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寿田 2006年04月13日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辑
 

　　20世纪60年代由郭沫若《由〈王兴之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所引发的“兰亭论辨”成为现代书法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学术规格之高，波及的范围之广，参与论辨的学者人数之多，使它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书法的范围，而成为一个文化事件。

　　造成“兰亭论辨”这种轰动性效应的原因，当然与郭沫若名高一代的史学宗师的文化地位有关，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兰亭序》本身的经典性和崇高的书史地位，使围绕它而展开的真伪之争牵动起文化界的敏感神经。在书史上，《兰亭序》已成为中国书法的一个象征性文本和符码，因而对《兰亭序》的真伪之争便远远不是对一传世帖本真伪考辨那么简单，它实际牵涉到由传统经典书法所培育起的书法信仰的维系，这一点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书家来说也未尝不是如此。现代帖学开山沈尹默便对郭沫若将《兰亭序》称为伪作极为愤慨不平，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兰亭论辨”，但却在和赵朴初诗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心迹，并对郭沫若大加抨击揶揄：“何来鼠子敢跳梁”，“今日连根铲大王”。而20世纪60年代大批一流文史学者介入“兰亭论辨”，并形成对峙的两大阵营本身，也足以表明《兰亭序》的文化分量。

　　由郭沫若挑起的这场“兰亭论辨”，至今似乎已尘埃落定。学术界对其基本问题已达成共识。如魏晋时期并不是隶书独行的天下，而是真行隶并行。是否具有隶书笔意并不能视为魏晋书法唯一的风格标志。再如手写墨迹系统与铭石碑刻系统的并行、分野，都表明郭沫若魏晋书法必须有隶意而后可的结论是错了。从而也证明了他“在天下的书法都是隶书体的晋代，而《兰亭序》却是后来的楷书，那么《兰亭序》帖必然是伪迹”结论的错误。

　　但是，是否得出以上结论，围绕“兰亭论辨”的一些重要问题就全部解决了呢？同时，是否得出以上结论，就意味着对郭沫若《兰亭序》真伪考辨的史学价值的否弃呢？问题并不这么简单。种种迹象表明“兰亭论辨”并未结束，围绕它的一些重大书史问题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而有些重大书史问题还未触及。可以说，由“兰亭论辨”作基奠向书史纵深开掘，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书法史，并对书法史尤其是帖学史作出与以往全然不同的描述和阐释。我认为这便是“兰亭论辨”给书史研究所带来的绵延性及后发性的震撼效应。这种绵延性、后发性震撼效应将在以后的书法史学研究中逐渐显露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兰亭论辨”的史学价值是恒久的，而这也证明，作为一代史学大师，郭沫若的学术生涯中惟一一次介入书学研究所引发的这场“兰亭论辨”，对他自己来说，决非缺少深谋远虑的率意之举。

　　“兰亭论辨”表面上看已结束了，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兰亭论辨”争论的中心是隶书笔意和魏晋书法的书体风格问题，而却严重忽视了《兰亭序》本身的风格真伪，即《兰亭序》是否能够体现王字风格问题。“因为判断《兰亭序》真伪最重要的最终的依据是《兰亭序》”。在王羲之书法全无真迹传世的情况下，又有谁敢肯定《兰亭序》必真无伪呢？换句话说，即使王羲之《兰亭序》底本必真，而又有谁敢说《兰亭序》摹本所表现出的风格与底本完全一致呢？而事实上，元明清帖学的衰败正是由于赵、董误法《兰亭序》或者说由《兰亭序》风格之伪造成的。看来，绕了一个大圈，我们现在才真正回到《兰亭序》真伪论辨的起点上。

　　一、《兰亭序》风格之伪

　　关于《兰亭序》的风格问题，学术界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即《兰亭序》的书法风格与传世王字法帖风格如《孔侍中帖》、《十七帖》、《远宦帖》、《得示帖》等完全不类，缺少王字玄远的气韵和清俊洒脱的作风；而笔法上更是带有强烈的隋唐人笔意，缺少翻绞和丰富的技巧动作，多平动，与王字笔法迥别。这不论在《定武兰亭》，还是在《神龙本兰亭》中都有显著的表现。《定武兰亭》传为欧阳询临拓本，观其笔迹多取圆势，笔势呆板，少风神，多唐人楷书笔意，与王字风格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神龙本兰亭》传为冯承素钩填墨迹本，较之《定武兰亭》，《神龙本兰亭》多了些笔墨气息和锋颖萦带间的细微变化，但却不见王字典型的翻绞笔法，虽笔势劲利却显得笔法单一，气韵上也与魏晋风韵相去霄壤，而显然带有唐法的痕迹。郭沫若推断“神龙墨迹本即为《兰亭序》帖真本，就是陈隋间僧人、王羲之七世孙智永所写的稿本”。这当然只是一个推论，目前无法得到证实。事实上，智永虽为王羲之七世孙，但书法上智永多以圆笔取势，较平和，笔法也较单一，与王字风格差别很大，而体现为南朝晚期书法风格，因而《兰亭序》神龙本不太可能出自智永手笔，而定为唐人所为。其次，观其笔势，《神龙本兰亭》应为钩填墨迹本，而非临本。

　　二、唐法对王字的歪曲及魏晋风韵在初唐的异化

　　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没有传世真迹而获得书圣地位并被后世尊崇不已的书家，王羲之虽不是惟一的一位（汉代有张芝被称为草圣），但却是影响最大的一位，认真想来，这是让人非常困惑的。王羲之之后，没有真迹传世而被推崇备至的书家则几乎没有。颇为滑稽的是，由于王羲之书法缺少真迹传世，即使以皇家之尊也可能受蒙上当，如被乾隆尊为《三希堂法帖》之一加以宝赏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便是一件拙劣的伪作。这也说明，如何认识和把握王羲之书法的风格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由于没有传世真迹作品作依据，后世包括现当代对王羲之书法风格的认识只能是推断。即通过文献记载核证并以那些能够准确无疑地反映王羲之书法风格的作品作为基准作品来推断认定王羲之书法风格。现当代书法史学研究，虽然缺乏风格形态学的自觉，但对王羲之书法风格的推断认定，正是建立在诸如《十七帖》、《奉橘帖》、《得示帖》、《丧乱帖》、《姨母帖》、《寒切帖》、《远宦帖》这些能够准确无疑地反映王羲之书法风格的基准作品之上的。而这些基准作品的确定，则来自与其同时代或年代大致相同的传世真实墨迹的勘证。如《十七帖》、《二谢帖》等便与《济白帖》及大量魏晋残纸风格相类。这些作品确证了《十七帖》等王羲之杂帖作为王羲之书法风格的可靠性。而将《兰亭序》与这些体现王羲之书法风格的基准作品及其勘证这些基准作品风格可靠性的王羲之同时代传世墨迹相较，《兰亭序》风格的相异性便强烈显示出来。由此，是否可以这样说，现在我们见到的《兰亭序》，作为王羲之作品，虽不存在书体之伪，但却存在风格之伪。因为即便《兰亭序》真的出自王羲之之手，但由摹本的误读而导致对王羲之《兰亭序》书法风格的严重歪曲乃至完全失真，在这种情况下，还有理由承认《兰亭序》为真迹吗？

　　唐人是按照自身的审美立场来接受认识王羲之及魏晋风韵的。这表现在初唐统治者立足关陇文化立场对中原儒学复兴的推动及落实在书法领域对北派书法的强调，而玄学及南派书法之韵则受到抑制。初唐“筋骨论”的复兴，表明韵只有与骨结合才具备美学价值，因而唐太宗李世民虽极称王羲之书通古今之变，尽善尽美，但是他及欧阳询、虞世南对王羲之的接受都无不打上北派“骨”的痕迹。而初唐“法”的光大遍至，更严重歪曲了魏晋书风，使魏晋风韵荡然无存。《兰亭序》的风格异化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由来自唐“法”的侵袭所造成。这只要看一下传为欧阳询临本的《定武兰亭》，便不言自明。至孙过庭，他已强烈不满初唐“法”对晋韵的破坏，他撰写《书谱》便旨在从理论和书法实践上恢复王羲之魏晋风韵的真实面目。而孙过庭也确为初唐惟一一位真正认识王羲之书法真谛的人物，不仅如此，在书法创作上，他也是初唐惟一能够传递王羲之魏晋笔法的杰出书家，因而孙过庭的出现标志着魏晋书法在初唐的真正复兴。正是有了像孙过庭这样对王羲之书法有着深刻理解和把握的杰出书家，以王羲之为代表的魏晋笔法在唐代才未遭到中绝。而体现王羲之书法原作笔墨精神的一些唐摹本的存世，也使我们有理由推断和相信，唐代除孙过庭外，还有一些虽不知名但却如孙过庭一样对王羲之书法有着深刻理解和把握的无名书家乃至书手，王羲之的作品正是靠他们下真迹一等的钩摹功夫才得以传世的。

　　因而，可以说初唐传递王羲之书法风格的有二派：一派以李世民、欧阳询、虞世南为代表，他们以唐法为立足点，以《兰亭序》为文本，营构出具有唐人风格的王羲之书风，并将其推到独尊的地位；一派以孙过庭及一批不知名的书家为代表，他们寝馈山阴，力追王羲之笔法之源，并以卓有成效的书法实践，冲破初唐法的禁锢，使魏晋风韵得以真实再现，同时，也为书法史留下了《书谱》、王羲之及魏晋一系墨迹钩摹本这样一批书法经典。不过，后来书法史的发展表明，孙过庭一派并未力挽狂澜，占据唐代书史主导地位，随着中唐狂草的崛起，孙过庭复兴魏晋书法的努力归于沉寂。同时，李世民、欧阳询、虞世南一派也被边缘化。至此，王羲之书法的命运在唐代急转直下，由偶像而变成被攻击的对象，而中唐书家如张旭、颜真卿、怀素也从未表现出对王羲之的尊崇，初唐的崇王运动至此告一段落。

　　不过，经由唐太宗李世民将王羲之一举推为书圣，崇王情结在唐代是根深蒂固地种下了，并且，对后世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在元明清将会有狂热的表现。而随着王羲之成为书圣，他的《兰亭序》也由于欧阳询、虞世南等大师的摹习和唐太宗的宠爱以至身后将其殉葬昭陵而身价百倍，其影响远在王羲之其他传世帖本之上，同时它也直接掩盖遮蔽了孙过庭传王一派，从而成为后世学王的圣经。

　　但唐摹《兰亭序》本身风格的异化和严重失真，使后世对王羲之书法产生误读并由此直接导致帖学的衰颓便成为不可避免。

　　三、《兰亭序》在中晚唐及宋元明清的不同遭际

　　《兰亭序》在初唐无疑声名显赫，不仅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以大师之尊相继临摹，据传唐太宗李世民还命萧翼赚《兰亭序》，死后作为陪葬物，将《兰亭序》随葬昭陵，这都为《兰亭序》平添了神秘色彩。随着孙过庭的崛起，初唐书坛对《兰亭序》的推崇声势大减，而孙过庭的《书谱》也几无来自《兰亭序》的影响，在风格上明显承袭王羲之杂帖，而其破而愈完的刚断、绞转笔法则更多来自《丧乱帖》。到中唐，张怀鲳一反孙过庭对王羲之的推崇，而大力抑羲扬献，并斥王羲之字有女郎才，无丈夫气。在这种书史背景下，《兰亭序》的影响与地位更是无从谈起。至张旭、怀素、颜真卿出，《兰亭序》已几无地位，《兰亭序》已在他们的书法视野中消失，检视这个时期的书学论著包括书家言论，未见有片言只字提到《兰亭序》，至此《兰亭序》的地位一落千丈，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晚唐五代，直到北宋才发生改变。

　　北宋初期书法，承五代之弊，甚为落寞，宋太祖勤政之余颇属意翰墨，出内府所藏法帖，敕王著摹刻拓为《淳化阁帖》，此实为帖学之始。《淳化阁帖》除收秦汉名臣书家墨迹（多伪作）外，主要以二王行草书为主，唐人墨迹则未收，这明显现出宋人崇晋贬唐的书法倾向。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宋人虽以晋人书法为书法复兴之基，但对晋人始终是抱着间离立场的，这在苏东坡、黄山谷、米芾书法中都有强烈的表现。因此，在宋代《兰亭序》的地位虽较中晚唐地位有所回升，但终归是不高的。苏东坡早年学过《兰亭序》，中年以后便弃而转学颜真卿、杨凝式，翻检东坡书论，很少看到他对《兰亭序》的赞誉，黄山谷则对《兰亭序》面恭而实倨，他认为：“兰亭虽真行书之宗，然不必一笔一画为准，譬如周公、孔子不能无过，过而不害其聪明睿圣，所以为圣人。不善学者，即圣人之过处而学之，故蔽于一曲，今世学《兰亭序》者多此也。鲁之闭门者曰，吾将以吾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可以学书矣。”这应该说是尚意书家的典型口吻，对一笔一画追摹《兰亭序》，他是不屑的，而这还只是客气的说法。他在一首咏杨凝式的诗中，则径称《兰亭序》为俗书，诗云：“俗书喜作《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从诗中可知，在北宋书坛，《兰亭序》是颇为流行的，而这些追摹《兰亭序》的书风在黄山谷看来却不过是俗书。这里不排除黄山谷对刻意摹古的鄙视，但实际上由此也透露他对《兰亭序》不屑的消息，他的书法创作也证明了这一点。从现存墨迹看，黄山谷一生从未临过《兰亭序》，他的书法也丝毫没有受到《兰亭序》的影响；米芾相较苏东坡、黄山谷是崇晋情结比较强烈的人物，但他的书法也几无《兰亭序》的影响（虽然他不曾一次地临过《兰亭序》），他的书风实得益于二王杂帖，王冶《伯远帖》及初唐虞世南、褚遂良的影响。可以说北宋苏东坡、黄山谷、米芾对《兰亭序》皆面恭而实傲，以他们睥睨千古的开张胆略和意气，他们对《兰亭序》甜腻呆板的风格显然是不会入眼的。也正是因为绕开了《兰亭序》的笼罩和风格陷阱，苏、黄、米才开辟出超晋迈唐的一代写意书风。因而宋代虽为帖学的发端，但北宋尚意书风却与二王实在关系不大。他们对《兰亭序》的拒斥态度便明白地显示出这一点。

　　《兰亭序》真正被推为神圣经典的时代是在元代，这也可视为帖学的正式发端。如果说初唐唐太宗李世民完成了王羲之的造神运动的话，元代赵孟緁则完成了《兰亭序》的经典化运动。《兰亭序》成为王羲之书圣地位相匹配的书法圣经，并成为帖学的元典。从此开始，学帖几无不以《兰亭序》开始。赵孟緁认为：“魏晋书至右军始变为新体。《兰亭序》者新体之祖也。然书家不学《兰亭》，复何所学，故历代咸以为例。”

　　赵孟緁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他一再临习《定武兰亭》，并一跋再跋，以至十三跋。赵孟緁对《兰亭序》的推崇于此可见一斑。赵孟緁于书于画皆以古意相尚，他名高一代，实将文人画推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而相对于他的绘画，他在书法上的识见是有问题的。王羲之法帖那么多，而且不乏能够真正体现王字魏晋风韵者，如《十七帖》、《得示帖》、《丧乱帖》、《远宦帖》、《二谢帖》等等，赵孟緁视而不见，却独耽力于明显带有唐人“法”的痕迹的《兰亭序》以及显系伪作的《快雪时晴帖》，以至一生抖落不去一个俗字和一个媚字，此皆误法《兰亭序》之误也，此一误，不仅误了赵孟緁，也误了从元到清的帖学。试想，如果赵孟緁推崇并加以力学的不是《兰亭序》，而是《得示帖》、《十七帖》，则赵书肯定会是另一种样子，而以赵书为范式的元明清帖学也就不会妍媚靡弱以至颓废不振了；再进一步假设，如果《兰亭序》不经过唐人的歪曲，而能够保留王羲之原迹的风格精神，则赵孟緁的书法及后世帖学也定会成另一种格局。从这个意义上看，《兰亭序》对帖学而言关系至巨，真可谓成也《兰亭序》，败也《兰亭序》，而不幸的是，帖学的最终命运是败在《兰亭序》！

　　赵孟緁之后的董其昌，对赵一生看不上眼，并一生与赵较劲，但在对《兰亭序》的推崇上却是一脉相承。董也是对《兰亭序》一临再临，传世《兰亭序》临本竟有十余通之多。董书取法较杂，并自认于宋人颇有心得，但他的书法实为唐宋孱弱的混合体，于唐人则实是未着边际，如果有的话，也是从《兰亭序》的异化风格得到的。此外，对禅宗的耽迷，使董其昌始终以淡意相尚，但这与晋韵又实是二码事。因而颇可玩味的是，董其昌虽一生将赵孟緁视为敌手，但董除了在书法的淡意和松活上较赵书稍胜一筹外，在对《兰亭序》的接受和帖学观念上则是如出一辙。清初书法，赵、董书风的相继流行，以至同沦为趋时贵书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帖学的衰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赵孟緁误法《兰亭序》造成的，也就是取法不高造成的。将《兰亭序》推为“天下第一行书”的神圣化举动，使《兰亭序》成为帖学的元典和学王的不二法门，而赵孟緁自身的身体力行和他实际上成为有元一代的帖学宗师，皆使帖学全面走向误区。一个显著的事实是，从元代开始，学帖无不从《兰亭序》始，著名书家无不临习《兰亭序》，尤以清代为盛。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已指出这一点：“元明书家，多为《阁帖》所，且若《怡序》之外，更无书法，岂不陋哉！”这里的关键还在于，《兰亭序》实是严重失真的唐人风格，而不是王字的原貌，这是帖学走向衰颓的关笔！

　　四、“兰亭论辨”的史学价值与启示

　　由《兰亭序》所导致的帖学衰颓这个谜底，从元到清以至近现代一直维持了一千多年，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初，《兰亭序》仍然在书史上占据着崇高地位，还无识者对它发出怀疑和挑战，帖学也始终维系着用笔千古不易的老传统（清末虽有李文田、赵之谦对《兰亭序》提出质疑，但未成气候）。其间只有白蕉这位帖学天才面对帖学的凋弊发出“论帖于今孰知源”和“晋唐遗法吾疑东”的浩叹。这也可以说是间接对《兰亭序》笼罩下的帖学道统的质疑，而他自己的帖学实践则是根本在《兰亭序》笼罩之外的。他的帖学实践正是由于从王字杂帖入，而不是从《兰亭序》入，才取得了不世成就，以至沙孟海面对白蕉的《兰花诗卷》发出“近三百年能为此者数人而已”的惊叹！可以说在现代书法史上，白蕉已以自己的帖学实践，无声地对《兰亭序》予以了彻底否定，继沈尹默之后改写了帖学的历史。而这与郭沫若公开否定《兰亭序》，指《兰亭序》为伪迹几乎在同一时间。

　　“兰亭论辨”发生在一个学术空气已日渐淡薄并将很快连淡薄的学术空气也即将失去的时代—时在1965年，距“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只间隔短短的一年，它像是一次学术的核聚变，围绕《兰亭序》真伪这个似乎纯粹的考据学问题，而将当时文史界精英学者思考的兴趣中心一下子凝聚在一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学术奇迹。这种景象在现代书法史上是惟一的一次，恐怕以后也很难再有。随着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兰亭论辨”的结束，一些基本的结论已为学界所公认了，学者也认为可说的话不多了，而对“兰亭论辨”的发起者郭沫若，论者则更多地是抱着贬多褒少的态度，似乎郭沫若在“兰亭论辨”中，是犯了一个低级的史学错误，甚至有学者认为郭沫若挑起“兰亭论辨”暗含着其他政治目的也未可知。

　　事实上，“兰亭论辨”表面上好像已结束了，但可以发现，它所打开的巨大史学空间却刚刚开始渐次展开，其中很多史学课题将启发学者进入更高层次的史学路径，深入地加以认识理解和阐释将直接改写书法史。如以上对赵孟緁误法《兰亭序》而直接造成帖学衰颓问题的认识，便是我在近期重新思考“兰亭论辨”问题时认识到的。《兰亭序》对书法史的影响太大，抓住《兰亭序》的真伪问题，便可以进入魏晋南北朝书法包括整个帖学史研究的全新史学路，认识到这一点，便会不由得不佩服郭沫若的一流史识。你可以在基本的结论上不认同郭沫若有关《兰亭序》真伪的观点，但你却不得不承认，他对《兰亭序》的否定彻底打破了自元至清帖学道统的偶像，从而使人们敢于越过《兰亭序》去重新认识帖学历史，而这与重写书法史已无二致。并且，即使就《兰亭序》真伪考辨本身而言，郭沫若也为学者打开一条反向性思路：《兰亭序》从书体上讲，固然可以承认其不伪，但其风格上相较于王字原貌的严重失真，实与伪作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事实正是如此，一部帖学衰败的历史，正是由《兰亭序》风格之伪造成的。可以说郭沫若引发的“兰亭论辨”为重写书法史提供了重要的史学支撑，而新的“兰亭论辨”还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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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晋·石崇 (249－300)

　　石崇，字季伦，祖籍渤海南皮（今属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生于青州，小名齐奴。西晋时期文学家，尤善诗文。史载其父石苞祖上无名，因其相貌非凡，而被重用，官至司空。石崇乃石苞之子，亦容貌堂堂。元康初年，出任南中郎将、荆州刺史。后官至太仆，历任征虏将军，累迁至侍中。永熙元年﹙290年﹚，出为荆州刺史。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与王恺、羊璓奢靡相斗富，在洛阳河南县置金谷园，与潘岳、陆机等结为二十四友。永康元年﹙300年﹚，淮南王司马允政变失败，因旧与赵王司马伦心腹孙秀有隙，被诬为司马允同党，与潘岳、欧阳建一同被族诛，并没收其家产。有石崇与宠妾绿珠之情爱一节，曾为后人所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