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二适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辑
 

　　顷见《光明日报》连载郭沫若先生“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文章的内容，划为七大段，洋洋洒洒，都两万余言。关于兰亭部分，郭先生的立论要旨：在其文（三）“由墓志说到书法。”大抵概括于南京附近出土的东晋墓石（原作墓志，本人改称）。拓片，与王羲之所写《兰亭序》年代是相与上下的。由于墓石上的书体，与《兰亭序》笔迹迥殊，于是《兰亭序》的可靠性的问题，便不能不重新提出了。原文尤其是席清季顺德李文田题满人端方收得吾乡汪容甫先生旧藏“定武禊帖不损本”的跋语之势。他论定了“《兰亭序》不仅从书法上来讲有问题。就是从文章上来讲也有问题。”又其文由（五）到（六）揭题以《兰亭序》为依托，郭先生更斩钉截铁的批判了这篇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了。”郭的决定性的论断如此。又其文（七）“王羲之的笔迹，应当是怎样。”这一段作者更认定“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这些又都是郭先生根本在怀疑凡属祖刻“澄清堂”及其次“淳化阁”等丛帖上刻的右军书迹，此乃不啻在帖学上作了一个大翻身。惟茲事体大；而问题又相当的繁复。今日而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倒真是使人们能够“惊心动魄”的。二适无似。谨以浅陋之质；怀战慄之思。俾掇芜言，创为驳议如左：

　　首先郭先生之为此文。愚以为是系于包世臣在其《艺舟双楫》论书十二绝句内。咏“龙藏寺”诗。诗云：“中正冲和龙藏碑，坛场或出永禅师。山阴面目迷梨枣，谁见匡庐雾霁时。”世臣设想“龙藏寺”为陈智永僧所书。又其自注“称‘龙藏寺’出魏‘李仲璇’‘敬显隽’碑。……左规右矩近《千文》。《书平》谓右军笔势‘雄强’，此其庶几。若如‘阁帖’所刻，绝不见‘雄强’之妙，即《定武兰亭》亦未称也”等语。世臣本以北碑起家，其不信“禊帖”及大王书，此影响尚属微薄。（余疑包未见帖本佳刻，其于华亭模“澄清堂”又顷水雨十一字，未为能手。而世臣极称之。至“龙藏寺”为北齐张公礼之书，宋拓本字迹尚存，何可张冠李戴。）至李文田题端方《定武兰亭》，疑问丛生。其断语称“文尚难信：何有于字。”这问题就显得重大了。何况郭先生对“右军传世诸帖，尚欲作进一步的研究”主张来。

　　今吾为驳议行文计。请先把清光绪十五年顺德人李文田跋端方的帖语所存在的诸疑义，檃栝起来，分为两点。盖缘郭文李跋，前后都有错杂突出的意义。窃恐理之难清；词安可喜。

　　（一）李云：“定武石刻，未必晋人之书。以今所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意，此南朝粱陈以后之迹也。可疑一也。”按李称晋碑，系指《爨龙颜》《爨宝子》的笔意不与《兰亭》帖合。郭文则指南京镇江先后出土之东晋墓石拓片上之隶书也。墓石文差不多均与《兰亭序》在同一个时期。而墓石与《兰亭》笔迹，又是悬殊。

　　（二）李跋引用《世说新语·企羡篇》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已敌石崇，甚有喜色条。李云：“刘孝标注引王右军此文，称曰‘临河序’，今无其题目，则唐以后所见之兰亭，非梁以前之兰亭也。《世说》云：人以右军《兰亭》拟（按此当作方。拟方两字，意小有别。）石季伦《金谷》，右军甚有喜色。是序文本拟（此处即见方、拟字用法。）《金谷序》也。今考《金谷序》文甚短，与《世说注》所引《临河序》篇幅相应。（此处李以用字异于世说，本文已自入误矣。）而《定武本》（应作兰亭。定武与兰亭用法自有别，此李又一误。）自夫人之相与下多无数字。此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不知其与《金谷序》文不相合也。可疑二也。即谓《世说注》所引，或经删节。……然录其所述之下，《世说注》多四十余字，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此又其与右军本集不相应之一确证也。可疑三也。有此三疑，则梁以前之兰亭，与唐以后之兰亭，文尚难信，何有于字。且古称右军善书：曰‘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世无右军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以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然则定武虽佳，盖足以与昭陵诸碑相伯仲而已。隋唐间之佳书，不必右军笔也，往读汪容甫先生《述学》有此跋，今始见此帖。亦足以惊心动魄。然余跋足以助赵文学之论，……”等语。今按李文田此一跋文，措词尖巧，一般以为最可倾倒一世人。其跋似又囿于北碑名家包世臣之诗义。以吾观之，包李之论据虽工，而其言之不中，亦且无能为讳矣。

　　此处提示包李评述《兰亭》的识见。而今代郭先生著为论辨，又是采撷前二家先入之见，而更加以序文“癸丑”二字作为留白补填之题材。及“兰亭出于依托，藉词以取证依托者（智永）所露出来的马脚”云云。郭文又说：“现存神龙本的墨迹，就是兰亭序的真本。就应该是智永所写的稿本。”

　　以上为撮合郭先生的论列《兰亭序的真伪》的一文。大似拟议个人要为交割清晰。则知余所持之驳难、会其有在，庶无间我乎？以下则节节驳难李文田诸可疑之点。

　　寻当日右军修其禊事，兴集为文。其手笔藁草，本可无须命题，如羲之之于集序，亦并未著己名也。羲之虽未命题著名，而《世说》本文，固已标举王右军《兰亭集序》字面。至方之《金谷诗序》，岂必在文章短长之数？及梁刘孝标加注，又换新题为《临河序》。是故李跋即不得云：“今无其题目”。况又称“唐以后之《兰亭》，非梁以前之《兰亭》哉？”余意自唐太宗收得《兰亭》，即命供奉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拓数本。一时欧、虞、褚诸公，皆模拓相尚。故唐模《兰亭》确甚繁夥。然所谓“梁以前出世之兰亭。”文田究从何得覩？（余此信姜夔说。）遣词缭绕，不澈不明。此李文田之误一也。然吾窃诧异《世说》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方金谷诗序。甚有喜色。”夫以誓墓辞荣之身；忽侪望尘下拜之辈。右军宜无可喜。然《世说》竟称其事。吾于此亦欲有如郭先生论文所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之感。凡此固《兰亭文》（东坡用此称，）真假的支节问题，原非最要。最要为何？吾请仍以《世说注》为证。吾则重袭郭的原文，抄出《临河》《兰亭》两序为对比的前例。我今也钞《世说注》“陆机荐戴渊于赵王伦；及《陆机本集》全文，为率先解剖李跋中可疑的一件事。即我前文以为文田最能倾倒一世人的一件事。

　　《世说新语·自新》。戴渊少时游侠条。（文长不录。）刘注如下。陆机荐渊于赵王伦曰：

　　盖闻繁弱登御，然后高墉之功显。孤竹在肆，然后降神之曲成。伏见处士戴渊。砥节立行，有井渫之洁。安穷乐志，无风尘之慕。诚东南之遣宝，朝廷之贵璞也。若得寄迹康衢，必能结轨騄骥。耀质廊庙，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于输珠。润山之客，烈于贡玉，盖明暗呈形，则庸识所甄也。

　　与赵王伦荐戴渊笺（陆机本集全文）盖闻繁弱登御，后然高墉之功显。（此下《世说注》有删节）孤竹在肆，然后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远迩之器。蕴匮之才，思託太音之和，伏见处士广陵戴若思，年三十。（此下《世说注》文字，有移动及增减处。）清冲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鉴足以辨物。安穷乐志，无风尘之慕。砥节立行，有井堞之洁。试东南之遗宝，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则能结轨骥騄。曜质廊庙，必能垂光玙璠矣。（此下“世说注”有增添文。）惟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废。

　　以上《世说新语》的注，与《陆平原（机）集》对看。较易了然“注家有增减前人文集之事。”而李文田跋语却说“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这是站不住脚的。而李又曾昌言《世说注》《临河序》的文字。与《右军本集》有不相应之确证。李若同时见此二文，倘否可云《陆机文集》，荐戴渊与赵王伦笺，又与《世说注》陆机荐戴渊与赵王伦文，有不相应之确证耶？《世说注》《临河序》（“临河”二字、吾意系刘孝标的文人好为立异改上的。至于末尾上的右将军司马孙承公等二十六人，迄罚酒各三斗诸文。则是记述禊集诗事。此或系禊饮中人写的。刘既删节右军文，遂不妨给他添上，这也是注家的能事。但此别无证据，惟照《晋书羲之本传》称“作序以申其志。”则夫人之相与一大段，确可说是右军的本文。特假此附记。）与《右军本集》序文，同被刘孝标删添而异其词，已无疑矣。本是一个《兰亭》，而李跋乃判为“梁以前唐以后两个《兰亭》，”此李文田之误二也。至于李又尝称：“故世无右军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吾熟知右军书博精群法，不名一体。今李文田欲强右军之写兰亭，必如铭石之书而后可。斯乃胶柱鼓瑟，亦其无博识常理者。此李文田之误三也。吾行文至此，不禁心情鼓盪。猛忆郭先生原文（七）“王羲之笔迹，应当是怎样” 的小标题下。有云：“关于这个问题，康生同志，就文献中作了仔细探索。”以及康生先生列举了五个例证。结语“是王羲之的字迹，具体的说来，应当是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等语。旨哉言乎！王右军《定武兰亭》佳本，即是没有脱离过隶书笔意的。但除《定刻五字未损本》，则为最不易识。而非可取证求索于通称褚模之《神龙本》，亦不可以以羲之已变隶入正行，而要其重新字字作隶法。昔黄山谷谓“楷法生于兰亭。”即指《定武本》言。而草生于隶，（草为章草。）正生于草，亦生于隶。此为书法上相传授之一准则，世人往往未尽能识之，今《定武兰亭》，确示吾人以自隶草变而为楷，（此意来经人道过，为吾苦思而得之。）故帖字多带隶法也。昭陵茧纸，如在人间，当亦不外乎此。今欲证吾言，明帖意，特模出如干字如次：《兰亭序》首行（指定武佳本言）癸丑之丑，即系螎扁隶法。曲水之水，如魏《张黑女志》，宇宙之宇，似汉《西狭颂》中字。而王十朋《玉石版本》尤神妙。形骸之外，外字右卜，由急就章卜字来。亦与《瘗鹤铭》外字同法。欣字欠右一笔作章草发笔状，不是捺。老之将至，老字与皇象章草同科。死生亦大矣死字，隶体。临文之文，亦同于急就章。及钟宣示表。（钟帖今本系王临）。此右军变草未离钟皇处。至其序中的改字笔迹。如“回”“向之”“夫”“文”等。凡欧模宋拓佳本，皆未脱离此种隶式。《定武兰亭》，余所见以“元人吴柄藏本”，最为不失笔意。

　　又余今为此驳议，在他一方面言之。亦殊想拍合郭先生继康生先生后，“找到了的一些补充证据。”以为他日得有反覆讨论到王右军的字迹真假之所同异。今特根据汪容甫自跋其“修禊序”语甄录少许。容甫的考订鉴赏，其精诣处远在同时的翁覃溪上。观其第一跋曰：“今体隶书，以右军为第一，右军书，以修禊序为第一。修禊序，以定武本为第一。……”隶字着得最有眼光。又曰：“定武乃率更响拓，而非其手书。唐书文苑传，称率更本学王羲之书，可谓高识。此必柳芳、吴兢之旧文。宋子京采用之尔。”称定武为欧阳询响拓，容甫是有一定的看法的。在本题李跋端方的帖尾文，亦尝引用容甫之友人赵文学魏之论断，顾李文田未能领会赵氏之本意，遂至放言一发而难准。赵云：“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模失真也。”汪容甫题跋到此，吾意必为郭康两先生所叹服。再吾忆往年在沪，于闽诗人李拔可墨巢斋中，偶林子有谈隶变及章今草法之递嬗，墨巢翁是之，别后之翌日，墨巢忽举其所藏王右军书影本见遗。附有残帖拓片，极可贵。此盖吴门缪氏所收淳化初刻也。其书点画波磔，皆带隶法。尝为容甫所推许，今亦见汪氏重模之禊序跋尾中。故容甫曾寄慨词：谓“前贤遗翰，多为俗刻所汩没。而不见定武真本，终不可与论右军之书也。”以上各则，似稍涉琐尾。然为考求《兰亭》之真伪，不知能值得郭康二先生一顾否？然余独不解郭先生论《兰亭》真伪的大文，何以一定要牵联到南京近境出土之晋石。引攻错北碑者为已张目。今审包世臣所咏“龙藏”句意，乃适为浅陋已。（见上下文。）而李文田则昌言“使右军而有书，必其与“爨龙颜”“爨宝子”相近而后可。”吾今试问之，假如王右军当日写兰亭序，竟作“二爨”碑字体，即得符于粱武“龙跳虎卧”之势耶？吾恐其又不必然矣。

　　然则此一疑问，将从何而得解，吾于此仍当继吾言也。

　　尝读张怀瓘《书断》“行书，王愔云：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昔钟元常善行押（字亦作狎，）书是也。尔后王羲之，献之，并造其极焉。”今李文田斤斤焉欲王右军兰亭序之书，与大小爨相近。郭先生以获见王谢墓石，又著论从而广之。且词益加激厉；理益加横肆。吁！是皆不识羲之得名之所自而然。又怀瓘别有《书论》云：“其真书，逸少第一：元常第二。其行书，逸少第一；子敬第二。又右军得重名者，以真行故也。”窃意南京他日倘有可能得再发现东晋碑碣，其碑字亦必与王兴之夫妇，谢鲲等墓石书体不相远。盖南朝本禁立碑。其碑是否出于当时名能书者之手。今则举不可知！观王右军字迹，从未有见之墓石者，其故端有可思。是故郭先生以为江南所掘石刻，“使李文田预言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一半。”及“将来在南京近境的地下，很有可能有羲之真迹的出土。使李的预言，能得到全面的实现，”等语。鄙意郭先生有此雅怀，则殊难必其料量到此。何也，以碑刻字体例，固与兰亭字迹无可通耳。

　　又查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颖川钟繇条：……“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云。按此即所谓太傅之三色书者，其用法自各有别。吾偶得元人著《衍极》一书。其中有言：“初行草之书，魏晋以米，惟用简札。至铭刻必正书之。故钟繇正书，谓之铭石。”此语明显，堪作前文注脚。缘此之故，使右军写碑石，绝不可作行草。而今右军书兰亭，岂能斥之以魏晋间铭石之隶正乎？是李跋前后所言，均属无所依据，是可不攻而自破矣。考羲之本属各体皆工，允为当时及后世人所临习。今梁陈间书，总不离羲、献父子。而反谓羲之为梁陈以后体耶？此文田之误四矣。吾索不乐随人俯仰作计，如云：“右军书兰亭序，在书法上不妨发挥他的独特性。”又“王羲之所写的行书和真书。是当时的新体字，还不登大雅之堂”等说法。这是譁众取宠。羌无故实。惟草生于汉，汉碑无虑数什佰种，而竟未见有作草者。北朝魏齐、南朝东晋梁陈，书风虽不尽同。而地上所表立，地下所发掘者。累世迄均无一魏晋人行押书，此亦可思矣。溯自唐太宗令弘福寺僧怀仁集王右军真行书，为“圣教序”文刻石。及太宗御书之“晋祠铭”，以至后来敦煌发现之“温泉碑。”（宝刻类篇，著录此名。）始次第开行草立石之渐。厥后高宗御书之“万年宫”，“李贞武，”及“大唐功德颂”皆真行之间也。而文皇父子，亦均得法于右军之《兰亭》。贞观诸臣工，又均竟相模拓羲之《兰亭》书迹。观魏徵对太宗言：“褚遂良下笔遒劲，得王逸少法。”又高宗龙朔间，许圉师称“魏晋以后，惟称二王，”斯乃可见一班。惟模勒《兰亭》，而能夺真，当时只得欧阳询“定武”一刻耳。夫太宗之收《兰亭》也，于羲之传亲为制赞。又誉右军作《兰亭序》，以申其志。文皇“笔意”，更载“学书先须知王右军绝妙得意处，真书《乐毅》，行书《兰亭》，草书《十七帖》”云云。窃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模。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之可言。又观右军年五十三，或恐风烛奄及。遂作“笔阵图”以遗子孙云：“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此倘即为《兰亭》法以立家训否？总之《兰亭》而有真赝，绝不能逃唐文皇之睿赏矣。何渭“有梁以前唐以后兰亭之说耶！”此李文田之误五矣。

　　前义既粗陈。吾乃说向褚模“神龙本”之考究。据郭称：“神龙墨迹本，应该就是智永所写的稿本。也就是《兰亭》序的真本。”此浮誉难实，永禅师无可当。鄙意郭先生既找到了《兰亭》出于依托，此或不得不归之智永。抑或归之智永，始可弥缝其己之依托之说。“墨池堂”所刻，吾不能举。惟知其中亦收有“神龙兰亭”，模手失笔极多。吾不久前在大公报“艺林”，见有署名启功者，谈《神龙本》兰亭一文。及附印有《神龙》全本。予以廓大镜照之，审京“故宫博物院”藏本，与通行石本初无二致。不知此是否为宋人苏耆家《兰亭》三本之一，为耆子、才翁东斋所遗之物，题为褚遂良模者。如其是也。米南宫当日曾谓：“其改字多率笔为之，有褚体，余皆尽妙，此书下真迹一等。云云。予今据“艺林”启功先生所谈帖中一字。（每）与郭先生文中所考定为比。启功云：“这里每字的一大横，与上下文各字一律是重墨。而每字的部分，则全是淡笔。表现了改写的程度”。郭云：“这里的‘每’字，最值得注意。他是先用浓墨笔写成一字，然后用淡墨笔添写为‘每’字。故一字中有浓有淡。”我从这一点看来，便知道两位笔下的《神龙兰亭》，原是一个东西。郭先生拟《神龙》于智永，不识别有何种秘义？寻《神龙本》亦只逊于《定武》一筹。故米评又有：“勾填之肖，自运之合”语。已示微意！吾见《神龙》除改字（改笔的率）外，即无一隶笔可寻。意者青琐瑶台，其不逮《定武》乃在自运之合耶？而智永“千文”真迹，（阁帖承足下还来帖。有人认系释智果书。其末两字，为押字也。）长安有刻石，书坊有宋拓影本流传。其真书近虞永兴，（世南本从智永为师）草则多有章书笔致，在铁门限固应有临习兰亭遗迹，但何可以褚模之本归之。至郭称：“帖中‘癸丑’二字，是留下空白补填上的，”以此折服其友人。审文中转折，岂无“口是而心非”。吾意兰亭中的“癸丑”二字，自有此帖，即今化身千亿，自始即已如此作。从来模帖，贵在毫鋩备尽，与真无差，此属是已。窃意“癸丑”一字，如郭的文章所称说“属文者记不起当年的干支，留下空白待填，”然而干支配合，缀成岁纪。此人连著留下两个字的空白，都忘却了。还谈得上什么兴集为文。此等处原不是兰亭序的真伪的核心问题，然若稍稍领会右军的“用笔阵图法”（见后文引）书道固在玄妙之间耳。郭先生于《神龙本》考证精详，此是也。而视为智永之真迹，掠取其七代祖先而代之。鄙意郭先生的友人，震慑于“补填”二字之说。接着便认“兰亭是由于依托。”此其文过饰非，不肯明辨是非。此在今日对人对事，均非所宜出矣。

　　此处余得钞来唐人李嗣真的《书后品》踵庾肩吾“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类相附，大等而三。”之意。其书列王羲之为“逸品，”褚遂良得“上下品，”释智永得“中中品。”嗣真兼称“智永精绝，惜无奇态。”此三人《书品》相越如上。倘《神龙》属之智永，取“智”而抑“褚”，无论书迹之相悬殊其“品”亦极难称。是故郭文书后一段，其自发语：“这个墨迹，很可能就是真迹”。又“今存神龙本，墨迹就是兰亭序的真本了。”若视同定案亦颇可有待商之处在。

　　或有问余曰：兰亭“癸丑”二字，不作填补说，应作何解？余曰：此王羲之所留真迹也。以《定武》照之，皆然。以其他本照之，亦无不然。寻“笔阵图”：有“夫欲书者，先乾砚墨，凝神静思。……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此不是字，但得其点画尔。”又“用笔亦不得使齐平大小一等，”此右军屡言之、不一见。观序文“癸丑”一格作两字，如第十二行行首“一世”二字，亦然。丑作隶扁，世字隶草尤神妙。抑此等字法，张伯英亦时发之。顾其佳境，乃在“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耳。何深疑焉！

　　愚不才中岁嗜书，坐卧王氏书帖。往于佳本《兰亭》，时有心神散朗，一似帖气显露“雄强”，使人凭生振发。故事：有赵文敏在元大德闻，与同时鉴赏家霍清臣等十三人，集鲜于伯几池上。座有郭右之者，出羲之思想帖真迹（刻淳熙续帖中）侑客。观者无不咨嗟叹息，真见有“龙跳虎卧”之势。吾意此并非难遇也。玩书字故应如相马然，牝牡骊黄，妙尽神凝，却能涵茹性趣。又吾每一临习《吴炳不损本》，思与古人“神交”，解衣盘礴，辄成“默契”。此吾之所得也。岂识包世臣能识华亭重开“澄清帖”残本，又顷“水雨以复为灾彼何似”两行十一宇，（据张溥百三名家集，顷水作须求，澄清今传四卷、吾查未见此帖，而戏鸿本未可定为桂模也。）叹其如“虫网珞壁，劲而复虚”而又作诗讥刺《定武兰亭》为未称粱武书平之势。文人见异思迁，是非无准。岂不痛哉！包李一时均服膺北碑，或于帖学褊见，兼有所末窥。此倘《世说》所称：“轻在角角弱中为人作议论者。”

　　以上余于郭先生兰亭真伪的“驳难”，其大处略尽于此。

　　谨议，一九六五年七月七日夜中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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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高二适 (1903－1977)

　　 高二适，江苏东台市时堰镇小甸址人。原名锡璜，中年曾署“瘖盫”，晚年署“舒凫”。斋号“证草圣斋”、“孤桐堂”。当代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其善书法，尤擅草书。高二适曾是章士钊的学生。1963年经章士钊引荐，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在文史哲、诗词、书法的研究和创作方面成果卓著。著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校录》、《刘宾客辨易九流疏记》、《高二适书法选集》等。

　　简历：
　　1920年任立达国民学校教员，21岁时为校长。25岁考入上海正风文学院，27岁考入北平研究院为国学研究生，29岁因病回乡为通讯研究生，并任小学校长。
　　1935年33岁应陈树人之邀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办事员、科员、立法院秘书。
　　1937年随立法院入川。
　　1946年兼任重庆朝阳文学院和南京建国法商学院教授。
　　建国后，历任南京工专上海分校、华东专科交通学校教员、华东水利学院图书馆职员。
　　1958年因病退职。
　　1963年经章士钊引荐，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
　　1965年参与“兰亭”论辩，《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和《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等文影响极大。
　　1977年3月，高二适在南京病逝。