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沫若 1965年08月12日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辑
 

　　高二适先生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我仔细地阅读了。《光明日报》七月三十一日的铅印，《文物》第七期影印出的手稿，我都仔细地阅读了。

　　对于学术问题，高先生肯把不同的意见提供出来，进行讨论，这是很好的事。

　　《兰亭序》依托说，如果经过《驳议》，证明确实是“站不住脚”，我愿意认错，撤消这种说法。但在仔细阅读了《驳议》之后，却感觉着这种说法尚未被驳倒。因此，我要把我的见解再写些出来，作进一步的商讨。


　　一、注家引文能减不能增

　　《驳议》认为“注家有增减前人之事”。“减”，如果不是断章取义，是没有问题的。“增”，却是大有可商。

　　《驳议》立说的根据是：《世说新语·自新篇》“戴渊少时游侠”条下，刘孝标注“虞预《晋书》曰机荐渊于赵王伦”云云，其下所引陆机笺文与高先生所见“陆机本集全文”有所不同。他因而注出“《世说注》有删节，……有移动及增减处，……有增添文”。故归纳为“注家有增减前人之事”。

　　今案：《驳议》所引“陆机本集全文”，出自唐太宗“御撰”的《晋书·戴若思传》。因避李渊讳，故戴渊被改称为“若思”，掩其名而称其字。陆机笺文亦有所修改，如云“伏见广陵戴若思，年三十”云云，即显示有修改痕迹。戴渊既未以字行，陆机向上级推荐人，何得有舍名而称字之理？

　　陆机笺文，《太平御览》（六百三十二）亦有节录。其文为：“又陆机荐戴若思文曰：盖闻繁弱登御，然后高墉之功显。孤竹在肆，然后降神之曲成。伏见处士广陵戴渊，年三十，字若思。心智足以研幽，才鉴足以辨物。固穷乐志，无风尘之慕。砥节立行，有渫井之洁。诚东南之贵宝，圣朝之奇璞也。”

　　这虽然节录得最短，但“伏见处士”以下十四字，介绍了戴渊的籍贯、年龄、字号，比其他两种都较为完整，应该是原文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三种都是节录，字句互有异同，但三者合之，却能成为全文。严可均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便把三者合而为一了。为阅者方便起见，将严书制版插入本文，请参照图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虞预《晋书》与李世民《晋书》，对于陆机笺文的节录，互有详略，而相为补充。刘孝标注所引文字，有虞书有而为李书所无者，有虞书无而为李书所有者，这是由于虞李的删节不同，并非刘注有所“增减”。

　　《驳议》根据两种不同的节录本作比较，而断言李文田所说：“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为“站不住脚”，恐怕反而是《驳议》站不住脚吧。

　　又《驳议》所引的《戴若思传》节录文，标注却为“陆机本集全文”，文中又称为“陆机文集”，不知道作者所见到的“陆机本集”或“陆机文集”是什么时代的板本？我们所见到的板本，是明人陆元大重刻宋本《晋二俊文集》中的《陆士衡文集》，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中有影印收入，容易见到。但文集中却没有收录这一篇推荐戴渊的笺文。高先生所据的板本，究竟属于什么时代，极愿领教。


　　二、《临河序》文并无蛇足

　　刘孝标由虞预《晋书》所转引的陆机荐笺既不是“有所增添”，他所引的王羲之《临河序》（《兰亭序》的别名），论理也不应该“有所增添”。但《临河序》末尾有这样一段：“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这些文字却为传世《兰亭序》所没有。高先生说：“至于末尾上的右将军司马孙承公等二十六人，迄罚酒各三斗诸文。则是记述禊集诗事。此或系禊饮中人写的。刘既删节右军文，遂不妨给他添上，这也是注家的能事。”

　　（标点照原文。）这文字的逻辑有点异样。注家删节别人的文章是常事，但怎好把原文中所没有的文字任意“添上”？这样的注家还能是有责任感的吗？

　　据我看来，刘孝标作注是相当谨严的。他旁征博引，保存了不少梁以前的古籍片羽，不仅补充了《世说》作者刘义庆的简略，并有时对于刘义庆加以适当的品评。刘孝标作注的功绩是不好抹杀的。

　　刘孝标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人，他对《兰亭序》称为《临河序》当是他所见到的抄本如是作。不然，《世说·企羡篇》明明说：“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他何以偏要改称为《临河序》？可见《临河序》是古抄本上的标题，《兰亭集序》则是刘义庆给予的称号。《临河序》是否王羲之自己的命名虽不敢必，但如《驳议》所说：“‘临河’二字、吾意系刘孝标的文人好为立异改上的”，恐怕不好这样意必吧？

　　有人说浙江绍兴现存兰亭遗址，是清高宗南游时，便于他的游览而假定的。真正的兰亭遗址，在离现址二十里许的山中。因而“临河”二字不妥，不合乎真正遗址的情况。

　　要否定“临河”二字，在我看来，需要有比刘孝标更古的材料。刘义庆称《兰亭集序》，而刘孝标以《临河序》注之，《临河序》中也正说到“兰亭”，可见“兰亭临河”，是千五百年前的定论。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四十，浙江（即浙江）水“北过余杭，东入于海”下注云：

　　“浙江又东与兰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号曰兰亭，亦曰兰上里。太守王羲之、谢安兄弟，数往造焉。”亭不是亭台楼阁之亭，而是“秦法‘十里一亭’之亭，亭者犹今之铺也。”（说见《绍兴府志》。）

　　可见“兰亭”这个小村落，确是在小河边上乃至湖口。所谓“湖”者指兰渚。《越绝书》“勾践种兰渚田”。《舆地志》“山阴郭西有兰渚，渚有兰亭，王羲之所谓“曲水”之胜境，制序于此。

　　郦道元（公元四六六或四七二？--五二七年）与刘孝标（公元四六二--五二一年），虽地分南北，而时代则整整同时，所说“兰亭”情况若合符契。

　　因而可以理解，序文里面的“清流急湍”是兰溪或兰渚湖口的浅滩，而不是山中的瀑布。

　　因而可以理解，“临河”两字并无任何不妥之处，也不会是“刘孝标的文人好为立异改上的”。


　　三、《兰亭序》大申石崇之志

　　《金谷诗序》恰巧在《世说》刘注中也有征引，不妨把那文字转引在下边。（文内方括弧中文字，为刘孝标所删节，依严可均《全晋文》卷三十三汇合七种资料而成的全文补入。）

　　“余以元康六年（公元二九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

　　这篇序文，和《临河序》文实在相象，文次结构大体相同，故前人以二者相比。

　　《金谷诗序》文中“凡三十人”以下至“为首”的缀尾，恰和《临河序》末尾四十许字相应。要说“此或系禊饮中人写的”，正如高先生自己所说，是“别无证据”的。注家既无任意增添别人文字之理，而《临河序》末尾四十许字却又为传世《兰亭序》所无，后者的真伪自然会成为问题了。

　　更值得讨论的，倒是传世《兰亭序》中自“夫人之相与”以下一百六十七字，到底是刘孝标所删节，还是《临河序》中本来就没有。李文田认为：“此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而高先生则认为：“惟照《晋书羲之本传》，称“作序以申其志”。则夫人之相与一大叚，确可说是右军的本文”。（引文标点文字照旧，）“叚乃段误，《驳议》中有几处都同此误。）高先生的理由很简单，“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即系“申其志”，故确是本文。这却是把因果倒置了。

　　唐初人因见到存世《兰亭序》中有自“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故得出“以申其志”之果。我们却不好倒果为因，在逻辑上是不能允许的。

　　其实那一大段文章，在我看来，倒是在申石崇之志。它把《金谷诗序》中的“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二语，确实作了大大的引伸。如此雷同，对于王羲之，恐怕不是太冠冕的事吧？

　　至于李文田的“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说得也不够明确。今案：那一大段文章里面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二语，明明是在反对庄子。

　　“一死生”之说，《庄子》书中极多见，但集中地表现在《大宗师》。“齐彭殇”之说，见《齐物论》。可见那一大段文字，不仅不是“晋人喜述老庄”者的思想，更不是有“为逸民之怀”、“仰诵老氏之诫”的王羲之的思想。关于思想上的探索，我已另写了一文，《〈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以推论之，在此不再赘述。

　　故在我看来，自“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文字确实是“妄增”，而自“右将军司马”以下至“罚酒各三斗”，则应为《临河序》所固有。故存世《兰亭序》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之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说法，我现在仍然相信是有凭有据的。


　　四、《兰亭序帖》的时代性

　　存世《兰亭序》文，既不能相信为王羲之的原文，那吗《兰亭序帖》更不能说是王羲之的笔迹了。

　　《兰亭序帖》，无论是写本或刻本，都是后来的楷书笔法，把东晋人书所仍具有的隶书笔意失掉了。这也正表明着它的时代性。

　　东晋人所书的砖刻，自前清中叶以来，即有不少的发现。所有的字迹都是隶书，有的还带篆书笔意。砖文大多是陶工所书，这就表明隶书在当时的普遍性。阮元首先注意到这一层，是有卓识的。（请参看《光明日报》七月三十日宗白华同志：《论〈兰亭序〉的两封信》。）

　　云南曲靖县的《爨宝子碑》发现后，继之以四川涪陵县的《杨阳神道碑》。（或称《枳杨府君碑》，案“枳”乃县名，在今之涪陵附近。碑刻于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七年。）今又继之以南京出土的《谢鲲墓志》及王兴之夫妇与其长女王丹虎的墓志，都还保留着极其浓重的隶书笔意。

　　我们也知道碑刻与简牍，所用字体有正整与草率的不同，但用笔的方法是有同一的时代性或同一作者的个性的。即使把砖石之类抛开，专就字帖而言，王羲之的《豹奴帖》是章草，有名的《十七帖》是稿书，但仍带有章草笔意。这些和《兰亭序帖》是大有距离的。《十七帖》中的《青李来禽帖》是行书，颇带后来的楷法，但与《兰亭序帖》也截然不同。我们不能以王羲之“兼精诸体”为辞而掩去这个时代性的矛盾。

　　篆书时代的人不能写隶书，隶书时代的人不能写楷书。但反过来，隶书时代的人能写篆书，楷书时代的人能写篆隶。王羲之是隶书时代的人，怎么能把隶书笔意丢尽呢？唐玄宗时传入日本的《丧乱帖》与《孔侍中帖》，我们也看见过。那是双钩填墨本，字体颇为流媚，相传是隋以前书。仔细推敲起来，用笔与《宝子》《杨阳》及王谢墓志等尚有一脉相通之处。特别是《丧乱帖》，还有梁代徐僧权和姚怀珍押缝书的痕迹，足以证明所据以拓摹的原迹之古。其中有一两则特别好，但原迹是否王羲之亲笔或其晚年代笔者所作，无法判定。

　　至于清高宗所盛为赞赏的《快雪时晴帖》，与《兰亭序帖》笔意颇相近似者，在我们看来，则直是更晚时代的伪作了。

　　对于羲之字帖，应该分别研究，定其真伪；不好抱着一成不变的态度，认为“一真一切真，一伪一切伪”。不是这样。我们并没有意思否认所有王羲之的字帖，更没有意思推翻王羲之的地位。《兰亭序帖》即使肯定不是王羲之写的，它的书法价值是谁也不能抹杀的。

　　总之，我们一样重视字帖，于碑与帖之间并无偏袒。帖只要是真的，好的，我们总是赞扬的，碑如果是假的，坏的，我们也要揭发的。但出乎意外的是，世间重视帖学的人，却藐视碑刻，甚至视如寇仇。同样是祖国的文物，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差别呢？这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

　　据我所知，有的朋友也有这样的意见：传世《兰亭序》是初稿，而《临河序》则是定稿；初稿没有用，被保存了下来，故同是一篇文章，而有两种面貌。这说法倒比较圆到，看来似乎可以相安无事。然而遗憾的是：《兰亭序》在思想上既不合乎王羲之的思想，在书法上也不合乎王羲之的时代。把王羲之与《兰亭序》的关系分割开来，一分为二，各有千秋，恐怕是更能相安无事的吧。


　　五、隶书笔意的伸述

　　何谓“隶书笔意”？在我们是指秦汉隶书特别是汉隶的笔法。后人也有称楷书为“今隶”的，那是名同实异，不能混同。有无隶书笔意，要从真迹、铭刻或者字帖的整体而言；也要从文字的发展过程来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呈抛物线形。拿隶书来说，秦人的隶书尚未脱离篆书的体段，西汉人的隶书也还未把篆书笔意完全脱尽。东汉可以算是隶书的最高峰。但自东汉以后，字体又在逐渐转变，变到了唐代，便完全转变到楷书的阶段。问题是在汉与唐之间这将近四百年间的变化。南朝比北朝要变得快一些，是可以肯定的。但在王羲之时代便要变到《兰亭序帖》那样的字迹，没有那种可能。

　　东晋离汉代近，它的字体不脱离隶书笔意，才合乎情理。就砖刻、石刻、写经文字等而言，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兰亭序帖》是不是也有点隶书笔意呢？如就某几个字，或者某一个字的一两笔而言，可能是近于隶书的。例如，汪中在他的《定武兰亭跋》中所举的六个字，“如‘固知’固字，‘向之’二字，‘古人云’云字，‘悲夫’夫字，及‘文’字改笔，与《魏始平公造像记》、《梁吴平侯神道石柱》，绝相似。”

　　姑且承认他的说法是对的，但在三百二十四字中只有六个字有隶书笔意，是只有百分之一·八。就再把高先生用同样的方法所增加的“癸丑”的丑字，“曲水”的水字，“宇宙”的宇字，“形骸之外”的外字右卜，“欣”字欠右一笔，“老之将至”的老字，“死生亦大矣”的死字，凡七字，和汪中的六字加拢来，共十三字，也仅只有百分之四的光景。以仅仅这样的百分比，而说整个《兰亭序帖》有隶书笔意，那是不合逻辑的。

　　事实上汪中所举的六个字非常勉强，他是想用来搪塞赵魏的说法。赵魏说：“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汪中举出一鳞片爪来相与针对，而为《定武兰亭》护法，说古法没有亡尽。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免有点矫辩的。汪中的《定武兰亭跋》，我们早就看过，但我们却相信赵魏与李文田，这就表明我们不同意汪中的矫辩。《驳议》中却说：“汪容甫题跋到此，吾意必为郭康两先生所叹服。”我要坦率地说一句，我并不“叹服”。就我所知，康生同志也是不会“叹服”的。我在拙文中引用了康生同志的话：“王羲之的字迹，具体地说来，应当是没有脱离隶书笔意。这和传世《兰亭序》和羲之的某些字帖，是大有径庭的。”这是从历史观点来看羲之字帖的正确结论。高先生虽然把结论的后半切去了，但并未能改变康生同志对于《兰亭序帖》的实际看法。他的实际看法是：《兰亭序帖》没有隶书笔意。


　　六、“僧”字不是徐僧权

　　还有一两个字值得附带着讨论一下。那就是有好些种《兰亭序帖》中在第十五行行末“不”字的右上隅有一个“僧”字。薛绍彭本及吴傅朋本中，在这“僧”字之上又还有一个“察”字，但有“察”字的就只有薛、吴两本。这一两个字的存在，《驳议》中虽然没有提到，但和《兰亭序帖》的年代，却大有关联。

　　“僧”字的问题，唐人没有提到过，宋人始有争辩。苏东坡曾经见过有“僧”字的帖本，他认为“曾不知老之将至误作僧”。（见《东坡题跋》卷四，《书摹本兰亭后》。）这是说“僧”乃“曾”字之误。黄伯思不同意苏轼的说法。他在《法帖刊误》第九《王大令上》项内，有这样一段议论：

　　“至于读《兰亭序》者，以“不知老之将至”旁一“僧”字为逸少作“曾”字之误。借使摹入行中则害理矣。案古《兰亭序》本二十八行，至第十四行间特阔者，盖接纸处，而“不”字适在此行之末（本作“不与知字”，“与知”二字当是衍文，故为删去），梁舍人徐僧权于其旁著名，当时谓之“押缝”。梁御府中法书率如此。而此帖“僧”字下亡其“权”字。近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曾之误”，因读为“曾不知老之将至”，非也。又案《晋史·逸少本传》及《书录》（《法书要录》）第十卷皆载此序，但云“不知老之将至”，而无“曾”字，盖可是正。”

　　今案：黄伯思的说法是很难令人信服的。为什么仅仅一个“僧”字便能断定为徐僧权？“僧”字保存得那么完好，“权”字为什么失掉了？写押缝书的人，梁代除徐僧权之外还有江僧宝，陈代则有杜僧谭（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叙自古跋尾押署》条下），为什么不是失掉了“宝”字、“谭”字，而独于是“权”字？要用这样的说法来驳倒苏东坡，我看是很困难的。

　　我本人还是相信苏东坡的说法，“僧”字是“曾”字之误。“僧”字的单人旁本来是加添字的符号，表明这个“曾”字应夹在“快然自足”与“不知老之将至”之间。请看所谓《褚摹兰亭》颍上本“僧”字的单人旁吧，多少还保留着符号的形状（图十一）。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晋书》所引《兰亭序》文本作“快然自足”，“快”字一般帖本都误成意义相反的“怏”字去了。颍上本于“怏”字旁分明有改为“快”字的痕迹。有这一字的添改，可以证明“曾”字同样是添改了（参看图十一）。添上“曾”字是好事者所为，变为“僧”字则由刻帖者有意或无意的误刻。如果是“有意”，则黄伯思的说法恰恰是体会到了作伪者的意思，是想作为押缝书以示帖本之古。

　　“僧”的来历如此，“察”更是后加。“僧”字既可为梁代的徐僧权，则再加上一个“察”字，便可作为隋代的姚察（隋代写押缝书的人，见上举张彦远著述）。字帖之古岂不就得到了双重的保证？苏、黄二人论到“僧”字而未论到“察”字，可见“察”字之加添还在苏、黄以后，应该是在南宋时代了。

　　至于黄伯思说《晋书》和《书录》皆载此序，并无“曾”字，那一点也不稀奇。那是表明：“曾”字是晚唐至北宋初年的好事者所增加的。“僧”字的来历是这样，“察”字更后加，可以不必多说。故我们不能因为有一“僧”字便以为即是徐僧权，更不能根据这样的臆说而断定《兰亭序帖》为梁代内府的法物。


　　七、唐太宗如果生在今天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君主。他对于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大有贡献的。他也是一位大书法家。他特别欣赏王羲之，认为“尽善尽美”者就只有王羲之一人，使他“心慕手追”的也只有王羲之一人。（《晋书·王羲之传》后的评语，是用唐太宗制诏的形式以代替史臣的论赞。）

　　由于唐太宗的极度欣赏，使书法得以推广并保存了好些字帖下来，特别是促进了隶书时代向楷书时代的转变，这是好事。秦始皇采用了隶书，唐太宗采用了楷书，这两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在书法发展史上，也同样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也由于唐太宗的极度欣赏，作伪者乘机制出了不少赝品，把书法发展过程淆乱了，这就不能同样说是好事了。我倒比较欣赏清代名书画家赵之谦的一段话：

　　“安吴包慎伯（世臣）言：‘曾见南唐拓本《东方先生画赞》、《洛神赋》，笔笔皆同汉隶。’然则近世所传二王书可知矣。重二王书，始唐太宗。今太宗御书碑具在，以印证世上二王书无少异。谓太宗书即二王，可也。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阮文达（元）言：‘书以唐人为极。二王书，非唐人摹勒，亦不足宝贵。’与余意异而同。”

　　这段话见北京图书馆藏章钰手抄本《章安杂说》。据章钰在卷首的题识：“原本在罗叔蕴（振玉）处”，今不知何在。

　　这段话是有毛病的。首先是完全肯定了包世臣的话，而没有作应有的交代。南唐拓本的《画像赞》与《洛神赋》，赵之谦是否也看见过？是否真正“笔笔皆同汉隶”？不作交代而全称肯定，则是近于迷信了。

　　其次是唐太宗并不兼重二王，他是偏重王羲之，而轻蔑王献之的。上举《王羲之传》的评语把王献之批评得很苛刻，说他“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饿隶”。这些有名的评语，名书家的赵之谦，不应该是不知道的。但我还是比较欣赏赵之谦的这段话，因为话中包含有关于王羲之的部分。王羲之不仅在唐代受到异数的推崇，在宋元明清四代都是一样。特别是清代的乾隆帝，对于王羲之的推崇实不亚于唐太宗，而且他也极端欣赏《兰亭序帖》的。在这样的风气下边，赵之谦以一位咸丰年间不十分得志的举人，却敢于“妄言”，敢于发出“千载万世莫敢出口”的放言高论，确是有点胆识。他不仅只在批评唐太宗和他的群臣，而且还另有所指。我看，他是懂得批评的窍诀的。批评了桑树，也就批评了槐树。但是，他的《章安杂说》终于不敢问世，恐怕也不是没有来由的。“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

　　这话，在封建时代的当年，说得实在大胆。所谓“鼻祖”者应该是指的王羲之。

　　话里面虽然没有把《兰亭序帖》明点出来，《兰亭序帖》所不能瞒过、不为“尘沙所眯”的眼孔，是闪烁在纸上的。

　　与赵之谦的“妄言”相比，高先生的《驳议》却是在绝对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他一再这样说：“窃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摸。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之可言。”（标点照旧）。“总之《兰亭》而有真赝，绝不能逃唐文皇之睿赏矣。”既是“玄鉴”，又是“睿赏”，凡是唐太宗所过过目的，便绝无真伪可言。高先生之信仰唐太宗，似乎比唐初群臣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我们也是赞扬唐太宗的，但这样无条件的信仰，却不能不踌躇了。毛主席《沁园春·雪》里的名句：“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不是脍炙人口的吗？

　　唐太宗是生于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人。如果他生在今天，多接触些新鲜事物，并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的“玄鉴”和“睿赏”无疑是会深入一层的。

　　总之，“在南京或其近境的地下，将来很可能有羲之真迹出土”，我还是寄以希望的。不仅砖刻、石刻有可能出土，即帛书、简书也有可能出土。长沙，不是曾经出土了战国时代的《帛书》吗？信阳，不是也出土了同时代的简书吗？还有写在别的陶器或壁画上的墨迹也有可能保留下来。要断言羲之真迹绝无出土可能，今天还为时过早。此外还有不少可以讨论的细节，但嫌琐碎，不愿过多地占用报刊的宝贵纸面。商讨就到此搁笔，文中如有不妥之处，尚望识者不吝指正。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