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与宋史

文/曾祥波 2016年11月24日　来源：光明日报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辑
 

　　“中国文学的长河，是以诗歌为主流的。”其中唐诗、宋诗双峰并峙，成就最为突出。唐诗的总集出现较早，为唐诗研究奠定了较好的研究基础。相对于唐诗研究而言，宋诗研究相对薄弱，这与宋诗数量较大，且在相当长时间内缺乏全集有关。1998年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72册出版后，宋诗研究有了比较坚实的文献基础。就宋诗选注而言，不论是古典时期的宋末方回《瀛奎律髓》、晚清近代陈衍《宋诗精华录》等，还是现代学术语境中的钱钟书《宋诗选注》、缪钺《宋诗鉴赏辞典》、金性尧《宋诗三百首》、张鸣《宋诗选》等，都侧重于对宋诗文学性的选择、注释与阐发。然而宋诗与唐诗之不同，在于宋诗作者（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身份与唐代诗人有极大差异。简言之，宋代诗人以文官阶层为主，他们具有国家政权主人翁的心态，对国家政治、社会民生有极其强烈的使命感和参与感。与唐代诗人的“布衣感”及唐诗中的“少年精神”不同，宋代诗人这种“先天下之忧”的心态使得宋诗具有了某种“中年气质”，也就是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在《全宋诗》中，直接反映国家政治、社会民生各层面的诗作数量较大，质量也较高。所谓“唐诗主情，宋诗主理”的文学性论断之外，有必要加上“宋诗重事”一点，才能更为全面地反映宋诗的总体情况。

　　自2004年起，笔者从《全宋诗》20余万首诗篇中，选取了带有反映现实的“诗史”性质者近300首，分为立国、建都、政事、党争、内患、外交、边防、经济、文化九门，一诗一事，加以笺疏。笺疏分为“笺说”与“疏证”两部分：“笺说”主要说明诗篇的本事背景、作者撰写时地及其写作意图、学界对此诗所涉历史问题的基本认识、笔者对该问题的个人新见等，属“串讲”性质；“疏证”则引用第一手文献资料，说明具体诗句中的时地、人物、事件、典章制度、引文出处、用典等问题，属“引证”性质。另外，每门之前撰写小序，对该门所涉诗篇、史事的相互关系进行一一对应、前后联系的概述，以期使读者获得该门诗篇所涉宋代史事的基本认识。书末附有“宋代史事年表”与“作者及篇名索引”，将书稿中诗篇所涉及的宋代史事按时间顺序编录，并在史事下附写了诗篇名称，有助于读者在时间线索下通览全书内容，快速检索。

　　从微观研究的层面来看，此书所选近300首的绝大多数（280余首）是首次被加以注释，具有阐释上的原创性。以下所述难点及创新之处，具体到每一首笺疏，都有着一种或多种的存在：

　　考证诗篇的著作者及其社会（职务）身份、诗篇所属本事、诗篇写作背景及深意等。如“党争门”刘克庄《读本朝史有感十首》，历来据“宛委别藏本”《平庵悔稿》认定为项安世所作，《全宋诗》亦从之。笺疏据《后村先生大全集》的版本流传情况、刘克庄的实录院任职经历及写作特点考订此诗当为刘克庄作，诗题“本朝史”专指宋代实录，此组诗所述事件以时间先后为顺序，表现出明显的“编年”迹象，而每首诗所述则以某一位或两位人物为中心，又体现出“传记”特点，正符合《实录》“编年附传”体的特点。再如“边防门”曾巩《边将》，笺疏指出诗云“太傅李汉超，侍中何继筠”，二人传记见于元修《宋史》，元修《宋史》以宋修《国史》为基本史料来源，而曾巩修撰《三朝国史》之太祖朝《国史》，正包含了何继筠、李汉超传记；另外，《边将》中若干意见来自贾昌朝《备边六事》，这与曾巩担任修撰国史职务时接触贾氏奏疏也有关系。故此诗为曾巩写定何继筠、李汉超诸将《国史》传记后有感而作，是难得的诗、史属同一作者、可堪互证的第一手材料。

　　对诗篇的阐释既采用第一手史料，又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作出新证。如“文化门”薛季宣《读舒王日录》云“周家道备骊戎变，流俗原来不误人”，笺疏指出“流俗”语出王安石“三不足”说。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指出“人言不足恤”或作“流俗不足恤”，此诗恰可为邓说之补证。另外，笺疏进一步考证了王安石集团对“流俗”一语之定义，强调“流俗”内涵所指为反对变法的士大夫阶层，而非通常认为的“普通民众”。再如“立国门”王庭珪《和李巽伯少卿见怀》，笺疏在邓小南《关于“泥马渡康王”》考证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此诗是现存最早涉及“泥马渡江”之诗篇，并首次将传说中“渡河”改为“渡江”。“泥马渡河”转化为“泥马渡江”之契机，在于《晋书·五行志》载太安时期童谣“五马游渡江，一马化为龙”，南渡初年士大夫好以东晋拟本朝，历史情境的相似性以及相应的文化心态都值得玩味。

　　对诗篇的阐释结合了个人研究心得。如“政事门”杨偕《郡舍偶书》云“斯文自信惊天地，吾道谁知系国家”，杨偕是宋代“台谏之重”的首次事件“伏阁谏诤”的参与者，他“自信”可以“惊天地”的“斯文”，正是宋初道统、文统的习惯指称；“系国家”的“吾道”，则是与道统、文统对应的“正统”学说。《宋史》本传称杨偕“敢为大言，数上书论天下事”，底气正是源于师承有自的新“三统”（道统、文统、正统）学说。又如“内患门”陆游《泸州乱》，笺疏指出泸州之乱绝非一地小衅，关系蜀中安危，此乃南宋特殊历史环境下泸州的独特地理位置使然。宋代川峡四路中，川北平原的成都府路为蜀中政治经济中心区域。北宋时期，成都府路可北上经利州路进入陕西，连接河南；亦可南下经梓州路（泸州）、夔州路（重庆），由长江水路进入荆楚平原。南渡后，陕西大部不复为南宋所有，利州路已不可通往关中，故四川与临安行在的通道只剩下唯一的长江水路。成都府路欲抵临安，必以泸州为枢纽，方能经重庆出峡。泸州遂成为川峡四路中，内可沟通成都府路（成都）、夔州府路（重庆），外可连接蜀中与江南的战略重地。南渡江山，蜀地可称半壁，而一部《宋史》四百六十九卷，独以泸州为边面之地作结，可见其枢纽地望之重。再如“文化门”谢枋得《和游古意韵》，笺疏指出赵氏孤儿故事在宋代得到了高度认同，有宋神宗朝、南渡初与宋季三次集中提及“赵孤”话语，尤以宋季遗民以此表达忠义之情、故国之思最甚。纪君祥与《赵氏孤儿》实为宋遗民之隐语表达：“纪”为纪念，“君”即幼君赵昺（祥兴帝），“祥”是赵昺年号“祥兴”之“祥”。杂剧“赵氏孤儿”的化名“程勃”不见史传记载，是出自剧作者的文学创造，“勃”者兴也，正指赵昺年号“祥兴”之“兴”。托名“纪君祥”并撰写《赵氏孤儿》以纪念幼帝赵昺者，可能是文天祥幕僚、宋季入元之遗民、著有《青山集》的赵文。

　　宋诗之重视反映现实，与宋人推崇杜甫“诗史”特点有关。当然，就单个宋代诗人而言，其诗作远不能达到杜诗“诗史”的高度。但就“全宋诗”而言，从中选取、汇集反映社会现实的若干篇章，则可称之为“宋诗史”而无愧。诗、史虽体制不同，然小而言之，皆能见智识之超拔，成价值之判断，为情感之依托；大而言之，承前启后，以维系一国家一民族之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诗、史互证发明，理有固然。以是揆之，《宋诗史释》亦可视为《宋诗纪事本末》或《宋史别裁集》也。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宋诗史释”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