这样。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三国志宗僚》肯定不是罗贯中原作所有。

　　那么，这份《三国志宗僚》是从什么时候加在《三国演义》卷首的呢？我认为，是在《三国演义》成书以后，以抄本形式流传的过程中。从《三国演义》成书到刊刻印刷，时间长达一个半世纪。在这一百数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①。这个传抄的过程，就是《三国演义》逐步扩大其影响、提高其地位的过程。在史官文化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文化背景下，为了迎合尊崇史籍，“以史为鉴”的社会心理，进一步提高《三国演义》的地位，有“好事者”把史书《三国志》的纪传目录抄录下来，置于《演义》卷首，使其在形式上“亦庶几乎史”。这种作法，得到了其他传抄者的认同和仿效，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后来的刊刻者所接受。今存的大约３０种明代《三国》版本，大多数都有这样一份来自史书《三国志》的人物名单，就是这个道理。

　　让我们再作一点考察。在明代《三国》诸本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志传》这两大版本系统中，这份人物名单大同小异。“同”的方面：不仅绝大多数来自《三国志》的人物基本相同，而且个别不见于《三国志》的人物，如周仓，各本也都相同。“异”的方面：本文开头已经谈到各本名目的差异；而在内容上，《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和《三国志传》系统也有区别。比如，在双峰堂本《三国志传》卷首的《后汉三国志君臣姓氏》中，首先是“东汉二帝”（汉灵帝、汉献帝），然后才是蜀、魏、吴三国君臣姓氏；在蜀汉部分的“附传”里，有嘉靖元年本《三国志宗僚》所无的关索、王甫、诸葛尚、王志等人；其中关索在嘉靖本正文中根本没有，而仅出现于《三国志传》中，王志则出现于说唱词话《花关索传》里。由此，我们又可以得到这样几点认识：１、《三国志宗僚》和其他《三国》版本中与之相似的人物名单，大致抄录自史书《三国志》目录，但也加上了个别小说中的人物。２、有学者认为《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已有一些学者对此予以辩驳。对《三国志宗僚》的考察证明，从罗贯中原作到嘉靖元年刊本之间，确实有一个相当长的抄本阶段，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成书于明中叶”说难以成立。３、由于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现存最早的《三国》刻本，过去一个长时期中，人们误以为它就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甚至就是罗氏原作，并以为《三国演义》只有由嘉靖元年本派生的一个版本系统。近一二十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分别撰文，指出嘉靖本并非其他版本的祖本，而是一个经过较多修改加工的版本，诸本《三国志传》是自成体系的②。本文的考辨，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见解。

　　归根到底，《三国志宗僚》并非小说《三国演义》的人物表，将它置于《三国演义》卷首，固然有历史的原因，但毕竟有牛头不对马嘴之嫌。所以，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三国演义》时，毅然删去了其底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卷首的《三国志宗僚》。随着毛本《三国》逐步战胜其他版本，《三国志宗僚》也就成了历史的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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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
　　②参见拙作《八十年代以来＜三国＞研究综述》，收入《稗海新航――第三届大连明清小说国际会议论文集》（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７月第１版）。

　　作者简历：沈伯俊，男，1946年4月生于重庆。原籍安徽庐江。汉族。197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1980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收研究人员考试，以四川省文学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曾任副所长、副研究员。现任哲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中华文化论坛》副主编、四川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