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想写写我的父亲，确不知从何处下笔，因为父亲是平凡的，平凡的如浩瀚银河中遥远的一颗小行星。不写写我的父亲，确又觉得心存遗憾，因为父亲平凡的人生注入了太多的不平凡。每到夜深人静时，茫茫太空中那颗若明若暗的小行星，就在我心的天幕上闪闪烁烁，常常使我难以入睡。


　　父亲今年88岁了，是一个有着近72年党龄的老党员了。父亲1921年10月出生，和党的生日相差百日。父亲1937年8月在部队入党，和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时隔一月。父亲的一生都与共产党有缘。
　　
　　就从父亲在抗战前线入党说起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英勇的中国人民为了抵抗强敌的入侵，和日本鬼子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那年父亲还不到16岁，就奔赴了抗日战争的前线。

大清河保卫战

　　1937年7月中旬，父亲跟随吕正操领导的抗日队伍，回师北上抗日。部队从石家庄出发，先开到河北任丘县，于8月底开到河北安次、永清一带，参加了大清河保卫战。

　　那一次急行军，他们一宿跑了一百一十多里，紧着吃了顿小米干饭，天明赶到了阵地。在永清境大清河堤南，与日本鬼子打了第一场硬仗。

　　我军在大清河南岸，日军在大清河北岸，日本鬼子当时装备精良，地面有机枪大炮扫射狂轰，天上有飞机侦察轰炸，压得我军抬不起头来，再加上我军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好，几乎没法隐蔽，部队的兵力、武器、装备也都不行，当时父亲所在部队伤亡不小，相邻的一个团1500人死伤五六百，阵地失守，三营的两个营长都阵亡了。

　　仗一直打到了天黑，部队战士饥渴劳碌，死伤惨重……

　　大清河一仗，是父亲参军后与日本人鬼子打的第一仗，也是父亲第一次上前线。当时父亲所在部队是吕正操为团长的691团，父亲任政治部通讯员。他佩戴马枪，带有一盘子弹（5粒），主要任务是持枪护卫首长，并随时传送口头通知，如哪连所处位置在哪儿，哪儿有伤亡，敌人火力情况等，与司令部特务团侦察员随时取得联系。父亲说，他们在枪林弹雨硝烟弥漫里钻，嘎嘎的枪声呼啸着在耳边炸响，他亲眼看到了被敌人炸死的干部战士的惨状和壮烈情景。

加入共产党

　　那是1937年8月，晚高粱快熟了，他们躲藏在大请河滩上高粱地里休整，几天后，部队又南撤，南撤时又经任丘，走到任丘县与河间县交界处，在卧佛堂村的大庙里，他们吃了顿饭，杂和面饼子。休息时，团宣传队少先队队长王林教他们学唱了《国共合作歌》。

　　之后，部队继续南撤到河北饶阳县境内，在饶阳县大官亭，部队休整了两三天，在这里，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团政治部文书科科长张士珍，油印室股长张才能。

　　一天，在一个老乡家的院子里，张士珍和张才能找到父亲，张士珍对我父亲说:“小G，你工作不错，对共产党感情也挺深，你入党吧，俺俩给你当介绍人。”

　　“入党净干什么？”父亲问。

　　“干这个：抗日、打鬼子、打倒军阀、打倒地主，解放全中国，使穷人有饭吃……”。张才能说。

　　“入！写上我的名吧！”父亲说。

　　他们给了父亲一张纸，一支钢笔，他们说着让父亲写了这么几句话：“今后我决心跟党走，热爱党，打日本，救穷人，解放全中国， 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为了党的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父亲签了名,他俩也签了名.当即举起右手攥紧拳头宣誓,把自己写的话念了一遍。这就是父亲的入党誓词了。

　　战争年代的入党誓词，虽然简短，但主题突出，把党在抗战时期的目标和任务表述的简洁明了，铿锵有力。战争年代，一个热血青年一旦投入党的怀抱，就要经受生与死的考验，就要随时准备为国为民献身。那简短的入党誓词可是字字千钧啊！


　　那时，父亲饱含着一腔革命热情，饱含着对共产党的一片真情，平时工作积极主动，有什么艰苦、危险的任务总是抢着干。加入中国共产党，跟党闹革命是他的夙愿。驱逐日本鬼子出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属于自己的平安日子，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是他们那一代年轻人前仆后继为之奋斗的目标。

　　1937年8月的那一天，是父亲投入党的怀抱的日子，父亲火热的心激烈地跳动在哪个火红的年代，那个火热的日子里。

　　　　 根据父亲抗战回忆录整理。

　　　　　　　　　　　　　　　　　　二〇〇九年六月三十日

父亲的真情（二）

　　父亲的真情，还是由父亲来讲吧，抗战的故事，抗战老兵讲出来更真实、更受听，所以，第三人称改第一人称了。下边是老父亲抗战回忆录节选〔绿荷〕

梅花镇大屠杀

　　我们在饶阳县城北，过了滹沱河，接着南撤，我们又到了束鹿，藁城、赵县、晋县等地，那时整个沧石路以东走遍了，走过的村镇有好多不知道叫什么名，也不知道属哪县。给我印象较深的是藁城县梅花镇，其实我们机关没去梅花镇。

　　1937年10月间，我军在梅花镇一带连打两仗，勇挫日军，官兵抗日势气高涨，但当第二天我军撤离梅花镇后，日本鬼子把梅花镇重重包围，连续几昼夜，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敌人烧杀抢掠，几乎把这个村子毁绝，全村被杀戮一千五百多人。我们团机关当时在其东边的四德村，听说那死人的场面惨不忍睹。

部队改编

　　第二天，我们团往东开，到了晋县小樵镇。目睹日本鬼子的残暴行径，梅花镇村民大半惨死的现实，迫于抗战形势的需要和全团官兵强烈的民族自尊的激情，在小樵镇，团领导紧急决定，实行改编，北上抗日。

　　那是10月里的一个晚上，在小樵镇一个大土围子里，有两千来人，吕正操团长宣布，691团正式脱离五十三军，部队实行改编，称“人民自卫军”。我们通讯大队跟两个营，四个直属连一块改编成三个总队。从此，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华北开展了艰苦卓绝的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

北上抗日

　　我们从小樵镇北上，到了深泽，呆了七八天，然后到了博野、蠡县、高阳。从蠡县到高阳那天刚过晌午，高阳城四门紧闭，地方武装不让进城。一个下午经反复与之协调不成。晚上，我军开打，枪毙了地方武装头领尹松山。我军牺牲了一个营长。高阳城净空房了，通讯大队住在东街（现在的东街小学）的排子房里。

　　10月底，天冷了，我军在高阳换上了棉衣，得到了休整。孙志远来了高阳。高阳县当时是保属特委活动的中心，地方党早已组织了群众武装，在此，我们发动群众，参加人民自卫军、游击队，开始建立抗日政权，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我们的口号是：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这样，我们的队伍扩大了，达到了五千多人，还成立了三个步兵团，一个特种兵团，一个特务营。军需物品也得到了补充。我们在高阳驻军两个来月，到12月中旬，吕司令、孙志远，带一部分主力去了路西，我们由孟庆山、候玉田领导留下来打游击,部队主力去路西后,日军进攻高阳,我们马上撤出高阳奔了肃宁，然后在饶阳、武强等沧石路以北打游击，路南没去过。

司令部移驻青塔镇

　　1938年初，我们人民自卫军主力从平汉路西回到冀中，驻在安平，我们两部分队伍又汇合了，之后，由孟庆山带十七、十八、二十四三个团赴大清河一带开辟抗日工作。

　　四月间，黄敬来安平任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年轻，二十多岁，长得精神，又有才华和工作能力，来前曾任中共北岳区党委书记，在安平，由他主持召开了冀中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开了十几天，每天我们通讯大队都轮流到会场（大树林子里）执勤。会后，冀中的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成立了冀中军区和四个军分区，由吕正操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和冀中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任副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整编期间，我们的主力部队在保定、定县、徐水、安国等铁路沿线多次与敌人冲突激战，地方游击队也大力配合，取得了可喜的战果。

　　六七月间，我们冀中军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由安平移驻任丘县青塔镇，准备开辟大清河以北的抗日根据地。当时任丘县青塔、出岸一带，是冀中区党委、行署、军区等机关所在地。冀中区的工农妇青和文化界等群众组织也都住在这里，因此，当时的青塔、出岸等村镇就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首府。在青塔，部队设有招待所，在青塔西北头路北一个大院里。招待来司令部办事的人吃顿饭。

　　这时期，我军先把任丘县城西边的土匪武装头子收拾了，到秋天时，成立了第五军分区，司令员是朱占魁。第五军分区后来改编为十分区，坐镇大清河一带。

　　到青塔后，冀中军区政治部驻南街路西一个地主大院，叫“高台街上”，我们通讯班驻南屋，孙志远主任住东屋，孙主任的勤务员挂警卫，挺精神，比我小点，他叫解丰毅，我们天天在一起，关系很好。

　　在青塔时，我们通讯连传达室有个大白报纸本子，送信之余，我就拿钢笔在大本子上练字。有一天，我正在练字，来了两个人，说是北上挺进支队的司令员白静洋，还有一个政治主任叫杨琪良，来政治部找孙志远主任，当时孙志远主任就在场，我把他俩登记上，他们一看我写的字，都夸好：“小伙子，写这么好字啊，你上了几年学呀？”我说：“就上了一年学”。我当通讯员哪天也得动笔，我的字大多是在部队练的。

　　　　　　　　　　　　　　　　　　二〇〇九年七月八日

父亲的真情（三）

程子华来冀中

　　1939年初，我们在任丘县汜头（汜水）李庄，欢迎程子华来冀中，程子华任冀中军区和八路军第三纵队政委。程政委来时，从陕北带来了一批（不到100人）政工干部，充实了以原691团改编而来的军政领导，加强了团营的干部力量。建立和健全了八路军的一套政治工作制度，使我们冀中的部队走向了正规化。

　　程政委是个大个子，长的白净，尖下颌，漂亮、精神。他是老红军，黄埔军校毕业，红军时期当过师长、军长、军政委，军团政委；指挥过许多战斗，负过重伤。后来我在给他送信时，常看见他的右手缺食指，不知是哪场战斗伤残的。

　　程政委为人忠厚、诚恳、沉着、老练，平易近人，关心干部战士和群众疾苦。他来冀中后，非常重视把红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贯彻到我们年轻的三纵队中，是文武双全的军政指挥员。
　

冀中军区的编制与驻地

　　1939年三四月间，冀中军区机关召开了整训会议。这次会议后，我们三纵队主力部队走向了正规化，政治机构也设置齐全了。我记得的情况是：

　　冀中军区司令部驻任丘县大王果庄。

　　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
　　政治委员：程子华。
　　参谋长：李英武。

　　冀中军区主任公署驻南曹口。

　　主任公署主任：吕正操。
　　主任公署副主任：李耕涛。

　　主任公署主要负责冀中各县的抗战工作。
　　冀中军区政治部驻在任丘县汜头李庄冯家大院。

　　政治部主任：孙志远。

　　冯家大院在汜头李庄东西大街东头，门朝西开，主人叫冯鸿业。政治部主任孙志远住西屋的里间屋，组织部部长李梦龄和统战科阎科长住外屋。汜头李庄一块儿叫，是因为李庄离汜头近，隔着一个很大的土疙瘩，西南边是汜头，东北边是李庄，冀中军区敌工部训练班就在大疙瘩上，上面有一大溜子房，部长在李庄街里住，跟政治部住一块儿。

　　冀中军区政治部下设五部：

　　1、宣传部：部长张继之，住任丘县汜头李庄。

　　2、组织部:部长李梦龄，驻任丘县汜头李庄。

　　3、敌工部:部长林杨（在青塔时刘亦瑜是敌工部部长，刘亦瑜外号刘疯子。他走后林杨继任）住任丘县汜头李庄。

　　4、除奸部：部长罗文芳，住任丘县庞许庄。除奸科科长刘亦珂。

　　5、民运部，部长兼直属队政治处主任李之琏。

　　直属队干事两个,一个叫马迎仙,一个叫尹文明。

　　抗联主任:史立德

　　军法处处长叫边半仙(化名), 驻任丘县汜头李庄北边的小高庄村。


　　《冀中导报》社在任丘县出岸村。

　　编辑科科长:魏泽南。

　　教育股也在任丘县出岸村。

　　教育股股长:李省三。

　　《冀中导报》是冀中区党委的机关报，刚出版时叫《导报》，1938年创刊于青塔出岸附近的陈王庄村。

　　我上过一次《冀中导报》，是因为我丢过一封信。那天，我挎包里装的信太多了，不知什么时候把一封信掏丢了，那是一封折叠成“贝”字形的信。油印的《冀中导报》上登出了一条消息，大意是：通讯员某某丢失信件一封，是寄给敌工部林杨部长的，恰巧我部田锡禄拾到已上交，特提出表扬。同时，向某某提出批评，以引起注意。当时这件事叫我很是内疚。

　　我们住在冯家大院西南斜对着的院里，门朝北开。通讯员们也轮流值班。每天早上都到冯家大院东北的大场里跑步上操，也常常看见林杨部长，早早地起来，手夹着烟卷在大场里看我们跑操或自己低着头散步。

　　在汜头李庄，是我当兵期间生活最好的时期，每天吃杂和面捧子，还常常有小半碗肉菜。部队上优待俘虏，我们还每天给俘虏的十多个日本人送《冀中导报》，他们住在汜头李庄西头路北崔家大院里，炊事班还给他们送大米饭、猪肉菜吃。后来攻打泊镇，我们夜里紧急转移，途中，日本鬼子宫本跑了，白优待他们了。
　

欢迎贺龙领导的120师

　　程子华政委来冀中后不多几天，我们在河间县惠泊口村欢迎贺龙师长和关向应政委带来的八路军一二○师。

　　1939年2月初，那天正是大年三十。傍晚，司令部来了几匹高头大马，来到汜头李庄政治部，召集官兵在冯家大院开会。通讯班副班长辛八急忙招呼我马上到会场执勤。我赶紧跑到会场，离首长非常近的地方值勤。首长们开会讲话时，别人不能离得太近，我们机关通讯员可以站到首长身边执勤。

　　会场坐北朝南，搭着个席棚子，摆着几张没漆的长条木头桌子，一溜凳子，台上是黑漆木头桌子，首长们站着讲话，其余首长都坐着纪录。

　　与会人员100来人。

　　天黑了，点着了烧煤油的泡子灯。

　　大会由政治部主任孙志远主持。首先由吕司令做报告。吕司令说：这次大会参加人员有司令部、政治部科、部级以上机关干部、连队以上干部。接着，在讲了当前形势和作战任务后说：党中央给咱们冀中军区派来了一位领导──程子华政委，下面由程政委讲话。……

　　那时期开会，领导讲话前后都不许鼓掌欢迎。程政委讲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论持久战》。

　　接着，吕司令说：全体起立，下面由一二○师师长贺龙同志讲话。贺师长说：我们奉上级的指示来冀中，是帮助冀中人民打日本鬼子来了！主要是：发动群众抗战，扩大冀中根据地，帮助冀中消灭连庄会。贺龙师长的讲话很有感召力，深深鼓舞了我们官兵的士气和斗志。

　　贺师长大个子，很威武，手里拿着个大烟斗，黑胡子，说话声大，有气势，性格开朗，谈笑风生。

　　最后孙主任宣布闭会。

　　正月初二下午，我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各机关，由特务团负责保护，出发向西，过高阳县庞口，到蠡县桑园，又往南经南北吕汉，到了饶阳滹沱河南北岸相对的大尹村。之后，在这一带辗转游击，与敌周旋，夏天去了武强一带，1939年冬，我部在滹沱河两岸地区，坚持与敌斗争，反击敌人的“分区”扫荡，打了多次伏击战。机关驻地常常迅速转移没有定点。在这一年里，日军多次扫荡冀中。

　　1939年阴历9月，贺龙师长带着120师就过道（平汉路）去了路西，去打阎锡山去了。

　　120师给我们补充了不少党员干部，并培养和提高了大批干部的工作和战斗能力。他们在部队中传帮带，让冀中部队在战斗间隙搞整训。我们冀中部队也补充了120师，有好几个营和支队成千上万人，都是挑选的精明强干的官兵，跟着120师一块儿去了路西。

　　　　　　　　　　　　　　　　2009.07.12 周日

父亲的真情（四）

我们的部队纪律严明

　　我们这支队伍，官兵一致，纪律严明。当官的没有官架子，和士兵们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那时候生活艰苦，吃喝都不行。平时都是吃粗粮，小米干饭就是最好的。吃素菜，菜大都是咸菜条子。十天半月能吃上一顿带肉的菜，李之琏、孙生华等首长们还要把仅有的两三片肉拣到我们碗里，我们都不好意思吃，推来推去。解丰毅给孙志远打饭时，拿着小白铁桶，也是打大锅饭。首长们一月５元钱，部长们３元，我们１元。

　　我们常常是夜里行军，露宿街头。不管春夏秋冬，不管走到那个村子，都不许扰民，不许给老百姓添麻烦。战士们在老乡家的门洞外、街两边一靠，打个盹，或者眯糊一会儿，等到住家们早起开了大门，战士们才进老乡的院，有的拿担仗去挑水，有的拿扫帚去扫院子，有的给牲口轧草……帮着乡亲们干杂活儿，常常感动得老乡们不得了。乡亲们把家里不多的好东西大枣、山药、花生拿出来，送到战士们面前，战士们都不吃。一来有纪律，二来老百姓也很穷，我们不能吃。有时候，我们路宿街头，被乡亲们发现了，他们就敞开大门，让出房子，腾出屋子让我们进屋住，但我们纪律严明，谁也不违犯。
　

敌工部长刘亦瑜

　　1938年，我们在汜头李庄时，有一次，李之链部长对我说：“你去给刘疯子送这封信去！”我说：“是！”接过信来扭头就要走。“哎呀！李部长，谁是刘疯子呀？”

　　他说：“你去了一打听就知道了。”

　　我到了敌工部一报告，进去了，见一个人正在炕上侧歪着，我递上信。啊！敢情他就是刘疯子，这不是刘亦瑜吗？我早就熟悉这个刘部长。他长得大个子，大肚子，走道儿有点撇脚，穿着大肥裤子一走扑拉扑拉地……。他说话和气，没官架子，平时还常跟人们闹着玩儿。

　　他是我的老乡，安新县北冯村人。他入党早，是北冯特别支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也是高安任中心县委领导人之一。三十年代在北冯完小任教员时，发动和领导了学潮。他是我姐夫张磊人（在部队时的化名）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他们曾一块儿坚持了长期的地下党的革命工作，是我们冀中党的创始人之一。

　　1928年麦收时，刘亦瑜串连了100多男女青壮年，趁着夜里带头割了自家一块好麦子，又带着人们割了地主们60多亩，为了对付官府和家长的追究，刘亦瑜以装疯的办法自我保护，故得外号“刘疯子”。刘部长干起工作来舍生忘死，真有一股子“疯”劲儿。

　　后来就不见刘部长了，敌工部长由林杨继任。

　　前几年我才听说，刘亦瑜后来去了路西，因所谓托派问题受牵连，含冤而死。可惜可叹呀！

　　　　　　　　　　　　　　　　2009.07.19 周日

父亲的真情（五）

给娘捎回一元钱 娘才知道我参了军

　　冀中军区机关移驻青塔镇以后，在汜头李庄驻军两个多月，那时，冀中抗日根据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空前发展，军民丰衣足食，天时地利人和。也是老天有眼，抗日八年，那八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但年年粮食丰收，没闹什么自然灾害，我们村河套里的地，年年麦子半腰深，五谷杂粮也是好歹一扔上籽就长得挺好。

　　有一天，汜头李庄是个集日，我正在熙熙攘攘的街上走，一眼看见道边上站着我本家的一个堂叔、一个堂哥和赵二叔，他们每人面前竖着一个口袋，是粜小米来了，我非常惊喜，他们见了我也显出惊讶亲切的神情。我们简短相问，当时，我摸摸兜，只有一块钱，让八哥捎给我娘。我嘱咐八哥，叫他告诉我娘，我什么都好，别惦记着我。自此，我娘才知道我当兵了。后来，娘对我说：你那年要不叫你八哥捎回那一块钱来，我还不知道你去了哪呢，你真叫娘担心啊！

　　儿行千里母担忧。那年，我是瞒着娘跑出去当兵的，时隔几个月后，娘才知道了我的下落。现在想起来，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娘该是怎样的惦念，怎样的焦虑，怎样的牵肠挂肚啊！
　

参军入伍

　　那是一九三七年正月，一天，我找到本村同学杨洪祥家，去和他商量怎么去找个生路。我跟杨洪祥同岁，是同学，也是好朋友，论乡亲辈，他给我叫叔。后来，我家境艰难，流浪在外求生好几年，杨洪祥在邻村上完了高小。

　　那天，我对杨洪祥说：“敢情你能吃上饭，我家已断了顿咧，怎么办哪？”
　　他看了我一会儿说：“你别说了，你说怎么着吧？”
　　我说：“要不咱们走吧，不行咱俩就当兵去”。
　　他说：“走就走，不过咱们得偷着走，不能叫家里人知道”。
　　我说：“行，咱们往北走，走到哪儿算哪儿”。其实我知道北边有部队。去年我跟大舅从北平回家过徐水时，就看见那有驻军，说是抗日的队伍。

　　那天，我俩出村奔龙化──教台──韩堡，傍晚到了同口，在同口村南头，我俩碰见我们村嫁去的闺女王丫姑，她回家给我们拿来了一个饼子一张高粮面饼，我俩在村边一家盛满秆草的夹道里宿了一宿。

　　第二天傍晚，到了安肃（今徐水县）。见街上有穿灰军装的兵，一打听，说是吕正操带领的一个团。是抗日的国军（东北军五十三军的一个团）。我俩靠在墙根下蹲着，看了一会儿。见一个官模样的人在那儿过，他最低是个连长，因为他穿的军装跟当兵的不一样。我站起来拦住他说，俺俩要当兵，“官”站住了，看了我们一眼，说：“不要，你们这么点儿，还扛不动枪呢”。

　　杨洪祥说：“俺们非扛枪不行啊，俺们干别的不行啊？”
　　杨洪祥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地上划拉（写字）。
　　官说：“你认得字呀？”
　　“我高小毕业，我不认的字呀？”杨洪祥说。
　　“你呢？”官看着我问。
　　“我也认得字，给他找个好事干，给我找个赖事干也行啊。”我急忙恳求说。
　　官说：“你叫什么？写写”。
　　我随手拾了个白瓦碴片儿，工工整整在地上写了我的名字。
　　官说：“行了，跟着我走吧”。

　　我俩赶紧起来跟着他走。我边走边说：“俺俩这一天还没吃东西呢”。官没吱声，把我们领到一个有钱人家的大院，里边满院子的兵正吃饭。官说：“你们吃吧”。

　　我们吃的杂合面捧子咸菜条。当晚，我俩跟兵们好几十人睡在一个大车敞棚里，地上铺着秆草（谷草）。

　　第二天，有人把杨洪祥叫走了，叫我原地等着。呆了两天，一个小官领着我去了团政治部通讯大队，叫我当了通讯员。又到总务处领了一身军装。军装是一身灰布棉衣，袄没号，一律二尺半大，一个灰棉布帽子，一双家做黑粗布鞋，一副灰粗布裹腿。不发袜子，一年四季都是穿单鞋，鞋帮上有两根带，在脚面上一系，泥里雪里踹也不掉鞋。从小苦惯了，也不觉冷，不觉难受。后来，还发了一个洋磁饭碗，碗底边上钻了个眼，从眼里穿个纳底子绳儿，行军时挂在腰上。

　　通讯大队当时约有一连人，设有武装通讯，通讯员带手枪，任务是侦察敌情报告；有前线通讯，任务是根据战时前线战况，火速传达上级指挥命令；有机关通讯，通讯员不出司令部，有马枪、手枪、但平时不带，任务是在各首长、机关部门送信件，队长把我分到了机关通讯当了通讯员。

　　机关驻地有特务团负责保卫工作。

　　在徐水呆了两三天，一天夜晚，通知我们随队撤离，沿平汉路南下。当时，还没有日本鬼子，但沿途地方上有联庄会等土匪武装，白天我们不敢行军，都是趁天黑急行军。

　　离开徐水约五六天，有一天上午，通讯大队长孙生华领着我在一个村子里给我入伍登记，登记的几项是：姓名、籍贯、年龄、出身、文化程度、入伍时间。入伍时间栏里写的是1937年3月。

　　这支队伍是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吕正操当年三十多岁，大个子，瘦长脸，黑性子，五官英俊，骑一匹宗红色白蹄大伊犁马。说话很有气派。通讯大队长孙生华，定县人，他也是个大个子，五大三粗，长得英俊，对人和蔼可亲。时间不长，他就能叫上我的名字来。后来才知道，他是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孙志远的叔，定县大王耨村人。

　　我们通讯大队有个大本子，登记着领导们的姓名，职务和临时住处。开始送文件时，我们都是走着去，看着百姓门上、墙上画的符号找领导和机关各部的驻地，另外，如果有哪部门来了人或带来信件，要亲见某领导的，我们便去通报首长或转送信件，机关通讯员每人一个灰粗布大文件包，从脖子上一套斜跨在身上。

　　我在机关当通讯员，跟官们打交道，我熟知很多上级首长，往来在机关首长们的驻地。但当时自己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兵，在这些大官们面前，特别小心谨慎，严守纪律，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

　　　　　　　　　　　　　　　　2009.07.28 周二

父亲的真情（六）

军歌伴我几十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军五十三军由东北一步步撤到关内驻防。

　　1937年四五月间，官兵大多是东北人的691团，又奉命南撤。为此，官兵们怨气十足。他们思念家乡和亲人，盼望着打回老家去，北上抗日，收回沦丧的国土和家园。此时我跟着部队学会了好多歌，如《流亡三部曲》、《国共合作歌》等。

　　这些军歌穿越七十年时空伴随着我，唱了几十年，每当唱起这些军歌，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那烽火连天的岁月，想起那生死与共倒下去的战友，想起一路风风雨雨革命和创业的艰难，总是心潮难平，老泪纵横……

　　现把几首歌词记录如下。


　　《国共合作歌》


　　国民党和共产党
　　现在已站在一条线上
　　他们建立了统一战线
　　一起走上了抗日的战场
　　军民两党合作
　　发挥了抗战杀敌的全民力量
　　看！抗日高于一切
　　谁还不站在一条线上


　　1937年5月，691团南撤到石家庄后，在短暂的休整期间，部队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在群众大会上，歌咏队大唱抗日救亡歌曲，唱的最多的有《大路歌》、《大刀进行曲》、《五月的鲜花》、《流亡三部曲》、《救亡进行曲》等。

　　1937年10月，我部打下高阳后，官兵们的士气和军威大振。我们大力宣传国共合作的抗日主张，动员、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

　　在我部官兵的宣传鼓动下，人民群众抗日情绪更加高涨，大批爱国青年知识分子、教师和中小学生纷纷投笔从戎，奔赴抗日的战场。

　　我们唱的歌是：

　　《叫老乡你快去把兵当》

　　叫老乡
　　你快去把战场上啊
　　你快去把兵当
　　你不当兵
　　他不出钱
　　想个法儿躲
　　没人打仗亡了国
　　我看你怎么过
　　你不当兵
　　他不出钱
　　想个法儿躲
　　没人打仗亡了国
　　我看你怎么过
　　我看你怎么过


　　1941年，教导员刘璞又教了我们两首新歌： 《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和《海燕之歌》。


　　《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日本强盗伸出血手前进
　　侵略的冒险战争
　　被正义的国家围困
　　海空战云密布
　　海上浪花滚滚
　　日本强盗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失败是他们的命运


　　《海燕之歌》

　　密云笼罩着海洋
　　海燕呼唤暴风雨
　　你是最勇敢的一个
　　不怕黑暗无边
　　夜雾茫茫
　　永不停止你战斗的号角
　　永不收起你坚强的翅膀

　　在南方，在北方
　　从中原到边疆
　　响亮的声音
　　鼓舞着我们前进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
　　我们生活在你的年代
　　学习你的榜样
　　跟着你的火炬
　　走向幸福的新世界

　　《冀中人民离不开共产党》，是1942年冬，在我县三区青抗先队长培训班时学唱的，培训了七天，全县七八十人，北龙化杨锡伟当时任培训班班长，县三区青抗先队长苑勤领唱。


　　《冀中人民离不开共产党》

　　小孩不离娘
　　瓜儿不离秧
　　冀中的人民
　　离不开共产党
　　共产党，共产党
　　你是孩子的娘
　　你是瓜儿的秧
　　孩子的娘
　　瓜儿的秧
　　瓜儿的秧
　　孩子的娘
　　啊── 冀中的人民哪
　　热烈地拥护你
　　共产党


　　1942年春天，时任八路军某团团长的王书汉（又名王墨村），又教了我一首歌，《快举起抗战的战旗》。
　　那天，在汉才哥家北屋里，他对我说：“小G，你唱歌这么好，我教你一首歌吧”。我说：“行，你先唱我听听”，他唱了一遍。我一听这么长，为难地说：“这么长我记住这歌词了哇？”他说：“这么着，我唱一句，你写一句，先记下词来”。他那时当教员，桌子上就有毛笔砚台，我用汉才哥的笔纸边听边记。他唱了几遍，我就学会了。后来短不了唱，这歌词也就至今牢记在心了。


　　《快举起抗战的战旗》

　　我们是做自由的人民
　　还是再受别人的奴役
　　我们是失败灭亡
　　还是生存胜利
　　这全靠今年
　　全靠我们自己

　　谁畏缩困难
　　他就前功尽弃
　　谁不敢牺牲
　　他就忘了四年多流血的烈士
　　谁不能坚持
　　他就不会胜利

　　在今年
　　法西斯正埋葬着他自己
　　他正向全人类吞食
　　全人类正反抗着法西斯的奴役

　　在今年
　　决定着全人类命运
　　决定着中国的命运
　　决定着我们的生存、我们的胜利

　　我们要想活
　　就得活过今年去
　　快举起抗战第五年的战旗
　　莫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
　　吹起了我们进攻的号角
　　收复我们一切失去的土地

　　　　　　　　　　　　　　　　2009.07.31 建军节前

父亲的真情（七）

没想到暂短相见竟是永别

　　冀中军区在青塔驻军时，那天，我去送文件，刚走出“高台阶上”不远，在南大街上，人不多，一抬眼，看见对面来的是和我一同参军的杨洪祥。我急忙喊：“洪祥！”他见是我，几步斜跨过来，一下子搂住了我，我们俩都非常激动。我说我在政治部通讯连当通讯员呢，他说，我俩在徐水分手后，第二天就叫他去了无线电队守发报机，现在还在无线电大队。

　　我俩自打徐水一块当兵时分手，到此时已一年多了，因我们当时都有任务，也没呆多大会儿便匆匆分别，不承想这一别竟是永别，我再也没见着他。

　　我跟洪祥自小同学，又是好朋友，论乡亲，他给我叫叔。那时他家境比我强多了，我们俩瞒着家里人一快跑出来当兵，我倒不要紧，从小流浪惯了，我娘也不忍心叫我在家里挨饿。而他家那时种着七十亩地，养着仨骡子一个大驴，日子过得挺红火的，他们哥四个，都有文化，他是老大，高小毕业后，他父母希望他在家中顶家立业，可他却跟我一块儿离家出走当了兵，总觉得他那是为陪我的，总是心存感激和内疚。也因为他高小毕业，上学时接受了马列主义新思想的教育，总之我们一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那些年我家一直很穷，父母为改变我们的穷困生活而日夜操劳，想方设法地想叫我念点书。我是长子，那年我十岁，按说“小子不吃十年闲钣”，其实我早就能干好些个活儿了。可我爹说：“这么干下去，怎么是个头儿哇？穷就穷吧，去跟着你二爷学学去吧！”于是我爹给了我二爷一块钱学费，我便跟着我二爷念了半年书。

　　那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

　　我在本村小学先念了半年私塾，接着又上了半年官学。私塾先生是我本姓的二爷，他教着三十来个学生，一个学生一年收两块钱学费。

　　那时候老师教的是上论语、下论语，就是孔孟的四书五经。上四、五年学的学生学四书五经，我这半年学的浅，主要是学写字：人手足，刀尺，狗牛羊，一身二手，大山小石。记得他教我们写毛笔字的仿影有：“一去二三里，沿村四五家，亭台六七阁，八九十枝花。”

　　我很怕我二爷拿眼瞪我，虽然他一下也没打过我。我又知道我爹操持那一块钱不容易，所以我平日里背书、写字都比别人好才行。

　　半年官学没交学费，是在街里上的，校舍是村里的官房。有三间北屋挂一跨屋，有一溜南屋。先生在北跨屋里办公、休息。三间北屋里是甲班和丁班，南屋里是乙班和丙班。甲乙是一个年级，丙丁是一个年级，两个年级同在一个教室里学，我在南屋的乙班。两个先生，一个是本村的杨松寿，一个是邻村的程文韬。他们俩学问都挺深。全校四个班的学生，有二百来人，就这俩先生教。

　　我们学的科目有：算术、国语、自然、社会、卫生、尺牍（教人写信的格式、称呼等）。杨松寿教国语、社会、尺牍等，程文韬教算术、自然、卫生等。杨松寿写魏碑，程文韬写中小楷、行书都写得好。杨松寿学问深，他是上官学出身，最低是中学毕业。我跟他侄子杨洪祥都在乙班。两先生轮换着教我们唱歌，我们学了两首歌：《农夫歌》和《苏武牧羊》。

　　《农夫歌》这样唱：

　　穿的粗布衣
　　吃的是家常饭
　　腰里掖着旱烟袋儿，
　　头戴草帽圈儿，
　　手拿工作具
　　日在田野间
　　受些个雾露风寒
　　功德高 大如天
　　农事完毕积极纳粮捐
　　将粮交纳完
　　自在且得安然
　　孰能让工商轻视咱 轻视咱
　　无有咱农夫
　　谁能活在天地间


　　《苏武牧羊》

　　苏武留胡节不辱
　　雪地共冰天
　　穷愁十九年
　　渴饮雪饥吞毡
　　牧羊北海边
　　心存汉社稷
　　旄落又未还
　　历尽难中难
　　心如铁石坚
　　夜坐塞上时听笳声
　　入耳心痛酸

　　转眼北风吹
　　雁群汉关飞
　　白发娘
　　望儿归
　　红妆守空帏
　　三更同入梦
　　两地谁梦谁
　　宁海枯石烂
　　大节定不亏
　　欲使匈奴惊心碎胆
　　常服汉德威
　　……

　　同学中我跟杨洪祥最好。我们俩在班里学习好，字也写得好。我们一块儿学，一块儿玩儿，是最知心的朋友。那时，杨洪祥家的日子过得好，而我家经常断顿，他就常挟块饽饽去学堂给我吃，因此，我一生感激他，以至后来我们一块儿走上了抗日的革命道路。

　　这几年，洪祥的小弟常到我家串门，经济困难时他小弟西安大学未毕业回了家，文学功底很深，字写得也挺好，常应邀到周边各村去写碑文，或为乡亲家门脸上题词写字。每年春节前都不用我说，他会抽空拿着纸墨，给我家写大门上的春联、福字。用毛笔抄写陶冶人们情操的古文诗句送给我。他原先不知道我跟他大哥一块当的兵，后来我从他那里知道了洪祥的情况。

　　他说，洪祥已死了十多年了。洪祥解放后在北大上了大学，生前多年在北京邮电部工作。干部级别不低，文革时期涉嫌与彭真有关系，与刘仁一块儿，被囚禁了六年，投进监狱时他在国务院整材料，是一辆小轿车密捕的他。他有两子一女，大儿子在太原矿业学院当教授，二儿子在杭州工作，女儿在北京邮电部当干部，这也是他一生的职业。

　　杨洪祥有较好的文化功底，有才华，长得也帅，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他没当了大官，吃了他家中成分的亏，土改平分时给他家定了个富农，后来纠偏时改为上中农，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前途。

　　七十多年过去了，我俩一同求学一同当兵的情景经常浮现在我面前，岁数越大越是想他，他的形象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怎么也挥之不去。

　　　　　　　　　　　　　　　　2009.08.10 周一

父亲的真情（八）

三 去 阜 平

　　1939年，我曾奉命两次去平汉路西执行任务。

　　第一趟是1939年过秋，我和一个姓王的、一个姓赵的战友一块儿去的，王和赵是干部，带着手枪，他们是护送我的。因为我背的半挎包文件特别重要，是冀中军区政治部给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司令的。要送到晋察冀边区联防站。

　　那天，我们每人背着三斤炒小米，从蠡县小陈村出发，在满城方顺桥过的铁路。那天晚上，人少，目标小，那时候铁路上还没有封锁网，没遇到什么危险。到了阜平，把文件交给联防站就往回走，两个干部让我自己回来，他们留下了。

　　我趁天黑往回走，道也不熟，黑灯瞎火，深一脚浅一脚，爬沟过坎，滚的浑身泥猴一样，离铁路远了白天才敢走，又不认识道，边走边打听老乡，饿了吃把炒小米，渴了在沿途河沟或者老乡家里找点凉水喝，这一趟来回至少走了十来天，可真难啊！

　　第二趟与第一趟隔得时间不长，这次，从泊镇西边的一个村子出发，我和一个姓余的战友，他是敌工部的，比我大三五岁，送的是冀中军区政治部敌工部的文件，有一封叠成“贝”字形的信和一卷文件。敌工部给开了介绍信，每人还给了两块钱的河北票，一去一回，都是在保定北边一个叫固城的小站过的铁路，因为小站上净做买卖的，白天总有人过道。

　　天擦黑，我们早早地吃了点东西，不等晚了，就爬过了铁路和封锁沟。

　　当时平汉路沿线岗楼林立，鬼子开着巡逻车来回不停地在路上巡逻，铁路两旁还挖着又宽又深的封锁沟，那小河似的沟底有几丈宽，一房多深，紧贴着沟边是两人多高带刺的铁丝网。过封锁沟，我们脸朝天躺下，双脚顺下去，贴着铁丝网的底边往下出溜。因为沟忒深，这样掉到沟里，腿脚先着地，不至于摔坏了。那时候，过铁路简直就是闯一条生死线。

　　我们没遇上巡逻车和巡逻兵，连滚带爬总算过去了。按时把文件和信交给了收信机关，扭头就往回走。我们原路往回返，走到固城东边一个村里，我们买了几根拧麻花的炸馃子，几个烧饼，花了几毛钱。这是我头一回吃炸馃子，可真香啊！这趟来回五六天，时间短，也有伴，顺利完成了任务。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的阶段，鬼子在华北的兵力逐渐增加，扫荡更加频繁。鬼子的扫荡重点是寻找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我军区司令部机关、党委、行署分散活动，与敌周旋。此时，我们冀中军区政治部驻饶阳县大官亭。

　　九月里的一天，我和战友许号奉命第三次执行任务。我俩的任务是去阜平晋察冀边区区转站送文件。

　　许号是曲阳县人，比我稍小点儿，鬼头鬼脑的忒爱说，又机灵又精神。他是个小号手，因此我们都叫他许号，这样倒不知道他的名字了，他的嘴因为吹号吹得有点歪了。这次任务，领导派他跟我一块去，主要是考虑他道熟，能做向导，我们每人背着三斤炒小米。从大官亭出发,走了两天两宿，赶在后半夜，我们在曲阳境内过了铁路。

　　天灰蒙蒙的刚发亮，就见前面有三匹马将进庄稼（玉米）地，是刚过路的八路军。许号在前，我在后。突然，两架敌机呼啸着低空掠过，看着也就有一房高，在我们头上投下了炸弹，当时一定是那三匹马目标大引来了敌机，但同时我们俩也被发现了，我们根本来不及隐蔽，一颗炸弹掉在我们跟前炸响，许号当场被炸死，我被炸伤昏迷。

　　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了八路军临时医院里。后来才听说，我们被炸后，是阜平当地老乡抬着我跑了五六里山路，把我送到冀中保康总队八路军临时医院的。阜平革命老区的乡亲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他们的营救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永远牢记老区人民的救命之恩。

　　保康总队八路军临时医院，实际上就是阜平山区地主家的一个大杂院，有北屋，也有东西屋，我们七八个重伤员在西屋养伤，也就是手术室里。

　　那时，八路军临时医院缺医少药，我在昏迷中，医生没有麻药可用，在我左肋上挖出了一块比葫芦片大的炸弹皮，伤口很深，流血过多，手术后几小时我才醒了过来，脸被炸了个满脸花，血肉模糊,眼皮都炸破了，左眼睛又肿又疼，差点瞎了，也没药上，更没有包扎……但我是八路军战士，是共产党员，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靠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对党对人民的一片真情，克服难耐的疼痛和伤口的感染，硬挺着,坚持着，并且随时准备带伤跟着部队转战……

　　如今，我左肋上的伤疤，肉皮七扭八攒的深深地在一块揪着，左眼皮的疤形成了一些小肉锥，活象疤拉眼。

　　每当回想起这些往事，回想起自己战斗的青春，抚摸战争留下的疤痕，我就百感交集，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被炸死的许号，想起倒在革命路上的战友，想起牺牲的通讯班副班长辛八、战友老曹（他俩都是河北任丘青塔人）。八年抗战、四年的解放战争、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我们这一代革命战士在枪林弹雨、炮火硝烟中拼杀，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前赴后继，为了祖国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几千万人英勇牺牲，革命道路坎坷艰辛，胜利来之不易,我们要倍加珍惜。而我能活下来，看到了日本鬼子的投降，蒋家王朝的覆灭，新中国的诞生，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改革开放中我们伟大祖国的不断强盛，我庆幸自己是幸运的，我知足了。同时，我目睹了战争的惨烈、鬼子的残暴和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我痛恨战争，希望祖国永远平安强盛，不再受列强欺负，我希望和平的阳光普照大地，世界永远和平。

　　　　　　　　　　　　　　　　2009.10.01 国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